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7日，河北省邢臺市的個體卡車司機倪萬輝、李嬋夫婦在送貨去往西藏的路途中，因為高寒缺氧而不幸去世，留下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這則令人唏噓的消息瞬間刷爆了卡車界的微信朋友圈和各類新聞平臺：關于卡車司機的職業風險再度進入大眾的視野，同時引起注意的還有“卡嫂跟車”這種獨特的公路貨運現象。人們或許會問：“卡嫂”是一群什么樣的人?跟車這么危險，她們為什么還要跟車?她們如何工作與生活?

　　2018年6月至10月，出于對“性別與勞動”的關注，我對“卡嫂”這個群體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研究結果或可初步回答這些問題。研究的資料來源于對49位“卡嫂”進行的“一對一”深度訪談與228份“卡嫂”調查問卷。

　　“卡嫂”是中國公路貨運業特有的概念，來源于某卡車司機組織的論壇，一般用來指稱男性卡車司機的女性配偶。我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87.3%的卡嫂是農村戶口，以初中學歷為主(59.2%)，半數以上生育了兩個及以上的孩子(64.9%)。根據是否跟車，“卡嫂”可分為“留守卡嫂”與“跟車卡嫂”，不幸離世的李嬋便是“跟車卡嫂”的一員。

　　整體而言，由于行車風險與家庭性別勞動分工，大部分卡嫂留守在家，并不跟車，就像某個卡車司機說的那樣：“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夫妻二人最好不要都在車上。但是，由于近年來個體貨運市場的低迷，車輛增多、運費降低，卡嫂跟車的比例有所增加。在以男性人口與男性氣質為主的公路貨運業中，卡嫂作為性別中的“第二性”，無論留守還是跟車，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如“卡嫂”這個依據丈夫的職業身份建構出的名稱一樣，她們多元化的勞動不是被隱形于家務勞動之中，就是消散于細碎、無法量化的跟車勞動中，幾乎從未引起太多的重視，她們的勞動價值被大大地低估了。

　　雙重家計：一路奔跑的梅玲

　　卡車司機由于常年奔波在路上“以車為家”，因而其家庭往往呈現出“雙重家計”的特征。“雙重家計”意味著：第一，空間的分離：即“車”與“家”的分離;第二，夫妻的性別分工：丈夫主要負責“車”，妻子主要負責“家”;第三，生產與再生產的不同定位：卡車是主要的生產工具與收入來源，家則是進行再生產的重要領域。可以說，無論卡嫂是否跟車，大部分卡車司機家庭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雙重家計”的色彩，但是對于卡嫂留守的家庭而言，其“雙重家計”的程度更深、范圍更廣。

　　梅玲出生于1984年，是一名典型的留守卡嫂。在丈夫獨自跑車的十幾年中，梅玲一直留守在家照顧兩個年幼的女兒與年老多病的公婆，丈夫則以1-2個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休息2-3天的頻率與她長期分離。梅玲與丈夫分工明確：丈夫主要負責跑車賺大錢，她主要負責管家、掙基本的生活費。

　　梅玲留守在家的工作與生活非常忙碌，她說她“6點20的鈴子(鬧鐘)，一年四季。”她把老人的租住屋、女兒的學校、工作的裁縫店都選擇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每天騎著電動車“不停地跑”。我問她每天這么忙，哪有時間照顧各種家庭需求，她很樂觀地說：“時間都是擠出來的，就是擠嘛!”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分隔兩地，梅玲與丈夫仍保持著良好的親密關系，她盡量通過電話、微信、視頻把家里發生的事一一告知丈夫，并讓丈夫時時出現在家庭事務的決定中。同時，由于丈夫職業的特殊性，梅玲與丈夫聯系的時候非常謹慎。她一般不會隨意給丈夫打電話，只有確認丈夫沒有開車的時候才會打;她也會報喜不報憂，若是孩子、老人生病了，她會先把一切處理好，等丈夫停車休息時才會告知丈夫。

