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一席

　　作者︱張劼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廢品生活》作者。

　　食物主權按：過去幾十年，中國一直沒能建立完善的廢品回收體系，但中國的廢品回收率仍遠高于一些發達國家，靠的是什么?全國三至五百萬拾荒人員。他們“辛苦受累都不怕，只要能掙到錢就行”。在北京有15-30萬人回收廢品，每一位廢品回收者平均服務近100位北京居民。2017年11月北京大興區的一場大火，不僅奪走了19條生命，還引燃了全市范圍內驅逐“Di端人口”的行動。北京日產垃圾2.3萬噸左右，正是這群“Di端人口”的日夜操勞，使得北京生活垃圾中近三成的可回收物免于進入填埋場或焚燒廠。這條廢品回收鏈條曾經高效且有序。一個個廢品回收站承上啟下，千人勞作其中，上游從社區直接回收廢品，靠人力精細分類后賣到下游再生產企業。拾荒者雖文化不高，但各個是垃圾分類專家。他們不怕骯臟和辛苦，日夜勞作在垃圾堆上，卻從未贏得尊重和愛護。

　　我們習慣給“拾荒”打上“Di端”“可悲”“骯臟”的標簽，是時候認識到他們對城市和居民的貢獻，并且像巴西組織Pimp my carroça[1] 那樣，用行動贊揚拾荒者為環保和城市清潔所付出的辛勤，并在政府和民間制定出改善措施前，致力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的作業環境以及一份尊嚴。

　　視頻：一席張劼穎跟垃圾死磕

　　大家好，我叫張劼穎，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者。我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做過一個研究，是跟垃圾有關的。這個研究的開始是因為我研究的拾荒者這群人。

　　拾荒者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撿破爛的。人們會覺得這個群體很底層，很邊緣，在城市中似乎隨處可見，看到垃圾堆你就可以找到他們，想賣廢品的時候他們也會出現。可是不賣廢品的時候他們到哪去了?

　　這個是十二年前的我，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拾荒者住的地方。第一次去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酸臭直沖到腦門。而且味道好像是有記憶的，我就在那待了一個下午，回家后的三天都一直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他們大概住在這樣的院子里，后面那一排小房子里住著五六家人。每個家庭住一個很小的屋子，外面是非常大的空地，這樣他們可以把撿回來的垃圾放在這里。

　　這種地方在哪兒呢?實際上拾荒者聚居和活動的地方是不斷在變化的。這個圖來自王久良的《垃圾圍城》，這些黃色的點點就是垃圾場。我認識一個大姐，她九十年代前后就來到北京撿垃圾。她當時在北京的二環三環附近活動，也就是這個圖上的紅五角星區域。

　　有一次在一個小區，突然有人從窗戶里扔出一把吉他，她很高興，把吉他撿回家了。后來她有一天看電視，看到一個明星，發現這不是扔吉他的那個人嗎?這個故事其實說明拾荒者們當時的活動范圍還是很市中心的地方，現在這個大姐已經搬到了北京的五環外。

　　這還是十幾年前的我，你們可以看到拾荒者們在我旁邊的狀態已經很放松了，已經可以打牌了。這個狀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個群體非常封閉，非常難打交道。你想去研究他們，他們其實是拒絕的。

　　有一個夏天我消失了，朋友問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說：我這個夏天扎在垃圾堆里。人類學做參與觀察，是一定要介入他們的生活的，跟著他們一起生活很長時間，才能得到對方的信任。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撿垃圾。第一次分垃圾還是挺刺激的，他們撿垃圾不戴手套，因為這樣比較快，而且他們要用手去感覺垃圾里面的不同材料，方便分揀。所以垃圾里面有一些尖銳的東西和臟的東西他們是沒有辦法避開的。

　　手第一次伸進去的時候，我突然明白：哦，原來垃圾摸起來是這樣的。它是一團的，粘乎乎的，是剩菜剩飯、油污、泡軟的紙、塑料包裝、瓶瓶罐罐全部混在一起的那種觸感。

　　他們都很迅速地打開一個一個垃圾袋，我也跟著打開了一個。這個袋子是普通家庭衛生間里的廁紙袋，我看到了一個用過的衛生巾。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跟一個陌生人的衛生巾，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遇。

