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寫下了《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將英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活生生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恩格斯認為，研究無產階級的境況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可以為社會主義理論存在的正當性提供最堅實的現實基礎與道德依據。他在該書德文本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 】

　　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生活工作狀況，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特性在現實生活中最真實的體現。在工人群眾日復一日的現實生存苦難面前，任何試圖為資本主義辯解的理論說辭，都因為缺乏道德支撐而顯得蒼白無力。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由于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西方工人階級的勞動環境與勞動條件，都隨之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別是在上個世紀風起云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猛烈沖擊下，資產階級被迫作出了某些讓步，西方工人階級借此贏得了一定的權益，工作和生活狀況都有了較大改善。但是，這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受剝削與被壓迫的命運，西方工人從來也沒有享受過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所擁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地位。蘇聯解體以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西方資本統治集團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工人階級開始逐步喪失先前通過斗爭所獲得的各項權益。2008年，席卷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后，西方工人更是不幸淪為剝削階級轉嫁危機的對象。近年來，西方國家的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工作狀況與工作待遇持續惡化，西方工人階級正承受著越來越深重的苦難。

一、 工作量和工作強度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條件下，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資本家個人賺錢牟利，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都緊緊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出于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考慮，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從工人身上節省開支，以盡可能多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在單位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增加工人的勞動投入和勞動產出，是資本家最經常使用的剝削手段之一。為了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工作時間，資本家常常根據人體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來安排工作量、工作強度和工作進度。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只要一進入工作場所，就如同上了發條的陀螺般，必須一刻不停地運轉，絲毫不敢松弛懈怠。工人們只有爭分奪秒地努力奮戰，才能勉強完成資本家規定的工作指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應的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模式，給工人階級帶來了巨大的苦難。繁重的工作壓力，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死死地壓在西方工人的身上，使他們的身心備受摧殘，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生活質量。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持續不景氣以及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使得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諸多痼疾愈益惡性發作。企業管理層為追求企業利潤和個人收益最大化，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削壓迫工人階級，使得西方人的工作壓力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2013年，哈里斯民意調查對1,019名美國在職人員進行了一次有關工作壓力的隨機電話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3%的美國人感到工作壓力極大，這一數字比前一年增長了10%。

　　西方資本家不斷挑戰工人的生理和心理承受極限，很多單位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已經劇增到非人性化的程度。2016年，美國樂施會的一份報告宣稱，美國殺雞場的工作強度大到 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工人們只好每天穿著尿布上班。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并非孤立的個例，英國作家詹姆斯·布拉德沃思在《被雇傭：六個月臥底低工資的英國》一書中披露，美國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公司為工人制定了不切實際的超高工作標準，為了跟上資本家規定的工作節奏，工人們不得不尿在瓶子里。布拉德沃思曾喬裝打扮成普通工人，在包括亞馬遜倉庫等英國社會最底層的工作崗位上干了六個月。他在書中爆出了英國工作場所很多令人發指的齷齪細節，將西方底層工人的痛苦原原本本地展現在了讀者面前。布拉德沃思在接受《太陽報》采訪時說，亞馬遜倉庫就像一座監獄或機場，金屬檢測器等安檢系統監視著工人的一舉一動。他感到在亞馬遜公司工作時，

　　【“沒有人把你當人看待，你只是被當作一個機器人”。】

　　嚴苛的工作環境與巨大的工作壓力極大地損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該公司55%的工人因而患上了抑郁癥。2018年11月黑色星期五那一天，整個歐洲的亞馬遜倉庫員工集體走上街頭，嚴正抗議公司強加于他們的極其危險的工作條件。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輕松愉快的工作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看似光鮮的白領也不例外。資產階級通過其所掌握的國家經濟命脈，對整個社會實行專政，金錢主宰著西方國家的一切社會領域和社會活動。不論是私人公司，還是文化事業單位乃至政府機關，都要把經濟因素放在首要地位優先考慮。近年來，債臺高筑的嚴峻局勢迫使西方政府為節省預算開支而絞盡腦汁，為此更加肆無忌憚地損害廣大員工的基本權益，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迫使員工免費超時工作。例如，加拿大公立學校將每個教師的課程都安排得滿滿的，根本不給他們預留備課和改判作業的時間。這樣一來，他們便不得不在下班以后加班加點，不計報酬地履行這些與課堂教學密切相關的工作職責。教師們在授課之余，還必須盡量擠出時間應付種類繁多的會議和培訓，以及數不勝數的行政事務。如此繁重的工作量本來已經令人不堪重負，學校還通過不斷擴大班級規模等手段，進一步加大教學人員的工作強度。據《蒙特利爾憲報》報道，加拿大教師平均每周免費超時工作11.3小時。一位在教育行業工作了三十二年的退休教師 Debra Barry 給報社編輯寫信說，在她職業生涯的最后六年，她不得不應對“可怕的、非人道的工作量”。

