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點，建筑工地打樁機的聲音喚醒了深圳坪山區新的一天。在彌漫食物和油污氣味的工地廚房里，李木平穿著黑色雨靴踩著糊滿油污的地板上，正為工地上的工人準備午飯。

　　今年47歲的李木平皮膚黝黑，身材不高，手臂卻很粗壯。備好食材，李木平打開了轟隆作響的爐子和抽油煙機，一手掂鍋，一手翻炒著能裝滿一個大鐵盆的食物。

李木平在廚房工作。本文圖片均為蔡依紋攝。

　　1991年，剛滿20歲的李木平跟著同鄉離開家鄉重慶忠縣。先是坐輪船，然后坐火車，最后從廣州坐汽車。因為買不起臥鋪或座位，他連睡覺都得站著，顛簸五天四夜，最終到達了這個陌生的南方城市——深圳。

　　那個年代，千百萬青壯年從全國各地奔赴南方。在輪船火車上擠了幾個日夜，李木平想著，先在深圳找個工作，賺到了錢就回家。他沒想到，一晃眼，自己已經在深圳過了大半輩子。跟許多他的同齡人一樣，李木平猛然發現，養老的問題越逼越近，而比他更年長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遭遇了這個問題。

　　今天，曾站在改革開放前線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從當年的青壯步入老年。50歲以上是農民工人數增長最快的年齡段，從2012年的不足4000萬，五年間躍升至2017年的6100萬人。但農民工群體中，購買養老保險的比例偏低，2017年，全國購買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只有不到22%。

　　當第一代農民工老去，他們中很多人發現，生活的重擔還沒有完全從他們肩上卸下，缺乏保障的晚年更是很難算得上安穩。

　　老無所養

　　晚上八點，冬天里這個南方城市早已入夜。工地上的工人陸陸續續吃完了晚飯，開始圍坐在工地小賣部門口的電視機前。李木平通常在這個時候完成最后的清掃，準備下班。在昏黃的街燈下，他騎著電動車穿過工廠區塵土飛揚的小徑。左邊是一排小廠房，右邊凹凸排列著幾層高的小樓房，都是當地人建起來出租給外地打工者的。隔一段路便是一個大排檔，亮著燈，三五人圍在一桌前喝酒，大聲聊天。

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李木平騎著電動車回家。

　　繞過幾條街，鉆進小巷，李木平回到了家中。不到25平米的公寓里擠著一家三口。約十平方米的房間里，一邊是占了一整面墻的書架和書桌，密密麻麻擺放著兒子的書本，另一邊是兩張雙層鐵架床，下層鋪著舊床單，上層雜亂地堆放著大紙箱。中間只留出一條過人的道。穿過房間后面那個勉強擺下一張圓桌的餐廳，是一個滿墻油漬的廚房，瓶瓶罐罐在木架子上搖搖欲墜。挨著廚房的是一個沒有門的衛生間。

　　到家后，李木平一屁股坐在房子角落里的一個矮凳上。白天健談的他一到夜晚就變得沉默，只是靜靜地聽其他人說話，時而應和兩句，時而打起哈欠。“現在老了，不如從前有精力了，”他笑笑說道：“有時候晚上回來，我就這么坐著就能睡著。”

　　這是李木平到深圳的第28個年頭。1988年，村子來了一個招工的人，說有一個香港的老板在深圳開廠，需要很多工人。

　　“那時候我們都不敢去，什么都不知道，以為是人販子，” 李木平說。他的愛人那年16歲，家里有兩個等著錢讀書的哥哥。母親對她說，家里沒錢了，你出去打工吧。

　　一年過后，同鄉的人發現去廣東的人不但沒有被拐賣，還能寄錢回家， 更多的人開始跟著招工的人走。村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李木平家里的表親也走得差不多了。在學校上到高二，李木平感覺自己考大學無望，便動了去打工的心思。

　　到了1991年，李木平的學校里開始傳唱有關深圳的歌曲。他還在報紙上看到廣東的青年一個月就花費幾百元，“那時候我覺得很神奇，我們連一百塊都沒見過，”李木平說。1991年，全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為700元，而深圳的人均收入一個月超過400元。“那時候中國內地很封閉，我們農村根本沒有什么工作的崗位，連撿垃圾的工作都沒有。”

　　跟著同鄉一行七人，李木平輾轉到了深圳。但那時候他們落腳的坪山區地處偏遠，讓李木平大失所望。

　　“那時候坪山還不如我們家鄉。全都是荒地、山頭，鎮政府就是一個泥巴糊的小平房。還經常有人打砸搶。”隨后的28年里，李木平目睹了一個個山頭被夷為平地，商場、酒店、高鐵站拔地而起。

