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衛工人的一天，像往常一樣從日出時分拉開序幕。由于全民都留在家中實行“自我隔離”，這個春節環衛工的任務輕松了許多，他們來往于空蕩蕩的街道時，也和外賣小哥一樣，成為了一座座城市里的“絕對主角”。
四十多歲的廣州環衛工人萍姐出現在一家醫院門口，清掃前，她用一只舊飲料瓶把掃帚灑濕，“搞濕一點，清理落葉的時候就不亂飛”。
萍姐佩戴的一次性醫用口罩，是上一份工作的“存貨”。當時她和老公在廣州市花都區的服裝廠上班，為防止車間空氣中懸浮的灰塵、纖維進入呼吸道，夫妻倆購置了大批一次性醫用口罩。
“我最近總和同事說，你們沒有口罩了就來找我，我免費管。” 萍姐說。
而在深圳的老廖卻沒那么幸運。他在深圳的某小區外包清潔公司做環衛工，如今只有兩個“上頭發的”一次性醫用口罩。
他已經記不清拿到這兩個口罩的具體時間：“去年(可能以農歷計)吧。那個病(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下稱“新冠肺炎”)剛發起來的時候。”
環衛工人的一天，像往常一樣從日出時分拉開序幕。由于全民都留在家中實行“自我隔離”，這個春節環衛工的任務輕松了許多，他們來往于空蕩蕩的街道時，也和外賣小哥一樣，成為了一座座城市里的“絕對主角”。
只有他們心里清楚，這個年，過得其實并不輕松。
“我命得保哦，小老百姓也靠不上別人”
以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為起點，獨居武漢的社工郭晶，每天都會在網上發一篇日志，寫一些自己和環衛工人的互動故事。據她描述，除了疫情的嚴重性，環衛工這個群體對于在世界范圍內引發軒然大波的新冠肺炎幾乎沒有了解。
“比如在交談當中，我說‘新冠肺炎’如何如何，他們則回復我‘非典’如何如何。”
1000多公里以外的廣州，萍姐所在的工作群、老鄉群從1月20日起，便全天候響個不停。因為長時間在戶外活動，她無法及時看到并“消化”其他人轉發的關于新冠肺炎的推送，“就覺得什么病這么邪門，說得好恐怖哦”。
很快，兒子從老家打電話來，反復督促她“要戴口罩”“不能出去”。這兩條提醒與她對海量信息的歸納總結形成呼應，但停頓了幾秒后，她和兒子開玩笑：“那巧啦，你媽媽干的工作，就是‘天天出去’。”
環衛工人宏叔則不認為外出“有什么風險”。2月1日上午11點，他像往常一樣，回到廣州市海珠區某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中轉站休息。
“一次性醫用口罩就沒有，不過勞保手套和勞保口罩公司每個月都發，很厚，我看只要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應該沒問題”。交談過程中，他不時將勞保口罩拉到鼻下，調整呼吸：“這種口罩的缺點是不透氣，有點戴不住。”
得知了口罩的重要性，老廖在第一時間向經理詢問了相關事宜。但等到回復之前，他就“留了后手”——以每只4.5元左右的價格，購買了一些一次性醫用口罩。
老廖解釋，這或許和自己血液里的湖南人基因有關——講話、做事比較直接，顧不上多余的體面。
