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顛沛流離，家在何處？

　　編者的話：今天的視覺欄目，我們刊發的是三個家政工的故事。

　　城市里的家政工很多，隨著人口老化和“二胎政策”的推行，將有更多的家政工進入城市家庭。但是，我們對她們的故事了解多少?

　　在這組圖片的拍攝中，一位攝影師感嘆：如果說我在是枝裕和的電影里看到了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照，那我在幾位大姐的生活中看到了是枝裕和的電影。但這些真實的故事，卻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經歷了不同的故事，為許多家庭服務，自己卻流離失所，不知家在哪里。

　　1、鐘點工何姐的一天

　　圖| 周娜黃喜悅

　　文| 梅若

　　何明英，1960年出生，內蒙古赤峰人。到北京之前，她當過工人，和丈夫承包過土地，后來又賣過飼料，倒騰過木材，一直也沒賺到什么錢。2006年丈夫到北京，在建筑工地做保安。一年后，她也跟著到了北京，干起了小時工。

　　和大多數北方農村婦女一樣，何姐干活麻利，吃苦耐勞，做得一手好面食。來北京十多年，她一直在望京周邊找活，2016年底，望京房租上漲，何姐只好把家搬到了大興龐各莊。

　　原來的老主顧都在望京一帶，這對住在大興的何姐來說，謀生更加艱難。她每天四點多就要起床，坐最早一班公交車，搭早班地鐵，中轉幾趟，花兩三個小時才能準時七點出現在第一個雇主家里。直到晚上九、十點鐘，再次回到大興的住處。

　　何姐的丈夫常年在工地上不回家，一兒一女已經長大了，她說，這些年除外打工最愧疚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忙著掙錢養家，沒有照應好孩子。

何姐住在大興，雇主家在北京各處。冬天的早上五點不到，何姐就起床了。和她住一個大院的女人們這時候也起床吃飯，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何姐。

何姐去上班。

由于長期患有風濕，何明英的腿腳不好，所以她每次都排在最前面，這樣車門一開，她準能搶到座位。

在搭乘地鐵之前，她還需要先坐一輛20分鐘的公交車。

群里轉發的工作信息標明了年齡，何姐擔心隨著年齡增長，自己的活兒會越來越少。

每天早上要換兩次地鐵。在地鐵上落座后，何姐會從書包里摸出半個玉米或者一個雞蛋，通常這是她的早餐。早飯簡單，三分鐘就可搞定，但何姐總是花費十分鐘，因為從早上四點多起床，這是她唯一喘口氣的悠閑時光。

出了地鐵，何姐會找個小黃車騎到雇主家。

早上七點，準時到達第一個雇主家。

何姐在工作。

一天的工作結束，何姐在回家的路上。

何姐做得一手好菜，但是因為做小時工的緣故，她很少能在家做飯，偶爾有朋友來，她才開火。

這只流浪狗是何姐上班的路上撿的，已經跟了她十多年了。每次回家，狗狗都會撲過來迎接她。

　　2、王金枝搬家

　　圖| 黃喜悅周娜

　　文| 梅若

　　王金枝來北京做家政工11年了，每年至少要搬一次家。房東說走人，她就得趕緊起身找新的落腳地。她從樓房搬到平房，從地下室搬到城邊村，一次比一次遠，一次比一次條件差。

　　2017年，金枝從一個照顧老人的雇主家下戶，隨后轉到一家外資化妝品公司做保潔兼做飯，收入也漲到5000塊，公司在望京，每天騎電動車上下班，風里來雨里去，往返就得兩三個小時。她咬了咬牙，四處尋找更合適的房子，一眼就相中了費家村。

　　原來村里的平房200塊一個月，費家村一下子漲了四倍半，王金枝還是覺得合適，至少房子大了，上班路程近了，還有了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終于過上“好日子”，王金枝滿心歡喜，把“新家”拾掇得干凈整潔，掃地做飯似乎都更有勁了。

　　費家村，據村民說有超過8萬人住，而本地人口也就1000出頭。這里的自建出租屋冬天陰冷潮濕，夏天酷熱難耐，但因價格便宜、生活成本低，離望京又近，成為打工者聚集而居的首選。