　　到深圳后，李木平先后在兩個印刷廠干了九年。進廠的時候也是誤打誤撞。“那時候我們幾十個人站成一排，走出來一個人事經理，就問了一下有沒有讀過書，看你順眼就讓你進去填表了。”

　　在印刷廠，李木平經常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加班加點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飯，加班費是5塊錢。他當時的工資只有200元，深圳平均工資的一半都不到。“每天累得要死，還吃不飽。但誰也不敢抱怨抗議。那時候工人多得是，你不干老板轉頭就找別人來干。”

　　李木平在印刷廠的九年，沒有簽過一次勞動合同，更不用說社保醫保。但這是當時社會普遍的情況，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聽說過社保，就算聽說過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處。

　　1999年，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個承認農民工購買城鎮職工社保的城市，李木平這時才第一次開始了解這方面的情況。那時，他曾跟兩個工友一起去詢問人事經理是不是可以買社保。得到的回復是：老板說了，不買。

　　“你能到哪里去投訴?如果再說第二天肯定就叫你滾蛋了，”李木平說。

　　早年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深圳的企業迅猛發展。而工人往往是議價弱勢的一方。李木平在印刷廠操作的啤盒機很危險，機器壓下來，一不留神，手就沒了。他附近印刷廠就有工人因為這樣廢了一只手，工廠沒有補償，只是保證讓他留下，給他換了當保安的崗位。

工地。

　　1999年的新政策出臺后，深圳的企業開始陸陸續續給管理層人員買社保、養老保險，但很多企業都又推遲了好幾年才給普通工人買社保。有不少工廠甚至到2010年后還未給工人買社保和養老保險。

　　印刷廠的工作太辛苦太危險，李木平聽人說當廚師挺好的，便回到家鄉學廚。出師之后，覺得還是深圳機會多，又回來了。工廠、餐館李木平都當過后廚，干兩年，老板不給加工資，就跳去下一家。

　　除了2008、2009兩年的老板同意給李木平買社保，在后來的工作中仍然沒有雇主給他買過社保。但那時，比起這些看似遙不可及的保障，李木平更計較的是到手的工資高低。

　　“我二三十歲的時候，退休養老感覺還是很遙遠的事情，”李木平說：“那時候我也沒想過在深圳一待就這么久。以前深圳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賺錢的地方，賺夠了錢就回家了。”

　　這也是大多數到深圳打拼的農民工最初的想法。很多人一開始并沒有打算在此長住，他們認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

　　“當時政策也不明確。很多工人都擔心錢放進了社保，以后又到別的地方，錢拿不回來，”李木平說。由于當時社保地區之間轉移困難，農民工參保的熱情不高，甚至有些農民工一旦換工作，就會去退保。

　　一年一年過去，李木平的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他結婚生子，兒子也慢慢長大了。2011年，李木平40歲了。他突然有了危機感。整個家庭基本上沒什么積蓄，夫妻兩人什么保障都沒有，兒子還沒上大學。李木平開始擔心，如果有一天，他們找不到工作了怎么辦?

　　在深圳工作了20年，李木平只有兩年的社保記錄，但他需要在60歲退休年齡前繳滿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待遇。

　　于是，李木平開始去找以前工作過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規定，對雇主只能強制追繳兩年社保。如果要再補繳更多，只能跟雇主協商。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開這個補繳的口子，否則欠下的前員工的“債”可能讓他們無法承擔。

　　李木平一開始是周末跑，閉門羹吃過，老板不認賬也碰過。后來發現收效甚微，他索性把工作辭了，天天到處找以前的雇主，跑社保、勞動部門。

　　李木平的堅定和動力，除了來自夫妻倆養老的問題，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兒子上學的問題。兒子要在深圳上公辦高中，需要父母繳滿三年社保。一年跑下來，李木平東磕西碰總算湊足了一共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歲前保持繳納社保，他就能夠拿到養老金，但他現在的雇主仍然沒有給他買社保。

　　多年來，李木平夫妻一點一點存下了大概十萬元，但是這筆錢他們從來不動，打算留給兒子支持他順利上完大學。說到兒子，李木平常常滿臉自豪，反復說，“我兒子成績好。他喜歡畫畫，將來希望他能考清華美院。”

冰箱上貼著李木平寫給兒子的贈言。

　　李木平家簡陋的鐵門上貼滿了兒子從小到大畫的畫。擁擠的小房間里沒有多余的空間，電視機只能架在小冰箱上，一家三口也只靠墻上扣著的三頁小電扇度過深圳的炎炎夏日。但家里的冰箱上，以及唯一的一小面白墻上，貼著李木平鼓勵兒子的話：“花開不是為了花落，是為了綻放，生命不是為了活著，是為了活得精彩。打磨自己的過程很疼，但是最終能塑造一個更好的自己，在最美的高中三年時光，做最好的自己。”

