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遇到無法理解的到來的“災難”之時，往往會選擇拒認，這對于婉婷姐您來說也是一樣。雖然這很正常，但我依然相信，問題根源不是你們母女的天性比他人墮落，而是你們從未有機會換一種生活環境，去反思之前的“常識”。所以，我希望從另一個視角出發，與你講一講我們的父母輩和我們經歷過的“東北往事”。希望這些歷史和故事能夠解脫你和許多人的困惑，或者至少，讓我們能夠正視我們當下的生活。

　　作者 | 肖恭仁

　　編輯 | 拉吉鈴

　　美編 | 薩滿

　　微信編輯 | 侯麗

　　婉婷姐：

　　你好!

　　雖素未通問，然時在念中，今冒昧致書。

　　我是一個下崗工人的子弟，以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是。

　　我是你的歌迷，以前是，現在不是，將來可能是。

　　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有一段時間，街頭巷尾都晝夜循環地播放一首歌曲。詞曲鏗鏘有力，歌者聲線淳厚，可謂過耳不忘。我曾隨口哼唱街上聽來的曲調，卻遭到家長喝止，年幼的我，彼時尚不能理解，為什么大人們都不太喜歡這首《從頭再來》?

　　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在冰城的另一個家庭中，溫暖的親情哺育著初生的蓓蕾。多年后，這里走出了一位才華橫溢的歌者，并創作出另一首在街巷傳唱的名曲。我和朋友們第一次聽到《我的歌聲里》，就為之折服，“歌手可是咱老鄉啊，支持一下”，“跟咱歲數差不多，看人家多出息、多帶勁”，“人家父母有本事啊，哪像咱，下崗之家百事哀”。

　　而誰又能想到，粉絲與偶像之間，竟埋藏著更深的因果!(這個真的是“因果”，而不止是“相關”)

　　你不必太緊張，我倒是不在令堂涉案的那些家庭之中，今天更無意反芻自家下崗之后的遭遇，有關故事最近已經流傳很多了。更何況在9012年，小企業家們都要吞服那碗“四字雞湯”，我們還有什么資格賣慘呢?

　　2019春晚小品《愛的代價》

　　圖片來源：愛奇藝

　　相反，在這封信中，我將首先幫助婉婷姐進行最大限度的辯護，隨后進行歷史知識的科普，最后給咱老姐提出擺脫困境的建議。順便提一句，鑒于我的寫作幾次被悲情的記憶所打斷，所以姐，你也可以分為幾次讀完，但請一定要確保沒有遺漏信息。畢竟，等我們這幫“工二代”都老去了，就沒人能講清楚這些有趣的冷知識了。

　　引子 | 換一副眼鏡觀瞧

　　對于令堂的案子，我相信你在理智層面完全可以理解前因后果，但在經驗和感觸的層面，就是單純地不能接受：“我那習以為常的生活，怎會是災難與罪惡的產物?”，“我母親對我的愛，不是和天下父母都一樣么?為何原罪偏偏降臨在我的頭上?”……精神分析學將這種情態稱為“「否認」(Deinal) (Verleugnung) ”，即“知道，但不相信”：“我理智上很清楚這種可能性，但情緒中無法接納”，或表現為“就算知道這些，也不知道該怎樣面對，所以我寧愿佯裝不知”……事實上，當年下崗的工人接到“買斷工齡”的通知時，也無法切實想象未來生活的劇變：缺乏具體可感的經驗，人類很難預先體會災難，哪怕我們對即將爆發的總體危機心知肚明。就像馬路上突然看到車子撞來，很多人會呆愣住，不能閃躲。雖然網絡上口誅筆伐不絕于耳，但我依然相信，問題根源不是你們母女的天性比他人墮落，而是你們從未有機會換一種生活環境，去反思之前的“常識”。

　　這回機會來了，我們非要你把握住不可!

