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長久以來，996工作制(每天工作從早9點到晚9點，一周工作6天)是許多行業的潛規則。在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不堪重負，聲討企業管理者公開違反《勞動法》、強制推行996工作制時，知名企業家們也開始公開表態。4月11日阿里巴巴內部交流活動上，馬云對員工們說，“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
劉強東也在朋友圈聲明自己可以“8116+8”，周一到周六6天，從早8點工作到晚11點再加上周日工作8個小時。劉強東還稱：“混日子的人不是兄弟!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殺于江湖，一起承擔責任和壓力，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既然企業家們認為996求之不得，為什么世界各國還要立法限制工時呢?企業家們集體藐視法律、散播雞湯究竟會造成什么危害?“全民加班”的社會后果又將由誰來承擔?
工作時間越長，對人越有益嗎？
1930年，凱恩斯曾經預言，到了世紀末，科技的進步足以讓我們每周工作十五小時。然而，這并沒有發生，甚至可以說，我們今天的工時遠比1930年的工人更多。
在一些互聯網科技公司中，“996”工作制是一種普遍現象。加班，甚至已經成了北上廣深不少企業的“標配”。而最近，一名程序員在GitHub上新建了一個叫“996.ICU”的代碼倉庫，直指互聯網公司盛行的“996”工作制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996工作制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在關于996的討論中，彈性和效率成為了繞不過去的關鍵詞。許多企業家認為工時管制不符合現代企業的運營形態。尤其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對于工時的嚴格管控無法跟上日趨彈性化的職場趨勢。工作時間越長，對人越有益嗎?
根據《勞動法》規定，我國實行每日八小時，每周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由于生產經營需要可以每日延長一到三小時，但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由于涉及公共利益或自然災害而延長的工時則不做規范。這一規定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第1號公約、第30號公約等國際公約基本保持一致，其擬定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預防職業健康風險。
2015年，一篇刊登在《柳葉刀》上的超大型的統合研究指出，每周工時大于55小時的勞工，有額外33%的相對風險罹患中風;2014年一項針對966名臺灣男性勞工的病例對照研究發現，發病前一周工時60小時以上者，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分別高出2.2和2.7倍;2009年一項針對621名芬蘭男性勞工的大型研究在追蹤11年后則發現，勞工每周工作天數與頸動脈硬化的惡化程度顯著相關。
同樣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在相關討論中少有出現的輪班間隔時間，對勞工的健康風險也有顯著的影響。2016年刊登在《Ergonomics》上的一篇回顧文獻在統整了22個研究的研究結果后指出，間隔時間不足11小時的快速輪班(Quick Return)和嗜睡、疲倦等癥狀有明顯關系;而2014年一篇針對322名臺灣男性勞工的個案對照研究則發現，睡眠不足6小時的勞工，分別有3倍與3.3倍的風險罹患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塞。
綜合國際職業醫學界的各種研究成果不難發現，過長的工時和不充足的休息時間，極有可能導致肥胖、血脂異常、頸動脈硬化、代謝綜合癥等慢性疾病以及冠心病、急性心肌梗塞等急性腦心血管疾病，增加工作事故和罹患肌肉骨骼疾病的可能。預防這些風險，就是工時管制措施的意義所在。
經濟低迷時，企業靠彈性用工縮減成本
19世紀上半葉，在訴求禁止童工、限制工時的工廠改革運動的推動下，以英國為首的新興工業國家紛紛制定了《工廠法》等現代化的勞動法規。工時概念的出現，奠基于這一系列的歷史進程，早已超脫計算工資報酬的目的，而被賦予了勞動保護的公法意義。換言之，工時政策的目的即如國際勞工組織在其116號建議書中所說，為勞動條件劃下紅線，作為保障勞工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而存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經濟全球化與后工業主義的沖擊下，生產方式由傳統的福特主義逐漸轉向強調專業彈性化的后福特主義，企業需要隨時響應需求的人力和輕資產的運營模式;新的社會、家庭樣態以及科技帶來的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使得員工逐漸需要符合受僱者在人生中不同階段(學習、家庭、老年等)變動的需求，給予勞工更多工作開始結束時間或休假的自主性的職場安排。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被認為是各國應對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必要的措施，這里的彈性化包括了數量上、功能上、時間上以及薪資上的彈性化。
“Uber是一種新的工作方式：它讓人們可以按下一個按鈕，隨心所欲地開始和停止工作”
例如歐盟就在勞動法規的擬定上提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概念。根據歐盟的共識，雇主增加工時而不需付加班費、增加輪班數、延?輪班時間、加班和周末工作等等“常態、密集、廉價、彈性”的加班傳統與排班方法，皆是屬于以公司為基礎的彈性。透過這些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上的彈性化的措施，企業得以快速調整員工數量、工作時間、工作內容以及工作組織，以因應全球市場上的產品周期的縮短、消費市場日漸多元化與個人化的需求以及景氣的榮枯變動。
在經濟低迷時，這種彈性使企業以最少的人事成本，承擔最少的創業風險，在市場中競爭，延續生存。而當景氣復蘇與政策紅利帶來額外營收時，企業卻獨享這些利潤。
加班加劇健康水準下降、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
但正如歐盟于2007年出版的《朝向彈性安全的共同原則》(Towards Common Principles of Flexicurity)所言，彈性安全的精髓在于彈性和安全的平衡，而這一平衡奠基于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之上。在歐盟，工時管制仍然是勞動法規中不可松動的紅線。因為，在高工時的環境下，勞工有假休不得，消費信心不足、健康水準下降、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危機加劇，都是可能相關的長遠困境。而正是經濟學所提到的：當外部成本沒有被正確歸因時，就無法產生社會的最大利益。而這些外部成本，包括日趨嚴重的老齡化和勞工的醫療成本，將由全體社會去承擔。
《朝九晚五》電影劇照
正因如此，工時管制作為保障勞工生命健康安全的一致性規范，不應該恣意按照企業的需求而放寬、扭曲。任何放寬只有在現行規定下，窮盡一切可能性，亟欲符合法律規范而不可行才有意義。在無法說明是什么樣的人力配置、什么樣的工作形態，會導致企業不以996工作制即無法運作的情況下，輕率地空喊彈性，只能是慷全民之慨，放任過勞的惡果不斷累積。
國際公衛學者史塔克勒等人在《失控的撙節》一書中指出，保護勞工的勞動政策，能對抗經濟危機;以保護產業為名但忽視勞動者健康保護的政策，將造成更大的公衛危機。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向世界各國政府呼吁，“所有政策均以健康為依歸”(health in all policies)，勞動政策同樣如此，因為真正以保護勞動者為目的的勞動政策，才是對抗未來不穩定的經濟情勢與社會健康風險的重要機制。
在現代社會的運作中，適度的彈性不可或缺，為某項工作而做的臨時性加班也并非本質之惡。但當加班成為制度性的安排，甚至企業以彈性為名，不斷壓縮人事成本而增加工時，我們就必須深究其背后看不到的成本和后果。畢竟，企業降低的每一分人事成本背后，都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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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羅儲林
編輯：小蠻妖
美編：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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