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4年創刊，到1928年復刊，再到1940年延安二次創刊，無論命運如何興衰跌宕，它前行的軌跡始終清晰，那就是堅定地與黨同行，一步一步，深深地留下了一份紅色刊物的歷史足跡。
1922年5月1日，經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倡議，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中國的工人運動，由此翻開了波瀾壯闊的新篇章。
1924年10月，《中國工人》雜志創刊。
《中國工人》的創刊號，沒有發刊詞，甚至沒有主辦者的粗略描述。從創刊號開始，雜志連續出版了五期，以理論文章為主，撰稿人大多是中共高層領導和工運領袖。他們關注的問題既高屋建瓴，又貼近工人運動實際。
第1期(1924年10月出版)——《工農軍與北伐》(作者：中夏)、《工人與黨》(作者：士炎)、《南洋煙廠罷工失敗的原因和所得的教訓》(作者：德龍)、《赤色職工國際之東方策略》(作者：中夏)、《中國工人的責任》(作者：述之)
第2期(1924年12月出版)——《海員宣傳問題》(作者：中夏)、《廣州工人最近的覺悟》(作者：德龍)、《誰是友?誰是敵?》(作者：能至)、《我到俄國一個月的感想》(作者：偉民)
第3期 (1925年1月出版)——《十年以來世界工會運動》《論國際工會運動》等四篇(作者：羅章龍)
第4期 (1925年4月出版)——《二七失敗后的安源工會》(作者：劉少奇)、《北京政變后的政局與工人階級》(作者：秋白)、《上海的童工問題》(作者：守常)
第5期(1925年5月出版)——《五一運動與中國工人》(作者：張特立)、《五一紀念與共產國際》(作者：秋白)、《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者：中夏)。
這一階段，《中國工人》沒有出版第6期。個中緣由，還待繼續考證。
據羅章龍的《椿園載記》中自述，“1923年中共中央曾決定辦一種工人運動理論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實現。1924年，中央再次作出決定辦一個革命理論與實踐綜合性的工人運動刊物，定名《中國工人》，我適由歐洲回國，遂推我負責主編，并組成編輯委員會。1924年10月，創刊號問世。”
《中國工人》雜志第1期共36頁，定價銅元4枚。第二期增至63頁，編輯部啟事解釋說，“本期因篇幅擴充，印刷費增加，特照原價加收一倍，每份售銅元8枚，望讀者原諒”。第三期恢復原價銅元4枚。第四期擴充至86頁，定價銅元20枚，第五期亦然。
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1銀元可換154枚銅元，4銅元約合3分錢。按照當時的物價，4銅元可以買0.5公斤青菜，20銅元可以買1公斤大米。
這5期雜志的作者里，劉少奇、瞿秋白的名字可謂耳熟能詳。其他的一些名字，比如中夏、重遠、士炎、德龍、述之、偉民、能至，同樣都是當時的中共領袖人物。
中夏、重遠，即鄧中夏，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1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負責領導北方工人運動，并在全國發起勞動立法。1925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士炎，即趙世炎，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0年與周恩來等創建中共旅歐支部。1924年回國，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執委會委員長、中共北方區執委會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曾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
德龍，即項英，中國共產黨在湖北最早發展的產業工人黨員，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后，先后當選為副委員長、委員長，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述之，即彭述之，1921年留蘇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回國，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和理論雜志《新青年》，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與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相當于政治局常委)，任宣傳部部長。
偉民，即林偉民，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1922年1月，和蘇兆征等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8月，發動和領導了上海海員罷工。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能至，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和劉少奇等組織安源路礦大罷工，曾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中共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等職。1949年后曾任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當時，這些撰稿人都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為《中國工人》這本雜志撰稿，足見中國共產黨高層對于宣傳和發動工人階級的高度重視。
《中國工人》的再次出刊，已經是1928年12月。
此前，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人積極分子。中共六大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新的工運策略。
為了貫徹中共六大精神，中華全國總工會除了對各地工會進行了整頓，還加強了《中國工人》《工人寶鑒》《上海工人》等報刊的出版和發行工作，通過輿論影響，推動白區工人運動的初步恢復和發展。
這次復刊的《中國工人》，已經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刊物，內容較此前也有了變化，理論文章篇幅減少，工會文件、國際工運等題材的比重增加，新設“鐮刀與鐵錘”欄目，記述各地工人生活、工運動態。
復刊后的撰稿人大部分使用化名，年代久遠，今天已很難考證其真實身份。但是，有一個作者不可忽視，他就是蘇兆征。
蘇兆征是中國工人運動先驅和著名領袖。1921年，同林偉民等籌建成立中華海員聯合總工會。1922年，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此后，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中國工人》此次復刊，正值國民黨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宣傳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文字都在嚴格查禁之列。
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檢查，這一階段出版的8期《中國工人》雜志，后4期都沒有暴露《中國工人》的刊名。其中，第5期和第6期的封面是“漫畫集”，第7期的封面是“紅拂夜奔”(言情小說)，第八期的封面是“愛的叢書”。
第8期后，《中國工人》雜志陷入長達11年的沉寂。
“九一八”事變、紅軍長征、西安事變、抗戰爆發……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過后，《中國工人》雜志迎來了自己的輝煌時刻。
1940年2月7日，作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機關刊物，《中國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創刊。
新的《中國工人》創刊號由毛澤東題寫刊名，并親自撰寫發刊詞。這篇發刊詞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思想文獻。
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寫道：“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此最后目的而奮斗……所以，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當前的任務。《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一個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27頁)
