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書本上的理論，無法成為理解現實的落腳點。
作為一個名校畢業的博士，如何去理解一個打工仔的世界?
這個問題困擾了杜立安很久。他關切不同群體的生活，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為此常聽人類學的課，但依然回答不了。
除了自己搬磚，沒有別的選擇。杜立安前往三和人才市場，國家知名打工仔集散地，開始了為期一周的打工行動。
他要用一個工人的身體，去感受和經歷。
他要成為一個「三和大神」。
一、自強不息，拒絕掛逼
我叫杜立安，一個理工博士，2018年8月，我去三和當了一周工人。
這不是臥底，我決心拋開自己的身份;也不只是體驗，因為那意味著置身事外。
出發前，我上網買了最便宜的黑色襯衣和黑膠鞋，又翻出了十年前的牛仔褲。本科之后，我再沒穿過它。
鏡子里的自己有幾分打工仔的樣子，我開始有了點信心。
猶豫再三，我還是訂了附近150元一晚的酒店，沒有像預想的那樣在網吧刷夜，或者露宿街頭。重體力勞動后，我需要休息。
早上05:15，天還沒亮，我來到海信大酒店旁邊的小廣場，準備開始搶日結。
燈光昏暗搖晃，人群黑沉擁擠。即使下起了雨，工頭和中介依然如期而至。
第一個出現的是工地招人的，工頭扯嗓子喊：“工地雜工!”沒說多少錢，也沒說具體干什么。
一群人很快圍了上去，遞上身份證作為憑據。沒幾分鐘，他已經收了厚厚一摞，看上去有30多張。
“人夠了，走了走了。” 工頭又喊了兩聲，帶著一隊人馬離去。
沒去應聘的人們，在旁邊議論這個工作的各種細節：活太重，錢太少，不值得。下雨了，在工地上干個毛。
“掛逼嘍，掛逼嘍。”周圍的人都在喊。
突然有兩個人對罵起來。其中一個說要掛逼了，給多少錢都做。另一個不干了，說三和大神要有原則，不能賣命。
工資確實不高，普遍一天100塊出頭，即使是最重的體力活，也基本不會超過200塊錢。
即便如此，大部分工頭還是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招滿工，我們這群打工仔，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可能。
天逐漸亮起來。廣場上還剩幾百個沒找到工作的人。
有些奇怪的工作機會出現了。
先是來了個招挖溝工人的，說要挖3米深的溝，干一天180塊。
招獻血漿的也出現了，一個白胖的中介，用嘲諷的語氣喊著：獻血不累，錢多，300塊，下午就能回來。
還有招往6樓搬床的，說有80張床，不管多長時間，搬完就給300塊。招幫人換駕駛證的，說是去代體檢，不干活，40塊。
我拿著身份證走來走去，滿心焦急。但往往一猶豫，工頭已經招滿人，離開了。
快到早上7點，我終于下定決心，抓住了一份在流水線上安螺絲的工作。
我和另外十幾位工友，擠在一輛被拆掉座位的小車里，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被運往工廠。
抵達時，還沒到上班時間，我們蹲在樓下，看著正式員工們身穿工服，談笑著走進廠房。
我的工作比想象中還簡單：
排開五個接線盒，依次上黃線、藍線、棕線，拉拉看有沒有連緊，把它放在一邊。12個湊一紙板，進入流水線下一段。
第二次嘗試，我就上手了。
很快，我就開始放空。
我想著我的問題，相關的人類學理論框架，比如布迪厄的象征資本和由此而來的區分。
“象征資本包括著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藍線，啊我好像接錯了，得把黃線退出來……趣味實際上是結構性的身份區隔……呀接線盒不夠用了，多余的放在哪來著?……工頭又來了。他怎么看著我?我太慢了嗎?怎么插不進去，要被罵了嗎……”
布迪厄徹底被三條電線打敗了。我的腦子里只剩下小小的接線盒：黃線，藍線，棕線，拉拉，放一邊。
現在我真的是個流水線工人了。
突然，我意識到，除了三條電線，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東西。它是什么?燈?報警器?我已經不再理解自己的勞動。
我們做的這個東西到底是什么?
