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周開始，一批在中國各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程序員在代碼托管平臺GitHub上建立了項目996.ICU，向互聯網公司的“996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等侵犯勞動者權利的企業制度發起了抗議，獲得了程序員群體的大量支持。

　　然而，996.ICU這個項目的網站很快就被360、QQ、UC等國產瀏覽器以“非法信息”、“保障綠色上網”等理由屏蔽。

　　圖片來自網友 @oiax

　　于是有人調侃：“中國程序員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昨天在 Github 上給反996項目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給360瀏覽器、QQ瀏覽器、UC瀏覽器……更新屏蔽反996項目的網址。”

　　這句話只是一句玩笑，其實很不準確，現實恰恰相反，中國的程序員通常來說并不會直接負責這種工作，中國的大公司通常會把項目進行非常細致的拆解。

　　就拿這個功能來說，通常的實現方式是：應用的前端預留屏蔽的接口和界面功能，后端給出管理數據下發通道，再做一個供審核人員維護的數據管理后臺。這樣一來，沒有哪個程序員具體地屏蔽了反996項目的網址，但幾乎每個人又都參與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你不是互聯網行業的從業者，或者你即使在互聯網行業工作，但對基層程序員的生存狀態不太了解，那么你就是本文希望面向的讀者。

　　“碼農”和車間工人真的挺接近了

　　讓我們從中國的大公司一般如何開發一個瀏覽器說起。中國程序員的處境如何?這件事情為什么能夠迅速傳播和有眾多響應?了解了這個具體的案例之后，可能會有更直觀的理解。

　　瀏覽器本身屬于技術較為復雜、開發成本很高的軟件，但國產瀏覽器卻為數眾多。一種復雜、高成本的東西卻出現了同質化競爭，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國產瀏覽器基本都使用了名為 Chromium 的瀏覽器內核或類似的內核，在它的基礎上進行二次開發，所需的開發成本極大下降。Chromium 是 Google 公司基于另外一些開源軟件開發的瀏覽器內核，它本身也是開源軟件。

　　這樣做其實是十分正確的。近幾十年來信息技術能夠突飛猛進，并且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信息產業的消費者和勞動者，就是因為開源軟件成為了互聯網的基礎設施。由于互聯網的基礎技術幾乎都是開源的，重復的“發明輪子”毫無必要。這使得開發者可以專注于兩個方向：對基礎技術的深入研究，或對技術應用的開發。

　　中國的信息技術產業，特別是過去十多年崛起的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他們的重點主要還是在對技術應用的開發上。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所提供的機會，使得業界認識到：投入到應用中的收益，顯然比基礎研究的收益更大。

　　隨著這些基礎的開源技術開發工具的進步，中國的程序員的入行門檻也越來越低，這和市場對程序員的需求數量越來越多這一趨勢又是匹配的。隨著資本參與互聯網的大戰，“快”成為互聯網行業的共識。其實由于開源生態的存在，技術開發如今本身已經快得不能再快了，但市場競爭是殘酷的，沒有最快只有更快。

　　這就產生了一個矛盾：產業迅速膨脹，從業人員的水分也越來越高，但市場對公司的效率要求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態勢下，技術應用方面的研發，很容易落入勞動密集型的實質當中。

　　難怪如今程序員往往自嘲為“碼農”，意思是“寫代碼的農民工”。程序員褪去了“智力勞動者”的光環，似乎成為了和車間工人沒太大區別的工種：無論是從工作的復雜程度來看，還是工作時長對工作的產出來看，都越來越接近了。

　　如果你自己嘗試過學習一些網頁開發基礎，你也許會感嘆自己和一個建筑工人、裝修工人的工作狀態有一些相似。

　　基層程序員的真實地位

　　當然，把程序員和傳統的產業工人做類比其實并不完全正確，這主要是因為：腦力勞動，或者說智力和知識，在信息技術開發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太大了。

　　前面講到，以開源為基礎的技術生態，造就了技術的自我迭代速度越來越快。信息技術本身是日新月異的，它是其使用者所創造，其使用者主導其發展方向，又驅使著使用者不斷更新知識。

　　面對一個需求，可能有幾十種現成的技術方案可供選擇，具體應該選擇哪一種，就需要技術方面的知識和判斷力。為什么國產瀏覽器會紛紛選擇 Chromium 作為其內核，而不是其它呢?這個決定不是哪個公司的哪個程序員自己做出的，必定是有各個公司的技術委員會決議，或者技術經理、架構師論證過的。

　　雖然大家都是用的同樣的內核，但我們看到各家的瀏覽器有其特色功能。這就不是程序員自己的主意了，而是產品經理的要求。為了統籌公司里的市場、產品設計、技術研發團隊用在某個具體項目上的資源，大公司往往還設立項目經理崗位，做項目管理工作。

　　由此我們看到了基層程序員所負責的工作在互聯網公司的結構中所處的地位。

　　產品設計部門一旦把需求確定下來，技術研發部門繼而把技術實現方案確定下來，剩下的工作，就是經過詳細的拆解，交給基層程序員，按部就班，一行代碼一行代碼地做出來了。

　　各種經理忙著開會，跨部門開會，部門內開會，把需求確定下來，再落實到產品設計和開發需求上來。一個基層程序員，還可能面臨著每天三番五次開會，或者需求變來變去，留給自己清凈寫代碼的時間未必是自己能掌控的。

　　程序員不是一個單一的群體

　　講到這里，想必大家能夠理解：996的問題所牽涉的，并不僅僅是勞動法的落實與否這樣簡單了。即使在程序員這個職業群體內部，面對這個問題，也可以看到幾種明顯的態度區別。

