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五•一”。自從1889年第二國際為紀念1886年5月4日美國芝加哥工人罷工爭取8小時工作制遭受殘酷鎮壓而建立國際勞動節的百多年來，世界工人階級的地位雖然有過翻天覆地的變化，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曾經給世界人民帶來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機會，毛主席領導的WG給世界人民帶來了自己當家作主的實踐，但是一場大起的后面還是一個大落，百年后的工人階級又重新回到了只能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力才能生存的困境，新世紀的打工者面對著的是996，8小時工作制成為他們的奢侈品。

　　歷史似乎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資本當道給我們帶來了一戰和二戰。資本與國內集中制下烏紗帽的初步結合造就了封鎖信息的動機，即便是毛主席三令五申力糾“五風”，黨內走資派的猖獗還是帶來了三年困難餓死人的先例。兩者高度的融合再次造就了本世紀“非典”和新冠肺炎爆發初期封鎖信息的案例。

　　從地方官員到美國總統，凡是資本優先的場地，那些官場角斗人精的注意力就不可能在災情和疫情上，為了資本的增值和自己的含金烏紗帽，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人民的死活。反應遲鈍是必然的，而百姓被搭上去的卻是自己的生命。

　　烏紗帽與資本的結合威脅著人類的生存。

　　這次全球爆發的疫情對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打擊都是極其沉重的。依靠出賣勞力的普通工人寧愿冒著出門打工感染新冠死亡的風險也承擔不起失業砸飯碗的后果。雖然疫情在全球的高峰不久就會躍過，但是一場罕見的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才剛剛開始，無論是“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或許都要面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代。

　　飯碗是生存的首要問題。

　　為什么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到后來都沒有能夠保障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地位?

　　雖然思想界早已給出形形色色的答案，其中不乏那種否定先鋒隊領導的因噎廢食論，比如多黨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等，但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來分析的還真是罕見。

　　既然我們不便“妄議”朝政，那么談談歷史好像還是可以的，尤其是先鋒隊戴起含金烏紗帽以后的歷史變化，還是蠻有研究意義的。我們尤其需要懂得是為什么在災情或疫情初期封鎖消息，掩蓋真相是那些戴著含金烏紗帽的各級官員本能的、一貫的、系統性的行為，我們需要懂得形成這種行為的制度性條件。

　　為此我們有必要論證先鋒隊的必要性，論證鐵飯碗的不可或缺性，分析57年反“右”運動的后果，最后追溯含金烏紗帽的來歷。

　　一

　　馬列毛主義所堅持的先鋒隊的領導意味著戴烏紗帽的主要的是先鋒隊的成員。先鋒隊不戴烏紗帽，先鋒隊的領導就是一句空話。

　　先鋒隊當然不是自封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立足于本階級解放事業的一批人組成的。只有堅持把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作為自己奮斗目標的人，才能稱其為先鋒隊的一員。

　　沒有先鋒隊的領導，人民群眾是一盤散沙。比如1949年剛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大眾知道自己反對的是什么，但是對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掌握馬克思主義以前實際上是稀里糊涂的，很多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在他們的腦海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還是那些被推翻了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除了封建意識以外，他們下意識地還是認同著資本主義的邏輯，比如財產歸誰誰做主，比如老板養活一群工人也不容易，比如能者當然應該多得，比如升官哪有不發財的等等。這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先鋒隊的領導，他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認同實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制度。

　　南斯拉夫二戰后實行的所謂“工人自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那里，企業說是 “工人自治”的，那么這些企業就不再是全民的。乍看“工人自治”企業里的工人有著管理一個企業的權力，但他同時也就喪失了管理其他企業乃至國家的權力。“自治”企業之間的關系只能是個市場的關系，也就是資本主義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內部哪個人能把企業“搞好”，他就有望成為企業的領導。對外能在市場經濟中打敗對手不斷擴張的企業領導對內必然也是無敵。既然這種領導是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進行市場運轉的，他也必然一步步地剝奪企業內部工人監督他的可能。“工人自治”的企業就必然一步步地變成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企業。由此可見，面對資本的壓迫，工人群眾希望通過“自治”來緩解資本的奴役可以理解，但是指望依靠“外圓內方”的原則來避免資本主義的統治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下的政權才有可能從人民的全局和長遠的利益出發來避免資本主義的壓迫。這個先鋒隊領導下的政權捍衛的是全民所有制，為類似文革期間的那種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實踐創造條件。因此它必須不惜動用國家暴力去防止任何人采用哪怕是最“民主”的手段試圖把屬于全民的變成小集團或個人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內容。沒有先鋒隊的領導，捍衛全民所有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先鋒隊的領導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必要條件。

　　二

　　當然，歷史也證明，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僅有“先鋒隊”的領導還不足以保障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全民所有制。問題出現在哪里?