二、 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越來越差

　　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充分保證了資產階級在財富分配中占有絕對支配地位。壟斷資本還和官僚統治集團相互勾結，共同瓜分廣大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普通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工會力量日漸式微，普通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相繼出現停滯的趨勢。2008年以來的經濟衰退，對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造成了更加致命的一擊。2017年底，英國《每日郵報》稱，在過去的一年里，68%的英國工人沒有得到過加薪。美銀美林集團經濟學家Emanuella Enenajor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提供的數字得出結論說，自經濟危機以來，加拿大工人的工資就基本上沒有獲得過事實上的增加。與此同時，西方社會精英分子的收入卻呈井噴式暴增。1973年以來，居于美國社會最上層5% 的人口的收入增長了 60% ，居于社會最上層 1% 的人口的收入增長率為 138% 。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CEO的收入是美國平均工資的296倍，而1973年時兩者之間的差距只有24倍。

　　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分配制度與工資制度是極其不公正、不合理的。資產階級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輕而易舉地實現了不勞而獲的美夢。工人階級辛勤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大多以利潤的形式合理合法地流入了資本家的腰包。資本家依靠不平等的生產關系，在企業中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其所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包括工資制度中，加雜著諸多對工人階級極為不利的標準與條款，以竭其所能降低包括工資在內的生產成本。例如，加拿大全職工作的職工每天只能享受三十分鐘的工間休息，勞動法雖然規定雇主必須提供午休，但在午休期間工人卻沒有任何工資可拿。又如，在加拿大公立的中小學校里，教師所獲得的勞動報酬，僅限于課堂授課。備課、改判作業以及學校停課的寒暑假期間，教師們領不到任何薪水。又如，美國和加拿大企業幾乎不為工人提供任何勞保用品，很多雇主反倒要求工人自帶頭盔、手套、安全靴、繩索、刀具以至汽車等工作用品。再如，很多勞動崗位都要求工人有H2S Alive, WHMIS, Confined Space, Fall Protection, Food Safety以及急救等培訓證書，而且還要定期更換。雇主卻大都不肯花錢為職工提供培訓，工人們只得自掏腰包。以上種種做法，目的無非是將企業經營的部分成本轉嫁到廣大勞動群眾身上，資本家從中節省了很大一筆開銷，卻在實際上盤剝了工人所應得的勞動收入。

　　西方國家工人的工資雖然在名義上一直在不斷提高，但是資本家常常通過通貨膨脹、縮減工時以及消減其它福利待遇等種種手段和方法，來壓低工人的實際收入，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因而不斷遞減。加拿大著名快餐連鎖店蒂姆·霍頓斯變相消減工人工資福利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按照安大略省政府的規定，自2018年1月1 日起，該省的最低工資提高到一小時十四加元。很多雇主得知最低工資增長的消息后，為抵消工資增長給企業帶來的財政負擔，迅即出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位于多倫多附近的科堡鎮的一家蒂姆·霍頓斯的店主是該連鎖店創始人的后代，最低工資法實施前后，他們竟然要求員工簽署文件放棄帶薪的工間休息以及其它一些福利待遇。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經過如此一番巧妙操作之后，工作人員的實際收入反而每兩個星期還比從前減少了五十一加元。一名雇員憤憤不平地表示：

　　【“聽起來好象是，因為政府試圖要幫助你們的員工，而你們卻要懲罰他們”。】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約翰?格雷曾經說過：

