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老板，他家一連三天，一臺機器連續出工傷，把工人的手指頭壓斷。工人開始要鬧。這個老板通過他的一個朋友找到我，說要是我出面調解，工人肯定會聽的。

一、求發展外出打工

　　我今年40歲，貴州人，是在1993年下半年來到店口的，到現在已經23年了。那時我家里窮，讀不起書，不是成績不好不讀，是想讀書沒得讀。我兄弟兩個都想上大學，家庭條件太差了，我媽媽說，你們兩兄弟只有一個能上大學，有一個必須出去打工。那時我弟弟才14歲，我17歲，我不可能說你出去打工，我來上學吧。沒辦法，只能是我出來打工。為什么到浙江這么遠的地方呢?那時讀書的三角板、文具盒、鉛筆，還有練習簿上都印著中國杭州制造。我就想著，浙江這么發達，這么多廠，我們要是來學點技術，回家鄉肯定是有發展的。我和我一個同學一起買了車票到杭州。窮山溝里出來的，沒坐過火車，再加上生病，一坐就坐過站到了諸暨。后來頭暈的不行，實在受不了，就在諸暨下車了。心里想著，管它是哪個地方，反正進了浙江的地界，聽說沿海地帶都不錯，下車算了。就這樣下了火車，到了浙江。

　　那時候這個地方挺冷清的。我們就在面館里問人，這個地方哪里開發了，可以學點技術?那些人就說，到我們這個地方，要么去大唐做襪子、要么去山下湖做珍珠、要么去楓橋做襯衫、要么去店口做汽配。當時心里就想，哎呀，做汽配好呀，機械行業，我們要是能進去，學點技術，那以后不是發財啦?!所以，我們到了店口。那時候，我們真啥都不了解，就背著書包往菜市場門口一站。一個老太婆過來問我們，小鬼，你們是不是來打工的?我們說是。她說，我們家做螺絲，3厘錢一顆，你做上3000顆，給你9塊錢。我們心里一算，一個月30天，我還可以請假休息一天，三九二百七十塊錢啦，那我不就發財了嗎?但我們就傻乎乎的沒算自己一天能不能做到3000顆。兩個人就傻不愣登地跟著走了。當時心里還想，這個地方真好，我們干幾年攢了錢就回家做點生意啥的。兩個人興奮的商量了一路。

　　因為是技術工，我們從做學徒開始。看著螺絲那么小個東西，就只知道噼里啪啦地做，也沒點過數。做了差不多有半個月，老板說，你們的技術都差不多了，可以開始計件了。不點不知道，一點嚇一跳，一天才600顆，一聽我們眼珠子都瞪大了，報廢的還要扣。這個不是搞笑嗎?老板說，等熟練了，就會慢慢快起來的。我說，哪能做到3000顆，每天1500顆就已經是高手了。這樣一算還有什么希望呢，但那時也沒多想。后來老板女兒拿了一份合同讓我們簽，一簽就是三年。那時的合同都是老板自己手寫的，又不是什么正式的。那時候都是跟著老板同吃同住，工作的時間很長很長。反正天一亮，不用人叫，老板家就在洗鍋了，兵兵乓乓的，想睡你都睡不著;到了晚上，他們家自己的小孩就主動去做了，那我們這些打工的能休息嗎?

　　等做了半年后才覺得不對勁，老板不發工資啊。點數是老板娘點的，賬目是老板記的，那發工資要找誰啊。表面上，他們家父母對我們就像自家親兒子一樣，有什么好吃也給我們吃。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很信任他們。我們農村來的嘛，不會想那么多，對人沒有什么防范心理。就這樣做了半年，后來有一天，老板女兒說，你們做了多久多久了，你現在有多少多少錢了，回家的話還可以給你媽媽200塊錢。我就想，我到底掙了多少呢?一翻本子，零零碎碎，加上自己花的，大概只剩下170、180塊錢。完了，得趕緊走啊。來的時候想要轟轟烈烈干一番大事。可做了幾個月下來，每天累成這個樣子，你想事情都沒有時間想，還談什么發展，更別說要成功了。后來，我一分錢沒拿，趁著老板家睡覺的時候，把鞋子提在手上，悄悄地走了。