　　我得到他們信任的過程其實不是一帆風順的。那時候我跟一些拾荒者的關系已經很密切了，我看到他們有些人家里有小孩子，我就送給他們一些二手書、筆記本。

　　但是有一天我走進這個院子，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把所有的書本和文具推在我身上，我抱不下那些書，書就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她說：你以后再也不要來了，我不跟你說話，你走吧。

　　后來我才知道，因為那時候是2008年，北京要開奧運會，他們聽到一些風聲說要把他們趕走，他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們非常害怕。

　　其實他們之前處在一個非常脆弱的位置上。九十年代有一個比較有歷史感的制度，在座的年輕人不一定知道，叫收容遣送制度：你如果戶口不在這個地方，又沒有正式的工作，你就會被遣送回老家。

　　拾荒者就是這樣的，一次一次地被丟到火車上，發一個干裂的饅頭，他們就拿著那個饅頭坐火車回家。但他們通常在下了火車后，一轉身又上了來北京的火車。

　　其實撿垃圾不是我們想的那么簡單，它是一個有門道、有學問的生意。這個群體里面至少有兩種人，一種是做廢品回收的，北京的廢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來的。還有一種是撿垃圾的，他們不是花錢買垃圾，是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儀隴來的。

　　我問四川人：你們怎么不去收垃圾，你們怎么就撿呀?他們說：嗨，河南人懶唄，我們勤快。我又去問河南人，他們就說：四川人太臟了，我們不臟。

　　這個實際上是中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老鄉幫帶。一個行業是一個地方的人來做的，有時候一行就是一個村子的人做的。

　　撿垃圾其實也有很多門道。有一種叫包小區，他承包我們一個住宅小區的垃圾。還有一種是包樓子，他承包一個大廈、寫字樓。

　　這個錢是怎么掙到的呢?我們扔掉垃圾是因為它是沒有用沒有價值的東西，它是怎么變成有價值的東西的?首先是量要足夠大，他們做非常密集的勞動，大量的分揀工作，才可以把垃圾中非常微小和混合的東西，變成真正有用的原材料。

　　所以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垃圾分類，拾荒者在替我們的城市做垃圾分類，或者說是替我們在做垃圾分類。他們分揀得到的原材料，支撐了我們國家廢品回收再造這個產業。

　　這個小朋友叫小熊，我跟他感情非常好。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觸的幾年，是他的零到三歲。我看著他長大，心里其實挺不是滋味的。當時的想法是：怎么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育養兒女?

　　垃圾堆里的東西都是他的玩具。還有一只小狗叫小白，是他的好朋友，他還經常模仿小白。夏天的時候，這些垃圾會腐爛，流出來一些滲濾的液體，下過雨后地面上是泥濘的，漂著油，他就和小白在地上摸爬滾打，沾一身泥。

　　我問他的媽媽：孩子有打疫苗嗎?沒有。體檢過嗎?沒有。她不知道怎么去醫院，也不知道怎么坐公共交通，她生活的區域就是附近那一片。其實十年以后我回過頭想，當時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城市，非常中產式的問題。

　　其實這個垃圾場里，十幾二十戶人家，這么大的孩子有兩三個。他們到底為什么要在垃圾場上育養兒女呢?因為他們至少可以一家人在一起，孩子不會變成留守兒童。如果是去工廠打工，或者去工地工作，孩子只能被放在老家。他們有些人以前做過這樣的工作。

　　后來那個小白吃了垃圾里有毒的東西，死掉了。這個孩子的身體倒是挺好的，這三年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生病。不過他最后也被送回老家了，因為他媽媽又懷了第二個孩子，沒有辦法再照顧他。

　　他爸爸是很木訥的一個人，平時就低著頭撿垃圾，不太說話。那個時候他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送孩子回老家，要離開的時候，遠遠地看到我的孩子坐在家里，他像個孤兒一樣。

