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勞工群體的生存發展狀況一直是備受關注。本文獨辟蹊徑，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研究了幫派團體與勞工政治、與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的關系問題。作者認為，當我們將聚光燈打向中國的“世界工廠”周圍那些隱匿的角落，折射出的可能是權力、資本與勞工之間更為復雜的生態。事實上，幫派團體的存在，對勞工政治和工人的組織化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影響。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動表達渠道的現實情境下，游動的、無所依歸的底層工人群體，有可能從城市幫派團體中尋求替代性的生計、社會保護、表達渠道、流動渠道，盡管那樣一套秩序極不穩定且充滿風險，但是對部分底層工人而言，這種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無前景可言的流水線生產，更有吸引力。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當工人自身的正式組織力量缺乏時，工廠內外各種非正式力量與群體便成為其組織化的重要力量。底層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幫派尋求庇護，在宏大的集體抗爭浪潮中也總是很自然地被幫派組織起來。民國幫派與勞工政治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當代中國“世界工廠”中的勞工問題不無啟發。相比民國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不僅在各項公共服務上遭遇歧視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動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時，在國家統合主義的總體格局中，他們也缺乏工會、勞工NGO之類的正式組織資源，缺乏爭取權益、表達訴求的渠道。

　　在“拆分型農民工生產體制”下，工人同時面臨著制度化流動渠道與制度化表達渠道雙重缺失的結構性困境，制度能夠給予的發展空間遠比民國的同仁狹小。農民工是否也會在城市工廠周圍的幫派團體中尋求發展、庇護甚至抵抗資源，值得討論。早期對流動人口的研究表明，老鄉關系，有時發展為都市中的地緣社區，是農民工在陌生和歧視性的城市生活中尋求庇護和慰藉的重要支撐網絡，也是各種“野貓式罷工”行動中的重要動員資源。有時鄉緣關系發展為地緣幫派勢力，在農民工的日常抵抗和集體行動中，若隱若現。

　　為考察幫派團體與勞工政治、與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的關系，筆者主要在深圳、東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對警察、治安員、幫派中小頭目，進行深度訪談。其中，警察既是幫派團體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又是我們訪談幫派中小頭目的引薦人和陪訪者。在復雜的珠三角城市社會中，基層干警和幫派中人共生共存，其利益關系容我們稍后再做分析。由于珠三角流動人口眾多，警力嚴重不足，在每一個社區，都存在從社會中招募而來的龐大的治安員群體，他們與城市社會中各種非正式群體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他們的陪訪，非但不會讓幫派中人保持防范姿態，相反，在他們的引導下，我們能夠在一種拉家常的氛圍中了解幫派中的軼聞和運行規則。對工廠工人和管理者的訪談，有助于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增強對幫派、混混團伙的了解。

　　本文將先向讀者介紹城市幫派的基本類型及其組織形態、運行方式;隨后筆者將聚焦于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幫派的關系，聯系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幫派的結構性要素有哪些?城市幫派又可能以何種方式影響勞工政治?當我們將聚光燈打向世界工廠周圍那些隱匿的角落，折射出的可能是權力、資本與勞工之間更為復雜的生態，無論是強調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國家統和主義”，還是強調資本與勞工關系的階級分析，都只是知識分子對這個生態的簡單想象。

幫派團體的類型

　　根據成員的社會來源構成，筆者將幫派團體主要分為地域性幫派和非地域性幫派兩種。地域性幫派團體是在鄉緣關系基礎上，基于地域認同和共同抱團獲取資源的需要而形成，成員資格相對封閉。一般來說，成員資格會限制在特定的省、市、縣范圍內。非地域性幫派團體的形成則比較隨機，成員并不來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街頭打拼搶掠的過程逐漸形成組織、產生頭目。地域性幫派往往黑白均沾亦正亦邪，而非地域性幫派的形成一般純粹基于成員共同的掠奪性動機。

