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語：

　　感謝魏貢農的來稿，其實最后還有一個章節，標題是：農村基層政權和公益機構的組織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啟發。因為特殊原因，故無法發出。

　　我們都知道，得了塵肺病相當于得到了一張死亡通知書，因為這個病和癌癥一樣，無藥可治。

　　根據公益基金“大愛清塵”在 2013 年年初的披露，中國塵肺病人存量已達到 600 萬，年新增塵肺患者接近 20 萬人（相當于改革開放前中國塵肺病人的總量），每個小時就會有1.5 個青壯年農民工因塵肺而死。

　　那么，塵肺病是否當代才有？不是的。在1700年，意大利醫學家、職業病和工業衛生學先驅B.拉馬齊尼深入各地工廠調查，寫成《論工匠的疾病》一書。書中分析了52種不同職業者所罹患的職業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塵對肺的影響等。

　　那么，塵肺病是否與科學技術有必然聯系？為什么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塵肺病卻越來越多了呢？沒有必然聯系，生產制度才是關鍵。

　　就拿我國來說，195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十周年前夕發現的大慶油田是新中國工業化的標志，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油田。同時，大慶油田也是世界級特大砂巖油田，在油田的勘探和發掘過程中，粉塵是嚴重的職業危害因素。但是，大慶油田從發現的這天起至 1978 年底的十八年間，油田沒有出現一例塵肺病患者。對于一個擁有數萬名工人的企業，沒有出現一例塵肺病患者，你能想象嗎？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當時工人能以企業主人的身份高度參與企業的管理。試想，工人直接參加生產實踐，安全生產是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最關心安全，也最懂得如何安全生產，在安全生產上最有發言權。因此，把抵制違章作業的權力授給他們，是保證安全生產的有效手段。

　　在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塵肺病患者僅新增 10%，而塵肺病患者染病后的存活時間也從解放初期的 9.5 年延長到 26.2 年。周恩來總理所提出的“消滅塵肺病”的要求就要變為現實。

　　然而，事情并未依照人們的預期發展下去。1992 年，中國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原有的企業生產管理制度被作為“階級余毒”予以消滅，市場經濟無孔不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謂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工人失去對企業管理的參與，所有企業都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利潤最大化的結果是什么？

　　馬克思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講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作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當工人失去對企業的監督管理權力，淪為企業利潤生產的工具，一切職業危害怎會不降臨到頭上？

　　自此，我國的塵肺病以幾何倍數增長，以至于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劉鐵民也不得不承認“我國職業危害中，沒有什么比塵肺病更嚴重的了，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凡是做一個調查，必須要弄清調查的目的和任務。我們這次去做塵肺病工人的調查就是如此。在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八，我們就是做調查，正月廿五開始做初步研究，供廣大讀者探討。

　　正月十三一趕早，我們就乘坐一個多小時的火車，來到陜西東南部的鎮安縣車站，爾后轉近三小時的中巴車到了米糧鎮蓮池村，到目的地時候，已經是三點多。因為提前聯系了一個塵肺病工友，所以到了后，他們家就已經準備好了一大桌子的好菜飯，我們著實美美的吃了一頓。

　　一邊吃飯，一邊了解了此村村貌村情。蓮池村近1700人，約計480戶，已查明患病者共計46戶，百分之十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塵肺病。我們這次進行的是抽樣走訪調查，在蓮池村共走訪20名(家)，其中一次為六人塵肺病工友調查會。

　　一、自然環境和農作物

　　此村處于鎮安縣和山陽縣中部，向南過一鎮可達湖北。自然風貌以山地地形為主，以村委會安置點為中心(村小學)，兩山之間約有南北二三里，東西長五六里的環抱地帶，其余是山坡地，山坡較緩，坡上住有人家。該地土地最好的是，村委會南向，陰坡山下一片梯田。其余地帶是坡地。

　　該地水源較少，主要河流冬季少見水流。山坡樹木多以成片的麻櫟樹、橡樹、板栗樹為主，為村民生活燃料來源，取暖用柴火回風爐，本地未見有價值礦產。本地主要種植糧食有玉米、小麥、黃豆、高粱。其中黃豆(大豆)為經濟作物，在此地產量較高。每家每戶自己煮酒和制作豆腐，當地還有本地小麥手工掛面，6元一斤。房屋建造多是本地工匠，分別有磚木結構、泥木結構、鋼筋水泥結構、足見本地手工業和小農經濟有豐富的基礎。

