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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由低迷走向復興的新趨勢

吳盈英 · 2019-01-06 ·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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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從高潮到低迷又漸露復興的新趨勢,印證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沒有現成的萬能模式可供借鑒,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都需要依據現實情況來探索自己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經歷挫折,克服挫折后的勝利,以及新的挫折。正是在這種迂回曲折的歷練中,黨和人民的力量日益壯大。

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由低迷走向復興的新趨勢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工人運動此起彼伏,西方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左派政黨與社會主義者,在尋求社會發展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開始重新思考并接受馬克思主義給出的參考答案。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在沉寂了近半個世紀以后漸露興勢,對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變革產生了積極作用。

一、19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西方共產黨在世界社會主義浪潮中建立,領導工人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西方,廣大工人階級普遍認可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將其作為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斗爭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隨著各國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有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和領導,成為一項有明確政治目的的革命運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社會主義浪潮。

1.國際工人聯合起來開展革命斗爭

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由低迷走向復興的新趨勢

  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建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標志著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立。1864年,第一國際建立,歐洲各國紛紛設立支部組織,積極開展工人運動。1871年,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參加并領導了巴黎公社運動,進行了無產階級執政的偉大嘗試。1889年,第二國際建立。在第二國際活躍的二十多年時間里,西方工人階級政黨及工人運動得到了長足發展。特別是在德國,作為第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迅速成長為德國最大的政治黨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歐洲工人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引得歐洲各國爭相效仿。奧地利(1889)、瑞典(1889)、瑞士(1888)等國相繼成立社會民主黨,挪威工黨(1887)甚至直接采納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1]

2.西方共產黨成立并領導工人運動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工人運動達到高潮。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給全世界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暖風,在沉重打擊資產階級統治力量的同時,激勵和鼓舞了落后國家走上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并以其首創精神和實踐經驗促成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建成,其中的社會主義中國更是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格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與此同時,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里紛紛建立了共產黨。1919~1923年間,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芬蘭、希臘、美國、日本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成立了共產黨。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領導工人、聯合社會各界力量進行斗爭。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各國共產黨在本國民主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英國共產黨(1920)發動和支持各種罷工斗爭,倡議成立“赤色工會國際英國局”,英國煤炭工人在職工大會和英共的支持下停止煤炭運輸,政府因此被迫妥協。在反帝反殖民的斗爭中,英共對中國五卅運動表示支持并積極開展“不許干涉中國”運動。在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中,英共組織了1500人的國際縱隊英國營,其中有半數以上都是共產黨員,在戰斗中英共黨員的犧牲人數過半。法國共產黨(1920)在反法西斯戰斗中與社會黨等84個黨派團體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該陣線于1936年5月在大選中獲勝,成立了以社會黨人為首的人民陣線政府。為實現民族解放,法共積極促進全國抵抗委員會的成立,形成統一戰線,并配合戴高樂臨時政府解放了巴黎。

  19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的西方工人階級,在經受資本家無底線壓榨的同時,被迫在戰爭中充當統治階級瓜分利益的替罪羊,無數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因此具有十分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這一時期,西方各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與社會各階層建立起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內反抗資本主義的壓迫,對外相互合作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十分寶貴的亮點,對以后的無產階級斗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20世紀中葉~20世紀末期,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在外部打壓和內部爭議中陷入低潮

1.屢遭挫折的西方共產黨

  二戰結束以后,分別以蘇聯、美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展開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斗爭和對峙。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害怕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力量對其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一改戰時與本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態度,對共產黨和一些左翼組織進行打擊和壓制。作為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力量和影響最大的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在冷戰時期均被極大的削弱了,例如在二戰后參加了五屆法國政府的法共,被實施馬歇爾計劃的社會黨馬蒂埃政府排擠出局;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遭到反動派刺殺受傷,軍警對意共領導的工人運動進行野蠻鎮壓。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力量對比急驟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用各種手段加緊對本國共產黨和左翼力量的壓制。在當代,雖然資本主義各國基本確立了本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仍然對其進行著嚴格的監控,極力削弱本國共產黨的力量。

