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河南農村的老沈，是深圳一家臺灣電子工廠的一名生產線操作工。和中國千千萬萬打工者一樣，他和妻子在城里打工，然后把大部分收入寄回河南，供養留在老家的兩個女兒。經濟上的支持并不能彌補情感的疏離，老沈對兩個女兒深感歉疚。大女兒三歲的生日，祖父母買了生日蛋糕慶祝，但大女兒堅決要等父母回來才吹蠟燭。遠在廣東打工的老沈夫妻誰也不可能趕回老家給女兒過生日。可憐的小姑娘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蠟燭沒吹，蛋糕也沒吃，趴在桌上睡著了。老沈第二天從自己父母的電話中聽到這件事，這個河南漢子失聲痛哭，并決心一定滿足女兒的心愿。第二年大女兒生日的時候，老沈特地請假趕回老家為女兒慶生，卻目睹了另一個令他心碎的場面。剛剛進村，大女兒沖過來一把抱住他，然后向身邊的小朋友宣布：“你們看，我都說了我是有爸爸的。”因為父親長期在外打工，鄰居的孩子就嘲笑老沈的女兒是沒有父親的孩子。在經歷了與大女兒的種種揪心事件之后，老沈夫婦后來把小女兒接到深圳自己撫養，一直到她長到三歲。面對城里上幼兒園一年五千元的學費，老沈無奈只得把小女兒送回老家。和女兒們的分離讓老沈非常痛苦，但為了她們的將來，老沈只能忍受親子別離之苦，更加努力地工作賺錢(頁121-124)。

　　老沈為了履行“缺席”的父職遭遇的糾結和進行的努力，是蔡玉萍和彭銦旎合著的《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中眾多令人動容的生命故事中的一個。從2012年到2015年，兩位作者的研究團隊走訪了深圳、東莞和廣州的六個“城中村”，通過田野調查，觀察和了解農民工的日常生活，并對一百九十二位男性農民工和七十四位女性農民工進行了深度訪談，其中包括十一對夫婦，旨在改變目前中國城鄉遷移研究中男性聲音和主體經驗相對缺乏的狀況，本書的經驗數據主要來自對男性農民工的訪談。這些男性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三十六歲，絕大多數已婚(一百三十七位)和育有孩子(一百三十四位)。他們進城打工的平均年限是十三年，略超半數(一百一十一位)是只身進城打工，另有五十一位被訪者是與妻子共同打工，還有三十位被訪者是舉家進城打工。受訪者的職業分布主要有建筑工人、出租車司機、飯館廚師或服務員和保安等，還包括少數白領職位(十三位)，涵蓋了進城男性打工者所從事的主要職業。雖然本書聚焦男性的聲音和主體經驗，但通過女性主義視角的運用，揭示了這些受訪者在傳統性別規范下難以表達和鮮被探討的情感維度。情感飽滿的個人敘事，輔以深入淺出的理論分析，即便對于沒有學術背景的讀者，也能達到欲罷不能的閱讀效果。

　　除了研究數據的豐富和深入，篇章結構的安排是本書另一個匠心獨具的所在。通過講述四位不同世代的農村男性的遷移史，導論之后的第二章將他們的個人經歷和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宏大敘述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深入探討了國家通過戶籍制度和其他政策調控對研究對象遷移流動的影響。四位受訪者的個人遷移經歷被嵌入到中國社會特有的制度情境中，特別是城鄉不平等的宏觀結構情境及其在新世紀的演變和發展，為后文討論城鄉遷移如何形塑男性農民工在家庭生活中展現的男性氣質提供了具體語境。在接下來的章節里，本書討論了城鄉遷移如何重塑了受訪者作為農村男性的親密關系(第三章)、婚姻關系(第四、五章)、父職(第六章)和孝道(第七章)。由于研究設計中受訪者個人年齡、婚姻狀況和家庭遷移安排的多樣性，作者得以在有限的時空中聚焦當代中國男性農民工相對完整的生命歷程。通過經歷戀人、丈夫、留守兒童的父親和留守老人的兒子等家庭角色，這些邊緣男性的生命歷程和國家制度推動的結構變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不平等的宏大結構面前，“男性農民工不得不應對這樣一種壓力與糾結：一方面他們受到強調經濟實力的都市成功男性話題體系的影響，而另一方面他們不得不看清自己處于城市邊緣并具有極為有限的經濟資源的現實。”(頁48)運用生動豐富的第一手訪談資料，本書向讀者呈現了處于不同生命階段的男性農民工，面臨不同的生活議題——無論是期待都市浪漫愛情，還是保持在家庭中的地位;無論是支持子女的成長和發展，還是履行照料年邁父母的責任，然而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上述結構性制約的影響。