　　二、塵肺病人的及基本情況

　　這些塵肺病人大致出生在1970年前后(5至10歲)，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出門打工時間在1982年以后(土地下戶、分田單干后)，當時出門打工年齡在(約13歲以上)。

　　他們的文化程度情況，小學文化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初中文化占百分之四十左右，高中占百分之十幾，文盲占百分之一不到。當時學費為幾塊到十幾塊不等，婚喪嫁娶是必要的開支外，其余的開支幾乎不計。收入不高，開支不大。第一是因為當時生產力不發達，村民基本才擺脫溫飽，主要是生產糧食。第二是當時的教育和醫療還有住房等費用也沒多少。

　　三、從土地下戶后，大多塵肺病工人出門務工原因

　　1：金錢誘惑，物質刺激。

　　當時在本地做一天工，出一天力才掙兩三塊，而且還有有一個像樣的手藝才能賺到。以當時的鄉村教師為例，一個月才三十余元，而當時在外面務工，特別是礦山工作，每天可賺到十塊以上。所以大多數人選擇去礦山挖礦。

　　2：本村本地本家經濟壓力巨大。

　　由于土地下戶后，然后結婚了的人要重新立戶頭，就意味著重新分家，新成立的家庭分到的土地很少，基本不夠吃。如一位工人說他當時夫妻二人只分到三百余斤糧食產量的土地。同時還要交公糧(美其名曰：“交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3.先出門務工人員的帶動，造成攀比風。

　　如：某工友最先出門去礦山，回到家之后，買了自行車和一臺不錯的收錄音機。其余在家的農民見此也生發財之心。

　　總體來說，土地下戶之后，資源稀缺不足以養活這么多人，另外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員，加上物質刺激、金錢誘惑，使得這一個個青壯年勞動力不顧生死向著礦山進發。

　　四、此地塵肺病工人的工作

　　這一代塵肺病工人主要從事礦山風鉆爆破工作，屬于地區性職業工人，而且據抽樣調查了解到，本地工人基本都在河南三門峽西張村金礦干過5年以上的時間。因為都是同一個地區的，加之風鉆爆破是一項技術性工作，有師傅帶徒弟，與其他礦工職業相比較輕松，故此職業在本地有明顯的地域特色。

　　百分之九十九的塵肺病工人在被檢查出塵肺病之前，都不知道從事這一類工作患有塵肺病的風險，同時也從未得到政府和企業預防塵肺病的宣傳。塵肺病工人反映，在當時連基本的防護工具都沒有。不過據工人自身生產實踐，先后把毛巾打濕自己戴著，在90年左右，向礦主反映爭取到“改干鉆為水鉆”，生產環境大為改善。而據資料顯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代時候，就針對灰塵較大的工種進行過全國范圍內的預防，并且對已患有塵肺病的工人進行積極治療。

　　五、塵肺病工人的債務

　　這些塵肺病工人，大多在礦山工作長達二十年左右，塵肺病發作時間在35歲左右之后，正是人生壯年時候，用工人們的話說：“家里面的頂梁柱倒塌了!”上有老下有小，是他們整個的目前困難。

　　由于長期從事礦山風鉆技術工種，在未患病前，家庭都是小康之家，房子是新式的，有的已經裝修了。但自患病以來，一年不如一年，小康之家生活過了不到十年，檢查和治療塵肺病的開銷，讓有積余之家漸次變得負債累累，先是借親戚朋友的還沒有利息，最后就借銀行的(農村信用社)有利息，再不夠就借民間放貸(高利貸)。久而久之，家庭破敗，人亡家破。

　　在一對一調查的20戶中，每戶都有欠賬，最少的三萬，最多的二十多萬。一邊在開支，另一方面沒有經濟來源，這就是塵肺病工人目前的苦難。經濟壓力再其次，更甚的是精神壓力，他們說：“我們現在死都不敢死，死了婆娘怎么辦？娃娃怎么辦？死不得死，活不得活，我們該怎么辦呀！？”這是塵肺病工友的撕心裂肺的痛喊。

　　六、在面對如此困境，我們的塵肺病工友向何求助?面臨那些困境和壓迫？又獲得了怎樣的幫助？

　　塵肺病主要是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嚴重者攜帶其他并發癥狀，有新聞工作者的描述是：他們死時都是跪著的。