  面對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打壓,西方共產黨積極尋求戰后的新發展與新出路,共產黨員們認真學習總結自身和別國共產黨的實踐與經驗,積極發表探索未來道路的觀點和主張,也因此在黨內和不同國家共產黨之間出現了很多意見相左的不同派別,例如“歐洲共產主義”派、老共產主義派、托洛茨基派、新共產主義派等,這種意見分歧和激烈爭論甚至達到針鋒相對的情形,直接稀釋了黨的凝聚力和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力。

2.工人階級的階層分化、工會組織的興起和資本主義國家福利制度的偽善性,三者相互交織

  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技術革命悄然來臨,發展出人類智力的外延——人工智能,社會生產力和勞動效率有了質的飛躍。與此同時,社會勞動者也因生產方式的信息化重組和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細化而產生了微妙的身份與心理狀態的差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一方面,工人階級數量有了歷史性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數量已占就業人口的4/5左右。[2]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內部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層級分化。以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員為主的白領工人數量有所增長,其中一部分人正逐漸成為新的中產階級;以技工、操作員和維修工為代表的藍領工人數量正逐年減少;新的產業結構調整下迅速崛起的服務行業人員在工人階級中的比例越來越大。在職業選擇上,有一部分工人成為兼職的臨時工、自雇者和家庭工作者等等。工人階級的這些變化,使得其對工會以及工人運動的支持態度有著不同的傾向性。一部分自由勞動者因無工會組織而遠離了工人活動,一部分白領或高收入的工人勞動者對工人抗議活動持曖昧或不參與的態度。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人階級的團結,有組織的活動難以順利開展。

  與此同時,隨著工人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工會逐漸顯示出了強大的力量。美國的工會率在二戰期間就漲到22.4%,到1950年,工會會員達到1480萬人。國民要求停止戰爭、恢復社會經濟秩序、提高勞動待遇的迫切愿望,直接引發了工會運動的高潮。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組織起來并發展壯大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工會,自20世紀30~80年代,憑借其強大的生產場所談判力量,給美國汽車產業乃至整個工業體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資本家和政府因此在工人待遇等方面作出讓步和妥協。隨著資本轉移和全球化,工會運動的浪潮逐漸向西歐、南非和巴西、韓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推進。[3] 但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革命和運動、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被大部分工人群眾束之高閣,轉而尋求在現實生活中自身的發展,工會組織取代工人階級政黨成為當代西方國家工人的領導力量。

  此外,資本主義國家在認識到階級矛盾激化帶來的嚴重后果之后,也相應地調整策略,開始注重福利國家建設。戰后的法國在開啟大規模國有化進程的同時,開始實施社會保障制度。1946年10月27日頒布的法國憲法在序言中明確規定,國家要保障個人和家庭的基本生存條件,國家要向所有人特別是兒童和老年人提供保障,尤其是健康、醫療和休息方面的保障,所有不能工作和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工作的人都應該從國家和集體獲得幫助。1945~1947年,法國政府和法國議會相繼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初步建立起法國的社會保障體系。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政府又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4] 加拿大在20世紀70年代建立起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贏得了公民的擁護。來自《加拿大年鑒》的統計數字表明,絕大多數的12歲及以上的加拿大人對自己的生活滿意或者非常滿意,2008年滿意度為91%。[5] 瑞士、文萊、瑞典、澳大利亞、丹麥、挪威、英國、美國與加拿大、法國一起,普遍被認為是全球十大高福利國家,每年吸引著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是緩和階級矛盾的有力武器,具有極大的偽善性。因此,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雖然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過幾次頗具影響的浪潮,但很難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那樣聲勢浩蕩了。

3.工人運動開始融入新社會運動,共產黨退居幕后

  兩次世界大戰前,西方各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工人黨聯合行動,國際上的共產黨與工人組織之間相互支持,團結斗爭,這種局面在當代西方國家已經少見。取而代之的是以新社會運動為主流的各社會組織與團體之間的聯合行動,工人運動開始融入新社會運動中,很少有單純由共產黨組織領導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工人運動。