　　由于丈夫的工作頗具風險，梅玲每時每刻都非常擔心。天氣、路況、車禍的新聞等經常使她無法入睡。為了不讓丈夫擔憂，她很少提及這些事情;為了減少她的擔心，丈夫也很少傾訴跑車的辛苦。每次丈夫出車，她都會準備好衣物、零食等，送丈夫去停車場。分別時，兩個人都不敢說話，她轉身之后也不敢回頭。我問她丈夫的這份工作給全家帶來最大的影響是什么，她說：“除了思念還是思念。”

　　“雙重家計”是卡車司機家庭重要的性別分工模式，飽含了夫妻、親子分離之苦，又展示出卡嫂留守在家所付出的勞動：如梅玲一樣的留守卡嫂并未出現在物流港、公路上和駕駛室中為丈夫的工作直接貢獻力量，卻默默用自己多元化的勞動支撐著整個家庭再生產的正常運轉，她們的付出、對家的維護與管理是卡車司機“在路上”的堅強后盾。

　　隱性勞動：找貨的慧蘭

　　2017年，我在做卡車司機的調查時見過兩位跟車卡嫂。訪談時，她們很少說話。在以丈夫為主的交談中，我發現卡嫂是丈夫跑車時的“生產幫工與生活主婦”。2018年，當我著手進行卡嫂研究時，發現卡嫂的看法與我之前的結論似乎并無二致：她們大多表示跟車“就是洗個衣服、做個飯、陪著聊聊天，沒什么重要的事”。

　　但是當我仔細詢問她們跟車的日常活動時，才發現她們的勞動絕不僅限于“打雜”與“幫工”：跟車卡嫂的勞動多種多樣，時間長、強度大，她們有時還是整個貨運勞動的組織者與協調者，但是她們的勞動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貨運場域中被主動或被動地“隱形化”，變成了一種“隱性勞動”。

　　出生于1973年的慧蘭是一位極富經驗的跟車卡嫂，至2019年她已經跟車16年了?；厶m開始跟車那年，兒子只有7歲，因而她的跟車史也是一部母子分離的血淚史。如今慧蘭的兒子已經成為研究生，但是每每提起多年的分離，她仍然止不住地掉眼淚。

　　跟車這些年，慧蘭參與丈夫的整個貨運過程：跑車伊始，她找貨、與貨主保持聯系、談運費;裝卸貨時，她點數;在路上跑車時，她陪伴、做飯、打掃衛生;停車休息時，她看車以防止丟油、丟貨;聽說卡車司機有互助組織時，她積極加入、努力發聲;行車遇到糾紛時，她站出來以女性身份委婉解決;她還遠距離管理家中事務、與兒子保持每日的聯系以履行母職。可以說，慧蘭負責除開車以外貨物的整個運轉，她說：“我的最終目的就是‘你把你的車開好’，其他你啥都不用管。”

　　跟車在路上，慧蘭習慣坐在副駕或者丈夫駕駛座的后方臥鋪，一邊打毛衣、繡十字繡，一邊給丈夫端茶倒水、陪丈夫聊天。聊天時，她需要時刻觀察丈夫的表情、語氣、狀態，來判斷丈夫是否困了、乏了，需要停車休息還是通過聊天就可以緩解。這樣時刻觀察、判斷的“聊天”是一種非常緊張的情感勞動，因此慧蘭只有在丈夫不困的時候才能稍微放松休息。慧蘭還把一整套做飯工具都帶在車上，丈夫開車時她準備好食材，停車休息就在車上做飯。她可以在狹小的駕駛室中做出花樣繁多的面食：剪魚子、包餃子、臊面、拉面等，13米的卡車對于她與丈夫來說，就是一個“小型的家”。

　　慧蘭很擅長找貨，她的跟車勞動極大地促進了丈夫的貨運進程。但是，這種性別勞動分工也給她與丈夫帶來了許多難以承受的“污名”：例如質疑女性談判的資格與能力、對于女性“越界”的不滿與奚落、貶低丈夫的男性氣質等。為此，慧蘭一方面盡量退至幕后，經常向丈夫讓渡最終的決定權;一方面又通過顯著的效率贏得了丈夫的認可與鼓勵。