　　第一：醫療報銷。

　　塵肺病作為一種疾病，在合作醫療上面享受百分之七十五的報銷。明面上可以減少一大部分藥物開銷，如果照此比例真正報銷下去，他們也不會家家戶戶欠這么多賬了。

　　原因何在?每一次塵肺病工人報銷的條件之一是要求住院，當住院達到一個月左右，又被要求出院，在此情況下享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報銷。但是住院又要人照顧需要占用家庭勞動力，一般病人不是很重就不會住院。住院一次出去報銷的，還要花二千往上的費用。另外藥物報銷就少得可憐，因為塵肺病工人需要的某些藥物，醫院并不銷售，要去藥房買，這是不在報銷之例的。能夠獲得慢性病報銷比例的，還需要有醫院或者政府方面的關系才可以獲得。

　　第二：辦理殘疾證件或爭取貧困戶或者低保戶，以獲得政府救濟。

　　很多塵肺病工人在身體還能勞動的情況下，都不想做塵肺病鑒定。原因是他們害怕被別人看不起，同時吃低保和當貧困戶他們是最不愿意的了，這對他們來說簡直是極大的侮辱，但是為著生計，他們只能千方百計的爭取吃低保當貧困戶。低保不是年年有，貧困戶也不是年年有。在當地這些國家救濟都是輪流來的。如果和基層干部關系不好，或者沒有打點，那么就會以各種借口取消這樣的國家救濟。這些借口有：房子修的樓房，裝修很不錯，有另外的勞動力在外賺錢。

　　第三，部分塵肺病工友向政府反映情況爭取以上的幫助，但是多是被輕視。后來一些公益機構(如大愛清塵，袁立，韓紅)的幫助和推動，當地政府在醫療和救助方面稍向塵肺病人關注。且商洛地區疾控中心對本地塵肺病工人進行職業病鑒定工作。

　　據了解這是除山東外第二個地區對塵肺病進行官方鑒定的，其余的地方對塵肺病仍然采取不予鑒定和承認，資料不完全統計600萬的塵肺病人，還有許多不在被承認之例。

　　第四，由于當時在礦山工作，既無勞動合同和協議，也經常換地方，所以塵肺病工人面臨維權都找不到對象。

　　很多塵肺病工人陷入絕望的原因不止于此。他們也能夠明白，雖然自己經常換礦山，但是幾乎都在同一地區，如這次采訪的二十戶，他們幾乎都在三門峽西張村的金礦開發地帶，他們就可以去找此地政府“討債”，但是他們的身體太差了，稍有感冒就會得場大病，甚者喪命，同時氣力和精力不支，導致無法維權。

　　第五，醫院看不起病時候，就尋找民間閬中和草藥先生，或者求神拜佛。

　　閬中好的不多，濫竽充數的不少，混同著部分宗教迷信勢力進行欺騙和愚弄塵肺病工人。

　　第六，政府從沒有表示承擔責任，工人反映政府不負責和工作踢皮球。

　　在我們調查的地方，作為關注塵肺病工人的志愿者不是黨員不是當地基層干部，而是一個自身是塵肺病工人的人。當時我們的志愿者帶著我們去塵肺病工友家里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村支書。我們幾個人跟著志愿者，村支書和幾個人在屋檐下嗑瓜子，村支書說：“老方，你哪去?”

　　志愿者老方說：“我帶他們去走訪下”

　　村支書說：“要不要給你配輛車，走著挺累的。”村支書說完，他身邊的人跟著他一起笑了起來，老方也笑了，沒有理他就走了。

　　可見一斑，但是這還算好的，據反映，某志愿者去陜西南部的安康市做塵肺病工友走訪，直接被當地公安局給關了幾天才放出來，到現在安康地區還沒有公益機構進行幫助。

　　七、塵肺病工人的后代教育與家庭關系

　　在塵肺病工人中，約百分之七十的小孩在上學，小孩教育費用的來源一部分是貸款(占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政府助學金，百分之二十是公益機構或個人幫助。家庭小孩子多的，十五六歲后也不讀書了，也出門打工。（注：義務教育階段的政府減免項目是全國性的，不在塵肺病工人獲得幫助之例。）

　　約百分之二十的妻子離開丈夫和小孩，由于丈夫患病，家庭經濟困難，或者妻子外出打工幾年未回，已造成事實分居，家庭偶爾照顧。

　　約百分之十的是孩子沒有結婚，而且只有一個子女的，重病患者只有躺床上等死。有個塵肺病工人已臥床七十天左右，我們去時，他孩子已經出門打工了，老婆上街去了，光景很是慘淡。