　　為了補充婉婷姐在經驗層面的空白，接下來我們不妨放下擔子，老弟帶你飛向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講述一些遼闊悠遠的故事。之所以這樣迂回，乃是因為如果不納入更廣闊的博弈框架，在幾個小家庭之間判斷“誰的親情更真摯”、“哪根金條更齷齪”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不能忽視早已嵌入時代總體現象中的“絕對罪孽”(費希特-盧卡奇)。

　　近幾十年來，“公平與效率不兼得”、“管理與操作相分離”或者 “統一、公平的自由市場”等許多被視為“自然之理”的東西，其實只是資本主義時代特有的歷史現象。可惜的是，許多庸俗學者硬要宣稱這些現象是某種“自然之理”，是能夠貫穿歷史的“神筆馬良”勾畫著前人的腦袋瓜，哪怕當年尚不存在支撐這堆現象的“現代企業制度”或“企業家精神”。真正客觀、本質的內容，是支撐種種個案得以發生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而不幸的是，后者長期被人們對現存事物的理解（與其說是理解，還不如說是一種堆棧）所裹挾。很多恒久不變的東西（諸如“效率”、“供需”乃至“人性/愛”）僅僅是在敘述的概念中 “恒久不變”的，它們的實際所指已經被重新定義n次了。而重新定義事物的力量，通常來源于那個時代差別于其它時代的要素。但因為這些要素往往隨著新秩序的確立便和舊內容一起消亡(或者被收編到新秩序內部，看似“恒久不變”了)，從而顯得“如露亦如電”，被形而上學家們連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今天，我們要將這些“功成身退”的幽靈一個一個地再請出來，像湘西趕尸那樣，排起隊列表演節目。畢竟，在“996加班制”的起點，的確躺著一排公有制企業的尸骸。

　　奠基 | 燭照暗夜的嘗試

　　在今天的職場中，你能否想象，發自內心地“視企業為自家”?你可敢設想，一旦老板昏聵專斷，你有權力按程序將他撤換?你可曾向往，公司鼓勵自己從事“與工作無關”的文化活動?無論你有沒有想象力，歷史都會準備好節目——曾經就在我們生長的這片土地上，“似乎確鑿”出現過“自屬、民主、共享”，合經濟、政治、文化為一的倫理共同體——公有制單位。

　　呃，我想咱姐和許多讀者一樣，會經常被下列概念攪得頭暈：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國營企業……啊還有一個更萬能的“單位”。今天的人辨清這些概念，將有重要的歷史作用——當然，把些概念搞混淆也具有歷史作用，君不見整日將“明確產權”掛在嘴邊的學者們，反而極少提及以前的企業究竟是怎樣的產權歸屬。

　　方便起見，我們不妨結合1954、1975兩版本的憲法，對上述概念進行初步辨析：

　　這一整理不要緊~理出表格疑問更多：“國營”和“國有”在操作上有何區別?“全民所有”和“國家所有”居然不是一件事?關于這些疑問，我會在后面做更詳細說明，這里要特別提示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問題：這張表格是純粹的經濟學整理。但事實上，公有制絕不僅僅是辦企業的問題，它要構建的是“生產決定生活”的新范式，因此會出現一個比“企業”更加寬泛的概念——單位。

　　研究表明，“單位”制度至少有兩大來源：(A)國民政府的國有企業，作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壟斷部門(常識：國有企業早已有之，“國有”不必然意味著社會主義)，就已經出現了“企業辦福利”的現象[1]。(B)中共革命政權從30年代“合作社+供給制”向40年代“典型單位制”的轉型，特別是在工人階級政權開始治理大型工業城市(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的時候[2]：

　　這次變革更深層次的歷史意義在于，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垂直統治”，加強了橫向社會組織的作用。在這一體制下，政府面對的不再是渙散無力的“老百姓”，而是通過以企事業單位為核心的“單位/團體/協會” 群眾組織。即使是失業貧民也不再被含混地稱為“窮人”，而是被納入到單位制下“生產-福利”一體化的進程中，轉而以“勞動者”的身份成為國家主人。后來，城市雖然恢復了“街居制”，但以企事業機構為核心的“單位”卻始終居于城市的“中心地位”，而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則屬于“剩余體制”。例如，在很多大型工業城市的記憶中，治安案件幾乎完全集中在廠屬公安局，而市屬公安機關往往只負責居民生活服務。直至世紀之交，橫向的社會組織隨著單位制解體而逐步沒落，面向基層的垂直治理再次落回街道居委，僅剩的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也被逐步納回垂直管理系統。

　　垂直管理其實成本很高

　　圖片來源：網絡

　　塑形 | 日臻完善的體系

　　本節的開頭，讓我們回到這張表格，以及上文提到的幾個易混概念：

　　今天很多人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他們不但沒有能力區分“國家”和“全民”，而且還自我安慰地以為四十年前的父輩們也分不清。說真的，我對他們的悲憫，有甚于家人。

　　根據馬列主義的“國家消亡論”，國家機器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僅僅是過渡性工具，無產階級最終要致力于國家的消亡。這樣的原則并非空中樓閣：在資產的權屬方面，“國家所有”和“國家經營”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況——決定性的資產屬于人民，國家只在全民委托下行使經營權。說得好輕巧，難點卻不小：究竟怎樣的制度可以落實“全民所有”而避免“國家操縱”呢?全體人民將如何支配屬于自己的財產呢?

