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春節黃金周，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增長明顯，休閑旅游、觀影觀展等文旅消費尤為火爆。其間，國內接待游客4.15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5139億元，全國電影票房超過50億元，零售餐飲消費首破萬億。在這份成績單中，三四線城市“逆襲”趕超，核心消費人群年輕化趨勢明顯，春節消費成為新亮點，為我國消費市場培育新的增長點提供了更多可能。
我們看到，春節已然成為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乃至三四線城市的消費人群剁手的高峰期。而為適應市場需要，天貓推出了“春節不打烊”網購年貨送到家的新“年俗”。春節期間，菜鳥平臺上有數萬名天貓“春節不打烊”的配送小哥們仍在給千家萬戶送達年貨包裹。包括天貓超市、天貓電器城、天貓國際等購物平臺在內，菜鳥智能物流骨干網上的春節配送不打烊服務范圍超過全國400多個區縣，滿足消費者網購年貨的需求，配送時效方面，仍普遍保持次日達的“極致體驗”。
例如在北京南三環工作的武稅所，是一名85后的蘇寧快遞員。由于公司“春節不打烊”的“傳統”，作為快遞員的他，也在這個春節選擇留下。清晨，當城市里的大多數人還未起床，武稅所與站點的其他快遞員便已經開始忙碌的一天。卸貨、揀貨、刷碼、裝貨，緊張有序地將自己片區的快遞裝入電動車。
企業方面為了留住大規模返鄉的勞動力，拋出了“人面善心”的誘餌。例如除了正常的加班收入外，給春節值守的配送員發放“團圓基金獎勵”——金額參照不同的城市消費標準，還為配送站等值守人員提供年夜飯，新增紅包激勵(配送員每送滿一定標準的件量就可以系統中領取送件紅包最多一天領兩百左右)。菜鳥數據顯示，今年春節期間，參與春節不打烊期間配送的配送員收入是平常的三倍左右，在特別繁忙站點的一些配送員收入還要更高一些。因此春節不回家也能保證“不錯的收入”。
然而事實卻是，企業的“關懷”根本無法緩解快遞員群體面臨的生存壓力。
例如順豐2016發布的企業年報，我們看到實際上順豐員工薪酬比例在不斷降低，外包用工成本增長了1.5倍。而企業勞動力的大量外包，意味著快遞公司不用對員工直接負責。快遞員與外包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發生勞務關系。經過“中間商”，快遞公司可以規避許多法律責任(比如員工社保以及工傷賠償等)，大幅降低企業成本。而外包公司作為規模不大的“中間商”，壓榨快遞員的待遇空間賺取利潤。因此，快遞員群體實際上并沒有享受到“不錯的收入”待遇，而是在層層的盤剝加劇處境愈發艱難的情況下迫于生計無奈選擇“堅守崗位”。
還有去年發生的圓通倒閉風波，其背后是快遞公司經營狀況的惡化。一方面加盟商對經營現狀依然表示擔憂，成本高企之下，利潤收縮30%，經營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快遞員則對工資待遇表達不滿，月入不足四千元，難以養活生計，想跳槽又不知去哪。對于此次風波，圓通官方聲明表示快遞員未及時返崗是一個主要影響因素。許多快遞員都對于自己的工作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表示不滿，低工資讓他們養家糊口都很困難，這也是他們不愿太早回來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一線快遞員有118萬，其中五成以上收入在2000~4000元，近八成工作時長在8小時以上，促銷旺季要達12個小時。
多位快遞員表示，工資是按派送件來提成，“(提成)不多，而且工作強度很大。”德邦物流的一名快遞員告訴記者，自己一月收入大概四五千元，每天從早上八點干到晚上六七點，有時候會更晚。 而一名百世快遞的快遞員則抱怨，他去年收入最高的時期是在雙十一前后，當時發了4500元，而平時在4200元左右，最低的時候甚至只有3800元。對此，他的感受是：“工資太低”，而且全年無假(春節除外)，雖說平時可以調休，但卻要扣錢，一年干下來，去掉在上海的生活開銷，基本沒有余下什么錢，“但我沒有其他手藝，歲數也不小了，不想干快遞又不知道能去干別的什么。”
原初，堪稱大規模人口遷徙的世界之最——中國特色春運返鄉大潮，已經能部分地說明城市和農村的對立和相互依存關系。城市一方面吸引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在工業服務業等行業依賴對農村人口的剝削，另一方面也在以戶籍制度為主的政策下排斥對農村人口的吸收，將勞動力的再生產(尤其是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進行二分化，降低再生產的成本，減輕城市負擔。
為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轉”，底層的勞動人民不僅長年承擔著親人分離的代價，而如今迫于生計就連一年一次的家族團圓的機會也幾近喪失，成為齒輪為著不屬于自己的財富生產而一刻不停地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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