辰默3月底回到北京后發現，自己租住的村子里，平房空了四分之一。

　　他在北京當裝卸工，住在東五環外雙橋附近。這是鄰近市中心少有的還未拆遷的城中村，聚集著像辰默這樣在北京打零工的異鄉人，往常房子非常緊俏。但今年，疫情之下，他很多朋友至今還未返京，他自己的收入也較往常降了一半。

　　不止北京，變化在很多地方發生。位于深圳龍崗區鬧市區的一個城中村，也是打工者們青睞的居住場所。這里緊鄰繁華商圈，巷子里是鱗次櫛比的自建房，往日熱鬧非凡，常常一房難求。

　　但現在，掛在窗口的招租廣告消失了，很多房東抱怨今年房子租不出去。經常光顧的小店也關門了，留下的人不得不改變一些習慣。

　　丁當所創辦的深圳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要服務于城市打工者，辦公地也位于這個城中村。

　　復工后，工友們陸陸續續從老家返回，可是煩惱并沒有消失。不少工廠開始實行輪休制度，上三天休兩天;有的工廠五天只上班8小時，工人們只能拿到不到2000元的最低工資;有的工廠倒閉了，工人們直接丟了工作。

　　疫情的后續影響，在一點點蔓延開來。這些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城市底層勞動者，多數從事著計時計件工作，首當其沖暴露在沖擊波下。

無法復工的焦心，受工傷的怕工廠倒閉

　　趙利琴已經近四個月沒有工作了，她所供職的北京一家專門服務于離休干部的家政服務公司，至今還未有復工的跡象。

　　3月份，有公司工作人員給她發來微信消息，統計她目前的情況，當時她竊喜，以為要復工了。但是等了一個多月，也沒什么動靜。她小心翼翼地詢問，得到的答復是，還不清楚。

　　趙利琴雖然很珍惜因為疫情留在家中陪著兒子的日子，但她更著急復工，兒子還在讀大學，家里缺錢。

　　她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10年，錯過了兒子的童年和青春期，想到自己不能陪著兒子長大，心里滿是愧疚。有時，深夜里望著懷里睡熟的雇主家的小孩，她會偷偷抹淚。

　　疫情期間賦閑在家，她變著花樣給兒子做飯，想要彌補這些年的缺失。但是，想著未來的日子，她更焦心，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啊。

　　在廣東佛山一家小工廠工作的英姐，之前工作中被機器軋傷了手，現在雙手變形，因為燙傷植皮，隆起的紅色傷疤幾乎占據了整個手背。

　　英姐受工傷的手

　　原本生活中那些特別容易的事情開始變得困難。手指不靈活，沒辦法為八歲的女兒扎辮子，她帶女兒去剪了短發。在家做飯，切菜剁不動骨頭，連玉米也掰不動了。

　　她既憂慮自己接下來的生計，也擔心老板生意不景氣，拿不到工傷賠償。她原本在一家家庭作坊式小工廠工作，為紙板印花。經濟不景氣，廠子快倒閉了，工人們陸續被辭退，只剩下老板苦苦維持。

　　英姐回到老家重慶，找工作并不順利，每天照顧兩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女兒在家上網課。

　　疫情之后，工作更難找，她還擔心佛山的老板要是工廠倒閉了，她的賠償怎么落實。

　　4月3日，她和老板已經完成了調解，本來說好的賠償款，老板一次次拖欠，直到5月15日，老板再一次爽約。已經回到老家的英姐決定一周后再去一趟佛山，申請法院對老板強制執行。

好不容易復工的，收入也大降

　　復工的工人們，日子過得也不容易。

　　林林在綠色薔薇所服務的社區內生活，今年是她來深圳的第10年。她在一家服裝廠做質檢工作。從4月底開始，工廠上三天休兩天，身邊有幾個朋友也因為工作不飽和被裁員。這家服裝廠，已經建廠20多年，這些年陸陸續續在各大城市鋪設了不少實體店，算是國內發展還不錯的中檔服裝品牌廠商。