　　1.地域性幫派

　　商會應該要算所有地域性團體里頭組織化程度最高的一種了。在珠三角，一些外地商人組織起正規商會。這些商會主要是作為各地商人拓展生意網絡、共同投資、整合人脈資源辦事的平臺。這些組織也聲稱它們會為會員之外的同鄉，有時甚至是弱勢群體，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它們與工作地的同鄉會組織、其他地區的商會組織也存在一些松散的互動。這些商會大多強調它們按法律辦事，但且不說相當一部分老板在早期外出打拼時有幫派背景，早期的商會也不過是移民幫派組織中的一種，一位潮州商會成員對此并不諱言：

　　現在用暴力基本很少，早期像我們潮州幫在香港，主要是打出來的，不是叫商會，是叫幫派。你去到國外，見到一個人就是老鄉，有事情幫你處理，后來就成立商會，原來是小打小鬧。其實每個地方人剛來的時候都是有這種情況存在的，你比如我來到這個地方我不會被人家欺負，哪天我在這里開個廠被人砸了，政府沒到商會就先到了。我有幾百個人在這里你有幾百個人在這里，打起來，有這個心態。(現在)大多數時候還是按法律的方式處理。

　　由此看來，部分正規商會也不過是幫派的升級版，是將先前犯罪行為洗白的重要途徑。早期通過老鄉抱團廝殺搶地盤，后來生意做起來了，就將其變成拓展商機、勞工招募、金融借貸和共同對外的互助平臺，這便是地方幫派(非正規商會)到正規商會的形成路徑。

　　根據東莞的黑社會小頭目AYG的描述，非正規的商會組織一般由混出頭的老板牽頭成立，老板出大頭，會員需要繳納會費。這些組織同樣也會聘請法律顧問，并在各鎮有專人負責，這些專職人員都是有工資的。商會平時主要負責幫會員和老鄉提供找工、維權、辦證、討債、傷病救治等各種服務：

　　打比方說，你是四川的，到這里掛個牌子就成立個商會。你到常平打工，交一百塊錢一個月，有事就幫你，又不是不幫你。要是在廠里受了工傷，錢先幫你墊著，要打官司我們可以幫你搞，要是受了欺負會幫你出面，等于也是黑社會性質。

　　幫派在擺平各種事端的過程中，并不輕易動用武力，但一般會動用黑社會性質的力量嚇唬對方，比如討債：

　　收錢這個事，別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沒人敢說能收到錢啦。你是老板，你差別人的錢，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氣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氣都硬的。那我說你沒有，你說給不給就行。你說不給啊，那絕對這件事情就搞大。我來我就是給你表明身份，我來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沒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說，老板，我拿十萬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萬喝茶。

　　它們和其他地方的商會、老鄉會組織之間，也都存在一些松散的聯系，哪怕相互之間事先并無交道，但只要有事，一定有渠道可以取得另外一個地方老鄉組織的協助，AYG開玩笑說，就像警察跨地區辦案一樣。

　　除了給老鄉提供一些社會保護，行業生意和工作崗位的壟斷很多通過地域性幫派團體來實現，這在出租行業最為典型。據東莞當地的警察和NGO工作者說，出租車司機基本都來自某些特定的縣市，一有事情，扯上對講機，老鄉很快從四面八方趕過來。地域性幫派的存在基礎是現實利益與地方認同的結合。

　　很多地域性犯罪團體的存在也值得注意，根據一些基層干警的描述，那些飛車搶奪、偷盜扒竊、坑蒙拐騙的團體經常呈現出較強的地域特色。這也不難理解，農民工進入到正規行業還是犯罪行業，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最初來到城市的老鄉干什么，剛開始老鄉從事某一行業發了財嘗到甜頭，便吸引更多的老鄉參與。據基層干警觀察，這些高利潤、高風險的行業，對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地區出來的人更有吸引力。當然，這些地域性犯罪團體，相對商會、老鄉會組織，地域范圍可能不會超出特定的鄉鎮。

