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管技術的進步，不管時代和地域，只要社會關系不平等，就一直有女工被迫充當管理的性玩具。

　　“工人權利協(xié)會”八月發(fā)布的調查報告發(fā)現(xiàn)，臺灣服裝制造商年興紡織在非洲萊索托的工廠里普遍存在管理層逼迫女工發(fā)生性關系的現(xiàn)象。年興在萊索托擁有五家工廠，總雇傭人數(shù)超過一萬人，屬于小國家萊索托的最大雇主之一。報告指出管理層常用其控制升職和合同簽訂的權利來逼迫女工發(fā)生性關系，也發(fā)現(xiàn)外籍管理（指非萊索托人）也有逼迫女工發(fā)生性關系。

　　對此情況，報告里的女工有兩種不同的評論。一些女工指出，“我部門里幾乎所有女工都與主管發(fā)生過關系”，“對于女人來說，這談的是生存，不是別的……  如果你拒絕，你就得不到那份工作，或你的合同就不能續(xù)簽”，投訴廠方也不會回應。同時有女工表示，“進入這些關系的女工比較容易升職，拿到很多獎金。”

　　壹

　　一種普遍和惡劣的文化

　　對于很多在工廠里生活過的人，這種故事并不陌生，也不奇怪。在米too把明星界、校園里的性侵推上國際頭條的同時，工廠女工的性騷擾一直默默存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寫的《悲慘世界》里，反應了法國女工當年面對上級的性要求多么無力去反抗。如今，在中國的工廠里，上司與手下多名女工發(fā)生性關系也是日常見聞。這種情況為什么跨時代跨地域都那么普遍，反思資本主義的權利結構，工人因生存需要屈服于老板的狀態(tài)，就不難以理解。

　　但這樣的騷擾文化的存在，還有一種因素造成：恥辱和排斥受害者的文化。米too讓我們看到，這樣恥辱性、壓制反抗的文化處處存在，但他在工廠里的表現(xiàn)即尤其惡劣又很少受關注。工廠的普遍文化不僅沒有鼓勵被騷擾的女工反抗，甚至還讓被老板“關心”的女工遭受其他人排斥和不友好諱言。與工人權利協(xié)會有別，很多人聽到管理與某名女工發(fā)生關系，想到的不是上級可能存在騷擾和濫用權利的行為，反而猜測其中的女工是為了升職或獎金去靠近管理。工廠里對被上級“關心”的女性不僅沒有同情心，甚至還存在指責，把大量的受害者反而視為罪人。

　　這種現(xiàn)象在《悲慘世界》的十九世紀工廠里有出現(xiàn)，在上述的萊索托廠里也能看到。說與上級發(fā)生關系的女性“比較容易升職，拿到很多獎金”的那位萊索托女工，讓人想起廠里無數(shù)個男工女工，悄悄講述某女孩怎么跟經(jīng)理發(fā)生不當行為，得到了多少好處。被老板關心的女工很快就成為廠里的最新八卦主題，被斜眼看待的人物。工廠的普遍文化不僅對受騷擾的女工不抱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反而抱一種排斥和鄙視的意味。

　　當我們談性騷擾時，我們通常想到的是被摸被碰。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只要沒有看到女工的明確反抗，就默認是一種接受，甚至是樂意被老板關心。大部分人更不會把那些被權利逼迫接受性關系的女性視為受害者。

　　今天在中國、在萊索托和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工廠里還普遍存在性騷擾，存在上級濫用權利獲取性好處，很大程度也是這種責怪受害者的文化的成果。這種文化讓弱勢群體更加弱勢，鼓勵了掌權者的蠻橫行為。而這種文化，部分來源于人們潛在“女性甚至死都要維護自己貞操”的男權思想，部分來源于底層對于任何與老板親近的人的懷疑，更深層次還是來源于我們對權利關系反思的不足。

　　貳

　　儒家思想的影子

　　我們對被騷擾女性的自動感性反應，來源于社會的主流男權，儒家觀點。

　　通常，如果聽說一名女工被騷擾或與上司發(fā)生關系，大家對弱勢地位的女工會有譴責性的評價，認為女工誘導了人，或不夠珍惜自己。這種譴責通常會比對強勢地位的管理的譴責更加強烈。這樣想象都明顯是不合理的，但許多人仍然會有如此的感性反應。

　　這樣的反應背后是我們的一些缺乏反思的儒家觀點：男人發(fā)生婚外性關系很正常，但女人這么做身體就被“污染”，男人性關系隨意很正常，女性性關系隨意就是沒有自我尊嚴。我們默認男人會風流，所以我們不會覺得一名男管理的性關系導致他變臟。但“允許”自己身上發(fā)生這種事情的女工，就貌似沒有守住什么潛在規(guī)矩，成了骯臟品。這種潛在價值觀也體現(xiàn)于男性有多個性伴侶就是光榮，女性有多個性伴侶就是恥辱的普遍認識里。這種男權思想和恥辱性文化，是第一個讓我們通常對受害者不抱同情感的原因，也是女性遇到性騷擾難以反抗的原因。