　　從慧蘭的故事可以看出跟車卡嫂勞動“隱形化”的過程：其一，她們的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又細碎、散落，很難被體察與量化，又經常被模糊化于女性傳統的家務勞動中;其二，丈夫駕駛卡車運貨是整個貨運過程的中心環節，它直接創造核心價值——運費，而跟車卡嫂的勞動并不直接創造價值;其三，出于對丈夫男性氣質的維護，也因為受到傳統性別文化的束縛，卡嫂在這個男性化的生產領域進行了一種“自我的邊緣化”?？梢哉f，卡嫂跟車替代了本應出資雇傭的駕駛員，是一個女性無酬勞動代替男性有酬勞動的過程。因此，跟車卡嫂的勞動雖然非常重要，但仍然變成了一種無法言說的“隱性勞動。

　　身體規訓：攜子跟車的曉竹

　　每次訪談，我都會為被訪者準備一瓶礦泉水。但是我慢慢發現，無論訪談的時間有多長，跟車卡嫂都很少喝水。

　　有一次，在訪談之初，我請受訪卡嫂喝點水再開始對談，她卻說：“不喝不喝，你喝了一會兒還要上廁所!”我忽然發現，也許是長期的跟車生活使得她們習慣了“不喝水”和“少上廁所”。

　　于是我開始關注身體規訓的問題：我在訪談中更多地與她們談起相關事項，也在問卷設計時涉及了有關問題。所有的田野資料均顯示，跟車卡嫂確實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了有意的管理，以使其女性化的身體更加適應相對男性化的生產過程。

　　曉竹是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唯一一位攜子跟車的卡嫂，當她抱著不到4個月的小兒子敲開我的房門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她與懷中柔弱的嬰兒剛剛離開行駛了40多個小時的卡車，而她幾乎整個孕期都是在顛簸、狹窄的駕駛室中度過的。

　　曉竹出生于1985年，大專學歷，與丈夫結婚后幾經輾轉，最終開始經營公路貨運。他們大部分時間會驅車至廣州、海南等地拉“綠通”，由于時效性很強，每天都處于趕路狀態。丈夫每日開車12個小時以上，由于長期熬夜血糖很高，曉竹非常擔心。在懷孕期間，除了反應較為強烈時她回家休息了幾天，其他時間她一直在車上陪伴丈夫，直到分娩的前13天才回家待產，生完小兒子3個月就又帶著孩子上了車。因為幾乎整個孕期都在車上，曉竹有些產檢就沒有做，因為是否進行產檢需要根據跟車的節奏來決定：跟車回家趕上了就去做，趕不上也只能放棄。

　　曉竹與丈夫育有兩子，大兒子已讀小學，一直交由公婆照顧，后來生了小兒子，家中老人已無余力照看，加上小兒子尚處于哺乳期，曉竹與丈夫無奈之下把孩子帶上了車。由于總是要趕時間，即使在孕期與哺乳期，曉竹在車上都很少喝水，因為車不能停，停下也不一定有地方讓她上廁所。由于喝水少、吃飯不及時、奔波操勞，曉竹的母乳明顯地滿足不了兒子的需要，兒子只能喝奶粉。趕路途中，他們很少停車、下車，幾個月大的嬰兒也要一直呆在車上。雖然兒子不會說話，但是根據曉竹描述，他跟車也很累，每到目的地，他在賓館可以沉沉地睡上一整晚。

　　跟車卡嫂的身體規訓并非?？聶嗔σ饬x上的規訓，也不是布迪厄文化意義上的規訓，而是生發于生產過程內部、性別化的身體規訓。這種規訓最終的結果會損害卡嫂的身體健康，也會影響她們的精神狀態。這種規訓還延伸到一起跟車的孩子身上，幾個月大的嬰兒由于這種生產安排，也只好以自己幼小的身體去適應跟車的節奏。這種身體規訓是勞動異化最生動的表達。