“我看得清楚，我命得保哦，小老百姓也靠不上別人。”
勞保手套、勞保口罩、84消毒液……武漢環衛工人在非常時期領取到的工作裝備，和往日并沒有明顯區別。考慮到不上班就拿不到工資，甚至有可能被扣錢，不少環衛工人采用了自認為有效的“保護措施”——在口罩外面包一層白布、用圍巾和皮手套蓋住口、鼻、手……
“鐮大姐說有人在傳有個掃地的死了，也不知真假，就是很害怕，但他們還是照常出門上班。”郭晶在2月1日的日志中寫道。
“可能覺得我是干一線的，比較‘臟’吧哈哈！”
加入由深圳中學生發起的一個為環衛工人捐贈口罩的項目——“口罩深圳”后，負責實地調查的唐萱記得，在一個“堆放著大概好幾條街的垃圾”的中轉站里，她曾試圖提醒值班的環衛工人，公司每天發的一個口罩，可能不足以應付此處的環境。
那名年長的環衛工人聽完就笑了：“那你(向上級反映情況的時候)報兩個吧，聽上去好聽點。”
“口罩深圳”實地調查組負責人、深圳國際交流學院高二學生王楚妍出具的一份采訪記錄顯示，深圳環衛工人手頭的口罩，數量由“一天領取5、6個”到“2個每天輪流用”、“年三十那天發了1個，之后就沒有了”不等，“兩天換一次”成為最常見的使用頻率。
環衛工人們一方面對公司流露出本能的不信任，希望口罩由志愿者親自發到手上，另一方面又缺乏對自我保護手段的了解，有的甚至連供職公司的名稱也說不出來，一如唐萱對中轉站環衛工人行為的概括——“在自己的健康和公司的面子之間，還是選擇了后者”。
“據不完全統計，深圳本地有9個外包環衛公司。環衛局只負責監督這些環衛公司有沒有很好地對員工權益進行保障，但是具體的政策還得看具體的公司，落實到環衛工人能否領到口罩，能領到多少口罩，還是存在很大變數的。”王楚妍說。
環衛工人阿玉在靠近海珠區某地鐵站的一條街口跳下自行車。她的工作，是邊走邊用長柄夾夾起地上的煙頭、餐巾紙、廢棄包裝，并扔進隨身攜帶的簸箕里。
“我們環衛工人干的主要就是把地面弄干凈，說簡單也簡單。”
但大多數人并不清楚環衛工人具體的職責范疇，所見與想象間的裂隙里，也自然滋生出不少誤解。新冠肺炎疫情成為輿論焦點后，萍姐覺得隔壁的租客在有意識地躲自己，“見到我像要讓路一樣”，往年春節時會上門叮囑幾句“安全須知”的房東，今年也一直沒露過臉。
“可能是覺得我干一線的，天天在外面晃，接觸的人又多又雜，還跟垃圾打交道，比較‘臟’吧哈哈!”萍姐笑道。
將心比心之后，萍姐同樣有意識地躲著他們。相比于貼在出租屋樓道里的一張與新冠肺炎有關的通知，手機的喧囂帶給她更踏實的安全感，因為這使她確認“還有‘自己人’來管我”。
“環衛工人請假了，衛生誰來搞？”
郭晶見過的一對環衛工人夫婦住著月租金350元的出租屋，空間逼仄到只能放下一個柜子和一張床，灶臺和衛生間則是4戶人家公用。阿玉位于石溪村的出租屋則保持了獨立結構，但鑒于城中村的人口流動性較高，她從來弄不清左鄰右舍的底細。
“平時就很少講話，他們是不是湖北來的，有沒有去過湖北，我就不可能知道了。”
盡管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補貼，大多數環衛工人在入行之后很少有機會借節假日回老家探親，被問及“為何選擇春節留守”時，也都會露出像宏叔那樣的詫異表情：“我們肯定不能走啊!環衛工人請假了，衛生誰來搞?這樣下去不是一塌糊涂嗎!”
