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
出處：流星廠一宿舍墻上
作者：無名“工人”
我們是一群打工仔
北邊來，西邊來
原不知打工是何物
現在知道
從早到晚做苦工
流血流汗做苦工
出賣勞動和身體
讓你做啥你做啥
只能服從，不許講價
資本家用錢將我們變成商品
一件商品
壹：伴隨大雪一起降臨的女孩
1993年1月初，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的老家永豐縣下起了一場大雪，雪花在凜冽的寒風中飄舞著，將整個永豐都裹上了一層白色外衣。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伴隨著大雪的飄落降臨到了這個世上。
雖然我是下雪天出生的，但是我的名字卻和雪無關，我父親給我取名叫做海花。父親后來跟我講，他非常想去海邊看看浪花，但一直沒有機會。也許正是因為自己沒有看過海，父親就把這個夢想借助名字遺留到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夠代替他實現。
然而，我的出生并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喜悅，反倒是一種災難。按理說，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能帶來什么災難呢!?如果你是在90年代出生，并是個女孩，就能夠清楚這種災難是什么了，這種災難是由當時的政策和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帶來的。更準確的來說，我還在母親肚子里，就打上了這個時代的烙印，并受到這個時代的影響。
貳：恐怖的計劃生育
80年代末開始，村里磚墻上就貼起了各種有關計劃生育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扎”“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這些標語的出現也宣告著整個農村婦女巨大災難來臨——改革開放后的計劃生育!
為了使計劃生育得到落實，當時用的是“一孩上環二孩結扎”避孕節育措施，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強制性措施。當時每個村都有計生員，為了貫徹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他們會扒房牽牛、拉糧燒家，抓住超生的就強制上環結扎，懷在肚子里的就刮宮流產。
我的母親懷上我后，為了不引起計生員的注意，她就跑到我舅公(奶奶的哥哥)家躲著了，尤其是照出我是個女孩后，就更加小心謹慎了。
在農村，有一條核心信條——每家必須有個兒子。歷史上的中國婦女，被“三從四德”的傳統規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兒”的社會生活圈里，女性完全沒有地位可言，乃至變成了純粹的生育機器。盡管我國的父權制家庭，正隨著社會變革發生著迅速改變，但是重男輕女的思想在農村還是很嚴重。
做為家里的長女，第一胎并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但是因為重男輕女的思想在農村已經根深蒂固，為了逃避結扎，為了生個男孩，無數像我母親一樣的農村婦女必須東躲西藏，每天擔心害怕，在計劃生育這一恐怖政策下，生育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了犯罪。
就像我國的經濟奇跡是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為前提一樣，計劃生育這一政策的推動是以犧牲女性為前提的，后果最終都由女性承擔。而農村這種重男輕女的思想進一步將女性拖入深淵。正因為如此，我還在母親肚子里就像陰溝里的老鼠一樣四處躲藏，在我一出生，就被遺棄在舅公家，直到我四歲，我才回到家里。
據我母親回憶，她生下我后，只在舅公家喂養了一個月的母乳就離開了我。舅公家條件也不是很好，又沒有母乳的喂養，一般是用稀飯來代替。由于長期營養不良，我回到家里的時候又黑又瘦，后來大家都叫我黑妹，我的本名村里人知道的反而少了。
母親每當談起我小的時候，我都能夠感覺到她的內疚。但是我并不怪母親，因為我知道，母親也是這場計劃生育運動中的犧牲品，不光是我的母親，無數和我母親一樣的農村婦女都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了巨大的摧殘！我也不反感黑妹這個小名，因為這提醒著我我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犧牲品，是女性地位比男性地位更低的標簽。
諷刺的是，前幾年國家大肆宣揚開放二胎，這不是對自己八九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瘋狂打臉么?正是：
人們想生時，國家不讓生;
國家讓生時，人們養不起。
這不進一步證明了女性變成了純粹的生育機器么——國家需要控制人口時，女性成為了犧牲品；當年輕勞動力不夠，國家就鼓勵生育!