　　但現在，公司的直營店正陸續從各大城市撤離，一位公司領導透露，因為生意冷清，可能要把原本的40多家店面撤到十幾家。訂單量減少了，林林的工作量也少了，而工資自然也就減了不少。

　　這是林林在深圳工作的第10年了，也是在這個工廠工作的第10年。她對這份工作一直還算滿意，雖然這幾年廠里經濟效益不如從前，但林林也沒打算過換工作。“這份工作有雙休，現在有雙休的工作不好找。”

　　河北人辰默老早就想回北京工作了，不上班就沒有經濟來源。孩子還小，需要妻子照顧，一家三口就指著他在北京打零工掙錢。他到北京闖蕩5年了，成為了一名裝卸工熟手，這份工作不需要掌握什么技術，只要力氣足夠就能勝任。

　　疫情期間辰默被困在老家時，偶爾會有經常合作的老板打來電話，詢問他能不能去工作。他給房東打電話詢問，得知村子里管得嚴，只有那些有正式單位，公司開了復工證明的人，才能進入村里居住。而像他這種沒有固定單位的人，想回去幾乎是不可能的。

　　到了3月底，村子里的政策松動了，他終于回到了北京，活慢慢找上門來，但閑暇時間相對年前多了許多。有時一整天都沒事做，到了月底一核算，收入直接攔腰砍斷，每個月到手只有3000元左右。

　　去倉庫里裝卸貨物的時候，老板們也會抱怨，貨賣不出去，不敢進貨，好些倉庫里還積壓著2019年進的貨物。辰默也焦慮，家人等著他匯錢回去生活，而每月除去房租、餐飲、交通費，所剩無幾。

不穩定的勞務關系，隨時被解聘的風險

　　疫情之下，實體行業中的體力勞動者不得不面對更多的困境。

　　在服務于城市家政女工的一家公益機構的負責人張倩看來，這些計時計件工作的工友們，必須在線下工作，不能像城市的白領一樣選擇線上工作等可替代的工作方案。在疫情防控之下，如果他們不到達工作地，就沒辦法開展工作獲取收入。而且，在開始全面復工復產之際，他們身處的行業更容易受到沖擊，收入縮減。

　　佛山市順德區樂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3月份做了一個關于職業復工問題的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210份。

　　上述調研發現，疫情期間，約有八成職工因為疫情影響延期復工，在延期復工期間工資正常發放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在企業復工后，部分職工又面臨著調薪、增負的風險，其中約6%將被解除勞動關系。

　　李楚曉在樂行社工里組織工友們活動，時常會聽到工友們交流身邊朋友被降薪、辭退的遭遇。

　　而在疫情前就因為工廠裁員被辭退的廣西人李廣昌，在節后再返回佛山找工作時發現，工作不僅難找，找到的工作也不好做。

　　朋友推薦的第一家公司，是為手機生產零部件，不僅工資遲發，還被找各種理由克扣工資，3月份的工資被整整扣掉1000元。4月15日辭職的他，發現工作更難找了，缺人的工廠少，找工作的人扎堆，工資也每月平均降低了1000元。

　　而類似家政工、裝卸工等用工形式更加零散和隨意的工種，他們沒法和雇主形成長期的、穩定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雇傭關系，則面臨著隨時丟到工作的風險。

　　老板沒有給英姐購買社保和工傷保險，只有一份意外傷害保險，在這次英姐的工傷賠付中賠付了7萬余元。

　　辰默，連這份意外傷害保險都沒有，萬幸的是在這些年裝卸貨物的過程中，他并沒有出過什么“大事”，受過一些小傷，去醫院包扎一下花上一兩百塊錢，他也未曾在意過這些“小事”。

　　趙利琴也沒有簽勞動合同，工資按工作時長計算，在北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

　　像張倩她們這樣長期服務的家政服務人員群體，因為工種的特殊性，在這次疫情中所受的沖擊巨大。新冠病毒，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傳播，類似家政工這種需要入戶的服務類型，在雇主看來是有一定的疾病傳播風險的。至今，北京家政行業的臨時、小時工，還都被叫停。