　　從那離開后，我就去做氧焊。當時在街上瞎晃，看到有一家掛著一個廣告牌，要招人，我就跑去問了。那已經是94年了，下半年工資開始上漲了，一個月有80塊。心里就想著，先做著看，能把這個技術給學會了，我就可以去搞點別的發展。氧焊在當地很重要，就是汽車、機械上的油管、接頭，要把它們焊牢。我當時的工作就是把管子抓起來，安好，讓老板娘去焊接，一個月80塊錢。我就在旁邊盯著老板娘，看她怎么點火、燒、焊。做了3天，老板和老板娘有事出門，有個人拿著管子過來讓我們幫忙加工下。那時候老板不在，又沒有電話、傳呼機，沒辦法，我就幫著做唄。沒想到還搞好了，那個人很慷慨地給了我20塊錢。老板娘回來，我告訴她，有個人拿著墻上的那種油管過來，我幫他焊好了，賺了20塊錢。老板娘說，你學過呀?我說沒有。晚上吃飯的時候，老板說，你的工資加一倍，160塊錢一個月。就這樣，我就在他們家干了。我在他們家斷斷續續地幫忙做了差不多11年，他們生意好的時候，就在他們家做，生意不好的時候，我就去做點別的。就是不在他們家做工，我也還住在他們家。

二、為義氣初涉江湖

　　政府統計，有3、4萬貴州人在店口，但實際加上周邊的，算起來有10萬人左右。大部分人沒花錢去辦暫住證就統計不到咯。剛開始我們貴州人在這個地方也是受欺負的。當時，江西人多，他們就在老街那里“擺桌子”，收我們貴州人的保護費。來這打工的貴州人，要把200、300塊的保護費交到江西人那。江西人就像派出所的人一樣來查夜，問你是哪里的，貴州的，交保護費沒有?你就看他們手里拿個筆記本挨個登記，不交的話，就見一個打一個，打跑你為止。

　　天底下，沒有那么多公平的事。盤古開天地，如果每件事都要公平的話，沒辦法算的。但我這人就是性格好勝，有點不服，思想有點逆向。你要我受點委屈，我也非得讓你受點委屈。就要跟你干，跟你玩兒。那時候就知道蠻干，反正你把我惹毛了，我也不跟你討說法，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一刀就砍上去。當然，我可不會為了自己的事情去和別人干。自己碰到事情還是會比較平靜的，就是見不得身邊的朋友親人被欺負。我們那邊的人，都是這樣的，哥們兒講的就是義氣。當時有一個小孩是我同村的，江西人每次見到他都“兒子、兒子”的叫他。后來，他沒交保護費，就被江西人給打了一頓。因為身邊的人是我帶出來的。我們來這里的時候，我帶我同學，我同學帶他堂姐堂妹，帶他村莊里的人，帶他的親戚朋友，就像拔紅薯一樣的。那我就有義務保護他們。

　　我叫了一幫人，在晚上偷襲江西人。因為交過保護費，所以都知道他們住在哪里。他們的住所都是分散的。我們就擒賊先擒王，沖到他們老大的房間，掐著脖子，把江西人老大的耳朵給割掉了。這件事情過后，消息傳開了，我們貴州人見到江西人就打。江西人反正也打不贏我們，沒有我們下手狠。今天割你耳朵，明天保不住割你腸子。幾下子后，江西人就被我們打跑了。江西人不像我們貴州人那么團結，我們貴州人的話，你惹到他一個，哪怕我昨天剛跟他翻過臉，假如今天有人攻擊他，我也會幫他打架的。那個年代也沒什么事兒，耳朵割了也就割了。江山都是這么打出來的，個人的江山個人打，也有幾個兄弟后來坐牢了。大家也都已經忘記他們了，誰知道他們啊，也就我們幾個知情人知道。大家都以為我最兇，其實是他們不知道之前那些兄弟流過的血。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帶人圍攻派出所，把警車都給掀翻了，這個事情我和另外幾個人就是領頭的當時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在一個老板家打工，小孩才16歲，剛在老板家做了2、3天。老板用方言對這個小孩說，你到樓上把銅棒拿兩根下來。小孩沒聽懂，就問旁邊一起干活的一個本地人。那個本地人就跟小孩開玩笑說，老板說上面有個美女，讓你去陪美女。小孩一聽，就當開玩笑了，就繼續悶著頭做自己的活。一會兒工夫，老板下來了，氣死了，“叫你幫我干活竟然不干”，就拿那個竹凳子往小孩身上打去。一凳子下去，骨頭斷了。然后就到店口派出所去調解了。

