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全部。這個全部不僅包括了我們的工作，也包括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進去，但是會蓋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們為什么結婚?為什么生孩子?我們的消費文化、我們的業余生活怎么樣度過?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的生活。

　　打工者的故事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是打工者的故事。

　　2003年我剛博士畢業不久，在國外生活，我接受了一個國際研究項目的邀請，回到北京來做調研。我找到了當時在北京為工友服務的一家公益機構，叫北京工友之家，他們當時在海淀區的肖家河。我找到他們，跟他們的新工人藝術團去建筑工地為工友們演出。

　　▲ 新工人藝術團演出，2006年。

　　后來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的皮村，在那里創建了一所同心實驗學校，為流動兒童提供教育，至今這所學校還幸存著，為一萬多名流動兒童提供了教育機會。

　　2005年冬天，我到同心實驗學校找機構的負責人之一王德志做訪談，當時他手里拿著噴槍在烤暖氣片，太冷了，暖氣凍住了，如果不及時把里邊的冰塊化開的話，暖氣片就會凍裂，孩子們就會挨凍。

　　我拿著紙筆，低頭看著我手里長長的問題單，然后抬頭看著王德志手里拿的噴槍，我覺得特別尷尬，我覺得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書寫出來了，我的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發表了，我不覺得我的研究對這個群體有什么幫助，我不覺得我可以幫到這些孩子。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呢?

　　▲ 2005年8月，皮村同心實驗學校創辦。圖為同心實驗學校學生，2007年12月。

　　機構另外一個負責人跟我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你們這些研究人員來研究我們，就像是拿著照相機來給我們拍照，你們看到的我們只是相框里的這個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們。

　　這樣的一段話是我改變的一個節點。我意識到如果我真的想做有用的研究，我需要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我成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員，也住到了皮村。我們機構的同事跟皮村工友的居住條件是一樣的，幾平米的出租屋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空間。屋里邊沒有做飯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個棚。睡覺的地方就是下面墊著磚頭，上面搭一個床板。

　　這樣辛苦的條件，這么對付著生活，大家為什么可以忍耐呢?我當時就很疑惑。后來才知道，大家可以這樣堅持、可以這樣忍受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覺得在皮村是暫住，總有一天是要離開的。但是我就產生了一個追問：我們在這里真的是暫住嗎?如果離開，我們會去哪里呢?

　　基于剛才那樣一個追問，我就發起了一個調研：打工者居住狀況與未來發展的調查。

　　我們當時訪談的是學校的家長，因為家長對我們很信任，這樣的一個結果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那是2009年，那時候家長的平均年齡已經38歲，現在10年過去了，他們48歲了，也就是說他們是打工的第一代。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這個調查的結果是，他們在北京已經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超過4年以上，有為數不少的人已經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在一個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不是暫住。

　　▲ 2009年北京皮村打工者居住穩定性統計。

　　我們接著又追問了這樣兩個問題：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辦?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我又接著追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也就是說，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而回老家是被動的選擇。

　　▲ 2009年北京皮村工友訪談：關于未來。

　　但是我的追問又來了，當初我們之所以從農村來到城市，就因為農村農業無法維持生計。那么將來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到老家，那個時候老家還回得去嗎?

　　這樣的一個追問就促使我繼續進行調研。我做了城鄉對應的調研，就是在城市訪談一組工友，然后回到他們的老家訪談他們的家人。

　　這是我訪談的一位工傷工友，他和妻子一起在深圳打工，夫妻都在深圳，但是他們的出租屋里邊只有一張單人床，因為他們一個人上白班，一個人上夜班。

　　這是我在廣州番禺拍的一張照片。小小的出租屋，我比較高但是我不胖，然后也就只能這樣勉強走進去，里邊一個臺子可以用來做飯，旁邊就是上廁所的地方。

　　看到這樣一個空間，我心里邊特別悲哀，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小小的空間里邊，我們吃飯、睡覺、拉屎、撒尿，完成基本的生理功能。目的只有一個——第二天到工廠里邊成為機器的一部分。

