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三十七歲的房記英帶著兩個孩子從山西到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家政小時工。
房記英沒想到，做飯用的是從沒用過的電飯煲、烤箱，尤其還要小心處理“不知道什么名字”、看起來很高級的魚;洗衣要操作全自動洗衣機，衣服是從來沒見過的羊毛衫。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魚處理好，但是把衣服洗壞了。
雇主沒有罵她，只說：“大姐，這是兩千五百塊錢。”
房記英為這一筆錢高興得整夜睡不著。她曾在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做藥劑師助理，一個月三十天沒有休息日，只能掙一千八百塊錢。聽說北漂的親戚一個月能掙六千塊錢，就起了另謀生路的打算。
十年過去，房記英學會了如何分清羊毛衣服和真絲衣服的洗滌方法，學會了怎么做她覺得“高級”的魚。如今，房記英和職業為外賣騎手的丈夫住在不到十二平方米的租屋，孩子已經工作。她一個月能掙六千塊錢，房租一千零五十塊，日常開銷不到六百塊，個人平均一個月能攢下四千塊錢。
1. 到北京做家政
據北京市商務委員會2018年公布的數據，目前北京已注冊家政服務企業5305家，注冊備案的家政服務人員超過3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外來務工的婦女。龐大的家政工人群體以家庭為主要場所，提供各類勞務服務，滿足家庭生活照料、清潔等各種需求。
作為家政行業發展時間線上的親歷者，房記英感覺到勞動女工的待遇變化。
剛到北京時，她和幾個老鄉合租了一間地下室。幾個人經常在地下室里守著電話，一有家政公司的消息，她們會急急忙忙地梳妝、出門。公司總擺有長長的木椅，坐著和房記英一樣接到工作消息的“大姐”。運氣好的話，雇主問兩句話就決定要人;運氣不那么好，雇主會讓大姐們站起來看高低胖瘦，根據行情“不挑太胖的”，不然，按雇主們的話，會“干不動”。
“X的，挑媳婦似的。” 房記英回憶說。
隨著社會對家政的需求提高，家政行業的權益保障愈來愈受到關注。北京市2011年5月發布《關于鼓勵發展家政服務業的意見》(簡稱“家七條”)，鼓勵但不強制家政服務實行員工制，以確保家政服務人員可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社保待遇，以期家政行業更為規范。
但直到2017年，媒體報道如法制日報《家政服務人員勞動權益保障現狀調查》、南京日報《家政中介行業呼喚品牌化規模化標準化》仍指出了許多由于家政工未簽署合同關系而引起的權益糾紛。
初到北京時，房記英也曾遇到類似的權益糾紛。當時，手機支付的形式還未普及，雇主告訴房記英沒有時間到銀行取款，拖了她十天工資。幾經波折之后，好不容易拿到錢的房記英心想：“要是取款沒那么麻煩就好了”。
幾年后，她擺脫了“爛得只能發信息”的老年機，買了智能手機;下載了微信，從此許多工作的交易通過微信轉賬。她看著北京在變，越來越多從西北地區來的女孩或中年婦女和她“搶飯碗”，年輕的雇主會邀請她一起吃飯——這和她早年的待遇不一樣。各種家政女工微信群、老客戶的朋友和親戚都成為她的客戶資源。她很少再等家政公司的電話——自己去找工作似乎比通過家政公司掙的還多。
2. 走在維權之路
房記英和家人住在北京崔各莊費家村。每周一到周五，她會騎著雇主給她買的電動車到太陽公元(北京一樓盤)上班。她每天穿梭于三個家庭，從早上11點上班到13點，休息一個小時，再上14點到16點的班。最后一個班是17點到20點，晚餐在雇主家解決。
三家雇主都沒有和她簽合同，她也不怕，覺得自己已經練就了“看人”的本事。行業里面有試工的規矩，主要是考察大姐們的業務水平，房記英覺得這不僅是雇主試她，也是她試雇主。她說，“可以我就給你干，不可以我就不干。”
有一次，某個雇主告訴她家里只有三口人，試工當天房記英發現雇主沒說實話，開門就見三個孩子正把客廳弄得亂糟糟的。“我得多洗衣服，多干活呀。”她說，最讓她惱火的是雇主不誠實。試工以后，房記英決定放棄這次工作機會。
即便如此，會“看人”的房記英偶爾還是會遇到麻煩。2018年年初，她又和雇主有了金錢糾紛。為一個月有五個周日工資該算21天還是22天，她和雇主爭論了起來。雇主按天數算，房記英按月算，雙方各執一詞，沒有白紙黑字可以定奪。
在北京，家政工行業可分為三種用工關系。一是家政服務員自行尋找雇主提供服務;二是家政服務員通過中介公司尋找雇主并向中介繳納一定的管理費;三是家政服務員通過家政公司向雇主提供服務，雇主向家政公司繳納費用，家政服務人員從家政公司領取工資。三種用工關系當中，只有和家政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員工制家政人員適用國家《勞動法》。
自行尋找工作的房記英，并不能通過《勞動法》解決和雇主的糾紛。她覺得在大企業上班的雇主應該設身處地為她著想，語氣有些狠地對雇主說：“你們公司周日有五天，老板扣你工資嗎?”