　　2.非地域性幫派

　　非地域性幫派和地域性幫派其實有很多共通點，比如都存在多個網絡層級、都熱衷于搶生意爭地盤、都會給成員提供各種庇護等等。但兩者也有很多不同點，非地域性幫派對成員的吸收沒有地域限制，相互之間的關系更為松散，容易擴大也容易瓦解，幫派成員間充斥著簡單的利益互惠關系而沒有地方認同的基礎。非地域性幫派的活動往往更具涉黑性質。

　　非地域性幫派的層級網絡關系又是如何構成的呢?最低一層可能是幾個年輕的混混，這幾個年輕的混混中的老大可能是另外一個老大的馬仔之一，同理，逐級往上。黑社會的大頭目可能仍然是權貴階層的馬仔，畢竟資源控制在人家手里：

　　現在這些能賺到錢的行當，都是太子黨的。很明擺的人家官二代，你也搶不過人家。他(太子黨)接觸的老板都是身價很高的，下面的不會接觸。下面呢，就像我和ADE(陪訪的治安員)一樣，ADE老板讓ADE做什么事情，ADE看得起我，就叫我，我去叫人咯。

　　ALG將他們的幫派比作丐幫，最高的是九袋長老，他應該能算個四五袋，那些最小資歷的，可能是他馬仔的馬仔，但他可能根本不認識：

　　我有事啊，帶百把號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一說上，打，他沖上去，其實不認識。

　　幫派成員間的交往是比較開放的，在很多消費的場合，幾個朋友各自帶來自己的弟兄或者弟兄的弟兄，就算認識了，ADE作為治安員，曾經也是幫會中人，這樣描述他們的社交方式：

　　有時候吃飯，剛開始就四個人，然后吃啊吃啊就二三十個人，好多不認識的。然后去KTV，剛開始在哪里喝酒，時不時來兩個朋友，然后就認識了。

　　如果說地域性幫派部分靠會員會費，部分靠控制產業和特定行業，那么非地域性幫派的存在基礎主要是控制產業。各種頭目有錢才能養馬仔，有馬仔才能維護產業或者競爭更大規模的生意，如果哪天他的生意失敗了產業沒有了，弟兄隨之也就沒有了。一個黑社會頭目的產業主要是以下一種或者幾種：控股酒店、飯店、洗浴場所、賭檔、KTV等娛樂場所;壟斷某些行業的生意;放高利貸;專門派手下弟兄給娛樂場所做內保以換取保護費;等等。當然，黑幫頭目也不一定全職養著手下的弟兄，很多時候幫派成員各自有各自的職業，只是在需要幫忙、周濟的時候老大才會接濟，平時老大也會盡量幫著推薦工作或者讓其去打理一份更小的產業。相應的，在老大有事的時候，手下弟兄也必須響應。在非地域性幫派網絡中，你處于什么樣的層級，跟著多牛的老大，決定了你能做多大規模的生意。

　　非地域性幫派相對政府是另外一套社會秩序的存在。在深圳、東莞這些外來人口大量聚集的城市，由于警察編制有限，治安力量難以應對復雜的流動社會，即使招了治安員也遠遠不夠。更何況，很多有利可圖的服務業經營項目都處于灰色地帶，這些產業隨時面臨對手的競爭、破壞和各種突發事件，政府各部門也有可能隨時以各種名義要求收取分肥。因此，要想做好生意，一是要自己手下有一幫弟兄或者從有影響力的黑社會老大那里請一些內保，另一方面也要打點好政府中各種相關利益者：

　　你要開個酒店洗浴城，你必須先把(派出)所領導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辦好了，把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穩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歡裝逼，在那里打起來了。你要報警多麻煩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來了，他媽老是有警察。那怎么辦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還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正如治安員ADE所說，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會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會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復雜生態圈。但是黑白之間如何劃界，是長期博弈的結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沒好果子吃。對政府而言，什么生意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擺在臺面上做什么不可以，各地尺度不一：

　　東莞那邊和我們不一樣，法律不一樣，底線不一樣。有些東西那邊能做這邊不能做，像在那邊，可以賣毒品，但這邊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賣淫，國家都不管，賣淫已經公開化了。深圳這邊只能偷偷摸摸搞。東莞那邊，鳳崗，就可以明碼標價。