　　答案當然是民主——在作為政權細胞的“單位”里，實行民主。

　　現在的人們似乎對一個民主制度的誕生過程沒有任何實感，甚至連想象能力都瀕臨枯竭，人們寧愿相信那是某些“精英賢達”或“社會良心”在頭腦中構建出來的“藍圖”。可惜歷史的真貌是：企業民主管理制度，是工人們 “摸著石頭”搞出來的。幸運的是，他們身在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機器中，這臺機器自然會全力聽從他們的驅遣，并以制度的方式使有關嘗試得到合法性確認——那確是一臺有產出能力的機器，而不是攔路尋租的怪物。

　　需要提前交代的背景，是建國前企業內部的權力結構。早先，我們在根據地學習蘇聯的“三人團”(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制度，構成了某種“三權分立”。其中，廠長負責方案計劃和運營管理，黨委書記負責貫徹上級對生產的要求和政治工作，工會主席負責職工權益。1943年后，為了解決“各自為政”的弊病，陜甘寧邊區的企業率先借鑒了革命軍隊中的“三大民主”，將“三人團”擴大為“工廠管理委員會”進行集體決議，委員會納入了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一線工人，并要一線工人占有50%的席位。[3]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輪從“三分立”到“三結合”的辯證運動：權力分立是民主開展的必要起點，但民主的兌現意味著完成“同一”的事業。畢竟，工廠的生產過程只有一個嘛~(吐槽：信奉安那其主義的朋友們天生能夠理解分立，但遇到同一就畏葸不前，原因是他們長期生活在流通和消費部類，沒有機會考察可供自由選擇搭配的商品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來源：自繪

　　我之前說“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夠確切，機靈的工人階級，其實是玩了一招“順坡下驢”。這集中體現在建國初期，響應“恢復國民經濟”和“生產競賽”運動的過程中。國家機器的元政策，主要是“改進生產力”以恢復經濟秩序，畢竟民國末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并不會因為聽了新中國上的宣言而乖乖走開。然而，工人階級利用運動的機會和政黨的組織機器，完成了更多內容：(1)清算了盤踞在企業中的舊社會“把頭”、“包工頭”，這些滯后于時代的勢力即刻被成長起來的新工人頂替了位子，使得民主管理勢在必行。(2)工廠里的白領職員、技術員在解放前是瞧不起工人的，且不論這種隔閡在倫理上的問題，單從生產效率的提高角度看，也是一股阻礙力量。以生產競賽為契機，工會和管理委員頻繁組織不同類型職工之間的聯誼、學習交流，特別是圍繞具體的工藝革新、核算定量、管理流程改進，不同工種每每都能碰撞出火花。在當時，參與勞動競賽的主體，是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班組”，班組成員群策群力，涌現出一系列全國知名的模范班組——趙國有、馬恒昌、郝建秀……

　　本節故事最高潮的部分，當然是“鞍鋼憲法”的問世。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確立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的組織架構(后來改制產生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度，被稱為“新三會”)。其中，“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力比之前的“管理委員會”更加擴大——可以提名、選舉廠長，參與到生產計劃的制定等重大決策。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

　　來源：自繪

　　關于聲名遠播的“鞍鋼憲法”，有三個問題需要澄清：

　　(1)這套制度并非“無根之木”，一個直接原因是鞍山鋼鐵公司(全國援建的第一大鋼鐵聯合企業)在1959年初出現了產量的意外下降，隨后鞍鋼綜合運用建國十年以來的各類民主管理經驗扭轉了局面，引起了中央調查小組的興趣，從而形成了同年7月毛澤東看到的報告。當然，在更大的背景上，中蘇分歧導致的自力更生，也迫使了這一進程的加速。