這似乎變成了我生命的終極問題。我終于忍不住問對面的工友，他也不知道。
我和旁邊新來的小妹搭訕，她粲然一笑，回答了我。隔著工廠里電扇和傳送帶的巨大噪聲，我看見她的嘴唇動了動，只聽清了一個字 —— 燈。
“什么?高壓燈嗎?”“藍牙燈。”
我聽清了，但它只是把我丟回重復的勞動中。
慢慢地，我發現這活計并不容易。
螺絲是一字的，電動螺絲刀需要平行于螺口。但擰完后，它總是隨機的角度，無法直接對準下一個螺口。每次，我都要調整。
背部更加緊張，以至痙攣;腰椎開始刺痛;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尖，被電路板不斷割擦，開始紅腫。
這些微小的細節，機械的重復，將我逼到緊張狀態中。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加速，加速，想要將這種動作推至極限。
不止我，每個人都在進行類似的加速運動。我們仿佛只是一具具肉體，被刨除了所有的想法。只剩下一個動作，一個不斷重復并加速的動作。
時間變得無限緩慢，每次看表，它只是過了十分鐘。
晚上10:30，下工的鈴聲終于響起，我迅速停下手里的活。毫無念想，甚至毫無感覺，只是一片空白。
到此刻，我作為日結工的一天，已經過去了快18小時，我終于拿到了工作所得的120元錢。
我領回了身份證，和一天的工錢。
這樣的強度難以持續，身體無法承受，或者用三和人的話說：“掛逼了。”
由于無需合同，日結工更累，工作時間更長，但工資更少。
做一天可以玩三天 —— 幾乎是一個冷酷的玩笑。
這120塊，是我迄今為止賺得最難的一筆錢。尤其是想到當博士生的時候，學校每月發給我的那4000塊。
回到酒店，我洗了個澡，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二、我發現了快遞員暴躁的秘密
第二天晚上七點，我再次來到小廣場。
晚班中介出現了。有的招人在隧道里清淤泥，裝袋。8小時，130元。
圍觀群眾嗤之以鼻：錢太少，活太累。
中介反唇相譏：你們這些人不干活就在這掛逼吧。很快他就招滿走了。
又來了個招日結的，高空作業，裝玻璃，150塊一天。要找愿意爬腳手架到房頂的工人。
一個大神跑來怒斥：你不就是看我們在這里掛逼了么!工資那么低，你去其他地方找得到人么!
我最終選擇去快遞公司，通宵分揀包裹。
夜班，晚上9:30開始，次日早上8點結束，中間休息一小時。
訓話的老板語氣和善，請大家多注意安全，畢竟受傷是自己遭罪。又說無論如何不能偷快遞。最后加了句，不干到早上8點不給錢，請各位做好心理準備。
接下來是分組，每個快遞公司的正式員工帶走幾位日結工。有些日結工明顯是老油條，和其中幾位正式工勾肩搭背，笑嘻嘻地走了。
我被分配給一位看上去十分靦腆的工人。他先安排好了幾張熟面孔，然后把我安排在流水線最邊上的位置。
我的工作，是用兩只不同的掃描槍，掃描對應區域快件上的條形碼。
許多條形碼已經模糊不清，或者被貼在縫隙，變得扭曲，無法掃描。我只好使勁扒平，或者手動輸入單號。。
面前的箱子和我的焦慮迅速堆積 —— 只要我停下兩三分鐘，每個區域都能堆起20多個包裹。
我只能拼命加速，讓它一點一點地消下去。再把它們拋到裝車點附近，方便裝車工人把它們塞進卡車里。
在這里，工人仍然分三六九等。
最上層的是正式員工。有自己的專屬座位，沒有太多嚴格的規定，手快就好。他們扯著家長里短，甚至拿出音箱放音樂。
但他們很少和我搭話，即使我主動和他們打招呼 —— 除了丟下來的快遞砸到我的頭時，他們會吱一聲，以表歉意。
日結工的待遇也不同。每個區域快件量不同，與貨車的距離也不同。有的幾乎和卡車挨著，而我的，距離大約有5米。
我的每一個快遞都需要比別人丟得更遠。
不出意外，我這樣的新面孔日結工，在等級鏈條的最底層。
我開始體會到不同包裹帶來的感受和情緒。
軟裝包裹是最好的，可以捏著一個角丟出很遠。一只手能拿住的紙盒子也不錯。
大箱子比較麻煩，尤其是那些巨型的、笨重的，找到條形碼都是個問題。
快件的內容千奇百怪。從兩米多高的梯子，到疑似鐵塊的神秘物體。
據他們說，還有人寄了一只活雞。
彎腰撿拾，掃描，往后拋擲。不斷重復。
手套磨破了，大拇指起水泡，腰椎咯咯作響。包裹越來越重，我的每一次彎腰都比上一次更慢、更難。
我的煩躁最終指向了那些包裹，指向了所有的體積和重量。我把快遞一件一件甩出去，能扔多遠扔多遠。
有些包裹被摔開，東西散落出來。這樣的會被放在一邊，最后退回發貨地。
我終于理解了三和人：一具被規訓至只剩下重復動作的、幾乎失去全部可支配時間的身體。
天亮后，我接過110元酬勞，站在工廠門口，什么都沒法想。
第二天去超市，我竟然在葡萄酒的架子前站了好久，想找一瓶霞多麗，但沒有，只有長相思(二者為釀酒葡萄品種)。
