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環保街知事

　　人口流動并不僅僅是“從內地到沿海”，看看“游牧”于城市中的北京廢品回收者們如何求生并發展出他們自己獨特的集體認同。

　　譚宏澤/政見觀察員

　　“回收手機、電腦、空調、電視機……”無論你居住在哪個中國城市，對這樣的聲音一般都不陌生。“收廢品的”走街串巷，常騎著兩輪或三輪小車，上面載著的擴音器循環外放著這句話。

　　這個常由“外地人”構成的“流動”著的群體被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研究者Carlo Inveradi-Ferri賦予了“城市游牧者”這一比喻式的稱號。他們的“流動”既指他們如其他外來務工人員一樣從外地流動到大城市，指他們日常生活中為尋生計日復一日地走街串巷時的流動，也指不可見的、通過有意的市場選擇在社會中的流動。Inveradi-Ferri從個體和集體兩個層面所描述的北京“城市游牧者”為我們展示了這一群體的特征。

　　老張：個體層面的“游牧”者

　　老張是一個44歲的山東漢子，他在九十年代早期孤身來到北京打工來賺錢養活家里的妻兒以及繳納超生罰款。最初的二十年，他都在建筑工地打工，“賺得不少，但是太累”。所以，前些年，他離開了工地，轉行干起了廢品回收。白天，老張就在市內收集舊電話、頭發、水彩畫等廢品。到了晚上，他并沒有固定的住處，常輾轉于北京郊區一圈的若干廉價居所之間，住一晚的費用通常不會超過十元錢。“你總能找到住的地方，只是有時會貴一些。”

　　“現在我沒有‘老板’了，我就是自己的老板。”盡管廢品回收是被一定程度污名化的工作，但進入這一職業卻讓老張獲得了某種精神上的滿足和自我身份的認同。這樣一種“自由”的自我認知，也有助于他和同行們，尤其是同行的老鄉們建立某種互幫互惠的社會網絡。所以到了后來，老張常常和同行的老鄉們就近住在一起，斗地主、打牌、喝酒，還可以把收來的廢品直接賣到郊縣的廢品回收站，免去了之前賣給二道販子的差價損失。雖然他們形成了某種群體，但是在白天業務多變、晚上居無定所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是“流動的”。

　　“高端”從業者們：群體層面的“游牧”者

　　與老張和他的老鄉們不同，同處于北京廢品回收行業的另外一個群體有著另外的面貌，那就是來自河南(尤其是信陽)的廢品回收者們。這些人多數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來到了北京從事廢品回收，因此到現在基本占據了這個行業的“高端”位置，不需要從事走街串巷、挨家挨戶搜羅廢品的“低端”工作。因此，他們已經在郊區(比如東小口)有了自己的相對固定的居住區，里面有若干賣家鄉菜的餐館、有直達河南的大巴車。

　　在這個社區里，河南話不僅是通用的生意語言，還是每個人都說的生活語言。同時，這一群體也開始有了某些抽象層面的符號化資本的積累，比如，據傳外地人北京的廢品回收的起始是一個信陽學校的校長，他在上訪過程中因為生活費花光了所以開始收賣廢品，從而開啟了這個行業。這個故事本身真假難以考證，但有助于信陽人在這個行業中樹立了某種道德地位。

　　表面上看，這些人似乎已經“定居”北京，并型塑了北京的這個區域。但是他們實際上依然是某種程度上的“游牧者”。隨時可能出現的在產業、土地、城市管理等方向上的調整與變化都驅趕著他們向其他地方遷徙。

　　在八十年代，他們最初聚集于二里莊，但隨后那里由于再開發計劃被拆除，于是他們就遷往八家地區。而當后者在新世紀再開發規劃中再被拆除后，他們就遷徙到了東小口地區，而后又搬遷了一次。所以，即便是這些處于廢品回收產業中“高端”位置的外來人群，依然是不斷地在這個城市中遷徙、“游牧”。

　　城市游牧者：在跨區域人口流動之外的流動性

　　每一年春運期間火車站前排出的長隊景象幾乎占據了大眾對于“人口流動”的印象 —— 從一個出發地前往他們的目的地。他們的遷徙被認為是受到了宏觀經濟結構的影響，而其中的個體卻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他們就像春運長隊照片中的人，這些個體的故事和行為能力(agency)常常被忽略。

　　在本文中，Inveradi-Ferri所描述的被稱為“城市游牧者”的人口流動方式則是一種較少被主流關注的對象，但卻同樣真實地生活在中國的城市中。

　　這些城市游牧者們通過一系列方式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從正式工轉為自主就業、與其他老鄉協調、從親屬中尋找新的經濟活動。這種手段已經不限于在常規視角下的“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外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日復一日循環發生的、通過在城市中流動求生的方式。在個體的層面上，Inveradi-Ferri認為老張每天前往不同的街道回收廢品這樣的行為，是一種在城市中流動的情況下的求生策略。這些例子展示了在社會中存在的壓迫下，勞動階層適應并反抗這些現狀并在常規的生產領域之外另辟蹊徑并求生的方式。

　　但“城市游牧者”并不限于物質層面。正如老張在文中所說，盡管成為一名“城市游牧者”代表著失去相對穩定的建筑工地工作，但是他成為了“自己的老板”。文中一個群體在廢品回收領域中樹立了他們的“道德地位”。Inveradi-Ferri認為這些現象代表著在經濟行為之中，存在著一個復雜的共有經歷、記憶和價值系統，并從中催生了一個社群的集體身份認同。這樣特別的集體身份認同則將他們區分于本地群體和他們的老家人。

　　在傳統儒家社會安土重遷的文化傳統以及建國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邏輯的影響下，我們多數人，包括政策制定者以及社會管理者們，實際上很難想象這種處于不斷移動、遷徙、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以及這樣的生活狀態有什么樣的影響。這篇論文觀察了北京城中的廢品回收者們，并提出了“城市游牧者”這樣的概念。當中國城市乃至社會治理常關注在常規生產領域的人口和他們的流動時，這些在常規生產領域外的“城市游牧者”們和他們形成的獨特認同或許也是一個需要被正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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