《中國工人》發刊詞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毛澤東
《中國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國工人階級，二十年來，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英勇的斗爭，成了全國人民中最有覺悟的部分，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斗爭，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斗爭，這個功勞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國革命尚未成功，還須付出很大的氣力，團結自己，團結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團結知識分子，團結一切革命的人民。這是極大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這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責任，這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責任。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此最后目的而奮斗。但是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階段，才能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當前的任務。《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一個任務。
《中國工人》將以通俗的言語解釋許多道理給工人群眾聽，報道工人階級抗日斗爭的實際，總結其經驗，為完成自己的任務而努力。
《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干部的學校，讀《中國工人》的人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工人中間應該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們應該有知識，有能力，不務空名，會干實事。沒有一大批這樣的干部，工人階級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階級應歡迎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可拒絕他們的幫助。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
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么，不歡喜什么，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當作發刊詞。
此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為新的《中國工人》創刊號題詞和撰文的還有：林伯渠、吳玉章、王明、洛甫、王稼祥、康生、鄧發、張浩等。
林伯渠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吳玉章時任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王明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洛甫(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稼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康生既是前任中職委書記，又是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
這樣一個祝賀“陣容”，可見當時延安高層對工人運動的重視。
1940年部分《中國工人》特輯封面
《中國工人》創刊號為“二七紀念專輯”。時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張浩(原名林育英)撰文稱：“它(《中國工人》雜志)雖然遲至今天才呱呱墜地，可是它在十七年前便已孕育，它是‘二七’烈士的血、林祥謙同志的血、施洋同志的血、及以后許許多多烈士的血所結成的，它決沿著這條血路前進，它確信：前途是艱難的，同時更是光明的。”
兩個月后，張浩與毛澤東、朱德等出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時，突發腦溢血，雖搶救及時暫無生命危險，卻再也無法工作。
1942年3月6日，張浩病逝，年僅45歲。中共中央領導人輪流為他守靈，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上安葬。
史料顯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執紼抬棺。
這一階段的《中國工人》另一位撰稿人鄧發，時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經歷也頗具傳奇色彩。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萬元要他的首級……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里。”
1940年初，鄧發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后又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并主持編輯《中國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鄧發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并當選為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有史料說，鄧發回國前，西班牙畫家畢加索贈送給毛澤東一幅油畫，委托他帶回延安。
然而，1946年4月8日，鄧發和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在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那幅畢加索的名畫也隨之滅失了。
延安時期的《中國工人》以全新的辦刊宗旨與思路問世，內容更加直接地面向職工群眾，特別是抗日根據地的工人、工會，奉獻給讀者以全新的閱讀感受。
1940年，包括陜甘寧邊區在內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工會會員已有50余萬人。當時工會的主要活動是，動員和組織工人參軍參戰，打擊敵偽，反對投降;組織工人努力生產，發展邊區經濟，支援前線;妥善處理勞資關系，改善職工生活;參加民主選舉，組織失業自救、學習文化等等。
顯然，這與大革命時期以罷工為主的斗爭形式截然不同了。為此，《中國工人》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對邊區及各根據地工會、工廠、工人的報道，每期都有相關簡訊;同時注意報道國際工運動態、普及工運歷史知識。
為了吸引更多的職工來稿，《中國工人》編輯部發布啟事，希望“各地的工友們及關心中國工人事業的人士，經常地向本刊踴躍投稿，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本刊的內容更加豐富、新鮮而活潑。”
不僅如此，《中國工人》還從第3期起，開設“工人習作”專欄，專門刊登工人自己寫的工廠通訊、工會活動、學習體會等，文筆雖然青澀，文風卻很樸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工人》第7期為“工人生活特輯”。編后記說：這些“都是各地工友們所寄(來)的稿(件)，從這些生活實錄中，一面透出黑暗的陰影與悲痛的消息—如大后方的工人生活;一面也反映出光明的圖畫—如邊區與晉西北工人的生活……只有給工人以民主自由，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熱忱一定能大大的提高，中國工人階級的抗戰力量才能得到更大的發揮，而這對于爭取抗戰勝利也有決定意義的”。
1941年3月，《中國工人》在延安停刊。當它再一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是1950年的新中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華夏九州歡歌震天。
保存至今的那些解放前出版的26冊《中國工人》原始文本，成為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運動歷史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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