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從未離開，始終堅守在崗位上。
疫情之下，勞動者們面臨怎樣的挑戰，又如何應對?什么是她們最大的擔憂和牽掛?我們將鏡頭對準不同行業的女性勞動者，希望聚焦于她們的面容和聲音。
何姨 環衛工
“都沒什么的。”
何姨今年過年沒有回家，不是因為疫情，而是因為工作。按規定，她每年有5天年假，但公司總是早早就催員工把假休完，到了過年，就不讓休假。何姨對此的理解是，“休了就沒人掃馬路，沒人搞衛生啦”。
疫情的到來反而讓她的工作稍顯輕松，平時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日，現在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員工一周可以休兩天。除此之外，這件事對她的生活影響有限。環衛工的工作量很大，每天早上5點半，天還沒亮，她就要出門，上班期間要保持自己負責的區域衛生，就意味著要幾乎一刻不停地走來走去。何姨說，她忙得連新聞都沒時間看，也不知道疫情擴散有多嚴重、出現了多少病例。
現在每天上班，班長都會來發口罩、量體溫，體溫記錄要上報給公司。這些例行措施并沒有讓何姨更擔心自己的處境——出來工作掙錢，怕不怕都是要干的，每天干活權當鍛煉身體了。因為還能上班，家庭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受到影響，“挺好的”。
工作間隙，她談起老家上大學的女兒，說不知道她現在讀書怎么樣，成績好不好。大學學費很高，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曉紅 外賣送餐員
“再怎么保護好，要傳染也傳染上了。”
作為外賣送餐“騎手”，對于疫情給人們生活造成的影響，曉紅和她的同事感受非常深刻。
曉紅回憶，年前開始，就有很多人在網上買口罩，她每天不停地送口罩，心里還覺得很奇怪。當時公司上下都沒有意識到情況嚴重，“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嚇人的病”，騎手自己都沒戴口罩，照舊送貨上門。等她意識到要買口罩的時候，到處都已經賣完了。大年初一，公司召開緊急會議，這才給所有人配備了口罩和消毒水。
到了初二，曉紅開始感覺害怕。她去超市拿貨，碰到了搶購糧食的“恐怖”場面。原本過年期間工作量應該不大，但那幾天搶貨把她累得夠嗆。很快，小區和城中村開始限制人員進出，她的主要工作也從送餐變成了送菜送糧。
最開始進村要出示身份證，凡是湖北的一律不給進。曉紅替湖北的同事抱不平：很多人幾年都沒回過家了，也被“一桿子打死”。還有的村規定“人可以進，車不能進”，曉紅覺得好笑：“是人傳播病毒，又不是車子傳播病毒。”村子很大，她靠雙腿徒步送了幾天，封村的規定又下來了，外賣從此只能送到村口，等客戶自己出來取。
忙亂之余，送餐員有時在一起開玩笑，有人說自己還是怕死的，別人在車里裝一瓶消毒水，他裝了兩瓶。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最“不怕死”的。曉紅擔心歸擔心，心底卻有一股近乎“聽天命”的豁達，“天天在外面跑，再怎么保護好，要傳染也傳染上了”。她讓家人不要來廣州看她，但自己沒想過要回老家，畢竟回去還要隔離，不如留下來工作。家里的親戚很羨慕她，她們連續一兩個月沒有班上，而她至少還有收入。
劉姐 菜市商販
“肯定會有點影響。”
往年年初八就恢復營業的菜市場，今年才剛開始復蘇。劉姐從老家回到廣州，在家“自我隔離”了半個月，如今安頓好上網課的孩子，自己出來做生意。
在物資儲備方面，劉姐家算是比較“幸運”。家里有地，有魚塘，還養了雞，即使疫情期間買不到菜，也不愁沒有過年的口糧。她年三十那天看朋友圈，才知道廣州的超市已經被搶購一空。酒精和消毒水在家里也能買到，唯一的麻煩是口罩，藥店都賣完了，最后是托了別人，才拿到10個。5塊錢一個的價格，如今看來也不算高。
回到城里，劉姐覺得賦閑在家的生活有點無聊。不能做生意，不能出門打牌，不能聚餐，只能在家里整天看電視、睡覺。經濟狀況多少也受到影響，不能掙錢，花錢的地方卻一樣沒少。“你坐在家里也要吃飯，也要交房租是不是?”疫情尚未結束，但人們都要生活，要吃飯，要買菜。劉姐家的店鋪又開張了。
吳姨 社區志愿者
“肯定有壓力的啦。”
吳姨是廣州本地人，2月5號開始，她作為業主參與到自己所在城中村的執勤工作，在村口給居民做出入信息登記，操著不太熟練的普通話應對來來往往的人。對于這份志愿工作，她說得言簡意賅：“都輪不到你害不害怕。這么多外地人回來，(我們就)來值班咯。”
據吳姨說，疫情期間出去找不到工作，家里的房子又不允許出租，即使是本地人，也要面臨一定的經濟壓力。
阿麗 服裝銷售
“你在家里待久了，真的很想上班嗎?”