　　城市是這樣的，農村又如何呢?這是我在四川鄰水拍的一個照片。

　　大家都知道，農業生產很難維持生計。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糧價只漲了三倍，但是房價漲了一千多倍。糧食生產、農業生產很難維持生計，有的時候會賠本，因為現在我們大的自然環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分田單干之后水利設施又得不到維護。前幾天我們工大學員發了一些照片，他媽媽在地頭哭，顆粒無收。

　　這樣一個情況，人們還是會在老家蓋這樣一幢房子。為什么呢?因為一個男孩子要想結婚的話，如果你沒有這樣一幢房子，你連相親的資格都沒有。這是我們一個工大學員，他有兩個哥哥，兩個哥哥就湊錢蓋了這幢房子。雖然房子蓋起來了，但是他們現在還都是單身。這就是房子里邊的情況，成了老鼠窩。

　　這個漂亮的房子里邊住著一位80多歲的老奶奶和8歲的小孫女。

　　打工者中，如果沒有條件把孩子都帶在身邊的話，往往會把兒子帶在身邊，而女兒就成為留守兒童。農村的老人呢?我在貴州遵義訪談的這位老人70歲了，他說我有四個兒子，有一個已經失聯了，有兩個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個在貴州，但是他回家也要三個多小時。

　　大家都知道農村小學在消失，醫療所、設備在消失，村莊在消失，說回農村去養老，怎么養老呢?

　　所以經過這一年的調研，一年的總結，我的研究發現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這是一個非常不樂觀的狀況。而處于這樣一個狀況中的人數卻是非常龐大的。

　　根據我們國家統計局2018年4月份發表的統計報告，2017年農村戶籍進城務工人員數量是2億8千7百多萬，這中間有8600多萬的制造業工人。

　　2011年的時候，我在重慶的富士康訪談了一位女工，她不到20歲，上護校職高，生病了，本來想休學，后來就輟學了，輟學了以后到富士康打工。我訪談她的時候她已經在那里工作9個月了。

　　她告訴我，她說這個月我一天休息日都沒有，我已經加班了一百多個小時。我就問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她說無論以后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會在富士康，因為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們也有五千四百多萬的建筑工人。也是2011年，我在河南的農村訪談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農村照顧著孩子，種著農田。她告訴我，她說我一年最多見丈夫一面，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木頭人。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有5400多萬的建筑工人的話，那么我們就有5000多萬不能團圓的夫妻和家庭。這中間我們還有2千5百多萬的家政工，他們每天照顧著別人的孩子和老人，但是卻見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富的創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這代價之一就是6877萬留守兒童，稍微幸運一點的跟著父母來到城市，被稱為流動兒童，一共3426萬。那么他們真的稍微幸運一點嗎?

　　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就是在我們皮村同心實驗學校，有一天我們一位六年級的老師發現一個學生兩天都沒來上學，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經在那里上班了。

　　他說如果他在這里讀完了小學，小學畢業了，沒有北京戶籍，爸爸媽媽一定會把他送回老家去念書。為了不一個人回老家，他就主動選擇輟學。

　　我們剛才提到的打工第一代，他們很多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有5000多萬。當時他們有一個假想，就是說我在城市打工，然后有一天我會回到老家，但是這5000多萬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嗎?

　　他們沒有回去。就像我剛才說的一樣，過去回不去，如果不去好好建設它，我們為什么會想象今天和以后可以回去呢?所以這些年紀大的工友可能被拒絕進工廠，那么他們就在建筑工地，做拾荒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