　　王金枝生于1968年，小時候沒上過學，她總說因為她是女孩，長得不好看，她爸才不喜歡她，不給她讀書。三個哥哥都上過學，她賭氣跟著姥姥姓王，又跟著姥爺學了幾年私塾，才沒有變成她說的“睜眼瞎”。

　　年輕的時候，王金枝和丈夫都在河南老家的工廠工作，上世紀那撥下崗潮的時候，夫妻倆雙雙下崗。丈夫先出去打工，她在家里一邊照顧兒女，一邊賣菜維持生計。后來兩個孩子初中畢業外出打工，她在家里也賺不到什么錢。正好本家一個遠房姑姑要去北京，也攛掇她，說來北京一個月可以賺1000多塊，王金枝心動了，再一想還能看到天安門，她二話沒說，就跟著姑姑來了北京。

　　2006年夏天，剛到北京的王金枝在望京找到第一份家政工作。她兩眼一抹黑，拿著中介公司的紙條，一路打聽，坐著運通101路公交就找了過去。雇主是個漂亮的老太太，王金枝樂呵呵地做飯洗衣服忙乎了一天，晚上收拾停當，剛放松心神準備休息，開著臥室門打電話的雇主的一句話讓她當場眼淚就掉下來了。原來雇主正在和家政公司的人抱怨“怎么找了個長得這么磕磣”(的大姐)。

　　那時候王金枝剛從農村出來，賣菜風吹日曬，又黑又胖。她傷心地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做完早飯就拿著行李回了家政公司。后來她就不再住家，四處找小時工——自由，干完活走人，也不用看雇主臉色。

　　做小時工雖然自由，但很難有固定的活兒，有時候一天要跑好幾家。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王金枝竟然學會了電動車，每天從住的地方到雇主家往返十幾公里。夏天曬得大汗直流，冬天凍得伸不開手指。

　　王金枝來北京沒兩年，丈夫也從別的城市過來，兩人就在城外租個房子安了個家，白天出去打工干活，晚上回來互相有個照應。她也找到一家照顧老人的穩定工作，每天早七點上班，晚七點下班，周末還可以休息一天。然而，安穩日子沒多久，年初丈夫在工地上干活，不小心從腳架上摔下來，整整在家里躺了大半年，不但不賺錢，還花掉不少醫藥費。

　　2017年，王金枝特別不走運，丈夫的腿剛好，她的腳又被釘子從腳底穿透受傷。因為不能干活，丟掉了干了兩年的照顧老人的活兒。連著十一長假，她在家休息了半個月，又經老鄉介紹轉到望京一家化妝品公司做保潔和做飯，一天十個小時，一個月開5000塊錢。

　　上班不到兩個星期，王金枝去附近的超市買東西，回來走到小區的大門，騎著電動車跟著前面的機動車入內，不料前車進去，起落桿突然降下，驚慌失措的金枝擔心起落桿砸在腦袋上，抬頭看的瞬間就被落下的桿子直接砸到嘴上，當場斷掉三顆門牙。

　　按理說這算工傷，可做家政服務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社保，從私人雇主家轉到這家公司，既沒給她簽合同，也沒上保險。雖然公司老板出面支付了一半的醫藥費，金枝還是花了一萬多塊換了三顆牙。

　　2017年11月27日，王金枝收到通知，要在十天內搬離，逾期斷水斷電，鎖上大門不得入內。她回到家，把電動車推進房間充上電，給丈夫打電話商量搬家的事情。電話還沒講完，屋里突然漆黑一片，斷電了。她掛了電話，和其他受到驚嚇的人們一起從屋里跑出去，口中喊著沒有天理，心里不知所措，很快十幾分鐘后又來電了，人們陸續回到房間里。

　　這一晚上又斷電了幾次，王金枝再也沒有出去過，她知道所有人和她一樣，除了罵幾句解解氣，根本不會有什么回響。再次停電的時候，各個屋里安靜地亮起了手機燈光，手電筒，繼續著停電前的話題。誰也沒有再提起停電的事情。人們對于苦難的忍耐力遠遠超過想象。即使明天沒有地方睡，可是今天還得吃飯睡覺，一樣生活。有了這苦難里練就的韌性，才能抵擋住那些隨時崩塌的生活。