　　拾荒者們不僅是一家人在一起，實際上是共同聚居在一起，用他們的話說是“老鄉連老鄉，親戚連親戚”。他們組成了一個鄰里社區，在大院里可以一起講家鄉話，打牌的時候甚至都不用對規則，一個地方的人共享同一套規則，而且他們還可以互相幫助。

　　有一次他們賣貨，一個大卡車來收，給了其中一個人一百塊錢。那個人不知道錢是真還是假，于是所有人都圍上來幫他一起看這個錢。后來他確定那一百塊錢是真的，大家也不再說什么，各自散開，那個大卡車才開走了。由于他們處在這種很脆弱的位置，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幫襯。

　　人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覺得拾荒者是底層，其實他們的收入并不算太低。大家可以認真注意下這個數字，因為問出這個實在太不容易了。你跟他們聊天，可以去問你老公的爺爺有幾個兄弟姐妹幾個朋友幾個女兒，他都會告訴你。但是你要是問：大哥，你賺多少錢?他們都不說。

　　問到這個得發揮偵探的精神，這個人說一個數字，那個人說一個數字，互相交互印證。還有他們有時在聊天中帶出來的數字，那個無意中說出來的，一般是最準確的，我就大腦作飛速運算連接，最后得出了這個數字。

　　剛入行，或者比較不景氣的時候，他們每個月的收入是一千多。好一點的時候是兩三千，最高的可以達到五六千，這個數字是2008年的。

　　這個行業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它其實有技巧，需要經驗，做得好的和不好的，收入差別很大。

　　我認識一個賺得很好的大哥，他非常聰明，每個月都賺五六千塊錢，2008年的時候他就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不過他回老家的時候，別人問他在哪發財，在干什么，他就說在北京給人打工。

　　他絕對不會說他是做廢品回收的。他說：別以為我不知道那些人瞧不起我，那女的縮著肩膀，捂著嘴和鼻子從我身邊走過。你瞧不起我，我還瞧不起你呢。這是他面對歧視的反應，干這行雖然收入不低，但是用一定程度的尊嚴去換取的。

　　還有一個大姐，剛剛去她家的時候我很震驚，她的垃圾實在是太整潔了，收納得井井有條。她一定是處女座，我覺得她的垃圾場比我的臥室還干凈。

　　她跟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老家的姐妹們一吵架就回娘家，她跟她老公吵架的時候從來不走。她說：我為什么要走啊?這是我的家，這是我建立起來的生意，要走也是你走，你給我滾蛋。

　　她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也非常要強的人，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垃圾都收拾得非常整潔。她的生意做得很好，一開始是底層的收垃圾的人，后來開起了廢品收購站，賺得也不少。她的孩子在老家上的是一年一萬多塊錢的學校。

　　有一年大姐的孩子到北京來了。那天她用塑料瓶子堆的那個山突然塌了，瓶子全都掉下來了。她老公就讓兒子幫忙撿一下瓶子。

　　這個大姐勃然大怒，她指著她老公和孩子說：你們給我記著，孩子一下也不許碰這個瓶子，太臟了。所以實際上她非常清楚，廢品回收是一個不錯的生意，但她是被歧視的，她的尊嚴是受到了損傷的。

　　我問過很多拾荒者，為什么選擇撿垃圾。他們的回答讓我非常吃驚，很多人都說：我是為了自由。我之前提到過，有些拾荒者以前是在工廠或工地打過工的，這些人常常面臨被欠薪的問題。

　　可能農民工討薪，爬塔吊，跳樓，是一個已經老套到不能成為新聞的事情了，但它每天都在真實且持續地發生，這些事件背后是真實的人和家庭。

　　但是，他們做垃圾的生意，每天賺的錢是可以拿到自己手里的，對他們來講是一種可以控制的感覺。我認識一個老大爺，四川人，他用非常優哉游哉的語氣跟我說：我今天想不出門就不出門，想早去就早去，想晚去就晚去，這就是自由哇。