　　八、該村分地前后經濟情況的對比

　　大集體時候，日子在溫飽線徘徊的人群多是勞動力少，但是家庭人口多，這樣的家庭主要是因為家里小孩多，(如家里三個勞動力，卻有四個小孩，工分少，吃飯的多)。而日子稍微富足的家庭主要是勞動力人口多(如家里五個人，都有勞動力，可以掙工分)，而小孩子少。

　　在土地下戶時，基于這樣的情況，原先困難的家庭按人頭分土地就分得多，而且小孩子長大了也變成了勞動力，就在五六年內變得寬裕起來。開始富足的家庭，由于土地按人口分，分的少，而且面臨青壯勞動力成家分家的局面，所以土地就越分越少。

　　但是土地下戶也只是一時解決了問題，當原來的小孩子變成青壯勞動力后，分田到戶的土地就無法滿足這些勞動力的就業和吃飯。這時候造成大多數普遍的貧困，原來大集體過得好的和過得差的，都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那句話叫做“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于此，出門打工也就勢在必行了。整個村子除了有公職的少數人員沒有出門打過工，其余人員都在外面打過工。

　　九、調查會上的歷史故事和社會縮影

　　在當時的礦山上殺人越貨多是常事，在西安等車站經常被搶。每年干活賺錢是腦袋提到褲腰帶上，錢拿到手后，回家的路上還要注意不被毛子(土匪)搶走了。有時候，老板還不一定能夠給錢，老板一般不給工人錢時候，就叫上一幫人把工人打走，工人此時見有性命之憂，不得不走，此時工錢被老板和流氓共分。但是有的老板要是一分錢不給，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工人就采取：就進行雷管和炸藥炸掉老板的礦道或房子，一走了之。

　　（一）礦主的狀況

　　本次調研的塵肺病工人十八人都是在私人礦干活，其余兩人在村集體金礦和國營礦干過。大多屬私人老板也是當地農民，只是發現有礦產后，當地政府宣傳號召他們去開礦，當地農民自己賣掉家當，購買開礦的工具和建造基礎設施，當產量提高后進行招工，漸次變成礦老板，但是大多老板也患有塵肺病，還有者直接在冶煉金子時候中毒而死。另外，一些礦產量高的，要么被村霸或其他有勢力的礦主搶奪，或者在幾年之后被政府以國家名義進行剝奪。所以大多數的礦主也破敗和倒了霉，也就導致了后來的塵肺病工人維權都找不到直接對象，因為他們干活的礦主跟他們一樣，或者礦山已經倒閉，或被國家收購關閉。顯而易見，這種圈套，就是政府的“養肥豬”。

　　（二）塵肺病人的維權對策和公益機構的幫助與塵肺病人自己的思考，還有我們的思考

　　塵肺病人主要自發爭取短期的醫療救助和家庭經濟支持，少有采取集體維權的方式。塵肺病人在公益機構的幫助下，盡量爭取的是大病醫療互助和推動對塵肺病工人的福利待遇保障，比如納入大病治療保障中。

　　但是我們認為，在今天醫療市場化的情況下，同時中國經濟整體下滑的情況下，把最低六百萬的塵肺病工人納入大病治療保障中，純粹不可能，這部分人在政府看來已經淪為負擔，而不是服務的對象。所以這些推工作只能是說說而已，少數地方少數人可以得到解決，但是整體絕無可能。同時，改革開放四十三年來，這就意味著這些人或將淪為維穩對象，少數的救濟，猶如抱薪救火，薪不止火不滅。

　　（三）塵肺病工人對現在的扶貧政策的思考和反映

　　基層農村有著大量的扶貧項目。如搬遷，修建安置房，在蓮池村較安康地區此地還有些明智之舉，那就是搬遷到安置點的人口并不是很多，其余的地方都是把公路修建到家門口，這樣不至于使當地農民在完全失業的情況下沒糧食吃，還有家門口的土地可以種糧食。

　　如栽種經濟作物藥材種植，他們普遍反映，此地只有大規模的種植，而沒有銷路，同時政府也不管銷路，所以導致大量的勞動力和土地的折價和浪費。比如黃姜，政府大面積倡導種植，到最后全部爛在地里，無人收購。這種政府的無計劃不負責任的表現，在塵肺病工人得塵肺病中是一樣的道理。政府不宣傳不做政策宣講，只顧有好處就撈腰包，不管群眾。