　　在調解現場的有老板、我們幾個當事人和親屬，還有派出所的警察。那個派出所的警察當著我們的面用本地話和那個老板說，“鈔票給他們幾個就行了，打個外地人有什么關系啊，他們不就是要錢嘛。”當時是1999年左右，我已經能聽懂方言了。我一聽，心里就不舒服了，直接就罵那個警察，“去你媽的，沒這種事情，外地人也是人，你以為你說的我聽不懂啊”。那個警察就說，“我說的，你想怎么樣?”我說，“行，那這個事情你今天不用解決了”。我們就一傳十、十傳百，當時傳呼機用的少，我們就騎自行車一個通知一個，全店口的貴州人基本上都到齊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來了，把店口派出所圍個水泄不通。派出所還出動了防爆警察，全副武裝，要跟我們干。

　　我們是在理的，他們也不敢把我們怎么樣，門都不敢開。派出所所長下來，對我說，“今天這個事情因你而起，你要不把這個人群疏散了，等一下這里出什么交通事故或者什么岔子，我第一個找你。”我說，“沒事，你找我好了”。一會兒工夫，公安局長都下來了。我們的要求就很簡單，你首先要給這個小孩醫治，看好了再談賠償問題。那個時候我們也開始懂一些法律，開始找律師咨詢，最后的賠償是加倍了。那天，誰都沒抓，就把派出所長抓走了。那時候，我還以為我們幾個也會被帶走呢。政府也警告我們，說你們動不動就要造反。但其實我們不是造反，我們是說理，被他們轟出來的。但這個事情也把貴州人害苦了，所有招工的牌子最后一行都寫著，謝絕貴州人，或者，貴州人除外。那幾年貴州人最難熬，直到現在為止，有些廠也不要貴州人。

三、江湖里調解工傷

　　差不多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的名聲就出去了，主要是圍攻派出所這個事件的影響力很大。后來總有些爭斗什么的，很多次都是等到我出面解決。別人調解不好，我去的話，幾句話就講好了。

　　有一個老板，他家一連三天，一臺機器連續出工傷，把工人的手指頭壓斷。工人開始要鬧。這個老板通過他的一個朋友找到我，說要是我出面調解，工人肯定會聽的。老板也知道，既然我都站出來說話了，他自己也感覺到，這個事情差不多該談談了。那我到底是在為誰呢?我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不要吵，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桌面上把事情談好就行。

　　工傷和傷殘是不一樣的：天生少一個指頭，那算傷殘;但后天工作中造成的，就算是工傷。現在骨折、骨碎算是九級工傷。我跟你講，現在這個東西我非常清楚。如果壓碎了手指，給你縫合了，治好了，就賠不了多少錢;但如果壓碎了，你到醫院一剪刀把它給剪掉了，那這個賠償就高很多了。賠償的數額就要看具體傷到哪個手指，受傷的程度等情況，但一般右手的手指要比左手的貴一點。談好之后，調解書都要寫一下，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寫，很簡單的。

　　這里的老板們也會主動找我。如果不來找，我知道事情了，也會去找他的，很客氣地聊聊。事情終究是要解決的，是私下里心平氣和地談呢，還是去勞動局，還是走法律途徑?實際上，誰要走法律途徑啊。基本上這樣的工傷，一年都碰不到一個走法律途徑的。打官司是沒用的，一沒時間，二也打不起。誰都為了省事兒嘛。老板不會為了這幾千塊錢的小錢消耗時間，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也不是說老板一開始就會聽我的，這個事情也得慢慢來。剛開始的時候，這些本地老板也被貴州人鬧，還找過本地的流氓。但是無論是本地流氓，還是外地流氓，大家都是流氓，就像梁山好漢一樣的，都是社會兄弟，一碰頭哪里還會打架呢?大家都是玩江湖義氣的，打抱不平的。我們幾個兄弟一起吃吃飯喝喝酒。有時還搞個儀式，幾個人結拜。