　　但是在我跟他們密切接觸的這三年，沒見過這個大爺哪天不去干的，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幾度刮著大風的凌晨。其實他們就是這樣，在大城市的邊緣，在城市和鄉村的夾縫中，用尊嚴換取生計。

　　而這個生計靠的是我們扔掉的垃圾。每天在北京的二環我點外賣，扔掉一個飯盒，不到二十四小時這個飯盒就會跑到北京的五環外，跑到另外一個叫小張的年輕的拾荒者手里。

　　做這個研究后有一個問題持續刺激著我：我們為什么覺得垃圾是臟污的，惡臭的?我們厭惡它，想把它踢到看不見的地方，由一些看不見的人去處理。垃圾到底是什么?它和我們有什么關系呢?

　　我后來和我的合作者寫了一本書，是講拾荒者的。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書評，把我們的書和《北京折疊》這個科幻小說聯系在了一起。

　　《北京折疊》的大意就是講未來是階層社會，最底層的那群人是垃圾工。其實我看到這個聯系，不能說是特別愉快，心里稍微有點五味雜陳。

　　我不是說這個小說不好，而是它刺激了我去思考一件事情：當我們想去表現一個是最卑微、低賤，最被侮辱與損害的群體時，為什么要說他們是和垃圾打交道的?

　　垃圾到底是什么?人類學有一個祖師爺叫Mary Douglas，她有一個論點：無論什么東西，都不是本質上就干凈或者臟的，干凈和臟污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所賦予的，它和我們的生活、概念認知的分類系統相關。臟污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沒有在正確的位置上。

　　這是藝術家宋冬的作品，他展示了他媽媽這一輩子收集到的所有東西。其實他媽媽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可能是有點囤積癖。她不扔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攢著，幾十個、上百個地攢，他媽媽是比較極端的案例。

　　我相信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家庭中并不陌生。至少在我家，我和我媽就經常有這樣的沖突。老人們就是不喜歡扔東西，對他們來說什么都不是垃圾，什么都要留下來，可我覺得放在那好臟啊。

　　這其實反映了我們社會文化一個悄悄的轉變。上一代人還在講勤儉節約，艱苦奮斗，而我們也不是不講，但事實上，我們現在相信的是另外一套東西。

　　垃圾其實是和歷史、生活變遷有關的。在人類歷史上，垃圾有兩次大爆炸，第一次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我們從循環的生產變成了單向度的生產，有大量的無機物被制造出來，比如塑料，同時還伴隨著城市化。

　　第二次垃圾大爆炸就是消費社會。我們已經非常習慣一種買買買的文化，我們習慣喜新厭舊，習慣一次性，習慣丟棄。很多時候丟棄是為了購買新東西，不是因為它壞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垃圾桶之后，垃圾去哪兒了?其實我跟拾荒者打交道之前，我是沒想過的。我后來用了好多年來追溯這個問題。

　　我發現，有一部分垃圾進入市政垃圾處理系統，到了垃圾填埋廠。這是一個城市一個區一天的一部分垃圾，照片可能還不夠震撼。實際站在那，你感覺垃圾就像海洋一樣。這些鏟車小得像玩具，我覺得自己特別特別渺小。

　　還有大量的垃圾根本就沒有進入正式的處理系統，它們就是被隨意地扔掉了，尤其是在農村。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農村的消費和城市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也會吃塑料包裝的零食，用牙膏，然后扔掉牙膏皮。但是農村在過去的很多年，都沒有正式的垃圾處理系統。垃圾就被扔在河流、山川、路上、空地，或者露天焚燒。近幾年我們國家才開始給農村建立一套垃圾處理系統。

　　這個事情其實跟城市，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系。我們國家在過去的幾年做了一個決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采取焚燒發電的方式來處理垃圾。

　　這是一個環保組織做的圖，這些都是在建的，或者即將建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它看起來很快捷，很有效，把我們最討厭的垃圾一把火燒掉，瞬間消失。