　　(2)“群眾”主要是相對于“干部”的概念，并不是缺乏專業知識的“外行”，而是長期在一線班組中改良工藝、研討學習的工人+技術人員。今天很多文藝作品喜歡塑造某種“群氓”景觀，甚至成為了那個年代的定妝照，這是精英主義的反智(是的，精英主義是最大的反智主義流派)。此外，群眾技術革命也絕不是脫離科學的異想天開。當時主要的技術革命在三個方面都取得了切實的成效：改善勞動條件、改良工具效率、對國外設備從簡單檢修轉向學習制造[3]。

　　(3)提出“政治掛帥”的目的，除了是為反對“技術掛帥”或“唯生產力論”，還有一項是“反對行政化”。這對于今天的人來說是一個極難理解的事情——思想政治工作難道不是由行政系統包辦么?甚至對于今天的人來說，“政治掛帥”和“行政化”完全就是同義詞。這又是一則用當代現象裹挾歷史的例證：在當時，政治掛帥恰恰是為群眾技術革命配套的意識形態。彼時大部分的政治學習，是由各車間、班組牽頭的。對政治材料的解讀，事實上繞開了行政系統，使得意識形態的闡釋權更加扁平化。“政治掛帥”這個概念，就是由基層職工，而非上級提出的。一個旁證是，鞍鋼的黨委會，是直到1959年群眾技術革命的高潮階段，作為獨立于行政系統的主體才正式成立的。在此前“一長制”的條件下，管理系統直接下達生產指令，不需要經過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檢驗，這種表面的“無政治”事實上造成了工廠權力中心化的“極權政治”。而當全體職工都掌握“用政治標準(而非上級指令)評價技術”的準則時，工廠權力的分散才成為可能。如果類比政治體制，鞍鋼實踐確實具備了某種“憲政”的意味。

　　總結本節內容，我們不難發現：與今人對那個年代“吃苦蠻干”的刻板印象不同，真實歷史中，工人階級能夠自發地從“加大勞動投入”轉向“革新生產技術和管理組織”。這背后的機制也很簡單——工人自己決定勞動方式，當然就不會選擇用“蠻干”來傷害自己。一個旁證是，在沈陽市勞動模范紀念館(位于市府大路411號，婉婷姐要是有空可以去逛逛，我可以免費提供解說~)的陳列中，70年代及以前的勞動模范多為“技術革新能手”(反而在80年代之后，而因工作致傷殘、殉職而被追認的情況多了起來)。

　　還有更重要的，是對“民主”的理解，我們看到每次民主管理的進展，都伴隨著矛盾化解、增產提效、改善待遇等具體議題，可以說“沒有赤身裸體的民主”。或者可以這樣理解：民主只能夠在具體議題中將自己實現，為了開展民主而進行的權力架構僅僅是它自身運動的起點，就像你不能指著物理實驗室中的擺球說“這東西就是機械能本身”。

　　變異 | 一江春水向低流

　　從這一節開始，很多材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故事了。80年代，改革春風吹滿地，國企是改革的重心。不過，歷史的趣味性(雖然我笑不出來，但確實有趣)就在于，它總是將畸形的繁榮作為覆滅的起點。這可不是什么神秘魔法，它背后是非常順理成章的：公有制單位積累的物質-制度存量，在私有化浪潮初起的時候，它們當然具備某種“比較優勢”，不過也必然會在存量殆盡之后慘淡退場，為前來收割的壟斷資本織好嫁衣。

　　進入改革主線之前，我們先看一個在今天被渲染成玫瑰色的話題：羨煞旁人的單位福利。最令很多職工懷念的，可能不是上文提到的企業民主制度，而是直接作用在身體上的“高福利”。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80年代以前關于企業的討論中，福利待遇是一個比較邊緣化的問題——職工治廠，企業保證福利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另一個背景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趕超戰略”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將產品更多地投入再生產領域，同時節制消費領域的投入，這就使得彼時的國企會帶頭限制福利待遇。但即便如此，在職工民主管理的保障下，那個年代的職工福利也是今天的社畜們望塵莫及的。

　　一切在80年代發生了變化，單位的福利普遍大幅提高：(1)物質供應方面，節假日津貼、補助物資頻次增多。(2)人事安排方面，原本僅適用于傷殘職工的“子女頂班”制度開始推廣，后因造成舞弊牟利、生產隊伍人員素質下降而在1983年被叫停[5]。

　　來源見[4]