　　角色互構：身不由己的菊英

　　卡嫂無論留守在家還是上車陪伴，其性別角色與生活狀態都受到丈夫職業特征的影響，她們也總是用女性角色支撐、造就著丈夫的男性氣質。女性角色與男性氣質是一種互相建構、相輔相成的關系。

　　菊英出生于1971年，初中畢業之后學習了裁剪技術，并通過自己的努力開了一家裁縫店。丈夫在她開店之后買了一輛卡車，希望她能夠跟車。對于經營裁縫店十幾年的菊英來說，店里的收入雖然比不上丈夫開卡車的收入，她仍然舍不得。后來，在丈夫的一再勸說下，菊英還是跟著丈夫上了車。直到現在菊英都很后悔當初的選擇，2018年下車之后她又投入老本行，并且一直盼望著可以有機會再開一間屬于她的裁縫店。

　　跟車這些年，菊英深知丈夫開車的辛苦與危險性，因而總是盡量克制自己，不惹丈夫生氣。有時二人在車上發生矛盾，菊英一生氣，就會說：“我再也不跟了，下一次我一定不來了!”但是冷靜下來她又覺得丈夫需要有一個發泄的渠道，特別是還得顧念丈夫的行車安全，因此每次吵架她都會先行低頭認錯。菊英說她跟車之后變成了丈夫的“出氣筒”：“一般都是我認錯，我們不認錯怎么辦呢?那開車呢!你不忍氣吞聲怎么辦呢!”

　　無論在車上還是回到家中，菊英都不讓丈夫做家務，因為她體恤丈夫開車的辛勞，希望他回到家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同時，他們的家庭性別分工是由婆家的習俗延續下來的：如果她讓丈夫做家務，婆婆就會先搶著去做，她就不好意思再讓丈夫做了。在路上菊英常在信息部、網上找貨，雖然經驗豐富，但是找到貨后她仍然會讓丈夫判斷找的貨行不行，并由丈夫最終決定是否要拉這個貨。

　　長期的跟車生活，使得菊英總是神經緊繃，睡眠深受影響：在車上小憩時，聽到丈夫打喇叭、感受到剎車，她就要坐起來看一看;停車休息時，她總是睡一會兒就醒，醒來判斷周圍環境是否安全，還要時刻警醒著及時叫丈夫起床;即使回到本應完全放松的家里，她也沒辦法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是短暫休息后仍然記掛貨運進程，二是習慣了狹窄的駕駛室，反而覺得家中寬大的床鋪甚為陌生。菊英用“不由自主”、“身不由己”來形容自己跟車的狀態，正是這種“身不由己”的女性陪伴與勞動，成就了丈夫的男性氣質與整個貨運過程的順利進行。

　　倪萬輝、李嬋夫婦發生事故時，我發現很多新聞都沒有提及李嬋的名字，而是直接用“輝嫂”或者“小輝輝夫婦”代替。我搜尋了多則新聞，才在某公眾號的文章找到了這位默默奉獻的卡嫂的名字。美國社會學者Steve Viscelli在其2016年研究美國卡車司機的著作“The Big Rig”中提出，美國的卡車界始終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行業，女性在其中會遭遇職業性別隔離，因而女性卡車司機的比例很低。中國的卡車界又何嘗不是如此。

　　卡嫂，作為這個男人世界中的女人，默默貢獻了隱性的勞動、身體的規訓、情感與情緒的控制，并承擔著另外一半的家計：她們以更加隱形的方式支撐著丈夫與整個家庭，卻很少得到與其勞動相匹配的認可?？梢哉f，卡嫂是日常生活與勞作中的無名英雄，她們勞動的價值、她們的付出與犧牲值得所有人的尊敬與肯定。

　　(文中梅玲、慧蘭、曉竹、菊英均為化名。作者馬丹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根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No.2 ——他雇·卡嫂·組織化》一書中卡嫂的田野調查改編。該報告由傳化慈善基金會公益研究院“中國卡車司機調研課題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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