　　黑幫越界，可能要被公安局打擊，同樣，警察或治安員做得太過分了，也有可能隨時被黑幫頭目派人料理：

　　他同事AN啊，人家拍了他一磚頭，以后就有點動靜都要往后看。他們(治安)隊員也有權力，但也要低調，他也怕哪個磚頭亂飛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飯喝酒就請你。走，那里有兩個妹子，你一個我一個。

　　當然，如果更高級別的權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態平衡，比如最近的東莞掃黃，當地黑幫和政府相關部門共生的利益鏈條就遭到嚴重摧毀。

　　大部分混混團伙主要由年輕人構成，也說不上有什么產業和勢力，如果被大一些的黑幫注意，他們有可能被鎮壓也有可能被收編。但這些混混團伙也有可能長期保持在小規模的狀態。

　　賊也分很多種，有飛賊，有淫賊，他也分很多小圈子，他們基本不沾邊的。他如果是小圈子的小逼仔，他想要在這里混，首先他小圈子里面的人必須都能聽他的。然后碰到一些事情，和大圈子挨上邊了，大圈子的人過來鎮壓他。然后大圈子的人覺得，這個人可以培養，給他一些好處，他就會往前沖。

　　混混團體很多時候只有靠敲詐勒索、坑蒙拐騙、飛車搶奪的營生，才能有生計來源。相對來說，成點氣候的黑幫團體大多數時候不靠這個為生，因為他們有產業。即使要動用暴力的時候，黑幫頭目也會要手下的弟兄甚至更年輕的混混出馬。總體上來說，因為缺乏穩定的生計來源，混混團伙相對組織化程度更差，更不穩定。混混團伙的形成，偶然性很強，無論是偷搶騙，混混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同行，有些一起作案后就作鳥獸散，有些則逐漸形成內部分工。

幫派團體與新生代農民工

　　毫無疑問，城市中的幫派混混團體成員，很多在鄉村就是混混。但拋卻個人品質的差異，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進入到幫派團體中，還是有其結構性的原因。我們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流動渠道缺失、消費文化風行、工廠內遷。

　　1.流動渠道缺失

　　新生代農民工各種類型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與異化勞動帶來的緊張有關。同樣，對于工廠異化勞動的不適應，很多時候也導致他們從工作現場逃離，尋找更自由舒適的工作，各種娛樂場所的工作是一種潛在的選擇。當我去訪談的時候，小工廠老板SG正為工廠缺工的狀況苦惱：

　　開廠的麻煩，工資高，房租貴，工資漲，訂單價格不漲。現在的工資再高，不像以前出來打工的，都是90后的，根本就做不了的。再說很多家境都不錯的，他出來根本不知道賺錢。(問：那他們都去哪里呢?)你知道的，娛樂中心、休閑場所，好一點的都跑那邊去了。

　　盡管從工廠離開到娛樂場所工作，并不能等同于工人就加入到幫派當中，但是這種傾向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幾乎所有訪談到的警察、黑社會頭目都一致認為，工廠工作辛苦且賺錢少，是工人選擇另類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因。而且代際差異也值得玩味，同樣是出去混社會，兩代人的原因也不一樣，老一代的混混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才去混社會，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年輕人在城市不愁找不到工作，選擇混社會是因為對工廠工作實在沒興趣。東莞某派出所所長覺得這種代際差異非常明顯：

　　九幾年的時候，外來的人不算多，最多的是搶摩托車，偷東西。趁你晚上睡覺，偷偷的撬門進去偷東西，這些小混混單純是為了錢，確實是找不到工作，工廠也招不到那么多人，工廠少，人多，工資壓很低。現在逐漸起來，小混混都變成就算不工作也好，可以生活在這個社會，偷偷搶搶找找事情做，利用人的本性喜歡怎么樣。

