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春節(jié)前兩個月，股東“胖子”死了，死在我之前所在公司的前臺。

　　那天剛下過一場大雨，大家無事可干，胖子在二樓前臺閑坐、玩手機。這時上來一個小個子男人，走路直挺挺的，手里拿著一卷報紙。他走到前臺，想繼續(xù)往辦公室里走。

　　胖子站起來，喝斥小孩子一般，叫他站住：“找誰?”胖子又高又壯，練過散打，向來不把別人放在眼里，何況是這么個看上去不經揍的人。

　　小個子不說話，拿起手上的報紙朝胖子捅去，里面包著一把匕首。

　　這一刀扎在胖子肚子上。胖子忍著痛，握住對方的手，卻沒能阻止刀子往更深處送。這一刀把胖子扎了個透。

　　旁人反應過來時，胖子已經倒在地上，小個子扔下匕首跑掉，沒人敢追。

　　胖子被送到醫(yī)院后，斷了氣。

　　警察來調查，叫齊公司所有人去看監(jiān)控，沒人認得小個子是誰。不過顯然，他的目標不一定是胖子，他要殺的，是老板王書維，或者是小曾、老唐?還是無關緊要的淑敏和我?

　　過去的大半年，這幾個人都欺騙、得罪過不少人，包括來深圳打工的年輕人。

　　二

　　胖子被殺前大半年，我去到這家人力資源公司做招聘。底薪1200，每招一個人給100元提成。

　　在深圳，一些人力資源公司主要從事兩種業(yè)務：替工廠招工，針對想找份穩(wěn)定、長期的工作者;把只想做短工的人招至麾下，安排到需要臨時工的工廠。

　　入職第一天，公司安排我和同事淑敏出去招聘。她膚白如雪，眉目如畫，手拿本科文憑。我問她：“為什么會做這個?”她說沒找到正式工作，先做著玩玩。

　　我們去到寶安區(qū)一個汽車站，在出口擺好桌子，桌前斜倚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

　　招聘：普工(可接受批量暑假工，或社會工)18-25歲，男女不限，無紋身、染發(fā)，有二代真實有效身份證，服從管理。

　　工價：11.5元/小時。包吃住，宿舍有空調，免費提供夜宵。

　　工期：8月底或者9月初，做滿7天可借支，無需體檢，可帶行李。

　　車站人流量大，多的是找工作的。不到一個鐘頭，我們周圍就擠滿了了人，他們神情焦慮，額頭上都是汗，或逐字逐句讀牌子上的內容;或操著口音天南海北的普通話，咨詢自己最關心的問題。

　　我第一次碰到這種場面，笨嘴拙舌;淑敏已經做了一個多月，口齒伶俐，快速解答各種問題。

　　我們將有意向者的資料登記下來，包括姓名、性別、年齡、聯(lián)系電話。并交待他們，明天帶著身份證和行李，到我們公司門前集合，公司派專車送他們去上班地點。

　　到下午16:30，我和淑敏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著四五十個求職者的資料。

　　回公司向老板王書維匯報情況，他很高興，說：“今天派出去的，就你倆收獲最多，特別是你，第一次能有這么好的成績，有前途!但還要看明天來報到的有多少，否則的話不算數(shù)。”

　　第二天8:00，我準時來到公司。昨天幾十個填資料的，最后只來了十幾人。最終，我和淑敏只招到8個工人。有2個算在我名下。

　　一位叫小曾的同事，一人就招到6個，他又黑又瘦，貌不驚人，走到哪里都背著挎包。

　　來報名的，多是十幾到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女。大部分人提個水桶，里面放著各種日用雜物;有的背著雙肩包，有的直接抱一個雜物袋，還有的幾個腋下夾著席子和薄被。他們一臉迷茫，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一如幾天前的我自己。

作者圖 | 2014年6月，公司樓下等待派遣的工人

　　大家開始排隊，簽署“勞務派遣合同”，我們收的多是臨時工，需押上身份證。期間，負責登記的同事喊王書維，告訴他有兩個未滿16歲的孩子，問他：“要不要?"