　　這種從天而降的“餡餅”，事實上是另一項更觸及本質的改革——返回“一長制”，所帶來的副產物。從權力組織形式上看，仿佛是回到60年代之前的一長制，但這種形式所對應的決定性內容，事實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動機——從對本廠生產指標負責，到對市場經濟營利的負責。政策表述為“放權讓利”，主語是國家，賓語是廠長的。“國退”是做到了，“進”上來的是什么“民”?反正沒有勞動者。

　　1984年5月15日，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宣布，要逐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當年5月18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認真搞好國營工業企業領導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以及附件《國營工業企業法(草案)》發出，要求在企業整頓中驗收合格、領導班子得力、生產情況正常的國營大中型骨干企業中進行廠長負責制改革試點工作。

　　55位廠長聯名致信省委書記：請給我們松綁

　　圖片來源：人民網

　　1984年傳媒、文藝界開始宣揚“廠長負責制”、“專家治廠”等觀念

　　圖片來源：Bilibili

　　對于這個話題，我是反對“陰謀論”的(我是持有“共謀論”)。喬廠長們在上任后并不一定是懷有復仇心態去對付職代會、工會——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盡快拉著企業進入世界市場，在新的游戲規則中形成收益(當然他們個人的收益會更多，這是對“企業家精神”的回饋嘛)。作為“獨裁”的合法性來源，職工待遇的無原則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數年前那場尋求社會扁平化的拉鋸戰已經幻滅，職工們還有更好的選擇么?一個能讓自己福利提高的新游戲規則，哪怕不是自己做主，也已經是最不壞的選擇了。更有趣的是，在一長制確立后不久的1986年，“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被正式的法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所框定，雖然不再享有最高決策權，但是作為一個籃子，職代會貌似是被永久地妥當安放了。

　　喬廠長們上任后的政績，自然是在幾個方面“勇開風氣”：

　　(1)面向市場供需自主制定生產計劃

　　(2)用于研發、折舊、再生產的基金大幅縮減，產品更多流向生活消費領域。很多工廠將原本用于勞保福利的防護具、鹽汽水等邊緣物資打造成“拳頭產品”，在許多工業城市，構成了80后們的童年記憶。

　　(3)根據市場供需進行投資。直到今天，武鋼老職工還對廠長在80年代“科學前瞻，乾綱獨斷”，投資澳洲礦山而“扭盈為虧”的英勇事跡記憶猶新。

　　來源：自繪

　　不過，這些改革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上也因為違背人性而處處遭遇阻力，這樣的拉鋸進一步損耗了企業的生產能力。

　　當然，“人性”這個東西，無非是社會塑造的效果。職工的人性被違拗了，某些人的人性或許就舒展了——民主監督的廢弛，也進一步為物資倒賣、任人唯親提供了溫床。反映在地理空間上，表現為內地(東北最典型)工礦企業的無償調撥物資，抵達沿海地區之后被按照市場價拋售，收益盡入“倒爺”囊中。這樣一種利用“雙軌制”的獨特的原始積累方法，譜寫了東南企業家們的《大江大河》。而在哈爾濱鐵路局職工的記憶里，只有一曲“二十節車皮的鋼鐵木材，從浙江換回三車廂牙刷鞋墊”的《河殤》。或是武漢交電五金公司經理，通過倒賣工件在80年代就交易百萬元的《長江之歌》。

　　對了，婉婷姐，咱們應該給東北的父老辯個屈：很多人說東北改開以來的衰落是“思維僵化，改革遲緩”所致。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東北在改開歷史上恰恰是“勇開風氣之先”。“老大哥”遼寧省最有代表性：

　　來源：《遼寧省志·大事記》http://tieba.baidu.com/p/3088833493

　　今天，當我們查閱這些通過改革而績效大幅改善的企業時，當我們希望論證“改革必然帶來紅利”的時候，卻失望地看到一連串“破產重組”或“查無此廠”。這是一則神奇的悖論：拖延改革死路一條，積極改革死得更快。何也？因為您這塊恰恰是原始積累的來源——宰牲場里的豬會因為主動出欄而逃離餐桌么？

　　讓我們再一次梳理本節的邏輯，在上世紀后半葉，一個國家想從其它所有制轉入資本主義，需要幾項必要條件：(1)建立起全國統一、連接世界的市場(2)勞動力商品化(可標價)，可流動(3)生產資料私有化。否則無法完成勞動力大軍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勞動力進而無法被商品化流通(4)對既有的非商品物資(公有制企業的工農業產品)進行商品化，這個過程成為了企業家原始積累的主要途徑。