  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人運動與各類新社會運動的聯系日益緊密。在美國,工會積極資助民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多次參與工會活動并發表演講;最能影響工人就業和工作選擇的環境保護組織,也與工會一起組織并參與活動;加拿大“環境行動聯盟”積極接納加拿大勞工大會、加拿大公共部門雇員工會、全國公共和普通雇員工會成為其組織成員并擔任組織領導;為世界和平和環境保護而進行的反核運動,獲得了各種新社會運動組織和工人運動組織的廣泛支持與合作。

  工人運動融入新社會運動是一定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首先,工會作為當代工人運動的實際領導中心,其會員成分具有多樣化的特點,這種多樣化表現在與新社會運動組織成員的交織上。例如,在工會成員或其代表的工人階級中,有身為女性的女權運動者,有黑人或其他族裔的民權運動者,有環境保護人士、和平愛好者、反“全球化”組織成員等等。其次,在工人階級占社會主體的西方國家,任何新社會運動要想取得成就,必然離不開工人階級的支持與配合。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不滿是最強烈的,最具有革命性和斗爭性,新社會運動也樂意并主動吸納工人運動參加他們的活動。再次,當代工人運動進入低潮有著很多時代變化的因素,而正是因為新時代才催生了新社會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工人運動要實現自己的基本目標,必須與新社會運動聯合起來。

  總之,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的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之所以陷入低迷,既有客觀條件的束縛,也有共產黨和工人階級自身的原因。一方面,來自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打壓和“安撫”,逐漸分散了共產黨的力量,銷蝕了工人階級的斗爭意識;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各國共產黨內部嚴重的思想分歧以及國際聯合的中斷,使其自身陷于解體的邊緣。脫離了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只能將社會主義理想束之高閣。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持續低潮中,西方各國社會主義者與左派人士不斷反思,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與資本主義長期斗爭的過程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導、群眾路線與國際聯合,對于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奮斗目標具有極端重要性。

三、21世紀以來,西方共產黨與工人運動漸露興勢

1.工人運動利用“西式民主”而蓬勃發展

  資本主義民主盡管十分虛偽和狹隘,但民眾一致認可的選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遷徙等權利和自由,卻成為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法權利,由此出現了很多具有全國乃至世界影響的工人運動。例如:2011年1月25日~2月11日,由于不滿物價上漲、失業率高和腐敗等問題,埃及多個城市發生民眾大規模集會游行示威活動,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臺。最終,面對規模和影響日漸壯大的抗議民眾,總統宣布辭職并將權力移交軍方。在這場反政府抗議活動中,埃及民眾以最小的代價贏得了這次勝利,為當代社會變革提供了典范。2008年3月,為反對希臘政府推出的養老金新政和一系列福利削減政策,希臘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參加罷工,抗議青年亞歷山大·格里戈羅普洛斯被警察誤殺,引起首都雅典和多個城市發生騷亂。隨后,工會組織了全國大罷工。這場斗爭持續了兩年之久,影響深遠。2011年9月,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匿名積極分子通過網絡和媒體進行宣傳,使這場運動迅速擴散到全美甚至整個西方社會。2018年3月,法國鐵路工人舉行不連續罷工運動,造成全國交通困難。在今天,群眾性運動能夠鼓勵更多的人群積極發聲,這對于工人運動的動員、組織和發展十分有利。

2.資本主義國家勞資矛盾深化,為工人運動舊火添薪

  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給了資本主義國家巨大打擊,為彌補經濟上的損失,保護大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利益,西方各國不約而同地將災難轉移到勞動人民身上,利用福利改革加深對勞動者的壓榨。例如:希臘政府反復降低養老金發放標準,降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將失業救濟金由每月454歐元削減至360歐元;意大利政府將領取養老金的最低年齡提高到66歲,并重新征收首套房的房產稅;[6] 西班牙政府取消了向新生兒提供的2500歐元獎勵金;葡萄牙政府允許企業每天延長員工半小時工作時間。這些削減福利的措施直接引發了工薪階層和無收入人群的強烈抵抗,掀起了一波波罷工運動浪潮,西方各國群眾運動風起云涌。例如:希臘多次爆發反緊縮抗議;葡萄牙工人走上街頭,對減薪、養老金被凍結以及削減醫療保健、教育經費的預算法案表示不滿;西班牙民眾為抗議高失業率和反對削減社會福利而爆發了多次大游行和抗議活動;法國數十萬民眾爆發了涉及多行業的大罷工;英國多地因反對學費上漲而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騷亂;意大利的罷工運動甚至導致了飛機、火車和公共汽車等停運,公共交通全面癱瘓,整個意大利境內的政府辦公室都被迫臨時關閉。[7] 高漲的群眾性運動使資本主義國家一度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