　　人們喜歡從頂層設計上找出路，卻往往忽略了民主制的經濟前提。

　　民主的先決條件是被批評的、被監督的掌權者威脅不了批評者、監督者的飯碗，否則就沒有民主可言。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只能有效地監督那些威脅不了我們飯碗的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如此。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有它特定的經濟條件。這就是資本集團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沒有服從與被服從或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系。除了市場因素以外，一個資本集團的管理者不能直接的影響到另一個資本集團管理者的飯碗，不像在資本集團內部，大老板對小老板那樣可以說一不二。這算是資本主義民主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這也是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比如費里德曼所強調的經濟自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基礎所在。離開了經濟上的獨立性，在資本主義的集中制下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比如在企業內部。這也是為什么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起碼在政權比較鞏固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政客或總統不能直接地威脅到老百姓或其他政客的飯碗，老百姓可以批評政客，罵總統，政客之間可以相互對罵的原因。但是在經濟領域里，老百姓不能批評雇傭自己的老板，除非他不怕老板炒他的魷魚，所以他罵老板的自由是虛無的，其根源就是他的飯碗掌握在老板的手里。加上市場經濟的邏輯是買賣雙方都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沒有一方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做決策，因而經濟領域的“一元一票”迫使資本主義的那種看上去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成為實質上的“財主”，也就是誰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同樣的，財大氣粗的私有者不惜動用國家暴力去防止任何人采用哪怕最“民主”的手段非要把他們認為是個人的變成全民的。這也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內容。因此，只有在確保私有制經濟上的獨立性以后才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可言。

　　相比之下，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要保障人民群眾根本和長遠的利益，就必須是全國一盤棋，就不允許地方割據或企業自治的各自為政，也就是說，只有計劃經濟才有可能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制度必須是集中制，起碼是計劃經濟的集中制。

　　至于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離開了人民內部的充分的民主討論、言論自由等等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也就無法形成自覺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導致毛主席1962年警惕過的法西斯式的專政。因此民主制同時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具體表現。

　　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但并不是絕對相互否定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兩者可以是相輔相成的，就像我們在24小時內清醒和睡眠狀態的相互轉換一樣。要保障無產階級集中制下的民主，以便形成自覺的集中，就首先要保障民主制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具體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飯碗。

　　沒有鐵飯碗，人民群眾是不可能當家作主的。這不光是因為沒有飯碗的“主人”就像沒有土地的“地主”或沒有資本的“老板”一樣是徒有其名的主人，而且為了生存他也不得不服從于掌控著生產資料的人，因而喪失了當家作主的可能。

　　要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下，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保持無產階級的民主，也就是保持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對先鋒隊的有效監督，那么只有在保障了老百姓的鐵飯碗，使得他們在經濟上具有獨立于上級領導的地位以后方才可能。

　　同樣的，名義上先鋒隊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其范圍有限，主要的是個形容詞，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制才是具體的組織形式，無論上級是否是多數。要想在集中制下搞民主，也就是下級可以批評上級，下級的飯碗就不得由上級來掌控，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黨內民主。因此，要把毛主席說的“向黨和向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成為可能，也就是戴烏紗帽的先鋒隊成員既要向上負責也要向下負責的話，下級面對著上級也必須有鐵飯碗的保障。

　　因此，要確保集中制下的民主，群眾的鐵飯碗和干部的鐵飯碗作為一個原則(在政權基本鞏固以后，也就是在比如1952年三反五反結束以后)都必須無條件地捍衛，必須做到言者無罪，無論這些言論看起來是多么的反動。對其進行無論多么嚴厲的批判、聲討都不為過，烏紗帽可摘，但不得觸及其飯碗。除了延安整風時期規定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以外在掌權以后還要加上一條“工資照發”，也就是必須做到罷官不破財才有可能保障黨內和階級內部的民主。