　　在上述背景中，以下選擇是必然的——只要踏出一步，后面的路徑就會連帶贈送：

　　(1)企業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為最終壟斷生產資料(即“改制”)提供條件

　　(2)單個企業為了在競爭中最快獲利，將產品更多地投向市場，更少地投入再生產基金，技術革新幾乎停滯(這里還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旁證：http://www.dacankao.com/thread-100860-1-1.html)

　　(3)地方市場開啟初期，流通領域經濟繁榮，人民消費物資空前增長

　　(4)地方市場飽和后，本地企業無力通過產品升級而擴大市場，進而陷入虧損。(除了國企，類似命運也出現在風光一時的鄉鎮企業中)

　　(5)上一輪市場繁榮造成流通貨幣增多，此刻遠多于實物價值，價格信號失靈，引發高通脹(價格闖關)和社會動亂

　　(6)收拾上述局面，此時唯有仰仗具備更強生產能力的國內外壟斷資本入場，收購、改組或者清理舊企業，通過全新的產品再造市場

　　通過物資變現完成“原始積累”的本土小資本，和通過吞食并購完成“產業鏈整合”的國內外壟斷性資本，在地理空間上不會“均勻落地”。相反，會前往成本洼地(所謂“投資營商環境好”的地方)。除了海運便利之外，勞動力也是重要的成本之一(即馬克思所謂“可變資本”)。高度組織化、被福利充分覆蓋的重工業城市，競爭力自然是遠不如剛剛打開農村人口流入(甚至是跨省流入)閥門的東南沿海地區。進而產生了特定地區發生特定的繁榮或衰落。此中的獲益者便可能進一步追溯某種“地域文化差異”、“自然環境差異”而在意識形態中鞏固獲利的“本應如此，理所應當”，畢竟以他們的智識，只能完成那種層次的分析。

　　解體 | 水到渠成的洗牌

　　簡單說，上一節的（6）就是本節。

　　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寫作者，這個章節本應成為全文的高潮，但我卻無法驅遣情緒和文字促成這樣的高潮。

　　還是先細節開始吧，關于“奉獻精神”的宣傳問題。我所訪談過的老工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回憶起這樣一個現象：今人普遍認為是建國以來的宣傳信條“奉獻精神”，其實是在改制之后才頻繁出現的。到了90年代改制前夕，“奉獻”幾乎成了宣傳中頭等重要的優秀品質，它可以被進一步表述為“分享艱難”、“共克時艱”、“我不下崗誰下崗”等等。

　　“六七十年代沒有必要談奉獻啊，勞動成果歸自己，大家生產積極性本來就很高……特別是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工人們都憋著一股氣，我們在車間里經常主動加班，領導勸我們下班休息，我們都不聽……工作日加班，是為了提前、超額完成國家的生產指標。到了周末，大家還要求加班，不過是為了搞本廠的福利設施，學校、醫院、禮堂，建成了我們就可以免費享有。給全廠搞建設是一種榮譽，大家都搶著去，不是黨員、積極分子都沒資格加周末班……今天哪里會主動搶著加班?這個感覺你們體會不了。”來自包頭鋼鐵公司(王小帥電影《地久天長》原型)老職工提供的段回憶，真應該抄送給“希望員工自愿996”的雷總。

　　繼90年代依次登場的“三角債”、產能過剩等危機之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國際需求的削弱，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2001的“三年攻堅”毫不意外地登場，我們的家庭毫不意外地發生了劇變……這里面有個問題，就是2001年之后的國企改革，往往被人們忽視。這個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進程，竟成為了“燈下黑”而被輿論忽略。我想，應該把1998年之后的故事串起來講：用文件詞匯來形容，第一階段是“放小”（下崗），第二階段是“抓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階段是“做大做強”（三去一降一補）。