原以為結果不了了之，沒想到當天晚上，雇主還是給房記英的微信轉了賬，發語音說：“大姐，我是看著你可憐。”
她氣得又發了一串長長的微信：“我一點都不可憐!我又不是端著碗去你家討飯，我憑我的雙手掙我的勞動所得，這個應該你付給我。”
在這行業里待了那么多年，經常有人向房記英哭訴著自己的遭遇。她總會安慰對方，“四小時不給你一百五，給你一百三，差不多得了。”但房記英坦誠，有些姐妹的工作表現“不太行”，文化水平太低，不能達到對方要求。許多家政公司又沒有安排培訓，剛開始干活的家政女工得靠自己摸索。
“吃虧的很多，但是就老老實實干活，要干活好了，不可能不給工資的。”
我國家政工群體中約八成為農村女性，她們既是流動到城市的農民，又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女性身份，這使她們成為了雙重弱勢群體。該行業人員流動性相較其他行業高，這使得勞動保障的維權之路更加艱辛。作為這個大群體里的個體，房記英為了生活，謹記著“好好工作就不會被虧待”的原則。
然而，她不只一次感嘆自己在這個群體里“算幸運的”。
“還是有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3. 去鴻雁跳跳舞
每周六，房記英會到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又稱鴻雁之家)參加集體活動。成立于2014年的鴻雁之家是一家致力于女性和社區服務的機構，項目主要圍繞家政女工為主的流動婦女的服務和倡導，以此推動城鄉社會融入和平等發展。每個周末，活動中心會聚集著眾多來自西北地區，互稱“大姐”、“姐妹”的家政女工，參加各種不定期舉辦的興趣班。
鴻雁之家只有三個全職和三個兼職的工作人員，對外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去年，鴻雁之家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辦了一個題為《“百手撐家” 2017家政工藝術節與影像計劃》的攝影展。從發起到展出，歷經一年多的時間，攝影師拍下了幾千張圖片，主角是100多個家政工。
家政女工們正在為聯歡晚會排練舞蹈(羅美慧攝)
正積極推行文藝活動組織的鴻雁之家做出許多嘗試。12月末，房記英走進燈光明亮的地下室，開門可見擺滿書的書架、喇叭和縫紉機。臨近新年聯歡晚會，她和姐妹們忙著籌劃節目。活動中心充滿著文藝氣息——一個大姐拿著麥克風唱情歌，十幾個人拿著紅黃色的扇子排練舞蹈，幾個人在背念著話劇臺詞。
鴻雁之家的工作人員之一閻成梅希望可以幫助家政女工把聲音傳播出去。“我們希望在服務過程中提升他們的意識，多培養一些骨干。你看表演舞蹈的時候有專門一人去帶領，我們就不管了。”她說，“等到培養到足夠合適的情況下，我們就作為幕后。未來希望能到河北和天津拓展(社工服務)。”
擅長話劇指導的閻成梅此前是地丁花劇的核心初始人員。2017年被拍進央視《新聞調查》的地丁花劇社是打工妹之家下屬的公益文藝團體，旨在反映家政工的真情實感。
2011年6月16號，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100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家政工人公約及其建議書(第189號公約與第201號建議書)，為家政工的權益保障提供指引。眼看家政服務員的權益保障被提上議事日程，閻成梅趁著熱點組織起了話劇，輾轉聯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系老師合作。從此，以文藝為主的地丁花劇社為家政女工提供了一個發聲的舞臺，也成為公眾了解家政工的窗口。