　　如果說這樣數量龐大的工友付出了青春和血汗的話，還有非常數量龐大的工友，他們付出的卻是生命的代價，這就是工傷和職業病的受害者。

　　再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也發生在皮村。因為我們現在是網絡培訓，所以工友可以在網上跟我們一起學習。這位工大的學員是一位木工，那天我們網絡周會開始了，該他發言了，他就跟我說，他說老師，我今天沒辦法講學習的內容，因為今天我的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斷了。當時我們就趕快去找那截斷指，但是他的手指已經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鋸末混在一起，連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跡。他只有20歲，他不會拿到工傷賠償，因為在我們皮村幾乎沒有工友是有勞動合同的，更沒有工傷保險。

　　其實在我們接近三億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傷保險，很多人受了工傷以后需要走非常漫長的法律程序去爭取工傷賠償，有的時候要一年甚至更久。最終如果你真的很幸運，成功了，我認識的一個工友，他的一根斷指賠償了兩萬塊錢。

　　前面的講者也提到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2012年我去羅馬尼亞探訪那里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爸爸媽媽不像我們是從農村到城市，在羅馬尼亞，城市也難有就業的機會，所以他們會去歐洲的其他地方打工，比如去意大利。

　　跟中國的爸爸媽媽一樣的是，他們也會把自己一輩子掙來的錢，甚至預支自己的收入去在農村老家蓋一幢空空的大房子，期望著有一天可以回去。

　　▲ 羅馬尼亞農村。

　　我們今天能夠忍受，把希望寄托在一個臆想上面、假想上面，那我們既不會擁有現在，更不會擁有未來。

　　▲ 羅馬尼亞的留守兒童，2012年10月。

　　但是這就是一個現狀，這是什么導致的呢?我覺得這就是資本的邏輯，我們被它深深地套住了。

　　我看過一本書叫《勞工的力量》，講述了1870年到1990年這一百二十年間資本如何在世界游走。1910年，汽車產業資本在美國制造了最大規模的汽車產業和汽車產業的工人，工人的數量增加了，工人的力量強大了，工會建立起來了，工人的工資就提高了，資本就逃走了。

　　他們逃到了西歐，同樣的故事在西歐展開了，然后資本又逃走了，逃到了南非、逃到了南韓，在1990年代來到了中國，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

　　但是資本的邏輯只有一個，就是牟利，它不是為了這個社會健康地發展，當它剝奪了社會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之后，它會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廢墟。這就是美國的底特律。

　　在中國也在發生這樣的狀況，當然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可能我們的資本轉移不是一下子逃到國外去，而是從沿海逃到內陸。我們現在在廣州、在深圳、在天津，都可以看到資本撤資撤廠之后留下的空空的廠房和樓房。

　　這樣的一個現狀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大的視野、宏觀的視角，但是落實到現實中，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只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做這個研究也是這樣一個目的，我可以和工友一起去看清楚現實，然后才去思考有沒有可能改變。

　　最后我的書終于面世了，但是我的預期并沒有實現，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工友沒有時間、也沒有習慣去讀書。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聽到他們的反饋，所以我就把書送給他們。

　　這就是2012年的時候在蘇州工友家園我們一起開讀書會，當時現場有20多個工友，他們的反饋給了我特別大的沖擊。20多個人，我數了，16個人是這樣一種反饋：這個社會挺公平的呀。

　　啊?是嗎?然后他們說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樣的一種反饋，這樣的一種沖擊促使我繼續做研究。

　　▲ 蘇州工友家園讀書會，2012年。

　　我在想，為什么我們都被管得服服帖帖，那么服從呢?工廠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呢?我覺得這是資本文化和工廠文化共同作用，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況。那工廠到底是什么樣子呢?我就要研究工廠文化的這個問題。

　　開始我想著還像第一本書那樣，跟工友做訪談，因為我有很多工友朋友，我就說咱們一周見一次面，做好記錄，你到時候告訴我工廠里是什么樣子。到了周末，我們就見面。

　　但我不知道該提什么問題，因為我沒有在廠子里面待過，他也不知道我在問什么，覺得我很莫名其妙。說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我說我就想知道你們工廠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他說發生了什么，就是那個樣子唄。這也讓我明白了，文化是不能通過訪談去研究出來的，文化只有通過體驗。所以我就進廠做了女工。