  福利水平原本就低的美國,貧富差距程度空前走高。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報告指出,從1963年到2016年,在工資收人和分紅等個人收入以及社保等政府福利方面,上層家庭的收入增長幅度約為90%,而底層家庭的收入增長還不到10%。十分諷刺的是,上層家庭在美國社會中的占比已不足10%,而曾經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劑的中產階級比例已經跌破50%。除了那頂尖上的1%,美國社會各階層處于向下流動的趨勢。民調顯示,美國人民普遍認為自己的生活沒有50年前好,特朗普上臺只會更加惡化美國的財政狀況和貧富差距。[8] 當前的美國,工人組織正在與各種社會組織或團體聯合開展新社會運動,帶著實現美國夢的使命感,為爭取更美好的生活不懈奮斗著。除了最著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近兩年比較活躍的“No hate, No fear”(沒有仇恨,沒有恐懼)運動,是一個十分典型的群眾性聯合運動。在2017年1月21日的抗議活動中,美國每100人中至少有一人參加了游行或集會活動,其規模與影響在美國社會運動史上是空前的。更為重要的是,它將婦女權利、人權、公民權利、工會權利、移民權利和環境正義聯系起來,真正建立了一條廣泛的群眾聯合陣線。

3.西方工人階級不斷成長,階級意識復蘇

  西方工人階級的成長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普通工薪勞動者的思想意識有所提升。首先,工人的階級認同感逐漸增強。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不斷壯大起來的“白領工人”撕去曾經給自己貼上的“中產階級”標簽,開始認同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英國國家社會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在西方媒體普遍宣稱中產階級“告別工人階級”的同時,英國“令人驚訝地”仍有57%的人認為自己屬于工人階級。[9] 其次,工人階級的思想覺悟在提高。英國廣播公司舉辦過兩次很有意思的調查活動,在1999年進行的一次“千年最偉大思想家”網絡評選活動中,卡爾·馬克思得票率高居首位,緊隨其后的是愛因斯坦、牛頓和達爾文。2005年7月,英國廣播公司又進行了一次“誰是現今英國人心目中最偉大哲學家”的調查,馬克思再次榮登榜首。這意味著即使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工人階級也能夠更開放、更理性的探索自己的未來,尋找矛盾和危機的解決方案。

  第二,工人運動的斗爭策略有所提升。工人運動已經歷上百年的歷史,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斗爭經驗和開展運動的策略。21世紀以來,工會對自身力量的衰退做了十分客觀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相應的調整了工人運動的斗爭策略,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鼓勵工會會員參與政治活動,工會活動進入更廣泛的政治生活中。工人階級的政治參與,意味著工人運動不再一味片面地追求經濟條件的改善,而開始將經濟訴求與政治訴求結合起來,在開展社會運動的同時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為生活狀況與政治地位的根本性改變積攢能量。

4.西方共產黨重整旗鼓,重新擔負起工人階級的領導責任

  西方共產黨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逐漸認識到獨立自主的極端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國情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極具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在思想理論上,希臘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決維護意識形態的正確性;法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三大原則,力求徹底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獨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發展道路;[10] 美國共產黨在黨的第三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美國共產黨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思想和原則建立起來的,美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始終以這些原則和思想為基礎。在道路選擇上,以葡萄牙共產黨為代表的多數歐洲共產黨,著眼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情況,認為應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和高度發達的經濟條件,走和平議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希臘共產黨為代表的激進派,批判歐洲共產主義中議會民主改革方案的局限性,認為唯有“革命”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在斗爭策略上,各國共產黨普遍認為,黨與工人階級、各左派組織和人民群眾要建立緊密的聯系,并且要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