　　兒子成績好，學校老師給他免了一半的學費生活費，但是學美術開銷大，買顏料、寫生都要錢，李木平每年仍然要支付2萬多元。“他喜歡畫畫，想給他一個好的環境，”李木平這樣說。

　　對于未來，李木平還沒有來得及細想，走一步算一步。“我這么折騰，也就是想為自己老了之后留一點保障，”他說，“深圳這個地方這么繁華，是千千萬萬的打工者用血汗筑起來的。我們在深圳貢獻了二十幾年，但看看我們現在，什么都沒有。”

　　鄉關何處

　　對于很多第一代農民工而言，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心理上的“家”始終是農村的家鄉。許多人在深圳辛苦奮斗了大半輩子，臨老了，認為終于能松一口氣，希望能落葉歸根。但他們年紀越大，很多人開始發現，回鄉，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簡單。

　　李木平比楊秀鳳幸運，至少他還有希望拿到深圳的城鎮職工退休金。52歲的楊秀鳳到深圳22年，要拿到深圳的職工退休金對她而言似乎已經不可能了。而壓在她身上的，還有沉重的房貸。

　　“我也不知道怎么辦。兒子房子的房貸還要還20年，我們只能繼續工作了。”楊秀鳳愛笑，但說到未來的計劃，她的眼神黯淡了下來，看著遠處，若有所思。

　　楊秀鳳在同一個塑膠廠干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公司才開始給她們買社保。但按照深圳目前執行的情況，女工40歲以后第一次買社保的，退休的時候買不足十年，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職工養老保險。

深圳街頭。

　　深圳平均職工養老保險是每月4400 元，由于農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檔的，他們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楊秀鳳不能領到深圳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她只能回鄉拿農村的居民養老金，每個月只能領到約90元。

　　楊秀鳳50歲的時候，工廠跟她終止了合同，算她從工廠退休了。但她一分錢的保險都沒有，甚至連醫保也隨之結束了。可是，楊秀鳳不甘心就此回鄉，她也不能回鄉。

　　2011年的時候，為了以后給兒子找老婆，楊秀鳳和丈夫決定咬牙為兒子在他工作的棗陽市買房。他們一口氣把他們存款里的14萬全給兒子付了首付。但楊秀鳳一家現在每個月還要還3000塊的房貸。兒子是在網上做汽車配件銷售的，但收入很不穩定，一個人還不起房貸，夫婦二人只能每個月幫他付三分之二。

　　楊秀鳳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時候詢問過年紀相仿的嫂子，都說找工作難。“我現在這個年紀，回老家很難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掃地清潔樓道的工作了，賺不了多少錢。”

　　工廠終止了合同之后，楊秀鳳留在了深圳繼續找工作，但應聘了好幾家都沒要。幾個月后，她最終通過朋友的關系，找了一個在洗浴會所打掃房間的工作，每個月賺2900元。但是，社保、醫保仍然一樣都沒有，生病的時候上醫院、買藥，都是自掏腰包。

　　有沒有想過兒子為自己養老?楊秀鳳笑說：“他自己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

　　楊秀鳳已經很久沒有見兒子，跟他通話也不多。兒子三歲的時候，楊秀鳳離家到深圳打工。那個年頭，楊秀鳳家里還沒有電話，只能往家里寫信。后來鄰居家有了電話，想孩子的時候，就打電話到鄰居家讓他們喊孩子過來聽電話。六年前，孩子16歲，不念書了，頂著一頭黃發到了深圳。“跟我們不親了，我們說他都說不聽，”楊秀鳳說。她屢次想說服兒子把頭發染回黑色，兒子都無動于衷，最后她只得恐嚇他說深圳的警察專抓染黃毛的人。

　　北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盧暉臨在農村調研時發現，第一代農民工真正能靠“養兒防老”的并不多，因為農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經濟條件并不好，很多甚至還在靠父母供養。一旦回鄉，如果沒有特別的開銷，第一代農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開支，但很多人因為要幫兒子買房、付彩禮，不得不重新出來打工。

　　楊秀鳳家里原來有田，她離鄉時把田給了鄰居種，最近回鄉的時候發現村里把地收走了。楊秀鳳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時候收走的，被誰收走的，以什么緣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養老金也沒有，連地都沒有，回去怎么辦?”楊秀鳳詢問村里的生產隊隊長，隊長說如果他們回去，會給他們分一些地。但具體會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樣的地，楊秀鳳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農民工回鄉后的日子仍不好過。2013年，63歲的陳世芳跟工廠結束了合同。經過四年的努力，2017年時她終于為自己爭取到了深圳職工的養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兒子在外打拼，孫子還是幼童，陳世芳一回家便帶起了孩子。陳世芳跟老伴身體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壓，但他們還是每天在家一邊干農活，一邊帶著三個孫子。