　　王書維不知給哪里打了個電話，然后說：“要，都要!”

　　負責接送的是胖子，開一輛“五菱榮光”。胖子不但體格彪悍，面相也兇。負責隨車過去與工廠交接的，是老唐。

　　第一份工作就招到了兩個人，我心里很激動，兩個人意味著200塊錢，以前在工廠上班，想都不敢想象。

　　不過王書維又提醒了我一句：“這些人至少完成七天工作， 100塊錢才能進你口袋。派遣公司與工廠有協(xié)議，必須做滿七天，工人工資才能交給我們手上。”

　　我想，這有什么?出來打工，有哪個王八蛋會堅持不了七天呢?

　　三

　　待久了，我逐漸了解公司的運營機制。這種派遣公司，首先得有一張“勞務派遣經營許可證”，王書維花費二十幾萬元錢，托關系批下來的。

　　我們派遣出去的工人，其工資要等合同期滿后，工廠一次性交給派遣公司，統(tǒng)一發(fā)放。公司需先行墊付工人的工資。

　　公司的利潤，是“賺差價”。比如和工廠談好16元/小時，公司最終付給工人的價格是11.5元/小時。派遣出去的工人越多，利潤越大，但前期墊付的費用也越多。

　　為了少交稅，王書維與工廠結算盡量用現(xiàn)金，少走公司帳戶。同行大都如此，彼此心知肚明，又各懷鬼胎，暗地里相互舉報。稅務部門來查過幾次帳，王書維道行深，沒出問題。

　　這家公司的股東有三人，王書維、胖子和基本不露面的楠哥，小曾沒有入股，但是掙得比老板還多。他認識很多工廠的人事主管，能夠通過他們與工廠簽訂合同。小曾自己也常去各個招工點溜達，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賺點煙錢”。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領教了他賺“煙錢”的手段。

　　那天，我在某長途汽車站擺點，給一家電子工廠招工。小曾碰巧溜達到那里，在我旁邊坐下。

　　前去應聘的人不多，我正和小曾瞎扯著“六合彩”，從車站出來一位戴眼鏡、長相斯文的年輕人，拉著一個旅行箱。

　　年輕人不時扶一下眼鏡，一邊查看街邊各式各樣的招工牌，一邊搖頭。最后他轉到我面前，看了半天，沒說話。他正打算離開時，小曾說話了：“帥哥，找工作嗎?”

　　“你們只招普工嗎?”眼鏡男問。

　　“當然不止。我還給各大企業(yè)招聘管理人員，不過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小曾拍著挎包，煞有介事地問：

　　“你是什么專業(yè)畢業(yè)的?以前都做過什么?”

　　眼鏡男說自己學電子的，以前在東莞電子廠當過一年生產主管。一個月五六千，工資太少，才來深圳試試。

　　“你想一進廠當主管，可沒那么容易。就算有文憑，如果沒有關系，你再混兩三年，也不一定能成。”小曾說。

　　“唉，那是，那是。”他嘆了口氣。

　　“這是我的名片，你先拿著!”小曾拿出來一張制作精美的名片，遞了過去，名片上的頭銜是：深圳三和人才市場招聘處經理。“三和”是深圳數(shù)得著名號的人才市場，小曾后來告訴我，這一張名片成本就1.5元，一般的打工仔是不會給他的。

　　眼鏡男拿著名片仔細看，“曾經理，你剛才不是說你手上有許多招管理的嗎?幫我看看有沒有適合我的?”

　　“倒是有一個，臺灣老板開的，起薪8000元，包吃包住，三個月的試用期，試用期過后12000元。你先看一下行不行?”小曾說著從挎包里挑出一份招聘函。

　　眼鏡男放下手里的旅行箱和礦泉水，雙手接過來，仔細的看。看完了，很自信的對小曾說：

　　“這些條件我都符合!曾經理，你看看能不能介紹我進去!”