　　缺乏歸屬感，也是訪談中經常提到的原因。工廠發展空間有限，在城市社會中他們又被排斥，難以融入。正如有研究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同時游離于農村和城市社會結構之外，是農民工體制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源。許多基層干警在訪談中反復提到，經常有家長來派出所找人，因為子女來到自己的打工城市卻長期不聯系他們。這些人很多在小時候有留守經歷，在農村與爺爺奶奶有代溝，外出打工后，與父母又有隔閡，因此問題尤其嚴重。

　　2.消費文化風行

　　都市名目繁多的消費是僅靠工廠收入難以承受的，但年輕一代農民工毫無疑問更深度地卷入到消費浪潮中。我們的數據顯示，新生代工人月平均收入低于老一代，但月平均消費支出卻相對較高，月平均結余因此遠低于老一代農民工;出現消費透支的比例也更高。新生代工人不僅更頻繁地進入到各種消費、社交場所，而且在消費時也更注重品牌、品位和體驗。工人幾個月攢下的錢未必能買下一部蘋果手機。城市生活中昂貴的消費，是新生代工人離開工廠尋求另類生存方式的結構性動因。不過，城市消費對于新生代工人的另一個潛在影響可能在于，他們會就此卷入到幫派混混團體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網當中難以自拔，毒品消費的效應大概最為明顯：

　　有些吸毒是過一些癮啊，朋友哄說這個好玩啊，或者說去哪個場玩的時候朋友都玩了，他又不好意思不玩啊，礙于情面。大家都在一起玩嘛，很好的兄弟，就像我們喝酒一樣，大家都喝你喝不喝?喝吧。讓你來一口你來不來?來吧。不來就覺得你很另類。

　　警察AR介紹說，毒品分硬性和軟性，硬性太容易上癮，大部分消費是軟性毒品，包括K粉、冰毒、麻果、奶茶、開心水等。我們在東莞某派出所訪談時偶遇一個因為吸食毒品被抓進來的年輕人，非常具有典型意義。這位被訪者大約18歲左右，剛來東莞并沒有去找工作，而是進入到夜場，隨后被陌生人誘惑吸食毒品，幾天后又被約出去進行相同的活動，外出短短二十多天就被關進派出所兩次。(xsdnmg3346)夜場的各種消費不一定所有的年輕人都會去接觸，但互聯網卻早已成為了新生代工人生活方式中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部分混混團伙的犯罪行為也是以互聯網為中介形成的：

　　那這些人呢，聯合在一起互相之間也沒有很深的溝通，互相之間都是外號啊，化名啊叫的，不知道真名的，比如說我抓到一個四川的，和廣西仔一起，問叫什么名字，說不知道，他們聯系方式有可能是在QQ 啊，或者游戲平臺里面啊，或者電話，各種各樣都有，這種人有一個通病，就是都喜歡上網。

　　可以說，消費既是推動新生代工人進入到幫派混混團伙中的結構性誘因，也是其重要的形成中介，無形中建構了工人另類的生活方式和關系網絡。

　　3.工廠內遷

　　在工廠內遷之后，大規模的拆遷和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并不一定能給予當地居民足夠的經濟補償和發展福利，這與沿海工業城市形成鮮明對比。在那里，大規模聚集的工業發展為本地居民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補償和集體產業利潤。而且，內地城市工廠周圍的本地居民在企業內外都占據比較大的比重，相比沿海，內地工廠內外存在著比較強大的本地社群勢力。很多內地城市在征地之后，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很多被征地的農民缺乏穩定的生計來源。即使工廠帶來一定的就業機會，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一輩，未必愿意去工廠工作，這與很多外地人在綜合各種因素選擇外出務工不同，本地居民的工業化是突如其來的、被動的，他們未必在生活方式、工作節奏上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因此，在內地企業工人訪談的描述中，他們經常會談及工廠周圍游手好閑的混混群體，這些混混沒錢花的時候也會進入到工廠中，但只打卡并不認真工作，可能過段時間工廠呆膩了又出來了。這也是代工帝國YD廠在山西太原面臨的社會環境，工友XL描述說：

