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近的時候，她眼神中帶著一絲困惑和防備。直到我自己搬了張板凳坐到她身邊，她也未曾停下在鍋里涮洗筷子的手。小叔向她介紹我們。“我要炒菜!我家里請人做事啊。”她下意識地說。說完又頓了頓，“等下你們留下來吃飯吧。”
這是徐春蓮大姐，49歲，丈夫在2015年因為塵肺病去世。徐大姐有著農村婦女常有的勤勞和樸素，說起丈夫外出打工和生病的經歷，歷歷在目。
她1989年嫁到雙喜村。結婚三年，丈夫就外出深圳打工，屬于村里第二批外出做風鉆工的人。回憶起自己那個老實巴交的丈夫，大姐滿是驕傲地說“他在那個工地上好像把口罩都撕掉了。吃苦耐勞。如果他還活著的話，長得好高大，做什么事都好快，但是這個病一下子把他壓死了。”
丈夫在深圳做了十年風鉆工，2004年回到家里務農。2008和2009年之交對于大姐來說是一個特殊的轉折點。那一年家里正在蓋房子，準備為大兒子娶媳婦。在農村，房子既是臉面，也是一個家庭興衰成敗的象征。為孩子討媳婦成家更是一等一的大事。丈夫曾在工地干活，對于建房子還是內行，一直親自督工打地基、搬磚木和做木門。“當時他的身子還是很健康的。我老公會搞，地基都搞得扎扎實實的。”徐大姐沉浸在記憶里。2009年，村里有120人上深圳維權，徐大姐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員。
“2009年開始有點咳嗽。在耒陽市的醫院檢查出肺部有大塊大塊黑塊說是癌癥，要我們轉院。兒子帶著父親去長沙的醫院檢查，查出塵肺病。后面又到專業職業病檢查出三期塵肺病，拿到了最高的賠償13萬。”雖然診斷出塵肺三期，但除了咳嗽之外，身體并沒有很多征兆。于是，家里把賠償的13萬元都用在了新樓房的建設中。2010年，家里喜添新丁，大孫子出生，丈夫去醫院看望孫子時，開始出現爬樓梯喘氣的癥狀。2012年丈夫開始無法做事，并且大量用藥。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一個月3000-4000元醫藥費。由于當時村里經常停電，還需要買氧氣機和發電機。大兒子不得不輟學出外打工，到處借錢買藥，10天的藥4-5天就用完了。
兒子當家
回憶起當時那段艱苦的日子，徐大姐無比心疼年幼的大兒子，小小年紀就要代替父親，擔起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我那時打不了工，要在家里帶孫子。我小兒子也在讀書。就靠我大兒子一個人在賺錢。”
在整個回憶中，徐大姐從沒有講訴自己是如何度過那段丈夫生病的歲月。直到我們感嘆道：“大姐，我覺得你超厲害。”她才無奈地說：“超厲害是沒辦法，我兒子說，媽你老了好多歲啊!我管他老不老。你要做這么多事對吧，要帶兩個小孩。現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過來的。”不知道是怎么過來的，因為沒有空去想，沒有時間去哀嘆。正如徐大姐所說：“當時我在家里要照顧兩個孫子，生病的丈夫，還要種田。好累!當時都是把小孫子背著去干活。都是我一個人支撐著家里，一個人好累。反正一個人，你不洗碗就沒碗，不煮菜就沒菜。”
最為艱難的還是在深夜。丈夫無法自理，深夜需要吃東西、上廁所。徐大姐當時除了照顧丈夫，還帶著兩個孫子，最小的一個才一歲。“我那個小孩很壞，一放到床上，哎喲，你一起來他就哇哇地哭。”一次煮面給丈夫吃，徐大姐一個手端著面，一個手抱著孫子。孫子手一扒，就把她的手燙了。這樣的意外，在丈夫三年臥病在床的日子里不勝枚舉。直到2015年，丈夫去世，為家里留下了八九萬的債務。雖然家中頂梁柱走了，但幸好兒子非常懂事。“2015年他爸去世后，大概是2016年和2017年，一年多我兒子就把所有的債還完了。今年他再攢了點錢，把這個房子蓋起來了。”徐大姐邊說著，邊打量著剛刷好的天花板。
這是一棟四層的樓房：一層屬于丈夫，二層屬于大兒子，三層屬于小叔子家，四層屬于二兒子。大姐帶著我們進到二層參觀今年剛裝修好的成果：明亮的地磚印著窗外陽光明媚的藍天。四間臥房里都擺上了嶄新的床和衣柜。客廳里是一個米白色的皮沙發，對著一個28寸的液晶電視。當初建房子是為了給大兒子娶媳婦，如今這個房子終于裝修好了，算是了結了丈夫的一樁心愿，也表示著這個家庭終于從塵肺病的泥沼中掙脫出來，開始過上一個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
雖然家庭逐漸走上正軌，但徐大姐一家還是在努力爭取維權。2009年那次維權，是丈夫親自去的。2018年的十次維權，雖然丈夫早已去世，但在廣州打工的大兒子，只要聽到鄉親們上深圳，都會從廣州坐車到深圳，加入到維權的隊伍中。為父親，為這個家，為其他幾百個同鄉討一個公道的說法和對待!
與和藹可親的大姐告別后，回望這棟四層的小樓房，在眾多一二層的房屋中顯得尤為突出。靜靜地矗立在雙喜村的路旁，向路人訴說著這個家庭的故事和人的堅強。一棟房子，一個家，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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