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常常將工人階級遇到的困難歸咎于他們的自身原因。比如他們本應該好好計劃，要求不要太高，或者該更聰明些。這是在十一月末通用汽車宣布關閉位于美國和加拿大的五座工廠，導致數千名工人失業后的數周內出現的一些評論。
當一些人表達對即將無處安置的汽車工人的擔心時，很多人卻急著撇清責任。在《華盛頓郵報》一篇關于很多汽車工人給特朗普投票的報道中，出現了這樣的評論： “這些工人有這樣的遭遇真是活該。這些工人愚蠢到相信頭腦簡單的騙子特朗普，所以他們很難得到同情。”
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1A欄目的聽眾來電說，他們對于通用汽車工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工作并不穩定感到驚訝。““他們怎么會這么傻?”還有些人則抱怨工人本應該有所準備。“為什么他們不去職業培訓學校學習一些其他的工作技能?”
(譯者注：1A是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用于全國性討論的播客(podcast)欄目。聽眾可以通過電話或者郵件等方式參與節目發表意見。
https://the1a.org/ask-1a，https://www.npr.org/podcasts/510316/1a)
這種責難延伸到了工人階級社區。為什么困苦的傳統工業衰落地帶和農村社區沒有使當地經濟多樣化，就像匹茲堡和克利夫蘭做到的那樣?還有人建議工人應該搬到有工作的地方。愛德華多·波特(Eduardo Porter)在《紐約時報》專欄上也發表了相同的言論，關于如何解決農村的衰退的建議——與其試圖挽救垂死的城鎮，政府應該實行政策幫助人們搬到經濟更發達的城市。
在對去工業化的社會成本和美國關于工人階級的著作進行了二十年的跟蹤研究后，我們發現這一切都令人沮喪。在揚斯敦(Youngstown)(譯者注：美國俄亥俄州東北部重工業城市)地區(我們曾在這里生活過)，附近的通用洛德斯敦工廠的工人知道他們很可能失去工作，因為公司已經裁掉了兩個班的員工，但工人們還是懷有希望。
一些工人可能還在相信特朗普總統。特朗普曾告訴這些因2017年1月通用汽車公司裁員而失業的工人支持者，他們的崗位很快會恢復：“不要搬走，不要賣掉你的房子。”但是也有人意識到通用汽車公司對美國納稅人和工人們負有責任。通用汽車如今的盈利是因為聯邦政府的救助和國家減稅，更何況工會的讓步還降低了勞工成本。
有一種言論認為工人應該提前準備，應該為了找新工作而主動進修。事實上，藍領工人們在數十年的經驗中認識到這些進修學習通常是無用的。艾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在《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這本書中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她的這本獲獎圖書中(譯者注：這本書獲得2017年的《金融時報》/麥肯錫年度最佳商業圖書獎。參考資料：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7-11-12/doc-ifynrsrf3969068.shtml)講述了2008年通用汽車工廠的關閉對威斯康辛州社區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本書中也指出，盡管有證據表明，獲得大學學位的畢業生一生中的收入比沒有文憑的畢業生多，但許多報告明確指出，大學學位也并不能保證有一份好工作。對于許多工人，尤其是那些全職工作的工人來說，他們也負擔不起大學的學費，這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那種將問題歸結于“鐵銹地帶”(譯者注：指的是美國的東北部以鋼鐵制造業為主的城市，這些城市在上世紀中葉前高速發展，工業化程度極高。但當美國完成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轉型后，這些城市的工廠紛紛關門。閑置的機器上逐漸生出了鐵銹，所以這一地區就被成為“鐵銹地帶”)——例如揚斯敦-沃倫(Youngstown-Warren)地區——沒有努力發展多樣化的經濟體制的想法反映出了提出這些想法的人對現實的無知。這些地區的鎮長，市長，經濟開發者和商業領袖們已經窮盡辦法去吸引新產業。但是，毫不奇怪的是，他們競爭不過他們的鄰居——匹茲堡和克利夫蘭。因為后者已經開始了建設主要大學、醫院和企業總部的經濟復蘇之戰。當然，像匹茲堡和克利夫蘭這樣的城市正在飛速發展的事實也掩蓋了這些地區其他城市和周邊小鎮垂死掙扎的境況。
還有些人建議這些地區的民眾應該直接離開當地，去別處謀生。提出這些建議的人們其實之前并沒有關注過這些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今天，在鋼鐵業大量工廠關閉后的數十年間，已經有很多人離開了當地。正如戴爾•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邁克爾•威廉森(Michael Williamson)在1985年的書《Journey to Nowhere，The Saga of the New Underclass》中所寫的那樣，去工業化促進了產業工人的大遷移，很多產業工人去往休斯頓等地區尋找石油行業的新工作。從1970年至今，揚斯敦的人口已經減少了約85000人(譯者注：從16萬人減少至8萬人左右)。而揚斯敦旁邊洛茲敦工廠所在的特朗布爾縣(Trumbull)失去了大約30000人口。
考慮到該區域長期的經濟困難，實際數字也許會更高;但是盡管這些地方機會有限，很多人卻留了下來。為什么?因為他們扎根于此，有著患難與共的親朋好友，而且糟糕的經濟能夠維持低生活成本。對很多人而言，他們最重要的經濟財產——他們的房子，是不能帶走的，賣也賣不到幾個錢。在Mahoning Valley鎮(譯者注：Mahoning Valley，指Youngstown–Warren–Boardman metropolitan area，俄亥俄州東北部的大都市區)，人們常常能靠兼職，非正式的物物交換和自己的手工制作來維持生活。
但是讓我們沮喪的并不是單純的人們的負面評價和虛假的消息，而是責難工人階級這件事使我們忽略了通用汽車關閉工廠帶來的更嚴重的問題。這反映出一種加深不平等的全球經濟哲學，它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為少數人創造繁榮的景象。正如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譯者注：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經濟學家，著有暢銷書籍《世界是平的》)在最近的一篇《紐約時報》專欄中寫道的：一種基于“自由市場，自由人民和自由思想”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毫無疑問，全球資本主義改善了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工人的經濟狀況(如果不是政治權力的話)，盡管許多工人正在節節敗退。
盡管弗里德曼承認了這點，但他似乎并未認識到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差距引起了人們對自由市場是否運行得那么好的質疑。不平等來源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技術、政策和企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加深了這種不平等。許多評論指責工人們不夠聰明，所以他們無法在艱難的經濟環境中取得成功。但很少有人質疑通用首席執行官瑪麗•巴拉(Mary Barra)關于關閉工廠的聲明中坦率的言論，即她主要關注的是“維護股東的經濟利益”。
把問題都推到工人身上是精英階層和中產階層長期以來的一貫做法。其中不少人相信精英統治論。他們認為是努力和天賦使他們成功。所以他們認定工人們之所以沒有好的生活，只是因為工人不夠努力，沒有才能。評判工人是一種消除對不確定經濟的焦慮的方法。他們都把自己的偏見投射到工人階級身上，并以此證明他們能夠心安理得地享有經濟特權。
所以，工人們拒絕參與主流政治毫不奇怪。工人開始支持民粹主義，同時，也逐漸開始走向街頭運動。
譯者：speakwood
來源：《人民世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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