　　如果從平時的觀察來說是有的，比如說，三四個，五六個，七八個。有的。因為，從他們七八個的整體穿著、發型來說，都很像。好比說在外面結伴的那種。這些人的話，人家是以員工的身份進來的話，各方面的底細你又查不清楚，人家又沒犯過什么……(問：他們混進去想干嘛呢?)混工資唄。混進里面說，有的說，工廠里邊女孩子多，進去找個女朋友，這種情況很多。

　　YD廠的一位組長說，公司也意識到幫派混混團體的存在，并且也采取過一些行動打壓這些勢力，但是斬草未必能除根：

　　有些人打卡不上班，公司自然也不甘心白花錢。這些小混混很多都是有組織的，外地、本地的都有，很多是以地方為基礎的黑社會組織。我們廠搞過幾次大規模的清除行動，這也得到了政府和公安部門的支持。不過很多時候，對公司的小混混也只能容忍。沒有證據，按照勞動法你也不好隨便解雇他們。

　　從田野材料看，沿海的幫派團體可能要比內地發展的更成熟，更具規模，但是并沒有內地這么強的本地社群勢力為基礎。可以說，內地近年來快速推進的工業化過程也是一些新生代工人進入到幫派混混團伙中的重要結構性誘因。

幫派團體與勞工政治的關系

　　與民國時期類似，幫派團體的存在，對勞工政治和工人的組織化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影響。一方面，幫派團體為工人提供了替代性的生計來源、流動渠道和社會保護，緩解了新生代工人與農民工體制的矛盾，并且幫派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資本用來控制工人、攫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幫派團體的存在，又在工人正式組織力量相對缺乏的背景下，成為其非正式抵抗、集體抗爭的重要組織力量。但是，國家政權的廣泛滲透、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勞工三權的缺失、勞動過程的進一步異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消費主義浪潮對社會的廣泛入侵，又使得幫派團體在形成根源、運作形式乃至對勞工政治的影響力度等方面，相比民國時期又有很大變化。

　　1.四個替代

　　替代性的生計。幫派混混團體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不同于乏味的工廠生活的另外一種生計來源。擺場子、收保護費、討債、做內保看場子、老大的江湖救急等等，都是他們生計的重要構成。相當一部分幫派成員或者小混混，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混得好一點的，還可能做點小生意或開個娛樂場所。類似于擺場子之類的活兒，只是一種補充性的生計。但是，對于一些不成氣候、沒有產業的混混團伙成員而言，擺場子、收保護費、討債，甚至坑蒙拐騙、偷摸搶奪等，則構成了他們主要的生計來源。對于他們來說，從事這類活動，也算是臨時性就業的一種，只是這種生計太不穩定，他們的生活狀況也不時陷入困境，飽一頓饑一頓、蹭吃蹭喝、露宿街頭、接受老大救濟等，都是在收成不好的時候常見的混日子方式。其中，擺場子是警察和黑社會頭目提到的最多的一種臨時性生計，很多時候，由于生意上的競爭和群體間的摩擦，雙方都會不斷叫人，身邊或手下的弟兄會叫來各自更多的弟兄，網絡滾動，雙方對峙的場面迅速擴大。但是這些對峙都很少演變為真正的暴力，一則會招來警察的介入，二則擺場子的弟兄都是為了賺點錢，壯聲勢可以，賣命就不太劃得來了，因此一般會有更權威的黑社會頭目出來調解：

　　打不起來，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來，也是為著賺錢。老板把我叫過來要債，也是為了錢。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協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為了錢嘛。這就是擺場子。

　　當然，擺場子在珠三角一次市場價也就200多塊錢。有時候，接到一個大單，就可以保證一段時間吃喝玩樂的日子：

　　這些混混，有時做一單就夠一兩個月吃了。比如一兩百萬的債，要用非常手段，兩個人去，搞定了，隨便一打賞。就是三五萬。

　　替代性的流動渠道。無論是地域性還是非地域性幫派，主要都是通過控制一些產業，為自己的成員謀得生存和發展的渠道。尤其是在非地域性幫派中，成員能在什么地段哪個行業做多大的生意，取決于其在幫派層級網絡中的位置和手下弟兄的多寡，否則，攤子太大自己也罩不住：