　　叁

　　自由的問題

　　同時，通常有第二種，更能夠理解，但仍然錯誤的感性反應。作為被上級壓榨的工人，我們很自然對與上級親近的人有一定懷疑。我們會用類似的語氣去描述那些喜歡拍老板馬屁的機會主義者，和那些被老板“關心”的女工。但這種反應的問題也很明顯，被老板“關心”不是一個主動行為，而無論女工是否看似情愿，在權利關系之下，是否情愿也難以由外人判斷。

　　盡管我們都知道女工和管理之間存在權利關系，我們常常還是把女工與上司之間發(fā)生了的關系視為一種自由行為去評價。如果說一名奴隸被迫與主人發(fā)生性關系，現(xiàn)代人的反應一般會是對女奴的同情。但資本一直告訴我們，我們是自由人，跟奴隸不一樣，工作是我們自由選擇的，不喜歡可以走人。那一名現(xiàn)代女工如果不是情愿，何苦要接受老板的性要求呢？

　　如果問這一個問題，我們同樣該問，如果我們工人不是情愿的，何苦要接受老板壓低工資的行為呢?如果不情愿，何苦要接受不安全的生產(chǎn)條件，無理的罰款呢?這不同樣是不尊重自己，出賣自己身體嗎?

　　與許多工人默默接受老板的工作加速或辱罵一樣，任何一名工人默默接受上級的性騷擾，無論是被摸不反抗還是長期與上級存在性關系，都是在多重壓力之下做出選擇的。在生存壓力的逼迫之下，在工人不掌握自己的廠方、機器、店鋪等關鍵生產(chǎn)資料的情況之下，工人只有選擇老板的自由，沒有選擇無老板的自由。然而，我們打工歲月長的都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去到哪兒，無論是臺企還是日企，是中國還是非洲，老板壓迫工人，管理騷擾女工的現(xiàn)象都很普遍。經(jīng)濟壓力稍微大一點，如何回應這樣的騷擾，就成為“談生存”的問題。

　　談到這里，往往會有人提出，“但她愿意”。會有人舉例子，說起某一位情愿被老板關心甚至積極向老板靠近的同事。但我們需要意識到，情愿不情愿作為外人難分。

　　在壓迫性的文化里，女工不敢反抗，被摸不敢喊，不敢還手，被上級要求發(fā)生性關系不敢說出來投訴，都是非常正常的情況。甚至許多性騷擾受害者的故事和心理分析也告訴我們，受害深的人通常需要以積極接受的方式，否認自己的反感和惡心，說服自己這個被迫接受的關系是情愿的，來減少自己的痛苦。

　　無論是不敢表現(xiàn)反抗還是通過否認自己的痛苦去找到安慰，在權利關系之下，處在對受害者不友好的環(huán)境里，外人是無法判斷一個不反抗或接受上級性要求的女工是什么心態(tài)。

　　無論是女工面臨老板的“關心”還是任何一個工人面臨老板的蠻橫要求，我們選擇的空間都不是自由的。而我們每個人都對那種為了生存而妥協(xié)自己的一點尊嚴的感覺不陌生。在這一點上，沒有反抗或沒有成功反抗管理的性要求，與默默忍受工資被壓榨是一樣的。

　　但因為性話題給女性帶來的恥辱，反抗老板的性騷擾比反抗老板的普通無理行為還要困難百倍。甚至面對排斥和恥辱受害者的環(huán)境，找一個人傾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也不是說被騷擾的女工沒有反抗的選擇。就如任何一個工人面對老板的壓榨、工資克扣或其他蠻橫行為，我們往往有反抗的選擇。只是反抗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人去反抗更是困難重重。然而正是很多人縱容或親身參與的八卦文化，對被老板“關心”的女工進行恥辱的文化，讓受害的女工孤立化，更加無力去反抗。

　　肆

　　我們需要的改變

　　每當聽到又一個人說，部門里某某跟那個已婚組長搞一起了，現(xiàn)在混得可好了，我心里就會感覺到失望。平時再有正義感的工友，也很喜歡參與這樣的八卦，喜歡談論所謂為了好處親近老板的女工。而他們往往對這些女工是鄙視，是排斥的。隨便一個被老板關心不敢大聲反抗的女工，都可能被誤會，成為這種八卦的獵物。

　　我們往往是二手三手把這些故事聽回來的。這個謠言背后是什么情況，我們能清楚嗎?在女工普遍面臨上級騷擾的環(huán)境里，我們拿被老板關心上的女工作為笑話，無論女工是什么心態(tài)，不是在塑造一種更加傷害受害者的文化嗎?當我們對這些女工進行不友好猜測，懷疑他們的動機而不是掌權者的動機，我們在塑造一種放任強者，壓制弱者的文化。

　　如果我們要讓工廠里的性騷擾減少，讓被騷擾的女工更容易發(fā)聲和反抗，那我們首先需要改變這種文化。我們需要創(chuàng)造一種鼓勵受害者說出自己故事，把矛頭指向利用自己權利去風流的管理層。我需要嘲笑那些管理，而不是那些女工。我們需要不去惡意猜測，反而去真心關心被老板“關心”的女工，我們需要杜絕惡性的八卦文化，跟那些受害的女工站一起，支持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們需要記得身邊人的支持和同情，是每一個被壓迫者走向反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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