　　我很好奇，就決定去看看跟我息息相關的，處理垃圾的設施到底長什么樣。它們的顏值都特別高，看起來非常高科技，非常潔凈，完全不像是跟垃圾有關的設施，更像一個研究所。

　　這個是臺灣木柵的垃圾焚燒廠，你們可以看到上面是它的煙囪，被刷上了長頸鹿，非常可愛。前段時間這個長頸鹿沒有了，市民還去呼吁：還我長頸鹿。

　　這個是北京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也很可愛，被稱為北京的小蠻腰，那個煙囪像蘑菇一樣。但是因為沒有人想要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己家周圍，所以它被建在一個特別遠的地方。事實上當時是專門炸開了一座山，把它修在那里的。

　　垃圾焚燒廠為什么要這么親民，設計得這么可愛呢?我覺得可能其中有詐，我就走進去看一下。

　　進去的時候，會有一個口齒伶俐的戴著揚聲器的導游說：大家往這邊走，大家往這邊看。她帶著你參觀焚燒廠，里邊有沙盤，有模型，給你演示焚燒廠是怎么運作的，還有真人互動區，你甚至可以直接和那些正在操作儀表鍵盤、鍋爐抓手的工人互動。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個，這是在展示焚燒燒出來的爐渣。它被放在一個玻璃櫥柜里面，上面有束光打下來，還有一個金屬的名牌，旁邊還有一些更詳細的文字介紹。我覺得怎么這么眼熟，這不是歷史博物館嗎?它好像一個文物一樣。

　　實際上這個技術是有爭議的，如果一個普通市民有天去參觀垃圾焚燒廠，可能會被那個導游小姑娘說動，她會告訴大家這個技術是多么安全。

　　可是如果有一天這個焚燒廠要建在你們家旁邊，你可能就想再了解一下這個事情，這個技術有哪些爭議。你可能會知道這個垃圾焚燒其實會釋放污染物，它可能會釋放巨毒的二噁英。這個物質對我們的健康是有風險的。

　　所以問題就在于沒有人愿意要這個垃圾焚燒廠。有人說可能是因為技術還不夠先進，有人說可能是因為管理還不夠好，可是你要怎么說服垃圾焚燒廠旁邊的居民，這個垃圾焚燒廠它一定是沒有風險的呢?

　　這個是技術升級解決不了的，也是這個垃圾焚燒廠為什么會被設計得那么親民、可愛，為什么會致力于告訴你它是沒有問題的原因。

　　所以這件事好像沒有出口，很令人沮喪，沒有一個好的技術可以處理垃圾。有人說垃圾分類可能是一個出口，不管是政府還是環保者，好像沒有人認為是不好的。

　　但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你們在生活中一定會不停地聽到垃圾分類這樣的宣傳和口號，但實際上你為什么不去做?你為什么沒有辦法去做?

　　在全中國的大街小巷，遍布中國各地，一定會有兩個成對出現的垃圾桶，這個垃圾桶一邊是可回收垃圾，一邊是其它垃圾。然而這兩個垃圾桶中的垃圾一定是一樣的，沒有人做分類。

　　我前年的時候去調查一個扶貧的項目，去了基本上是中國最貧困的，在甘肅高海拔的山地里，有一個藏族的村子。那個村子剛剛通水，剛剛有硬化的路面。

　　作為扶貧項目的一部分，那個村子里也放上了垃圾桶，分類的，有兩個桶的那種。為什么到處都是分類垃圾桶，但是沒有人用呢?于是有一個夏天我又消失不見了。

　　我去蹲在垃圾桶旁邊，跟一群環保組織的好朋友，來到一個寫字樓里，我們來看看人們為什么不分類。不是都說人培養一個習慣需要二十八天嗎?那我們就用一兩個月來試試，有沒有辦法倡導垃圾分類。

　　這個項目也不能說是完全失敗。我站在桶旁邊的時候，有一個白領走過來，他已經預言了這個項目的結局。他跟我說：你今天還在這兒啊，等你哪天不來了，我就不做了。結果我確實沒有堅持下來。

　　我們倡導垃圾分類，為什么總是失敗?你們可以看這兩個圖，這其實是環境教育里經常會用的圖，它告訴我們這個地球現在有很多生物在承受嚴重的創傷，而這個創傷是人類行為帶來的。