　　就像我以前做那個生意，來錢快，但是呢，這個生意不是誰想做就能做的。換個人很難做得起來，這個事情天時地利人和。有人給我撐腰，有人幫著擺平，進來贏錢輸錢，這個檔口，社會上的你能不能罩得住?小混混啦，來惹事的，你罩不住肯定不行。肯定會有些人過來搗下蛋啦，出下千啊，肯定會影響你的生意。再一個，開賭一般要借錢，借錢你能不能要得回來呢?就算這些你都能搞定，有沒有會來捧你的場呢?

　　但幫派只是提供了一條可能的狹窄的上升渠道，而且這個渠道處處充滿風險。一些有自己產業的幫派頭目，盡管仍然會與以前的弟兄保持聯系，接濟并利用他們，但會努力洗白，盡量避免違法犯罪的活動。過了吃青春飯的年紀如果還沒起色，回老家種田，也是比較常見的人生軌跡。當然這不是最糟的，很多混混被抓之后，一判十幾年，便基本喪失了通過幫派途徑謀求向上流動的機會。另外，從代際來看，“80后”、“90后”進入珠三角地區的混混，發展空間相對較小。因為在經歷過90年代腥風血雨的武力斗爭后，地盤已經基本劃好，“階層結構”在非正式秩序中同樣開始“固化”，東莞的某派出所所長對比了近20年的變化：

　　以前的幫派就是靠打，靠霸地盤的，現在的混混，怎么說呢，地盤已經被人固定好了，只能說躲在人家的保護之下生存，有種這種感覺嘍，想一下子做大佬那個是不可能的。

　　替代性的社會保護。對于服務業大大小小的老板來說，幫派的存在，在政府治理力量不足和產業處于灰色地帶的情況下，為他們的生意提供了替代性的社會秩序。而對于外出務工者而言，在政府各種公共服務缺失的時候，幫派尤其是其中的非地域性團體，為工人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保護，包括臨時救濟、工作介紹、工傷維權、集體討薪等。某種程度上，臨時救濟和工作介紹彌補了戶籍制度下社會保障的不足;而通過幫派進行工傷維權、集體討薪，則是漫長低效的個體法律維權途徑的一種重要替代。

　　替代性的表達渠道。工人在工廠中的各種不滿，很難通過廠內的申述渠道解決，這些渠道即便存在，也只是個擺設。因此，工人很多時候只能借助外面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不滿。比如深圳的一家小型電子企業BD廠，員工的福利薪酬待遇長期以來被總務部主任以各種形式克扣，憤怒的員工選擇在廠外報復他：

　　我去年進廠的年齡是39，但是我進廠去他也問我年齡也沒看我的身份證，因為我是有關系。關系是什么樣的關系呢?這個ZYP把廠里人工資搞得很爛很爛的，ZYP他就不能出廠門了，出廠門就有人打他。去年還是在醫院里過年，工人在外面請人打的。結果他就請我那個表弟，因為我的親表弟是在外面混的，他自己有一幫人，誰打他他就可以打招呼……他和我表弟就有這樣的關系，我就到了這個廠。

　　在內地，比如太原、鄭州等地的YD廠，工人通過工廠外面的幫派混混團體報復管理者的事情就更多了。據某中層管理人員說，各個層次的管理者都經常受到各種威脅。(xsdnmg3324)可以說，幫派混混團體構成了工人非正式抵抗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一些更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事件中，幫派混混團體也在背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陳敬慈的研究發現，工廠周圍的老鄉幫派推動了工人的集體罷工。我們對YD廠騷亂的田野調查也發現，工廠周圍的混混在半夜混入廠區中，參與后面的打砸搶活動，對事態的激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一些城市的大規模騷亂中，地域性幫派可能也是重要的組織力量。潮州古巷、廣州增城、中山沙溪等地發生的騷亂事件，無一例外都是緣于外地人(尤其是四川人)與當地政府甚至居民的沖突，這些事件共同的特點都是，持續時間長、規模大，而且騷亂的民眾面對警力并不占劣勢。東莞的黑社會小頭目AYG這樣回憶廣州增城騷亂時的情形：