　　面對結構性制約，男性農民工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多重的家庭角色和性別身份，以此來應對新的都市環境下對“好戀人”、“好丈夫”、“負責任的父親”和“孝順兒子”等角色的評判標準。蔡玉萍和彭銦旎在結論(第八章)中提出了本書的中心概念——“男性氣質的妥協”，從性別理論的視角分析了男性農民工面對遭受挑戰的男性氣質所進行的回應、改變和能動性。這一概念揭示了城鄉遷移對當代中國家庭和性別關系的影響：“一方面，中國家庭中許多男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實踐已經被城鄉遷移所挑戰和改變”;“另一方面，男性農民工繼續維護著關于父權制和從夫居的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極少用性別平等的原則來解釋他們所做的讓步，而往往使用與男子氣概緊密相關的主流性別標志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頁178-179)男性氣質的妥協，以不同形式體現在受訪者生命歷程的所有階段。比如，已婚的農民工遷移到城市后，不僅讓渡了許多家庭生活的決定權給他們的配偶，其中有些人還承擔了大量的家務勞動;然而他們會動用傳統的性別規范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是因為這些家務勞動是“重活兒”，“要在外面干的活兒”和“重體力活兒”;他們讓妻子管理家庭財務，是因為這些都是“小事”;他們之所以和妻子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是因為作為男人，不會和女人爭論，同時也是在維護家庭幸福和諧方面體現了男人的核心角色。男性氣質的妥協這一概念把握了男性農民工在城鄉遷移過程中進行的改變和調整的過程。正是通過做出這些妥協，男性農民工積極地維護著“流動”的家庭，即在多個地方維持并進行家庭生活。從這個角度講，城鄉遷移進程中移民家庭的成功維續，背后的一個因素正是男性氣質的妥協。但是，這種改變是有局限性的，正如兩位作者在全書最后指出的那樣，“具體的男性氣質的妥協是實用主義的產物，而不是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的結果。這預示著，與這些妥協相關的性別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農民工妥協的條件消失，更加傳統和保守的性別關系可能會復蘇。”(頁179-180)

　　男性氣質的妥協，是當代中國男性農民工進城秉承實用主義策略選擇的一個結果。中文譯者將英文原作書名中的“遷移”(migration)非常準確地譯為“城鄉遷移”，從而將遷移過程置于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事實上，遷移過程和男性氣質的建構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復雜。本書開展主要理論對話的西方研究中的遷移和性別，近年來也出現了以跨國移民中普通異性戀男性為主體的研究。這些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父權制傳統深厚的亞洲國家的男性跨國移民，到達西方國家后一方面通常會經歷階層地位的向下流動，另一方面也會受到遷入國種族主義性別體制的邊緣化，從而遭遇深刻的男性氣質的危機。盡管身處不同的社會語境和遷移場景，由于共享的邊緣處境，這些男性跨國移民和《男性妥協》中的男性農民工群體還是具有一些可比性。面對跨國遷移帶來的男性氣質危機，一些男性沒有選擇“男性氣質的妥協”，而是通過“暴力、拋妻棄子或者娶第二個妻子”的方式來排遣作為男性的挫折感，重新構建自我的男性氣質(頁20)。

　　留守兒童吻別外出打工的爸爸媽媽

　　此外，拒絕妥協，選擇回流，也是一些男性應對跨國遷移遭遇男性氣質危機的一種策略。這正是筆者研究中國和加拿大之間跨國移民的重要發現之一。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加拿大成為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由于面臨語言交流和學歷承認等諸多方面的障礙，這些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移民通常經歷較為明顯的向下流動，不得不從事和他們在中國國內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新的世紀見證了中國的崛起，也為生活在海外的中國移民提供新的機會。一些移民，主要是男性移民，選擇回流國內尋找新的發展機會。相較現有文獻強調跨國移民回流背后的經濟邏輯，筆者的研究卻將注意力投向這些移民通過跨國流動重新構建男性氣質的努力。我們的研究團隊在上海、北京、溫哥華和多倫多同時對移民進行深度訪談，揭示了這些中產階級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遭遇的男性氣質的挑戰。就業方面的壓力最為突出，相比女性移民可以放下身段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低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銀員)，男性技術移民卻很難接受這樣的選擇。即便那些衣食無憂的投資移民，從國內成天忙忙碌碌，變成加拿大生活的無所事事，也讓很多男性受訪者感到沮喪。正如筆者的一名受訪者概括的那樣，“中國的男人需要扮演好兩個角色，在家做一個好丈夫，在外結交很多朋友。”社交網絡的急劇壓縮和限制，也是男性跨國移民抱怨最多的另一個問題。對于那些相對年輕，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男性新移民，即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語言和社交方面的障礙，生活在一個白人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充滿對亞裔男性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也讓這些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倍感壓抑。中國在新世紀的崛起，為跨國移民創造了新的機遇。男性移民回到中國“淘金”，不僅重新找到了作為家庭供養者的男性自尊，而且回到熟悉的男性“應酬”文化之中，讓他們更加覺得如魚得水。我們的研究特別關注跨國流動背景下的受訪者的性實踐及其對艾滋病全球防治和干預的意義。相比在加拿大普遍經歷的性壓抑，很多受訪者談到了跨國流動帶來的經濟和文化資本，讓他們回到中國的性場域后重拾信心。男性跨國移民的男性氣質不但沒有妥協，反而以一種更加激進的方式——比如頻繁尋求不同的性際遇——彰顯他們的霸權性異性戀男性氣質。