拍攝進行到一半，阿麗突然說：“我幫你消個毒先。”拿出酒精對著攝影師噴了一通。
像許多獨居的年輕人一樣，她在復工之前過了一段每天穿著睡衣在家里吃泡面的日子。阿麗慶幸自己過年前多買了兩套睡衣，立刻就派上了用場。身邊有人早早屯了大量口罩，對疫情擴散充滿緊張的阿麗反而沒有屯，因為覺得這是一種“很羞恥的行為”：“你屯我屯，大家都買不到了，沒得用的人怎么辦?”她只買了夠自己一個人用的量。
拍攝當天只有一個客人上門，氣氛十分悠閑。阿麗誠實地表示，自己壓根不想上班，在家躺了一個月，出來無非是想走走、散散心，再就是得有錢進賬——在疫情造成的所有影響中，“沒錢”這點才最為重要。
李姨 門衛
“你看到，我沒有休息一天。”
李姨過年沒有回家，和往年沒有什么不同。她的工作常年無休，請假就要扣錢。其實原本每月應該有4天休假，但門衛一個月工資只有2100，如果休息日加班，一天能補70塊錢，為了這每個月的280元，李姨都盡量堅持不休息。
她和老公兩人都是門衛，到了晚上，老公會來接她的班。兩人微薄的工資，要供養身體不好的一兒一女。女兒今年還在讀高三，不僅要交學費，一周的藥費也要一千多。醫生說藥需要連吃3個月，李姨希望這3個月能讓女兒痊愈：“(病)能斷根就好了，沒有斷根(以后)醫不起啊。”
家里的錢都用來填窟窿了，沒有什么積蓄，如今李姨和老公住著一個很小的單間，一個月房租700。她有點心疼地算了筆賬：剛住了兩個月，算上押金，一共就交了兩千多，還要交衛生費、水電費，再加上日常生活和老家的開支……
女兒現在也在這里暫住。李姨沒買智能手機，上不了網，“病毒”相關的資訊都是女兒告訴她的。單位沒有給員工發口罩，讓他們自己買，說等疫情過去再報銷，也多虧女兒早早買好了備在家里。剛開始李姨不覺得情況嚴重，說戴口罩不舒服，不想戴，女兒讓她忍一忍，一定要戴上：“命是最重要呀!”
阿幸 醫務工作者
“我不怕。”
阿幸在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傳染病防控相關工作。疫情擴散后，社區中心的醫務人員積極加入疫情防控工作中，早出晚歸，有時安排24小時值班，甚至30多小時超負荷工作。阿幸就是其中一員，每天要一戶戶上門，給湖北回來的居民做健康隨訪。
基層醫務人員緊缺，防護物資不足，作為一線防控人員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但是大家都認為在災難面前有義務出一份力，也可以說是職業本身的牽絆，認為守護居民的健康是職責所在，因此幾乎沒有怨言。
她說，自己已經“做到麻木”，對時間都失去了概念。在連做了6天的隨訪工作后，由于工作強度引起的機體疲憊，她開始出現肌肉酸痛、胸悶、頭痛等癥狀，擔心自己會成為“無癥狀感染者”，在工作中傳染給別人。她給自己安排了檢查，等待結果的時候，在家里睡了整整兩天——身體在發出警報，提醒她需要休息。
可阿幸說不累，還想著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繼續工作下去。體檢結果出來了，沒有感染，她又立刻回到了崗位上。
站在對抗疫情的第一線，每天要接觸大量的人，同時不斷聽到醫護人員感染的新聞報道，內心是否有過動搖和害怕?阿幸說她不怕，多年的工作經驗讓她心里有底，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安撫居民的恐慌，更迅速地開展工作。
“我不怕。這次疫情已經奪走很多人，包括我們醫務人員的寶貴生命，我怕的是再不努力采取行動把疫情控制下來，下一個生命受到威脅的，可能會是身邊最重要的人。”
黃姨 保潔員
“知道怕死的話都不干這個活了。”
最早得知疫情的時候，黃姨干活還是不戴口罩。小區里的居民路過看見，有人問：“阿姨你不戴口罩啊?”黃姨說沒事，自己不怕死，“知道怕死的話都不干這個活了”。
不過隨著形勢慢慢嚴峻，最后她還是戴上了。口罩物業沒發——名義上，黃姨和她老公算是“承包”的這份清掃工作，因此除了每月5000的報酬，口罩、手套這些勞保用品，包括垃圾袋、消毒水、洗潔精，基本都需要他們自己購買。黃姨用的口罩是以前別人搬家丟掉的，她“撿”了出來，一包包還是新的，現在派上了用場。剛開始她不舍得用，一個口罩戴兩三天，現在家里還剩一二十個。
特殊時期，清掃垃圾的活在別人看來可能很危險，但黃姨的心態并沒有什么改變。她的仔細有目共睹，居委會來檢查，都夸她打掃得干凈。黃姨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既然要干，就要弄干凈，嫌臟肯定就不干了。”
附：攝影師手記
這次拍攝和訪談都是用街訪的形式完成的，過程中非常緊張，怕每一次來之不易的機會被突然中斷，每一次都爭分奪秒。被拒絕了很多次，但還是想抓住每一個可能，多試一試。
過程中聽到最感人的一句話是：“申請未能批準，但是謝謝你為我們女性發聲。”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真心地謝謝每一位愿意接受采訪和拍攝的朋友。
轉載自中國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臺——尖椒部落(jianjiaobuluo.com)。
作者：MC，職業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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