　　▲ 蘇州某工廠流水線，2012年5月。

　　因為不敢用手機，這張照片拍得很模糊。這是2012年5月份，我在蘇州一家臺資廠的流水線上，車間里四條流水線，這是我工作的那個流水線。

　　我們線上大概有13個工友，前面隱隱地可以看到的那個藍色的，是第一個工位，他的工位是印刷。四條流水線的第一個工位都是非常年輕的男工。他的工作臺上會擺著幾個氣味非常刺鼻的瓶子，我們都知道那個瓶子的藥水是非常有害的。

　　這是我上游的工位，她是一位中年婦女。四條產線的這個工位也一定都是一位中年婦女，因為她的臺子上也會擺著一瓶刺鼻的藥水，她會蘸著那個藥水去擦電腦前框上的油漬。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這樣的一些藥水會導致不孕不育。如果是非常年輕的男性和已經生過孩子的女工，受到這樣的傷害反正也看不出來。所以在我看來，我們每天發生了那么多的工傷和職業病，其實都是一種故意傷害。

　　這個是我的工位，我的工位就是貼標簽。我是上夜班，12個小時。不允許坐著，也不給你凳子，休息的時候也沒有凳子。我數了一下，這8個小時里我貼了2620個標簽，平均11秒貼一個。

　　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都要排得整整齊齊的，被車間主任訓斥，沒有說話的權利，也沒有提問的權利。所有的這些工位都太簡單了，只要你四肢健全都可以去做，所以我們毫無價值，隨時可以被替代，隨便可以被訓斥。所有這一切都是要告訴你，你什么都不是。

　　當這樣長期地被貶低之后，其實最后我們自己也會貶低自己，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剛才我說到了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全部。這個全部不僅包括了我們的工作，也包括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進去，但是會蓋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們為什么結婚?為什么生孩子?我們的消費文化、我們的業余生活怎么樣度過?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的生活。

　　我在打工的時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我那個車間是沒有休息日的，但是為了知道周末的時候女工是怎么度過的，那個周日我就沒有去上班。

　　我發現我下鋪的那個女工平時不到六點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點她還是起來了。我說你不是今天休息嗎?她說休息了反正也沒事干，也沒有地方可以去，還不如去上，也就沒那么無聊了。

　　我對面上鋪的那個女孩子周六一個晚上都沒有回來，我就問旁邊的人，我說她干嗎去了，她們就告訴我她去跳炫舞，我說這挺好的，還能鍛煉身體。她們說不是，說那叫QQ炫舞，是電腦上的一種游戲。在宿舍里的兩個女工就在看韓劇。

　　看了這樣一個女工宿舍的場景，我覺得大家也會覺得很無力。如果我們想改變這樣一種狀況，怎么可能改變呢?我覺得每個人身上其實都有很多的能量，但是當我們沒有方向的時候就會很無力。

　　我在蘇州訪談了一位男工，他跟我說：我小學蹲級了兩次，念了八年，都沒學會怎么用拼音，后來外出打工，我為了玩游戲，需要打拼音，我一周就學會了。

　　后來他說，他發現在外邊打工工資都特別低，但是有一個工種的工資稍高，就是模具師傅，但是你要想會做模具的話需要繪圖。他說我初中幾何根本就沒及格過，但是為了能夠找一份工資稍高的工作，他就把幾何書拿出來自學，學完了他就會繪圖了。我訪談他的時候他已經是模具師傅了。

　　所以說，一個人的改變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為什么要做。我覺得工友思想文化的改變一定也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這個女工的名字叫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偏遠的一個農村，她出生后不久爸爸媽媽就去廣州打工了。三年以后她的弟弟出生了，爸爸媽媽把弟弟帶到了廣州成為流動兒童，她繼續做留守兒童。

