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標志性的抗爭工人 全泰壹
韓國的勞工運動到80年代，尤其是1987年春，迎來一個蔚為壯觀的高潮。但這個高潮并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由工人做了長期的準備，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斗爭慢慢摸索出來的道路。如果沒有之前十多年的探索、積累和反思，最終形成了高度的團結意識和戰斗能力，工人是很難突然凝聚成如此大的力量，對資本家進行大規模的、激烈的反抗。
在70年代初，韓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極其惡劣的，不僅在物質條件上非常糟糕，工資非常低，勞動條件非常惡劣;精神上的壓迫也令人不忍直視，韓國有著傳統的儒家文化熏陶，對工人實行家長制的專制壓迫，承受著難以想象的語言暴力和侮辱。
在這樣的環境生活，使他們產生了對企業管理者的“恨”。但是，盡管有這么多的“恨”，此時的工人階級并沒有形成高度集中的、有組織的集體來對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
1970年，全泰壹的自焚轟動了整個工人階級，成為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標志。
在整個70年代初，工人的斗爭仍然局限于非常自發的、個人的行動。不過也正是有了這些不成熟的斗爭作為鋪墊，工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通過更系統更集中的努力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重要性，那就是爭取建立獨立的工會。
70年代，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斗爭主要發生在輕型制造業，并且是由女工主導的。由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十分薄弱，她們不得不向具有人道主義關懷的教會尋求幫助。她們的目標很簡單，即通過建立獨立的工會為自己爭取“受到人一樣的對待”，這也與教會的精神不謀而合，所以教會很愿意支持她們的斗爭。
當時社會上對女工有極深的性別偏見，認為她們過于軟弱、容易妥協、不夠具有戰斗性。但事實證明，70年代勞工運動中的女工，由于受到雙重的壓迫(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比男工表現出了更強烈的反抗精神、決心、團結和復原力。
由于受到廠方和警方的武力壓制，她們不僅進行廠內斗爭，還對民眾大量宣傳以博取同情和輿論支持。雖然有的工廠的斗爭以失敗告終，女工也被迫被解雇，但是這些教訓也讓工人看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讓那些失業女工轉入地下工作，為民主工會運動的地下網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但是，光有工人的努力還不夠 。列寧指出，工人運動如果不和社會主義運動相結合，就會陷入工聯主義。因為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不是自發產生的，是需要從外部“灌輸”進去的，而掌握了科學理論的知識分子與工人的結合，可以喚醒工人的政治意識，更好地推動勞工運動的發展。
全泰壹自焚的悲劇，不僅轟動了工人，也喚醒了整個知識界。由于教會的人道主義援助過于溫和和被動，已經不能適應工人運動的發展，學生和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與日漸壯大的工人階級成為政治同盟者。許多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80年代紛紛覺醒，進入工廠打工，投入到解放工人階級的事業中去。
在工廠中，學生們探索出了兩種策略：一種是基于單個企業建立勞動小組，通過學習討論政治、法律問題，來提高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培養出先進的勞動者或勞工活動家，在未來領導工人階級的斗爭;另一種則是基于產業領域或地區層面建立更廣泛的工人政治組織，以此激發“工人群眾的爆炸性能量”，產生更廣泛、更集中的工人斗爭。二者并無多大差別，只是在工作范圍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方向是正確的。
可以看出，學生、知識分子進工廠做工人，與工人直接的結合，可以產生“爆炸性”的能量。除了70年代工人自發的階級斗爭，80年代學生的參與也使工人的斗爭更加成熟、團結、政治化，為勞工運動的高潮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有利的外部因素也是促進運動高潮到來的催化劑。
70年代的韓國處于樸正熙的獨裁時期，國內的政治環境比較高壓、專制，對工廠內的工人也實行軍事化的管理。直到1979年樸正熙被刺殺之后，韓國的政治環境才有所松動。而全斗煥上臺之后，則實行更加專制的軍事獨裁，更加激化了韓國社會的階級矛盾。
到了1987年，為了迎接奧運會，也為了爭取更多的民意支持以延長自己的總統任期，全斗煥實行了政治自由化的政策。這個松動立馬成為勞工宣泄憤怒的出口，促成了1987年的勞工運動高潮。
回顧韓國工人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因為有了工人和學生共同的、長期的組織工作，才為勞工運動的高潮奠定了基礎。所以不要小看工人的每一次小范圍的斗爭，只有腳踏實地實現量的積累，才有可能到達質的飛躍，這個過程可能會比較漫長，但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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