　　小曾不緊不慢地說：“你也知道，這樣好的待遇，應聘的人多了去了。這廠很正規(guī)，勞動法規(guī)定的福利應有盡有。生產經理是臺灣的，按規(guī)矩辦事，沒什么可說的。就人事主管吃慣了好處，要過他這一關，至少要6000塊錢。這個錢只能由我轉交，否則被別人知道，這人事主管也別想干了。”

　　眼鏡男低頭想了想，問：“你什么時候方便，我們一起去看看。”

　　小曾站起來，背起挎包：“走吧，現(xiàn)在就去。”

　　我知道小曾說的那個廠確實在招人，他能帶過去一個人才，廠里的人事主管基本上就會要。至于那6000塊，最后就落在小曾的腰包里。

　　小曾向我傳授經驗，想“賺煙錢”，先去辦幾張“經理”頭銜的名片。

作者圖 | 2014年11月夜，在公司樓下街道留影

　　四

　　一個半月后，聽說我們派遣去沙井一家工廠的幾名工人，不太聽話，不愿意加晚班。王書維叫胖子開著車，帶著我和老唐、淑敏，過去看一看。

　　到了工廠，老唐知會車間主任，把那幾名年輕工人叫過來聊聊天。他們說：“晚上加班又不加工資，不想加。”

　　老唐一臉痛心疾首：“員工沒有業(yè)績，就是在剝削企業(yè)!再優(yōu)秀的員工，也要用業(yè)績證明你的價值。其他都是扯淡。說我們沒有給加班費，你們怎么不問問自己，白班做了多少事?創(chuàng)造了多少價值?如果白天真努力工作，晚上還要加班嗎?”

　　他最后說：“要求別人的時候，請先要求要求自己!”

　　幾個年輕人，被老唐訓斥得啞口無言，乖乖回去上班。車間主任很高興，說老板剛才來電話，請我們留下來吃飯。

　　與我們一起的，還有一個中年人。他是湖南某中學的老師，組織幾十個學生過來打暑假工。

　　飯后，老師回去休息，閑聊時車間主任告訴我們：“這老師比你們還厲害!去年就帶過學生來打暑假工。我們給他的工價是每小時14塊，包加班費。可你知道他給學生的工價是多少嗎?”

　　“多少?”老唐問。

　　“8塊錢!你們說黑不黑?凈賺6塊，一天10個小時60，60個學生一天就是3600。兩個月合同，60天得20幾萬!”車間主任咬牙切齒地說。

　　我們聽得目瞪口呆。老唐酸溜溜地說：“媽的，我們都不敢這樣黑。老師怎么能做這種事!”

　　車間主任繼續(xù)說：“學生老實，誰會懷疑自己的老師?而且這錢也不是他一人獨吞，還有校長。老師至少還跟著來一趟，校長在家里等著，就坐收十幾萬塊錢，更黑。”

　　那時候管理沒那么嚴，一些經濟不景氣的地區(qū)，像四川涼山、廣西北海，會有中間人帶著家庭貧困的孩子，去深圳做短工。這些孩子，有的是補貼家用，有的是為自己掙學費。

　　五

　　又過了一個多月，沙井電子廠的合同期滿，王書維帶著胖子、老唐去廠里結賬，把工人的工資拿齊。然后交待工人們，次日去我們公司去領工資。

　　隔天早上，工人們陸續(xù)到了，還是三個月前的樣子：盛滿雜物的水桶，廉價的背包，滿是塵土的旅行箱，抽了線的席子，皺巴巴的被子，以及不安的眼神。

　　王書維開始念名字，叫到的人上前取出勤表，核對工時，然后算出總工資、減去從公司借的生活費。他們以偷懶、遲到早退、不服從管理等各種理由，從每個人頭上扣幾百元錢。

　　后來，有幾個工人開口爭辯，被王書維訓斥幾句后，不敢說話，拿了錢走到一邊去。我看著這一幕，趕緊走開，怕這些年輕人因為拿不齊工資怨恨我，畢竟有幾人是我招進來的。

　　其中一個少年雖然生得瘦弱，脾氣卻很硬，堅持自己在工廠沒做錯什么，要拿全合同上規(guī)定的工資，否則就去勞動局告狀。胖子一巴掌扇過去，打在少年的臉上。少年捂著臉頰，瞪著胖子，一動不動。