看不見出路，退路只有回家

　　這些底層勞動者對他們所工作的這座城市的感情是復雜的。

　　在北京10年，趙利琴從不去醫院看病，唯一一次去醫院是2015年，她急性闌尾炎發作，雇主把她送去了醫院。

　　趙利琴疼得在醫院里打滾，沒有醫保，估計在北京做手術的花費不菲。她果斷給老公打電話，讓他連夜趕來北京接她回家。忍著劇痛在丈夫攙扶下凌晨坐高鐵回家，準備到老家縣醫院做手術。到了醫院檢查時發現，她闌尾穿孔，不及時治療很危險。

　　做住家保姆的日子，上六休一。工作的六天，趙利琴時刻保持待命。沒有休閑和娛樂，玩手機的時間都極少，最初她甚至連使用手機上的地圖導航和發送微信語音消息都不會。

　　到了周天休息時，她會選擇去公園閑逛。那時沒有朋友，也不舍得花錢去娛樂，能去的地方只有馬路和公園，逛累了才回雇主家，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孤獨。

　　租住在城中村內，這種異鄉人的感覺從未從他們的心頭消失。

　　來北京23年了，丈夫和兒子也均在北京工作，家政工劉進財也漸漸適應了北京的氣候，喜歡冬日里的暖氣，過年時回到四川老家，她已經無法再適應氣候的濕冷。但是，她知道自己終將會離開這座城市，在老家蓋了房子，也買了新房。母親老了，生了病，她琢磨著是時候回家照顧老人了。

　　在這些大城市內，他們掙著辛苦錢，希望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林林一家四口都在深圳，雖然經歷了多次搬家，感受著房租的翻倍，物價的上漲，但她依然愛著這座城市，這里比老家繁華、舒適，生活更加便捷。

　　綠色薔薇的活動中心內，丁當感受著工友們的擔心和憂慮。許多工人在深圳打工已經好些年頭了，對這座城市已經充滿了感情。因為丟失了工作，腦海中也閃過了是否要回老家的念頭。

　　工友們在觀望中向丁當傾訴：“我現在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回家吧，但不想回去，你說我回去了干什么呢?”林林和同事們聚在一塊，也會為要是工廠倒閉了，自己該何去何從的未來而迷茫。

　　丁當問父母有離開打算的小朋友愿意回老家嗎?小朋友搖搖頭，“我舍不得我的朋友。”

　　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在大城市沒有繳納社保，不能享受醫保，孩子讀書困難，但回到故鄉，更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大的災難面前，他們幾乎毫無抵御風險的能力，沒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鄉。

　　從14歲到深圳打工，到現在創辦綠色薔薇，服務于工友，丁當對工友們的遭遇感同身受。“國家現在對復工復產的扶持政策都是針對企業的，還沒有針對工人的補貼。而且，針對企業的免稅等扶持政策，是否有回饋到工人身上，也是未知數。如果對城中村里的工友們有直接的幫扶政策，可以更好地幫助他們渡過這個難關，比如租房補貼、放寬孩子入學門檻，等等。”

　　(文中丁當、辰默、林林、張倩為化名)

　　作者丨劉思潔 編輯丨覃旭

　　鳳凰WEEKLY財經（ID：fhzkzk）原創

　　從1月份到現在的100多天，我們關注并報道了疫情沖擊下各行各業的故事。這次記錄的城市中的中老年臨時工、體力勞動者，他們沒有社會保障，是受疫情沖擊最大的群體，也是最弱勢的一群人。我們用了“底層”兩字，不是貶義詞，是他們的現狀。

　　對此，你有什么想說的?你身邊的底層人群還好嗎?留言告訴大家吧。有了你我的討論，也算是為他們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還是那句話，請不要再說失業就去送外賣的話了，都去送外賣，哪有那么多外賣可送呢?而且，有些弱勢群體，連送外賣的資格和能力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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