　　盡管發生在截然不同的社會語境之下，筆者對中加之間跨國移民的研究，發現了與《男性妥協》不一樣的圍繞遷移和男性氣質關系的機制。即便在蔡玉萍和彭銦旎的研究項目中，同樣的機制也可能存在。由于戶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的雙重約束，參與中國城鄉遷移的人口大多是“循環性移民”。近年來，永久移民和返鄉農民工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頁13)。如果男性氣質的妥協主要發生在那些永久移民身上，對于以前的“循環性移民”，或者現在的返鄉農民工，情況會不會不同?和從加拿大回流中國的男性跨國移民一樣，當這些到城里打工賺錢的男性農民工回到父權制傳統依舊深厚的農村老家，他們還會選擇妥協自我的男性氣質嗎?又如書中談到的那些因為經濟現實而放棄浪漫愛情理想的年輕男性農民工，選擇和自己在城里追求的女朋友分手，遵從父母的安排與老家的女孩結婚(第三章)，他們會以與父輩不同的方式處理夫妻關系嗎?研究對象身處不同生命階段個體經驗的情境化，是《男性妥協》的長處之一。筆者在這里提出的問題，或許超出了本書分析和討論的范疇。但是，提出這些問題仍然具有意義，因為這背后可能涉及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男性氣質的妥協究竟是由遷移帶來的，還是受制于一個更為根本的結構性變遷的力量，比如中國整個社會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力量的增強?

　　其實，無論是《男性妥協》中城鄉遷移的男性農民工家庭，還是筆者研究的在中國和加拿大之間跨國流動的中產階級男性移民家庭，都提醒我們“流動性”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家庭的一個突出特征。吳小英(2017)撰文直接提出將“流動性”作為理解家庭的新框架，并詳細闡明了其中包含的不同層面的含義：家庭在時空上的遷徙和變動，結構和形態上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家庭關系和模式上的流動性和多元化。《男性妥協》研究發生的背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打工，使得農民工家庭在城鄉之間交替流動，形成動態而離散的家庭形式，并產生龐大的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群體，就是家庭“流動性”在時空變動和形態復雜方面最為典型的體現。然而，“家庭流動性最深刻的層面，則是體現在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權力關系以及家庭本身的運行模式，正在發生悄然的變化”(吳小英，2017：90)。《男性妥協》全書的核心發現，即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男性農民工在家庭中傳統支配地位受到挑戰的時候做出妥協讓步，顯示的正是家庭內部權力關系以及家庭運行模式的變化。家庭流動性的這三個層面，也同樣適用于對中加之間跨國移民家庭的分析，表明“流動性”作為理解當代中國家庭新框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由于偏離了傳統意義上以“同居共爨”為標志的固態家庭模型，家庭“流動性”難免引發爭議，甚至被認為是家庭危機的一個表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中，中國社會經歷市場經濟轉型的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包括貧富不均、階層固化、全球化風險和有限社會保障帶給個人的不安全感等。一方面，個人的發展和選擇機會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個人難以化解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風險，很大程度上只能轉移給家庭。因此，跨越不同區域甚至不同國家組織起來的“流動”的家庭，“可視為應對撲面而來的全球化與現代性風險的一種方式”(吳小英 2017：91)。作為一種應對風險的策略，家庭的流動性本身也蘊含著風險，除了對家庭成員的能動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也需要進入相關政策制定者的視野之中。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挑戰也意味者新的機遇，正如《男性妥協》充分向讀者展示的那樣，家庭流動性促使人們打破關于家庭模式和家庭關系方面的固有框架和觀念，從而實現家庭理念或者相關的婚姻意識形態上的可能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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