　　胖子說了句“你媽逼”，揚起手來作勢又要打，我和老唐過去攔住。旁邊一個年紀大些的年輕人，把少年拉到一邊。

　　少年回罵了一句，胖子暴跳起來，我和老唐死命把他拽住。年紀大些的年輕人見勢不妙，趕緊把挨打的少年拉走，這事才算完。

　　發(fā)完工人的工資，公司給我結了帳：三個月24000元。比我在工廠的工資多出一倍多。晚上王書維請大家去KTV飆歌，大家玩得很瘋狂。淑敏喝醉了，老唐送她回出租屋，那晚沒再回來。

　　六

　　沒幾天，公司新進來幾個小弟，來幫我們做招聘。

　　有一回，他們在公司門前臨街的地方，豎好招工牌。幾個人輪流守著，小曾站在旁邊給他們支招，我在遠處乘涼。

　　這時，一輛破舊的無牌面包車，悄悄駛了過來。車門一開，四五個彪形大漢從里面下來。

　　小曾他們還沒反應過來，一個大漢掄起招工牌砸了個稀巴爛。又一人過來，把桌子掀翻在地。幾個小弟嚇得不行，站起身，兩個大漢順勢掄起椅子，往地上猛砸。

　　隨后，大漢們把幾個小弟和小曾趕到車里。小曾試圖掙扎，被大漢一推，像紙片人一樣往后退了好幾步，只好乖乖弓著腰鉆進車里。

　　車子揚長而去，我在遠處看得目瞪口呆。回過神來，我先給王書維打電話，他正帶著老唐和淑敏在東莞談業(yè)務，第二天才回來。他交待我弄清楚那幫人的來頭，我無從下手，只好給小曾打電話。

　　一直到傍晚，我才撥通小曾的電話，他只說了一句“我在派出所”，然后就掛了。我再打，沒人理。又打，關機。我決定去派出所看看。

　　到派出所，我假裝是小曾的老鄉(xiāng)，聽說他出事，過來探望一下。

　　旁邊一個工作人員，厲聲質問我：“你是不是他們一伙的?”

　　我慌忙回答：“不是的，不是的。”

　　他擺擺手，對我說：“不是一伙的，跑到這里做什么?快走吧。”

　　我只得離開。

　　小曾他們在派出所被關了一晚上，第二就被放了出來。從此我們公司的招工牌只是擺在大門口，再也不敢擺到街道邊了。

作者圖 | 2018年8月，朋友圈出現(xiàn)的勞務派遣經營許可證

　　不久后，胖子就死了，公司也被查封。我們私下聊天，只說來人是沖老板來的。但大家心知肚明，我們幾個，誰都不清白。大家散伙了。

　　公司不怎么露面的合伙人楠哥，新弄到“白銀期貨交易商”的資格，王書維、老唐帶著淑敏都跟著他去了。

　　小曾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資源責任有限公司”。他的公司注冊資金200萬，他沒那么多錢——深圳到處是替別人進行公司注冊的中介，花幾萬塊，等三個月左右，就能拿到 “勞動派遣資格證”。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租個大一點的房間，作為公司的地址，用來應付上面的檢查。

　　我不想繼續(xù)掙這個錢，離開了深圳。幾年過去，前不久，我在朋友圈里，再次看到曾經同行的朋友，曬出他們拿到的“勞務派遣經營”的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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