　　三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57年由整風轉向反“右”運動之后的嚴重后果。

　　當年打成“右派”的幾乎清一色的是以言定罪，不光使他們在政治上抬不起頭，經濟上的打擊也是沉重的，降級、降薪、取消待遇、下放勞改，如同被打倒的地主和富農那樣。罷官破財的威懾力是巨大的，基本上一筆摧毀了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從此老百姓不敢對領導提意見，下級不敢對上級說刺耳的話。接著就是58年幾乎無人敢反對的暢通無阻的“浮夸風、共產風”和“瞎指揮”。加上59年廬山會議后的第二輪針對黨內干部的反“右”運動導致各級領導明哲保身報喜不報憂，其直接惡果就是下情不得上達的三年困難和餓死人?；仡櫰饋?，違背鐵飯碗原則是這場災難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本來59年是個歉收年，為了給自己的烏紗帽貼金，好大喜功的河南、安徽等大省的一把手像吳芝圃、曾希圣這樣的反“右”急先鋒非要說是個豐收年。廣東的趙紫陽打報告說農民瞞產私分后，這些省份為了完成自己規定的高指標，非要說基層瞞產，連老百姓的口糧和種子都強行奪走。他們在省內說一不二，把省委內提反對意見的比如原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或安徽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打成“右派”、“反黨集團”，坐牢、下放勞改多年，一家大小的飯碗受牽連，還搭上幾萬個基層干部和老百姓一起陪斗。饑荒蔓延后他們又派民兵圍追堵截逃荒的難民，極力封鎖消息。災情實在掩蓋不住后又往下甩鍋，光吳芝圃就逮捕了近萬名生產隊長做替罪羊。指望用對付老百姓行之有效的那種依靠封鎖消息的手段來對付天災或疫情暴露了他們這些含金烏紗帽攜帶者的那種即有權力上的傲慢又有科學上的無知之特征。

　　四

　　帶有升官發財性質的烏紗帽是建筑在“能者多得”這一資本主義邏輯上的烏紗帽，是掌控著社會財富分配權的烏紗帽，因而是與資本結合的烏紗帽。它像病毒一樣侵蝕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肌體，造就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動力。此刻那些在乎烏紗帽含金量的“先鋒隊員”就不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這些人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為了確保自己烏紗帽的含金量，所有以往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都會變本加厲地調動起來。所以一旦先鋒隊員佩戴的烏沙帽與其含金量掛鉤，他的利益與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在客觀上就是對立的。

　　給先鋒隊佩戴的烏紗帽“充值”是從五五年左右的工資改革開始的。以前的干部是供給制。改革以后是工資制。工資制有級別差異在當時的中國是有情可原的。級別可以有，比如按黨齡、工齡、學歷或以往的貢獻等等客觀標準來定。只要烏紗帽的大小與工資級別脫鉤，也就是戴烏紗帽的先鋒隊員有鐵飯碗，做到像文革期間那樣升官不發財，罷官不破財，那么“先鋒隊員”捍衛與含金量脫鉤了的烏紗帽就沒有那么強的動力。

　　麻煩出在工資改革后工資級別的高低與烏紗帽的大小掛了鉤。從此以后，烏紗帽與資本相結合，成為資本的化身，當權者在乎的是資本的增值和財富支配權的擴張。為了捍衛和提高烏紗帽的含金量，各種事情他們都會做到，尤其是打著“先鋒隊領導”的旗號，作為“先鋒隊”的一員。面對著群眾的批評他們心理肯定不好受，就起碼會下意識地找借口反駁，這都是人之常情。指責批評者“反黨”實屬輕而易舉。因而他們迅速地把矛頭向上的57年整風轉變為矛頭向下的反“右”，形成了集中制下捍衛烏紗帽含金量的利益集團，即毛主席后來所說的走資派。

　　后來資本主義的猖獗并不是由于先鋒隊戴了烏紗帽，而是由于烏紗帽被鍍金。老百姓認可升官發財天經地義是一回事兒，“先鋒隊”的成員也認為升官發財是理所當然就是災難!

　　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到后來都沒有能夠保障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地位的原因現在看來至少有這么幾個：一是干部的烏紗帽被鍍金，二是沒有能夠把群眾和干部的鐵飯碗作為一個基本的原則來捍衛。

　　在當今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一旦工人階級獲得了鐵飯碗，資本主義就沒有了藏身之地。

　　2020年2月 NCP肆虐大地期間困居在家有感，而后目睹疫情在全球爆發的五一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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