  各國共產黨在探索本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同時,也加強了相互之間的聯系,積極融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中。2017年11月,第十九屆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召開,來自世界103個共產黨和工人黨3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與會代表們在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肯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總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深入討論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當前面臨的新挑戰,分析了黨在當前的戰略策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表達了加強團結的深切愿望,通過了聯合聲明《呼吁書》,確定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開展聯合行動的具體措施。[11] 201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深圳舉辦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專題研討會,會議邀請了來自50個國家和地區的75個共產黨、工人黨的100多位代表和領導人,就“21世紀馬克思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未來”展開討論。美國共產黨主席John Bachtell頗有感觸地說:“中國共產黨將對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革命政黨產生良好的影響。他們以獨特的體驗為基礎,給人注入耳目一新的理念。”[12]

  21世紀以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工人運動以新的面貌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當中,這種“新”具體體現在:(1)新構成。工人運動的參與者,不再只有傳統的產業工人,還包括了一部分企業管理人員、“白領”工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非裔亞裔移民工人、失業者、待救濟的各種弱勢群體等,工人運動逐漸成為一場“99%VS1%”(1%代表著利益金字塔頂尖上的少數大資本家群體,剩下的都是99%的普通人)的運動。(2)新思想。新時代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人,能夠以更開放的態度接納馬克思及其思想理論,并結合現實情況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進行頗有深度的思考,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和拓展對于社會變革意義非凡。(3)新目標。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和工人階級處境的認識更加深入之后,工人運動開始注重將經濟訴求與政治訴求相結合,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獲得一定的話語權,這種新斗爭策略標志著工人運動正逐步走向成熟。此外,西方共產黨在黨的建設、國際聯合上也有很大進展,盡管在本國的工人運動中,共產黨的參與和領導作用仍然十分微弱,但黨的指導思想與先進理論已經開始在人民群眾中滲透、生長,并終將結出令人欣喜的果實。

四、結論

  在世界社會主義百年歷史中,西方共產黨及工人階級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也遭遇過嚴重挫折,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已經成為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左派人士的理論與實踐來源。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資本主義依然強大,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戰,資本主義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把控,企圖分裂工人階級的陰謀,打壓工會、破壞社會運動的詭計,白人至上、男權主義的推廣,破壞和平的國家行為等等。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力量,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積累與蟄伏之后,能夠越來越客觀理性地認識和利用新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引導人們思考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隨著近年來西方國家工人及各種團體的社會運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工人運動已呈現出復蘇的跡象,各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廣大勞動群眾應牢牢抓住這一時代機遇,為突破舊的體制,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積蓄力量。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從高潮到低迷又漸露復興的新趨勢,印證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沒有現成的萬能模式可供借鑒,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都需要依據現實情況來探索自己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經歷挫折,克服挫折后的勝利,以及新的挫折。正是在這種迂回曲折的歷練中,黨和人民的力量日益壯大。當這種力量足夠與資本主義統治相抗衡時,西方各國工人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理想就會成為現實。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證的那樣:“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13]

  注釋:

  [1]龐曉明等編著:《十九世紀國際共運歷史與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2]孫壽濤:《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狀況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頁。

  [3]〔美〕貝弗里·J·西爾弗著,張璐譯:《勞工的力量: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與全球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5頁。

  [4]張麗、姜芃:《法國近百年來的社會運動與社會保障制度》,《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

  [5]潘記永:《淺析加拿大社會福利制度》,《東岳論叢》2013年第2期。

  [6]呂薇洲、邢文增等著:《調整與變革:危機中的當代資本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頁。

  [7]劉繼榮:《從西方債務危機中的群眾運動看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學術論壇》2013年第6期。

  [8]皮尤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3/16/how-millennials-compare-with-their-grandparents/;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9]姜輝等著:《當代西方工人階級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4頁。

  [10]張巖、周明明:《冷戰后西歐共產黨適應性變革與組織轉型評析——以希臘共產黨、法國共產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為例》,《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8年第2期。

  [11]劉春元:《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和平與實現社會主義而斗爭——“第19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評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12]美國共產黨官網http://www.cpusa.org/article/a-new-era-for-building-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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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吳銘|這件事,我理解不了
  5. 今天,我們遭遇致命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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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尹國明:胡錫進先生,我知道這次你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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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說“胡漢三回來了”,為什么有人卻急眼了?
  10. 當心,他們要對孩子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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