　　第一階段，“三年攻堅”階段的主要操作對象是國有中小企業。因為這些企業波及各行各業數千萬人口，所以有關故事最為人所熟知：(1)“減員增效”乃至全體下崗。馬克思、考茨基、斯威齊乃至凱恩斯等學者已經反復論證，資本-市場經濟的永恒困局，就是生產部類長期大于消費部類。周期性地破壞生產力而形成“待業蓄水池”，是為市場續命的必須手段。當然，下圖所示的模型所沒能講出的，是在90年代的中國市場中，國企職工只有C、E路徑，而D路徑是準備給農村流入城鎮勞動力的(當然他們有著另一首并不愉快的史詩)——在超半數勞動力失業的城市中，“做點小生意過渡一下”、“去新興發達地區打工”只不過是今人“何不食肉糜”的餿主意。相反，今天有一些“你們真沒種，怎么不抗爭”的風涼話，還真的不乏現實(參考：https://mp.weixin.qq.com/s/XT5bpdk5BZ8xrkLiVdw4kA)。

　　來源見[6]

　　(2)股份制改革。職工們也曾嘗試用積蓄重新購買一遍本來就屬于自己的企業，然而微薄的工資(職工主要生活來源是物質福利，貨幣儲備極少)根本無法與積累了近20年的廠長、經理、收購方相提并論。順便提一句，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確定了“國有”和“全民所有”為同義概念，“國營”概念退出人們的生活用語。是啊，今時今刻，區分這些概念還有什么必要呢?

　　來源：自繪

　　第二階段（2002-2012）的改革對象是大型國有企業，主要操作是“混和所有制改革”。2002年十六大提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繼續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積極引入競爭機制。”。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現代企業制度提出更明確的要求，即“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最經典的要數落馬“老虎”王珉在吉林省推行的“蘇南模式”，故事的高潮發生在2009年。故事的主角——慈祥敦厚的吳敬堂老人，在今年初離開了他深愛的世界(參考: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32718275083075)，他的去世是促使我決心寫封信的直接誘因。

　　第三階段（2013至今）的改革依然是大型國有企業（中小型差不多都消融了），這一次是強化其作為壟斷性資本的國際競爭力。如果你了解19世紀末以來的世界歷史大事，就會察覺其中沒有任何新鮮的內容。就連一些人幻想這是向前改制時代 “回歸”的蠢萌見解，也在歷史上數見不鮮。

　　這一節沒有總結，因為它沒有結束。寫這封信的人，讀這封信的人們，都將用自己的生命完成本章節的書寫。

　　建議 | 治病救人的良藥

　　我講了一大串故事，最終還是要回到婉婷姐的困境——我答應過要幫你解扣(專業的說法叫“洗白上岸”)。下文中的粗略策略是完全免費的。如果需要進一步咨詢詳細操作，你本人或經紀人可以聯系我，當然這個咨詢會收一點費用。

　　建議的總方略是“從頭再來”：利用已有資產+借貸，有計劃地盡快償清債務，解困職工，解救母親。這樣一個故事難道不能催生正面的輿論么？進一步地，可以將償還計劃、完成進度定期公開。用自己的創作勞動去償還債務，定會獲得廣泛認同和援助。財務方面有什么困難也歡迎來咨詢~

　　我始終相信，婉婷姐在本質上不是“德性卑劣”的人(因為根本就沒有作為本質的“德性”)。今之情形，乃是因為從小脫離勞動者，生活在黑金搭建的暖巢之中，因此沒有培養出共情同理、擔當苦難的能力。正所謂 “沒有自來紅，只有改造紅”，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建議你通過公益人士，接觸新老工人（參考https://mp.weixin.qq.com/s/8pnjtk6pDfGlCpgKRthQsw，https://mp.weixin.qq.com/s/RdYZ0iNSctoJvhZk-FgPYA ），先是經常走動，慢慢與他們同吃同住，參加勞動生產，分享經驗故事，進而激發藝術靈感，創作一批真正具備“人民性”的作品。倘若有此一日，我一定會再次成為你的鐵桿歌迷，直到地久天長。

　　試問深仇大恨之下，我為何依然努力“治病救人”？因為在我們工人子弟的血液之中，還存有共和國初鑄時的余熱。

　　參考文獻：

　　[1]卞歷南.制度變遷的邏輯:中國現代國營企業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285.

　　[2]田毅鵬.“典型單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04):56-62.

　　[3]周勇. “鞍鋼憲法”的歷史考察[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

　　[4]胡水. 單位福利的轉型與變異[D].吉林大學,2015.

　　[5]田毅鵬,李珮瑤.計劃時期國企“父愛主義”的再認識——以單位子女就業政策為中心[J].中共黨史研究,2014(09):128.

　　[6]包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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