　　996的問題是這樣一種結構和現實造成的——互聯網行業高速發展，行業薪酬水平已經很高，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很少有轉行的動力，因為轉行往往意味著明顯的薪酬損失。而想在這個行業待下去，就必須在這個結構中找到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位置。這樣一來，基層員工對勞動時間或者強度的抱怨，往往很難得到“工友”的實際行動支持：公司的競爭力有賴于比隔壁公司工作得更努力，而公司的競爭力是保持較高薪酬的前提。

　　這個邏輯讓我想起當年記者調查富士康，工人為什么普遍超負荷加班。許多工人都表示，寧愿自愿多加班賺錢，怕的是不讓加班、無班可加。

　　但和富士康工人不同的是，程序員群體中的確有相當多的人給反996項目加了星(截至本文寫作時已經有15萬人以上)。說明程序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明確反對加班的。

　　給對這件事情的主流態度分個類：

　　反對996;

　　雖然反對996但不認同采用強制措施;

　　支持合法996;

　　支持完全的市場決定勞動制度。

　　我的個人觀察是：越是基層的程序員越是反對，越是高級的技術經理人越是傾向于支持，起碼不完全反對。甚至還有程序員直接表示：反996就是一場鬧劇。

　　所以，并不能把“程序員”看作是一種真正存在的群體標簽。程序員只是代表一個工種，這個工種內部的階層區別相當豐富。因此，不同的程序員基于自身利益的出發點，有不同的政治主張。

　　代際差異與時代變遷

　　十多年前，第一批進入互聯網行業的勞動者都是年輕人。如今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成為行業精英，另一部分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但如今新入行的95后，和當初的85后面對的社會基本面，以及他們的生活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似乎總是可以看到一些企業管理者抱怨現在的年輕人不好管了，頻繁跳槽之類的。而已經全部進入30歲的80后們，雖然比95后看起來似乎更能吃苦一點，但作為獨生子女一代身上的負擔之重，也是企業所不能避免的。

　　互聯網行業在中國疾風驟雨的時代已經到了尾聲，行業增長趨于平緩。在暴漲時期，企業之間白熱化競爭、同質化競爭卻慣性依舊。從業者對自身收益增長預期的放緩，在心理上還無法完全接受。

　　所以反996事件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可以說是一種必然。過去十幾年，明里暗里的996公司其實很多，別說996了，“007”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可是為什么現在才有互聯網行業的反996運動呢?說到底，還是勞動者的付出和收益已經不成比例，或者說對未來的期許已經大不如前。

　　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程序員們對新技術癡迷、利用業余時間研究創造，推動了技術的發展，所以把更多的業余時間留給程序員，更有利于產業的發展;在現實中，絕大多數程序員上班如“搬磚”，是一份養家糊口的職業。企業為了最大化人力產出，使用996作為一種管理手段，既壓縮了人力成本，又滿足了單個員工對自身薪酬的要求——但就無法滿足員工對健康和生活的要求了。

　　在一個市場決定論者的眼里，反對或是支持996都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如果996制度既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又不能滿足勞動者的利益訴求，那公司也就不能從中獲利，自然就會消失。但在一個社會責任論者眼里，社會的結構性壓迫是單純依靠市場無法消除的，必須有法治的正義作為保障，因此《勞動法》作為兜底是必需的。

　　代碼、傳播和聲音

　　但是，對于絕大部分程序員來說，社會歷史背景、公司管理、市場經濟的理論，都不是他們熟悉的東西，他們的教育經歷中缺少這方面的知識。

　　于是我們看到，他們在抗議的時候借助的是另一種他們熟悉的東西——像GPL、MIT License之類“開源軟件許可協議”。

　　開源許可證是授權開發者使用軟件源代碼的一種合同，你必須同意條款，才能使用它。于是，有人建議和起草了反996工作制的“開源許可證”，希望能以此影響業界對996的態度。

　　圍繞該不該用“開源許可證”反對996，程序員基于政治立場的不同，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但程序員對開源軟件的生態其實都比較熟悉，大多數人并不會幻想這種許可證真的可以讓996成為歷史。

　　試圖把反對996的這種聲音，植入到開源軟件的生態中，不得不說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因為開源軟件本身就是一種傳播媒介，一個開源項目會衍生出更多的開源項目，就像生物演化一樣，形成豐富的分支。而許可證作為其唯一穩定繼承的信息，會因這個項目自身的價值而被放大傳播。

　　于是，代碼和開源軟件生態，成為一種表達意見的信息載體。

　　其實這并不新鮮，開源軟件的許可協議誕生之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開源軟件的最初倡導者們為了表達開源、自由軟件的主張而設計的。

　　歷史有其自身的結構和循環。在理想主義的背景下，開源軟件運動創造的生態使得中國的開發者可以迅速開發軟件應用，形成大公司之間的白熱化競爭、狼性文化，進而產生了996的問題。

　　而如今，一些中國的程序員希望通過開源軟件內置反996條款的許可證，來傳播反對996的聲音，對抗一種結構性的壓迫。

　　另一些程序員，他們有的成為公司中高層，權衡著996的利弊，掌控著對千萬名程序員的業余時間的控制權;有的自己創業或成為獨立開發者，24小時心里都是工作，但具體時間自己靈活掌握;有的遠渡重洋，去一個沒有996的地方繼續搬磚，成為當地的高收入者。

　　有能力的人是有選擇的，自然可以自掃門前雪。但一個文明的社會，需要給所有人發出聲音的渠道，更不能抹煞一個群體發出聲音所做出的嘗試。我想，與爭論996是不是合理的相比，傾聽他人、理解他人，整個社會的信息和聲音的傳播渠道的暢通無阻，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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