　　現在年近70的陳世芳仍然每日承受著生活的重負。“欠外債，還不清。”兒子結婚的彩禮錢還沒還上，兒子又生了孩子。“三個孫子，老大去年才開始上幼兒園，2000元一學期。老二剛斷奶老三又出來了，奶粉錢都不夠。”

　　陳世芳抱怨，現在農村種地賺不到錢，成本太高，農產品售價低，有時候天氣不好收成差，還虧本。“但是你不種地沒辦法，要生存啊。”

　　陳世芳的兒子現在在浙江打工。他學歷不高，工作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保安的工作，全家就指望著他這每個月三千多塊的工資活了。陳世芳現在就希望兒子工作能好些，這樣家里的負擔也能輕松一些。

　　雖然回鄉有種種問題，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漲，讓回鄉成為了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無法避免的選擇。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賀雪峰認為，回歸到土地是第一代農民工老了之后的一個退路。“他們年紀大了之后，城市的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在城里也會感覺漂泊，甚至在兒女家里都會感到被邊緣化，”賀雪峰說：“在農村，他們有朋友、熟人的圈子，又有農業收入。除非他們要到城里幫忙帶孩子，或者城里有好的工作機會，否則他們會選擇回到農村。”

　　但是目前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是，一旦這些農民工身體出現問題了，甚至生活無法自理之后，該怎么辦?

　　對于以后有病無人照顧的問題，陳世芳還無暇慮及。“老了到了關鍵時候，肯定還是想孩子的 。但這個能怎么辦呢?孩子回來，待個十天半個月肯定就得走了，他不可能長期呆在身邊的。”

　　難以避免的告別

城市里不斷有新的高樓拔地而起。

　　在筆者采訪的10名在深圳工作超過20年的農民工中，只有一人表示退休后將會留在深圳，因為他的孩子在深圳落了戶。但對李木平和許多第一代農民工來說，他們并沒有感到深圳是他們的家。

　　楊秀鳳來了深圳22年，生活全是工廠和家兩點一線。周末唯一一點空閑的時間，她也為了多賺一些錢，在家幫人做手工活。二十多年來，楊秀鳳唯一一次到深圳市中心游玩，是去年她女兒來看她的時候。

　　“看到了好多高樓好繁華，”楊秀鳳笑了起來，臉上折出了長長的細紋：“我女兒還騙我坐了按摩椅，說是免費的。早知道是要收費的，我就不坐了!不過還挺舒服的。”

　　離家這么些年，楊秀鳳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回家照顧家里的老人。“如果明年還是拿不到養老金，我可能就回家了，”楊秀鳳說。但回鄉將來怎么辦，她不知道。

　　李木平也覺得，回鄉是他最終的歸宿。“深圳這個地方越來越生活不下去了。”

　　來深圳二十幾年，李木平從未搬離過坪山區，不過家倒是搬了四次，每一次都住了好幾年，房東要漲房租了，或者要把房子收回去了，才不得已搬走。

　　李木平說：“在這里生活二十幾年，也沒有覺得自己是深圳人。要是深圳人，至少有個房子、有個家吧，像我們這樣租人家的房子，人家不高興就趕你走。二十幾年都是這種流浪的感覺。”

　　現在看來，離開在將來已經難以避免了。李木平去年又搬了一次家，因為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去。“像我們原來那邊的房子，翻新一下再租出去，租金漲了一倍，”李木平說。

　　李木平現在工作的工地是坪山的新地標，占了整整一個街區，將來要作為商住兩用的小區。雖然坪山區相對地處偏遠，但近幾年房地產飛速發展，坪山區中心地帶的房價已經從四千多漲到了三萬多一平米，“等新地標蓋起來，起碼有五六萬一平米，”李木平嘆氣道。

　　李木平住的那一片舊房子地處中心，正在大面積地拆遷改造，要建成更多的摩登高樓。這一區的幼兒園已經搬空了，好些房子拆了一半。“我們現在只能租得起老房子，但老房子現在越來越難找了。十年以后可能都沒有了。以后租房子都要兩三千，我們工資就那么一點，怎么生活得下去?”

　　李木平現在常常懊悔當年眼光短淺，沒有拿錢買地蓋房。“如果那時候有眼光，咬咬牙投資幾萬買地，現在就是百萬富翁了。但我們那時候也沒什么眼界，下了班就知道找女朋友，白白混了三十年。”

　　李木平常常講起他一個當時一起到深圳的同鄉，是個“有文化”的老師，說他如何懂得跟深圳當地人打交道，學習了技術之后投資創業，現在有車有房。不過，從他們村出來的他覺得成功的人，百分之一都不到。

　　李木平家不遠處，新的高樓正每天向天空生長。“深圳這么多高樓，這么多房子，沒有一間是我們的。”

　　(李木平為化名。)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