　　【“競爭使人類注定要永遠勞動，而它的報酬則是奴隸般的生活”】

　　他還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稱作：

　　【“世界上最受壓抑的奴隸”。】

　　格雷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狀況的觀察即使是在今天，也并沒有過時。由于勞動所得過于低廉，西方社會入不敷出的大有人在。許多普通民眾付不起房租、水電、服裝以及食品等最基本的日常開銷，成千上萬的西方人不得不蝸居在汽車和帳篷里，或者被迫和親朋好友擠住在一起。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經濟學教授Jean-Paul Fitoussi說：

　　【“有工作的窮人的生活條件和十八世紀一模一樣。他們付不起暖氣費，沒有錢給孩子買衣服，他們有時甚至五個人住在九平方米的公寓里。” 】

　　他預計，歐洲國家的貧窮人口將呈爆炸式增長。 曾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作家David K. Shiple則在《工作著的窮人：看不見的美國》 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美國工人階級生活貧困的制度根源：

　　【“在貧窮的邊緣工作，意味著在美國企業最陰冷的角落里工作”，“除非雇主能夠并且愿意大幅度增加社會必要勞動的所得，那些在貧困線上辛苦勞作的人，將永遠在貧困線上掙扎。美國關于勞動的熱烈贊歌，奏出的將是酸澀的音符。”】

　　西方工人階級的貧困現狀，再次印證了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得出的科學結論：

　　【“如果他僥幸找到工作，就是說，如果資產階級發了慈悲，愿意利用他來發財，那末等待著他的是勉強夠維持靈魂不離開軀體的工資。” 】

　　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的黑夜站立運動以及波及法國等多個西方國家的黃背心運動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爆發的。

三、 失業風險和職業不穩定性劇增

　　缺乏勞動就業保障是資本主義自由雇傭制度的必然產物，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了勞資雙方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不平等地位，資產階級對勞動力市場擁有絕對的主導權。作為商品的勞動力是為資本家的物質利益服務的，勞動者只不過是資本家達成經濟目的工具，他們能否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獲得相應的參與權以及如何參與，完全取決于資本家的利益與意志。自由雇傭制度保證了資本家對工人召之即來，呼之即去的自由;對工人來講，卻意味著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中所指出的：

　　【“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口頭上怎么說，實際上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你們的勞動的產品能賣出去的時候就靠你們的勞動發財，而一到這種間接的人肉買賣無利可圖的時候，就讓你們餓死。” 】

　　資本主義是以資本盈利作為終極驅動力，而不是以勞動者就業為導向的經濟制度，創造就業崗位只不過是資本家牟取暴利而衍生的副產品。資本增值的需要，要求資本家盡可能通過消減雇傭工人的數量來降低人力成本，從而極大地限制了資本主義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一特性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實現全民充分就業，在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史上，失業始終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隨相伴。從1948年到2018年，美國的平均失業率為5.77%。1978年到2018年間,　澳大利亞的平均失業率為6.86%。在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化的當代西方，失業問題變得日趨嚴重。2018年六月, 西班牙的失業率為15.2%，希臘的失業率則高達20.2% 。

　　在失業率有增無減的同時，工作的不穩定性也與日俱增。西方國家正式開啟了零工經濟(gig economy)時代，很多就業崗位所能提供的工時日漸減少，許多工人雖然在名義上尚未失業，實際上卻經常處于無工可做的狀態。雇主還愈益選擇雇用臨時工和合同工，很多大公司和政府部門甚至把工作分包給臨時職業機構(temp agency)。短工、臨時工和合同工，正逐步取代傳統的正式員工，成為西方工人隊伍的主力。根據Eurostat提供的統計數字，2011年, 歐盟國家高達50% 的新雇員是臨時的合同工。Intuit 的一項研究則表明，到2020年，40% 的美國工人將是獨立的合同工。隨著零工經濟的逐步發展壯大，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工作的不穩定性也將逐漸增加，資本主義固有的勞資矛盾和社會矛盾必將進一步激化。

　　貶低勞動者的價值、漠視勞動者的權益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責任，是資本主義制度最大的道德弊端。正如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生前所預言的那樣，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地位，資本主義的表現將越來越野蠻。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化，西方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和工作待遇正在大幅度惡化。因此，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才能徹底擺脫對資產階級的經濟依附，勞動人民的正當權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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