　　其實我們做調解也就是雙方都給我一個面子。誰都會想，你出面怎么就會管用呢?這個就是面子問題。我經常在社會上跑，認識一大幫人，江西的、安徽的也都認我。我調解也不是亂來，就是為了讓雙方溝通，而不是對峙到底。你總不能說，要不你們再拎把刀出去砍一次吧。那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允許你這樣干的。另外，經常出入政府，政府里面的那些人也都認識我了。比如說勞動局的，以前我是經常去找事的人，現在他們有事就叫我幫忙，開始變朋友了。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我到現在總共有過3次判刑，14次拘留。沒有一次是因為自己的事情，全部都是別人的事情。我在拘留所里表現好，每個月的分數都是滿分13分。我這個人腦子比較聰明，干活也靈巧，還有一點我會忽悠人。旁邊人看我做事還可以，對人還不錯，就會把自己做的產品偷偷扔一點過來，這樣我就做的多了，分數就高了。其實我一個人做，最多也就做12分。這個也不違規，大家都擁護你，你就可以嘛。你要減刑的話，大家都給你填表，你怎么怎么好，怎么輔導我們學習法律知識什么的。這樣我就減刑了嘛。

四、我不做老大好多年了

　　剛開始那幾年，地方政府沒怎么管我們。也不是不管，那時候砍了別人的手啊，把別人的腳給打斷了什么的，警察要來抓我，我就逃。花個10塊錢，打個摩托車就走了，連氣味都找不到。也沒人認識我，慢慢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來名聲搞出去了，自己成了派出所的重點監控對象，比如說我現在在這里和你們談事情，派出所知道的清清楚楚。監控早就給你鎖定了，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敢玩了。

　　鄧小平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大家都盯著自己的經濟去了，像一群人鬧事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像現在出來的小孩，都不愿意出來搞什么事情，都想著出來安安分分打幾年工，然后養好自己的父母和小孩，誰還去搞那個東西啊，打打殺殺沒意思了。

　　后來我也不打工了，刑滿釋放出來就開始出來做生意。剛開始出來做“投資”，就是放高利貸。我在外面跑了這么多年，我估計在店口，本地的外地的，調皮的不調皮的，或者是一些老板，幾乎都認識。剛開始我沒意識到這個關系是資源。有次在拘留所，和以一個鎮長關在一起。他問我回去店口能做什么。我說，什么都沒有，就只有朋友，有一張很大的網，幾乎每個村最調皮的幾個人都認識，每個村里的村官我都認識，每個村里的大老板我也認識，而且都是哥們兒。他說，你有一樣很寶貴的東西，你有一張網，一張很有用的人網，你把這張網用好了，你就可以做點什么了。這樣我就記住了。

　　出來的時候，有個朋友在做投資生意，我就去幫他做，因為這里的情況我熟悉啊。你就要像個偵探一樣，這個村莊里的那個人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背景、什么后臺，我借錢給你還能不能收回來。我電話一個，所有的情況基本上就知道了。村官不說，村里的流氓也會說;流氓不說，那幾個大老板也會說。我總有途徑知道的。這樣就做了兩年，賺了一點錢。這個高利息就是貨幣流通太快，你借我借的，高利息就越滾越多，垮臺的也就越多，好多人都被搞死了。到最后，山窮水盡，什么都沒有了。我自己也賠進去了，賺的錢一份都沒有了。沒有了就得從零開始，我就跟一個朋友合作搞搞裝修公司，他出錢，我出力。現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在也正在準備做物流。

　　我到浙江也已經20多年了。有個本地的朋友跟我說，“你小子口口聲聲說在家里是良民，怎么一到這里就變流氓了呢?”我說，那是你們浙江水土不好。晏子使楚不是說了嘛，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一個地方的橘子本來是甜的，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種就是酸的了。所以說，我本身是好的。如果我還是在農村待著，我肯定知道玉米要怎么種，要多少肥料，豬要怎么養。但是你到了這個地方，接觸的東西就不一樣了，對事情的了解就全部變了。所以，主要還是受這里的水土影響變壞的。

　　后記：機緣巧合，我從小就認識超哥。但也正是因為熟悉的關系，超哥的一些經歷我雖時有耳聞，但終究還是不甚了解。一次偶然的機會，超哥坐下來和我們談起了自己的經歷。他打過工，打過架，也打過調解。在那個小鎮里，對外來工人而言，只有幫派、兄弟和義氣才是討說法、保安全的唯一途徑。

　　作者：陳三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