　　村里又有人來催她搬家，金枝陪著笑說今晚沒地方待，先讓我睡一覺。她不知道新的房子在哪，她明天在哪?倒頭睡下去，她多希望睡醒的時候，這個世界能正過來，在夢里，她總看見一切都是反著的。

王金枝住在北京東北五環邊上的費家村。她不喜歡住家的工作，就選擇做小時工。休息的時候還可以逛逛市場，和丈夫做頓好吃的，過過自己的小日子。

2017年3月的一天，王金枝在雇主家做飯，她說她遇見的雇主都待她不錯。聽其他姐妹說，有不少雇主不讓家政工上桌吃飯。

雇主是80多歲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王金枝除了打掃衛生和做飯，還要給老人洗臉洗腳，喂藥喂飯。王金枝的父母和雇主家老爺子年齡相當，這也讓她時常想起老家的爹媽。天氣好的時候，她會幫老人剃剃胡子。

王金枝總說因為自己不好看，又是女孩，她爸才不喜歡她的。三個哥哥都上過學，卻不讓她讀書。

王金枝和丈夫。

金枝家的廚房，搭了一個棚子，像天窗一樣有兩塊玻璃，可以透光。

出事當天，雇主還是很積極地把她送去醫院治療，墊付了醫藥費。換三顆牙要花上萬塊，雇主也就不過問了。這是摘下來的假牙模。

治牙的收據。

騎電動車去雇主家，這是住在城邊村的家政工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自從出事后，金枝姐每次下班超過六點不回家，她丈夫就在村口焦急地等待。

2017年，王金枝覺得很不走運，先是丈夫腿摔斷了，躺了幾個月，自己又把牙撞了。好在有個遮風避雨的小屋，雖然暖氣并不暖。

2017年冬天，北京“煤改氣”，金枝租的房子室內溫度不到9度。

王金枝在家穿著很多衣服。騎車用的護膝到家也沒有取下來。更讓她不安的是，周圍的村子都在清退中。

王金枝的手關節有點變形，她說是長期干活泡在冷水里造成的。

金枝愛開玩笑，愛做鬼臉。拍這張照片的時候，她已經沒了三顆門牙。

　　3、小小陳和兩個姑姑的晚餐

　　圖| 莫力

　　文| DT

　　家政工普遍年紀偏大，小小陳是少有的八零后。她1980年生在四川閬中，上完初中之后，去上了一個成人中專，學的是機電維修專業。她說，感覺自己的思想有點叛逆，不走常人的路，因為那個專業沒有女孩，就想試試。結果還沒等到畢業，學校就倒閉了。

　　不到十八歲，小小陳就去廣州打工。由于是獨生女，母親怕她被拐到外地，給她定了親才讓出門。在制衣廠待了三年，小小陳回家結婚，生了大女兒。2003年過完元宵節，她就跟著姑姑到了北京。她說，那時候年輕，就覺得很迷茫，這么大個城市，沒有自己的容身處。孩子也剛剛斷奶，一打電話，就知道流眼淚，一直“嘶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她找到的第一家雇主，也有一個小女孩。小小陳把自己的思念轉移到女孩身上，當自己孩子一樣。很快，鬧起“非典”。謠言傳得很厲害，說北京要封城，小小陳想，千萬別封城，我哪怕走路回去，都得把我孩子看了。她跟雇主說，要回去。回去之后，她又開始牽掛雇主的孩子。她想著，這種非常時期，他們也沒辦法找人。她一直有點內疚。

　　在那之后，她和丈夫在攀枝花賣菜，又生了小女兒。到2008年，又回到北京做家政工。她和兩個姑姑住在一起，大姑是大陳姐，二姑是小陳姐，她是小小陳。出門在外，小小陳一是惦記兩個女兒，二是怕生病。她的智齒每個月都要發一次炎，她都忍著，等回家再拔，還能報銷一部分。否則，一個月工資不夠拔牙了。

　　有一年，小小陳在工作時，遇到了性騷擾，一名老人動手動腳，說一些很不堪入耳的話。她很害怕，但還是冷靜下來，沉著應對，拿到了兩個月的賠償。但是當她回到家政公司，卻被工作人員評價說“心眼多”。她特別郁悶：“我是不是就應該吃啞巴虧，就應該挨別人的罵受別人的侮辱?”

　　不過，小小陳說，好雇主還是占多數的。什么是好雇主呢，很簡單，“就是尊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