他們仍然得像齒輪一樣，在城市龐大的機體內部隱秘而分毫不差地運行，同時默默消化失序狀態下的種種不便。
郭晶說，因為公交車停止運作，不會騎車、住宅較遠的環衛工人只能步行一個多小時上班。超市營業時間也經歷了調整，“上班時提著菜，下班時對著空貨架”徹底打亂他們的日常生活作息。
但除了可能買不到菜，食材價格的飆升并不是最令環衛工人們感到頭痛的事情。郭晶總結，除非是本地人，或者擁有退休金，房租等固定支出帶來的壓力，會讓多數環衛工人以最節儉的方式度日，即使沒有發生新冠肺炎疫情，沒有“封城”，他們也會選擇最便宜的蔬菜購買，“一般就是吃點菜薹和胡蘿卜”。
同事、老鄉們之間最早開始議論“那個病很厲害”的時候，預感“情況有變”的萍姐，就上菜場去搶購了一些干面條。
后來，蔬菜價格果然漲了起來，“連酸菜都賣到3元錢一斤”。不過她坦言，自己的腸胃和舌頭早就適應了多年的輾轉奔波，“皮實得很”，若說真有什么離不開的，也只是作為河南人從小吃到大的，廉價的面條而已。
“肉貴了吃菜，菜貴了吃肉，以前也都是這樣。”
“我看這不是路線問題，
而是私人（老板）講不講良心”
老廖已經想好了。到2月1日，他就準備向公司遞交辭呈，一個重要的導火線便是口罩。
“我能不能干得動是一回事，私人老板拿不拿人當人，這是另一回事。”
老廖經常強調自己和一般環衛工人不一樣的人生經歷：1950年代出生，當過兵，跑過建筑，擁有一份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可以說什么都見過了”。當初他選擇入行，只是為了在深圳照顧孫子的過程中不至于太寂寞。
老廖的工資每月有2000多元。但從收垃圾到消毒，五幢居民樓里一切與“衛生”有關的事情都得由他來做。這使老廖覺得自己在“超額勞動”。
“這是不是就不大公平，甚至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了”，老廖說，“就像特殊時期要不要給我們保障這件事，我看這不是路線問題，而是私人(老板)講不講良心。”
廣州不少街道的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中轉站門口，最近多了一個紅色的廢棄口罩收集專用桶，每天都會有專人處理。據宏叔介紹，或許是“教育搞到位了”，他在工作中很少見到被隨意丟棄的口罩，即使有，也已經被剪碎了。
他說，這是另一種“有人管”的安全感。
“環衛工人絕對不是一個僅僅應該被稱贊的群體，在意識到他們辛苦程度的同時，我們也要把他們職責內和職責外的工作進行區分。”王楚妍說。
“清掃街道是他們的職責，在街上撿拾垃圾，甚至撿拾用過的口罩則不是，后者應由我們這些市民按分類妥善處置。當然，無論是防護用品的發放還是新冠肺炎知識的普及，外包公司應該做到的也遠比現在要多。”
“他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被忽視的群體”
“口罩深圳”剛剛發起第二輪募捐行動。在1月25日發起的第一輪募捐行動中，他們用籌得的3萬8千元為環衛工人購買了3萬4千只口罩，送達深圳市環衛局。
但王楚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重新審視城市中的個體及個體組成的體系，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這讓我們再次領悟到，對于任何人而言，都要尊重其他個體，這是最基本的前提。”王楚妍說。
如果不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郭晶也沒有機會同環衛工人直接而深入地交流。
有環衛工人告訴她，他們平時常常站在隱蔽的角落里觀察自己負責的區域，看見哪里臟了，才出來掃一下。即使他們給出正確回答，問路的過客也會傾向于以別人的意見作為參考。如果他們的指點“不那么符合要求”，問路的過客甚至會丟下這樣的評價：“所以你就只能做環衛工嘛。”
“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被忽視的群體，太習慣于待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互聯網沒有門檻，離他們的生活也還是有些遙遠。”郭晶說。
阿玉現在很少思考這樣艱深的議題。她說自己年紀大了，沒有文化，也沒有一技之長，自己在湖南老家的孩子還要念書，環衛工是自己能力可及的、收入最穩定的工作。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種人吃一行的飯，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
更何況，她是在外包清潔公司做了許多年之后才當上街道環衛工的，肉眼可見的待遇差別，讓她格外珍惜和感恩，盡管她并不確定腦海中縈繞的“高尚想法”是否與之有關。
“既然社會需要我做一線，就盡好本分堅守崗位吧，其他的順其自然。”
(文中萍姐、阿玉、老廖、宏叔為化名)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