　　記得去年還是前年吧，新塘那邊(騷亂)，是四川的就把他叫過來嘛。那事就搞得很大，那時我們準備過去的。常平這邊的四川商會都動啦，接到電話說那邊打架，這邊要過去，第二天打電話說不用啦。四川的有些一個村一個村的，坐火車都往這邊來。

　　地域性幫派通過其網絡，能夠在周圍的城市迅速調動人馬，參與到騷亂事件中。幫派成員之所以愿意積極參與其中，一方面有其作為外來人和老鄉的抽象地緣認同，另一方面也有利益的驅動，他們可以像平時擺場子一樣獲得一筆雇傭薪酬。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溫順的外來工能在這幾次的城市抗議活動中迅速演化成具有戰斗性的群體了。

　　2.對勞工政治的矛盾影響

　　城市的幫派團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組織化趨勢扮演了非常矛盾的角色。在工廠內部工會和其他訴求渠道缺失的情況下，工人選擇在工廠外請幫派混混勢力報復管理者，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在我們收集到的一些企業案例中，這種方式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間接推動了一些工廠尤其是內地工廠管理方式的改變。同時，幫派混混團體還在工廠內外的罷工、騷亂等各種形式的集體抗議行動中，或推波助瀾，或暗中組織。當勞工NGO和工會在組織工人爭取利益的作用都被嚴格限制時，幫派團體無意中成為了勞工政治發展的助推器。

　　不過，相比民國時期幫派公開廣泛的活動，當代城市社會中的幫派群體則要收斂得多，其對勞工政治的影響因此也相對比較有限。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說，當工人能夠從幫派團體中尋求到替代性的生計、流動渠道和社會保護時，他們的認同也很可能會隨之發生變化，工人與資本、地方政府的矛盾，可能隨之轉換為幫派群體之間或者幫派成員與更為弱勢的底層群體之間的沖突。橫向的階級團結可能因為縱向的幫派庇護層級網絡的存在而被削弱。幫派成員并不會對底層工人群體有太多的認同和憐憫。在勞工集體抗議案例中，資本和地方政府借助幫派混混團體壓制工人的行動，這種做法并不罕見。在幫派成員的觀念世界中，參與這類活動，與平時去擺場子沒什么區別。再者，從我們對田野調查材料的梳理來看，幫派中的各種大小頭目，實質上最終都力爭轉變為各種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即便是城市最頂尖的一些黑社會頭目，也不過是控制關鍵資源的權貴階層的馬仔，因此，幫派網絡本質上也不過是資本在正式的科層組織之外，進行管理與控制的另外一套靈活的工具而已。

　　對于統治精英而言，幫派團體提供了另外一種途徑的控制方式，但又隨時可能成為社會秩序中不穩定的力量。對于工人群體而言，幫派成員可能在勞工抗議行動中成為盟友，成為義憤填膺拔刀相助的老鄉，但又隨時可能轉變成城市社會的掠奪者和統治精英的幫手。他們沒有像關心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學者所期望的那樣，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獲得扎根城市社會的機會，反而嘗試通過另類捷徑在灰色地帶尋求發展，盡管這一渠道危機四伏而且空間狹窄。他們的組織化趨勢也沒有構成工運人士和研究者所期待的那種促進工人團結、推動制度改變的力量。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動表達渠道的現實情境下，游動的、無所依歸的底層工人群體，有可能從城市幫派團體中尋求替代性的生計、社會保護、表達渠道、流動渠道，盡管那樣一套秩序極不穩定且充滿風險，但是對部分底層工人而言，這種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無前景可言的流水線生產，更有吸引力。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15年2月刊，原標題為“黑白之間: 世界工廠周圍的幫派與勞工政治”。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注釋從略，全文請參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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