言歸正傳，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妹妹也出生了，同樣，她是我母親躲在姨奶(奶奶的妹妹)家生的，也在那里寄養了一年半。我妹妹叫做海琴，一般農村家起名字都會有一個相同，這和農村的風俗習慣有關，目的是為了增加親情、增加家族認同感和凝聚力。
叁：弟弟和我不一樣
1996年5月份，永豐縣恩江河旁的一個小村莊響起了轟隆隆的鞭炮聲，既不是過年也不是過節，為什么要打鞭炮呢!原來，七都鄉黃家村黃國良家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海天，所以放鞭炮慶祝。那一天，整個家里的氣氛都充滿著喜慶，與我和妹妹出生形成了鮮明對比，母親也特別開心，總算不用再東躲西藏了。就這樣，我弟弟在轟隆隆的鞭炮聲下來到了這個世上。
“大姐、大姐，等等我。”弟弟在后面奶聲奶氣的叫著。
弟弟已經一歲半了，走路還不太穩，就像企鵝一樣，一搖一晃的，很是搞笑。我并不喜歡帶弟弟，但因為家里人都要干農活，沒什么時間，弟弟學會走路后，跟著我的時間反倒比較多。
看著弟弟衣衫不整的樣子，我走了過去，蹲下身子，將弟弟的衣服整理好，順帶用袖子將弟弟的鼻涕擦掉，然后牽起了弟弟的小手，向著“大河”(其實就是恩江河，因為這條河很長很大，我們鄉里都習慣叫大河)走去。
我喜歡沿著大河旁邊步行，看到地上有小石頭就用力往大河扔去，小石頭在大河飄起浪花的時候是我最開心的時刻，弟弟也學著我往河里扔石頭，但是他壓根扔不遠，扔個石頭搖搖墜墜像是要摔倒一樣。
“哈哈，小弟，你小心點，讓大姐來!”
就這樣，我帶著弟弟在大河附近玩耍，扔扔石頭，偶爾中途停下來洗洗手。因為我六歲還不到，對于時間也沒什么觀念，玩著玩著就忘了回家，直到天快黑了才想起回家。
在黃昏的時候，我帶著弟弟剛回到了村口，我奶奶就撲到弟弟身上，嘴里用家鄉話說著：“我的天仔啊，我滴心肝啊，你可嚇死奶奶了。”沒過多久，奶奶就抱著弟弟向家里走去。
我仔細一看，這個時候村口不光我奶奶在這里，我三爺爺，二婆婆也在，我就這樣呆呆的站著，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但是本能的感到不對勁。
二婆婆嘴里念叨著：“人沒事就好，人沒事就好。”
三爺爺則說道：“快通知國良、國隆，衛平、衛興他們，說人找到了。”
我忐忐忑忑的跟著爺爺奶奶們向著家里走去，剛走到門口，爺爺拿著竹鞭抓起我就是一頓大抽。嘴里罵道：
“你這個野姑娘，叫你亂跑，你弟弟出了什么事怎么辦，看我不打死你，看我不打死你。”
“不要，不要，爺爺，不要打我。啊!爺爺，不要!奶奶救我，奶奶救我。”
我哇哇的哭了起來，這個時候二婆婆和三爺爺出來拉住了我爺爺，勸道：
“人找到了就好，黑妹也還小，叫她下次注意點就可以了。”
爺爺再抽了我幾下，罵道：
“還好，小天沒有出什么事，要不然絕不饒你，哼!如果還有下次，看我不把你打死。”
隨后，爺爺氣沖沖的回到家里了。我站在門口也不敢進去，就這樣一直站著。陸陸續續的，我的父母和堂叔堂姑們回來了，看到我站著，只有四叔衛興叫我先進家，別在外面站著，叮囑我下次不要再帶著弟弟亂跑了，然后進去看我弟弟了。
這個晚上，我就這樣孤零零的站著，就像計劃生育政策的后果總是由女性承擔一樣，當弟弟可能出現什么意外時，承擔這種后果的是做為女性的我。可見，壓在女性身上的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一種社會關系，在這種關系下，大家都下意識地將遇到的苦難往地位更低的女性身上轉移，計劃生育由女性來承擔結扎上環，弟弟不見了由我來承擔。雖然四叔安慰了我，但他也認為這是我的錯，帶著弟弟亂跑，讓大家擔心了。但是，一個6歲不到的孩子，當時又知道什么呢!?
經過這件事，我更清楚了我和弟弟的不同，弟弟比我更重要。其實，在平常這種重男輕女的思想就會表現出來，像我眼睛比較大，弟弟眼睛比較小，奶奶總是念叨著把我的天仔和黑妹的眼睛換換就好。這一事件只是讓我更加清楚了我和弟弟是有區別的，女孩是沒有男孩重要的。
當然，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不光是從整個農村氛圍表現出來，偶爾也通過鞭條進行訓誡，將父權制度鞏固起來。就像訓象，小象長大后，只要兒時被刺痛了的耳根子被輕輕碰一下，恐懼就壓倒了抗爭的沖動，去乖乖忍受殘酷壓榨它的演出、騎行。
不光我是在這種規訓中長大，我的母親，無數農村女性都是在這種環境和訓誡中長大的，恭順、服從、勤勞、溫柔、顧家等成為了女性的標簽。就這樣，女性的目標和期望大致與其出身家庭一致，這樣的女性通常被人們視為孝順女和好女人。在長積月累的訓誡下，很多女性反而成為了這一制度的鞏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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