　　塵肺病人由于身體疾病已經在家長期待著，但是由于當地環境空氣好，疾病不至于立馬死去，一部分人還要在外面打零工賺錢養家，無疑這是巨大的悲哀。同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家失業。這樣一些塵肺病工人，他們獲得了公益機構的救助和政府扶貧政策的救助，但是根本上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說：“每年給我幾千塊錢，又有什么用呢，我們但凡能勞動就不想吃這救濟款，這不是光榮的事情。”“而且，我們的勞動力還并沒有完全喪失，可以當保安，看倉庫，做些簡單的工作，但是我們沒有就業的機會，同時被企業歧視。”“給這些死錢，真的沒有用。”他們憤慨的說到。

　　同時，當地的貧困人口大大超出了扶貧項目扶持的計劃。貧困戶低保都是輪流的拿，這就意味著，在整個上報貧困戶人口的過程中，存在大量的瞞報和虛報情況。而且要獲得這些國家救助還要與基層官員關系好，不然還沒有機會。不到一兩年，貧困戶就會被脫貧，掛上脫貧光榮牌。但是塵肺病工人自己知道冷暖，戶頭上還欠著好幾萬的債。

　　（四）塵肺病工人對懲辦貪官污吏的思考

　　對基層以及中國今天貪官污吏，塵肺病人有自己的思考。他們認為中國今天的這些贓官，是在于不貪就不用做官，因為做官也是一種工作，不貪那么就沒有好的生活，在這人人得以求生存的年代，不貪的官也做不下去，做不長久。這是塵肺病工人的起碼認識。當然也是最為直觀的感性認識，雖然粗淺，但是“這么個理。”

　　私有制社會中，本身就是一個貪污腐敗必存的社會。在談論起如何懲辦貪官污吏的問題上，他們做了這樣的回答。“把貪官殺兩個，他們就怕了。”繼而又補充道“其實光這樣還不行，他們有的貪了錢，自己死了享受了，還給子女留下一大筆錢。光殺人還不行。還要讓他們的親戚朋友，連坐個車都受限制。”

　　筆者的理解，這種說法就是類似現在的征信機制。如一人為貪官，其有關親屬必然承受政治懲罰，打上“標簽”。光打上“標簽”還是不夠，還要建立將功贖罪的機制，通過一定的立功表現和人民的評價，把“標簽”去除。這樣一來，貪贓枉法就會為人人所拋棄，就不會出現曲婉婷式的“腐二代”。

　　在未來的中國，除開極少部分必須要剝奪其生存權的首惡分子，其余的人員將通過獎懲機制進行教育，科學技術可以支撐，同時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足夠。

　　十、農村基層官員黨員的情況

　　基層官員，以農村小組組長為例，都是無利不起早。所有農村情況要從他們手上過，但是他們通過送村民人情換取資源和錢財。如，到村民家吃喝，過年過節，辦紅白喜事，都是他們撈取錢財的好手段。因為他們是政府官僚體系最末端的毛細血管，一切都要經過他們的手。幫群眾的忙，群眾就欠了他們人情，借此他們就可以牟利。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采取欺騙和愚弄群眾，一般時候不開會，有政策也不開會，但是要收款的時候就開會了。一塵肺病工友說：每年一兩次會，而這會我們不想去，去的人也很少。

　　基層村務體系分為三塊：村委會，黨委會，監委會。原先只有前兩會，近幾年加了監委會，看似很多村務都要進行監督和公開，但是無疑加重了群眾的負擔，監委會主任也有了權力。工資：村支書一個月2300塊，村支書一個月2300塊，監委會主任1300塊。本次采訪的塵肺病工人中有一人就是監委會主任，黨員，為塵肺病一期，他們家開有一個商店和淘寶電商站。

　　塵肺病工人反映，一些村官，年年在家不出門干活，又沒有太多手藝，卻開上了小車修上了樓房，“自家有錢，鄰居有賬。”他們說：“我們一年到頭出門賺錢，不如他們賺得多，這不是被他們貪污了嗎?”事實是這樣。