　　后來上初中的時候她就住校了，初三的時候爸爸媽媽把她接到廣州去團聚，春節過后她該回去念書了。爸爸媽媽給她買好了火車票，交好了學費，但是她就在床上兩天也不起床，也不吃飯，也不說話。佳俊就這樣輟學了，那年她15歲。

　　一個15歲的女孩子怎么辦呢?她弄了一個假身份證，搞大了幾歲，然后就進廠了。她進了一家制衣廠，工作特別辛苦，每天加班到12點，五一、十一沒有一天休息。十五六歲的一個女孩子半年就干不下去了，她就辭職了。

　　那時候是2002年、2003年左右，一辭職不得了，她找不到工作了。半年以后終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廠找到了工作，她就老老實實地上班，這家制衣廠工作更加地辛苦，有的時候要加班到后半夜兩點多。

　　這樣堅持了兩年多以后，佳俊實在受不了了，還是辭職了。但這一次學乖了，她在辭職之前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皮具廠。這家廠是一家講勞動法的廠子，加班不會超過晚上9點，還有雙休日，而且工資也不比原來的低。佳俊就特別開心，覺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樣。

　　但是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佳俊就在想，難道我這一輩子就是要這樣兩點一線地度過嗎?這樣的生活有什么意義呢?而且讓佳俊同樣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甚至有雙休日，突然有了這大把的休息時間，但是佳俊不知道用這個時間來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她在街上閑逛，一抬頭看到了一個招牌——公益圖書室。她就走了進去。原來這是一家為大家提供免費圖書借閱的一家公益機構，也會組織各種各樣的文娛活動。

　　佳俊開始的時候不以為然，后來有一次母親節的活動佳俊特別感動，從此她就成為了這家機構的骨干志愿者。一年以后，她就成為了這家機構的工作人員。2012年的時候，佳俊創辦了一家女工社區活動中心，2015年的時候，佳俊創辦了一家為流動兒童提供服務的社區活動中心。

　　我把佳俊的故事收錄到這本書里——《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這本書一共收錄了34個女工的故事。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什么呢?她們因為跟我一般關系都比較好，我訪談她們，她們會接受我的訪談，但她們總是會問我：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講的?寫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義呢?有誰會愿意去看呢?我自己都不想去看。

　　其實不是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想找到出路的話，首先要認清現實，還要認清自己，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要回顧歷史。所以這34個女工的故事，年紀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的，她當年是國企工人，年紀最輕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其實都折射了社會歷史。這些女工她們整個的生命歷史，其實也就跨越了我們新中國近70年的國史。

　　最后再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就是珠珠的故事。她1988年出生在廣東潮汕地區。如果你出生在那個地方，你又恰巧是一個女孩子，你又恰巧是家里的老大，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就會輟學，珠珠就是這樣。她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輟學以后照顧弟妹，14歲就開始打工了。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后來有一天她在地上撿到了一張宣傳單，上面是一家公益機構組織的活動。珠珠比較大膽，就去了這家機構。人家告訴她，說北京也有一家機構，那里還可以提供免費的培訓，于是珠珠就成為我們工人大學的二期學員，畢業之后在同心實驗學校工作。她在我們學校工作了三年，珠珠說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這么久，原來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一個人一旦經歷過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點點希望和光明的話，他一定會向著陽光去生長。我覺得佳俊和珠珠的故事就是這樣。

　　珠珠在我們學校工作了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節回老家了，這是因為春節之前，她爺爺選擇了自行了斷自己的生命，因為從小是爺爺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說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機會。

　　還有就是珠珠希望把在北京學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帶回家鄉，她希望家鄉的女孩子不會像她一樣早早地輟學。就這樣，珠珠回到家鄉創辦了一家小小的圖書室。現在四年多過去了，一家小小的圖書室擴展成三家小小的圖書室。后來她還創辦了女子夜校。

　　佳俊在城市，珠珠在鄉村，她們一個為城市的流動兒童、打工媽媽和女工們服務，一個在農村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農民服務。我特別希望我們的工友千萬不要妄自菲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貢獻出我們可能看著是很微小的力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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