閻成梅把劇社表演的元素帶進鴻雁之家后，姐妹們也感受到了越來越濃郁的文藝氣息。房記英喜歡這個氛圍，覺得“咱們姐妹也是多才多藝的”。
為了開場舞的動作，女工們爭執了一上午。最后定下來的開場舞的統一動作是日常可見的“掃地”、“抹窗”、“切菜”和雙手往上撐起的動作。領舞譚姐覺得“撐手”一定要放在開場舞里：“我不突出臉，只突出手，很多的手，我們家政工把家撐起來。”
譚姐來自四川，從事家政行業7年。談到權益保障，譚姐認為多數家政工未購置保險，將帶來一定的隱患。她在家鄉雖然有農村保險，但搬來北京多年，早已不繳費。在這行工作了這么多年，家政公司并沒有為其購置應給予勞動者的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譚姐說，“除非是家庭險。每月由雇主固定交，但是賠不了多少錢。有一年我胃潰瘍，花了1萬多塊錢，就給我報了1千多塊。”
“所以我們自己得保證自己，好好干活。”
和房記英一樣，譚姐覺得自己在這行還算幸運。她在如今的雇主家做住家保姆已有3年。從原來日常的打掃做飯，到女主人懷孕期間期后的特殊照顧，再到帶孩子的保姆工作，雇主每年給譚姐漲五百塊錢。“要是做了大餐，我忙得來不及一起吃飯，雇主還會記得把菜給夾到碗里。”
譚姐認為做家政工需要智慧。“不干活的時候，你拿他們當家人，干活的時候，你還是別拿他當家人了。畢竟這有區別的，拿人錢呢……除非你不要工資，我來你家白吃白住幫你干活，那人家可以有那意思把你當家人，你說對不對?”
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女工們經過了幾次排練，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演出節目。房記英還在《我給你錢了!》的小品里飾演“局外人”。故事描述一個試工的阿姨來了“大姨媽”，雇主看她臉色蒼白，鄙夷地問她能不能把工作做好。短短的時間里，“雇主”來回使喚“阿姨”好幾次，又責怪“阿姨”在她面前走來走去。
此時，“局外人”房記英走進幕里，拍了拍“雇主”的肩膀問：“不是你讓她走來走去的嗎?”
“雇主”瞪著眼，說：“可是我給錢了啊。”
一個個“阿姨”接連走進來，給“雇主”講道理。隨著“雇主”片刻的沉默，演員們面向觀眾席，齊聲道：“請對我們家政女工多一點尊重。”
“在這里活動的家政女工顯得開朗得多。”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志愿者陳逸如說。她是第一次到鴻雁之家。關注流動婦女的她曾去過一家羊毛工廠，感覺到該工廠女工和鴻雁之家的家政女工有著心態上的區別。“相比起來，羊毛衣工廠那里比較封閉，大大的網掛在工廠上面，她們都比較沉默。”
由于工作條件的限制，家政女工的社會交往圈子極窄。類似鴻雁這種社工團體為家政女工創造更多的交往途徑，進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社會支持。
家政女工在排練《我給你錢了!》話劇(羅美慧攝)
鴻雁之家聯歡晚會節目單(羅美慧攝)
房記英很滿意現在的生活。2017年5月加入鴻雁之家以后，她的周末更加熱鬧起來。她沒想過回大寧縣，回憶起老家那經常漏雨，十幾個人擠在一塊的宅子里，她說:“北京能掙錢啊，以前多苦啊。”
十年過去，她依然保持著剛到北京時，喜歡研究小時工市場的習慣。據她的了解，洗頭發一個小時可能不低于三十八塊，飯店的雜工可能三十塊。家政行業里，有些“大姐”能掙四十塊，自己平均能掙三十多塊錢。
“但是也沒事，”她想，“反正可以多打幾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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