　　一個八十歲的孤寡老人反映，他是五保戶，他六十五歲把材料遞上去了，由于沒有文化，把印章什么的都給了某村官，但是75歲左右的時候，還是他自己去詢問了好幾次，這才享受到五保的補助金，但是由于找村官辦事，又少不了送禮送紅包，這種蒙騙群眾的手段，無異于搶劫，屬于“暗奪”，大部分欺負的都是當地勢單力薄的窮苦群眾。其余諸如，集體山林變更到村官手中享受國家土地補款，河流治理款，退耕還林款。據反映甚至教師隊伍進行學費教育貪污也不勝枚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計劃生育時代，政府官員和村官尤為殘霸，拉豬宰牛，無所不用其極，被采訪的這位孤寡老人說：“真的是比國民黨蔣介石還狠啊！我都被他們拖下床打過，我年齡那么大了！”老人一邊抹眼淚一邊繼續說道：“現在稍微好些了，至少我們這樣的人不用挨打了，也沒有其他的要求，就是不挨打，能吃飽穿暖就行了。”在當地屬于一惡霸者名叫：某某祥。

　　十一、關注塵肺病工人的公益機構的組織結構和工作開展

　　他們采取的是北京有一總部，然后各地有工作處，如陜西工作處。然后再各地招募志愿者進行資料的填報活動，縣一級的志愿者再尋找鎮一級的志愿者，鎮一級的志愿者在尋找村組或一地區的志愿者，借此到各個基層。

　　這其實是另外一套科學的組織系統，但是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基層志愿者，就算是這本身是關乎從塵肺病工人自身的事情，愿意投入的也不多，所以鮮有的志愿者就很重要。

　　基層志愿者有的是非塵肺病人，有的是塵肺病人。一方面肯定他們對廣大塵肺病人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沒有他們社會救助和公益機構的愛心就無法發放到每個塵肺病人手中。

　　但是，這無疑也是一種擠壓和搶奪社會公權力的一種形式。一個縣級大愛清塵志愿者，在當地很有威望，甚至超過了一些普通官員，或者與之并列。在整個地區情況和資料摸清楚后，還有當地的公益組織的系統建立之后，這些志愿者就是組織的一份子，如果公益組織的上層可以對志愿者進行部分補助或相當的榮譽，那么志愿者會繼續干，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志愿者到時候也會選擇“罷工”不干，不出意外，這些公益機構的上層會向其妥協。

　　塵肺病工人在此地區接受兩到三個公益機構的幫助，但是就志愿者而言這是一種“資源”。如塵肺病工人志愿者，他首先可獲得公益機構的幫助，如小孩上學可獲得學費資助，如果一些醫療設備，他們有權力進行選擇發放給誰使用，這樣無形的財富又到來了——人情。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他們志愿者也很困難，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通過為工友服務獲得經濟收入，是值得贊許的。

　　但是這其中反映的是大問題，政府基層農村政權搖搖欲墜。同時在此情況下，農村的負擔又加重了。相當于一個地方有好幾種脫產的勢力在對群眾進行剝削和壓迫。當然，錢是從社會愛心人士哪里捐贈來的。但是我們了解到，該地區該公益組織縣級志愿者同時又是別的志愿團隊的志愿者，而且為基督教徒。

　　志愿者在開展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獲得的福利與基層村官獲得的福利和問題的機會是一樣的。同是對資源的分配和劃撥還有服務群眾。如，有的群眾不理解，說志愿者有工資(實際基層沒有工資)，撈了好處，這讓志愿者很不順心，“我們為他們辦事，他們還要這樣說我們。”這里涉及一個自愿和不自愿的問題，同時任何一個人去干這樣的工作都需要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但是如果沒人愿意干，此地塵肺病人會更加困難。

　　志愿者一般比較正直，“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他們的格言。他們受了委屈也能夠去做，為著工人服務，這是不同于村官的，由于他們處于志愿者的地位，所以在爭取社會救助方面比一般群眾更有優勢。而村官不同于此。從他們志愿者的談話方面來看，這樣的公益機構，也避免不了貪污和腐敗，有的志愿者在互相配合的工作中有了權力的爭奪和勢力范圍的劃分。原因很簡單，他們大多數人本身也處于極為艱難的境地。

　　同時，公益機構的活動就證明了農村基層政權的崩塌和腐朽，但是群眾卻把這筆功勞算在了政府的頭上，在我們錄的視頻中，他們大多表示是黨的政策好，領導的關心，而我們自發送出的東西，也被當成了政府和黨的關愛，但是我們進村調研的時候卻是膽戰心驚，生怕政府對我們進行干擾。這也好比幫助工人維權或者建立工會是一樣的，是啟發了工人的覺悟，還是麻痹了工人對現在社會的認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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