　　這是一種震撼教育，我們在寫字樓做項目的時候，一開始也是用的這種方法。我們告訴大家垃圾現在有多可怕，垃圾圍城、垃圾污染，大家來做分類吧。它一開始確實能調動起市民的內疚和責任感。

　　但問題是，在這個內疚和責任感之后呢?你會發現讓一個普通人在家里去做垃圾分類真的很難，因為他被卡在兩個巨大的系統里，他的行為似乎不可以完全按照他想象的樣子去行動。

　　第一個系統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系統，包括生產和消費系統。我們被提供這樣的商品，我們被供給這樣的生存方式，真的很難改變，減少垃圾的行為是很難做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可愛的環保者，她有一天說：我找到了一種很好的方法，我以后不用衛生巾了。對，我又跟衛生巾干上了。她找到了一種非一次性的衛生巾。

　　你買衛生巾的同時，還會拿到一套藥，每一片用完后就放到一個鍋里，倒藥進去洗，再煮一下。

　　我是一個新媽媽，我的孩子每天都要用很多尿不濕，我自己是很內疚的，因為我是研究這個的。尿不濕里又有吸水材料，又有塑料材料，而且一大包一大包的扔出去，我非常愧疚。

　　所以如果有可以反復使用的尿不濕也不錯，可是試了兩天我就放棄了，實在是太累了。我要工作還要帶孩子，精疲力竭，根本沒有精力去洗，我就想用一次性的。

　　我想很多像我一樣沒有時間的人，是沒有辦法每天去踐行環保者所倡導的，每天洗衛生巾的行動。

　　我們還會被一個系統卡住。我問過很多城市的市民：你為什么不做垃圾分類?得到的答案都驚人地相似。他們說：我分完了以后，一轉眼清潔工又混到一起拉走了，這騙誰呢?我干嗎要做呢?

　　所以第二個卡住消費者的系統，是城市的垃圾分運和處理系統，如果在后端根本沒有這樣的分類處理方式，讓消費者這么做不是欺騙他們嗎?

　　我不是說每個人面對環保是沒有責任的，或者我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只是環保教育先觸動我們的內疚，再激發我們的責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后發現其實很難做到，最后只能擺爛：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后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有信心，微小的行動是能給環境帶來改變的，我們是有能動性的。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要知道，如果系統不跟著變，把垃圾分類的責任全部推給市民，推給消費者，注定是無效的。

　　最后給大家看兩張圖，左邊是黑水虻，右邊是蚯蚓，是很可愛的兩種蟲子。有一些科學家和民間企業家，想開發這種蟲子處理廚余垃圾。蟲子可以把廚余垃圾吃掉，然后它們就是蛋白質，還可以做魚飼料，這樣還不錯。

　　自然界如此，其實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一個有機體。我們自己、垃圾、拾荒者，都是這個有機體里的一部分，我們是連在一起的。

　　了解了拾荒者的故事，了解了垃圾的故事，我會去重新想象垃圾。再次看到垃圾的時候，我不會只覺得它是骯臟的、惡臭的，或是想很快地把它踢得越遠越好。我們是不得不跟它共存的。

　　我跟拾荒者再次交錯而過的時候，我知道在我想象的人類和垃圾共存的圖景里，有他們的位置，他們的貢獻。

　　我能做的，我希望的，是他們可以享受更有實質意義的自由，可以更有尊嚴地勞動。

　　謝謝大家。

　　責編︱Ripple

　　排版︱童話

　　注釋：[1]巴西組織Pimp my carroça利用城市空間引起民眾關注社會問題，向民眾說明拾荒者也是城市貢獻者。他們為推車人士提供很多福利，包括為醫療服務和手推車維修服務，他們亦有多個城市干預(URBAN INTERVENTION)活動，以民間力量改善城市現狀。

　　原標題：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觸的幾年，是他的零到三歲，我當時想怎么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育養兒女呢?| 張劼穎 一席第619位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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