店員過來問我有什么可以幫忙的嗎，我想想，說沒有。討論產區，討論口感的區別，冰鎮到十度，醒酒，輕輕抿入，讓酒流過舌尖、舌側和舌根。
我突然從身體上感到虛偽、厭惡和疲憊。
結賬時，我無法彎下腰從籃子里拿東西，只好把籃子整個提起來。
我想到那些快遞一寸寸逼近的信息，它們的后面就是一位我這樣的掃描分揀工人。
他十有八九是個臨時工，十有八九像我一樣煩躁，把我的快遞遠遠砸過去。
三、我們站在樓頂，向下撒了泡尿
離開深圳前的最后一天，我準備嘗試不同的工作。清晨五點，大雨瓢潑，大嗓門的中介打著黑雨傘，來回吆喝。
有招建筑工地做衛生的，不搬重物，7個小時，120元。我想了想自己的身體狀況，趕緊報名。他說，我們不需要身份證。
我被迅速塞上一旁停著的面包車，車上已有幾位工友，拿著安全帽，閉目沉默。其中一個哼了一聲：“什么7個小時，別聽他忽悠。”
果然，看一時招不滿人，中介喊道：“去鳳崗搞衛生，4個小時，不用干活，去了就睡覺。”
我暗暗想，果然是在忽悠，當我們三和人傻啊。但還是有像我一樣的人陸續上車，坐定。
領取安全帽后，老板娘將我們的名字登記在紙上，分發工具，拍照。
這是為了向上一級的公司證明，每天實際參與工作的人數。
工頭安排兩位熟悉的工人，在最后一排多舉了兩頂安全帽，冒領兩份工資。
今天，我要干的活其實比較輕松：推車上27樓，等別人裝垃圾，拉回1樓，傾倒。
和流水線或者分揀快遞的工作相比，這簡直輕松得不成樣子。
很快，我和一同等電梯的大叔聊了起來。我很好奇，為什么他這么大年紀，還要出來打工。
他說，原本都是在老家搞煤礦的，但這幾年不好做了。很多礦都被挖空了，管得也比過去嚴，哪個礦一出事，周圍礦場都要停工整改。
沒工可做，只能到深圳打工。
“這大樓里的長期工，錢多呢，一個月六七千。不過那些都有標準，要培訓，不會讓我們做。”
我們一邊說著，一邊慢悠悠地推著小車，一趟趟跑。似乎所有人都是如此，甚至工頭自己也不太積極。
“慢慢做。今天拉了有四車吧?現在10點，等下10:30再往下走，等電梯15分鐘，差不多下來就吃飯了。說讓拉六車，五車也差不多了。”大叔說。
中午，大叔突然問我，有沒有去過樓頂。我說沒有。他說，要不咱們去樓頂看看?我也沒去過。
我們丟下小車，坐電梯去了樓頂。
60層，風很大。向南，可以看到深圳繁華的天際線，深圳灣的海岸線，還有對岸的九龍半島。向下望，路上車水馬龍，車輛小如螻蟻。
我們兩個建筑工人，準確地說，是地位最低的日結打雜工人，此刻正站在樓頂吹風，用上帝視角，看著這個與我們有關、也無關的城市。
它熙熙攘攘。
大叔指著遠處：
“你看，那是深圳最高的樓，說是全國第一高，世界第三高，好像有100多層。
“那邊那棟叫玉米樓，你看像不像個玉米棒子?又說是子彈樓，是個地標。”
他抽了一根煙，站在樓邊上，拉開褲子往下撒了一泡尿。我猶豫了一下，沒有加入。
沉默了一會，我們重新走向電梯。
四、關于三和的傳說幾乎都是假的
這是我在三和的最后一個晚上。
老板娘姍姍來遲，領完工錢，天已黑透。我和工友們在公交站，等著回去的車。
工友們比較著各個打工市場附近的房屋租金，感嘆道，在東莞可以租到100元/月的房子。
兩位工友拉著我講：聽你說話，學歷一定比我們高。別想不開，別在三和長呆，你也看到了，中介會坑你。這里沒有希望，是坑，會陷進去。
我很難過，又無法說出我的真實動機，只好聽他們一直安慰我。
他們約我明天一起去工地，我推脫說太累，不想動了。他們又問后天要不要一起，我只好說，我準備回一趟老家。他們說，回老家好，這里不能呆下去。
我們上車，乘客紛紛掩鼻讓座，我們就這樣自動占據了車尾整整幾排。
一路上，我們聊著三和附近城中村改造的傳聞。聽說那里被某著名房地產商承包了，要改造為廉租公寓，租金差不多要調整到2000元/月以上。
這個價格顯然不再與日結工有關。
深圳關外，我親眼見到的三和，與市面上流通的說法相差甚遠。
從這里向外走幾十米，就踏上了深圳寬闊而整潔的大道。
旁邊的街區，商業中心聚集，和任何一個大城市的景象無異。繁華，嘈雜，被跳廣場舞、健身操以及遛狗的人群占據。
這里真正滿足「大神」定義的人很少，而那些傳說中的三和精神領袖，雞哥、小紅、200舞，更是寥寥無幾。
他們成了三和的活體名片，而更多的普通勞工被無視和消音。
三和在此只是一個異數，一塊鑲嵌在巨大城市中的奇異碎片。
那天的最后，工友們討論，如果沒有三和，他們這些做散工的人還能往哪里去。或許是東莞，或許是珠三角更遠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如果離開了三和，他們還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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