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礦工被控以塵肺病詐騙社保金，作出診斷的三名醫生被控涉嫌失職，至今不明不白， 究竟有沒有罪？他們都在等待答案。

　　01

　　塵肺病案中案

　　一場意料之外的糾紛，讓三名醫生和七名礦工的命運軌跡跨越時空，莫名地交織在一起。

　　被羈押超過七個月之后，46 歲的董有睿首次和家人團聚。據姐姐董有梅回憶，看守所外見面的那一刻，自己腦子是蒙的，連妹妹穿什么衣服都不記得，只記得她整個人瘦了一大圈，抱著自己失聲痛哭。

　　董有睿此前是遵義市貴州航天醫院(下稱貴航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2017 年11 月2 日，她與同院51 歲的放射科副主任醫師張曉波因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被遵義市播州區公安局刑事拘留;前一天，54 歲的放射科醫生黃亨平也因涉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被執行逮捕。

　　三人被羈押超過七個月，直到2018 年6 月23 日凌晨，他們的遭遇被媒體公之于眾后，家屬才收到檢察院通知，可取保候審。

　　醫生的被捕始于一年多前的舉報。

　　2016 年6 月，因涉及礦工的塵肺病診斷和工傷賠償的認定糾紛，遵義市綏陽縣枧壩鎮福來煤礦向縣人社局舉報醫生與患者合謀騙保，此后醫生先后受到公安部門審查。在三名醫生被羈押半年以后，家人多方求助，事件逐漸曝光發酵，福來煤礦40 名礦工的困境也為人所知。

　　2018年7月1日，福來煤礦已被徹底封閉的礦洞口流出一股發黃的礦井涌水，一頭牛正在飲水。

　　福來煤礦職工宿舍的樓梯背面，印著工人們帶著煤塵的手印。

　　福來煤礦廢棄職工宿舍的墻上，還掛著工人們戴過的口罩，上面布滿煤塵。

　　年產量9 萬噸的福來煤礦是當地小煤窯之一。2015 年6月起，包括任云凱在內的40 名礦工先后來到福來煤礦指定檢測點——貴航醫院進行職業病體檢，均被診斷出塵肺病。貴航醫院當時是遵義市惟一一家擁有塵肺病診斷資質且實際開展塵肺病診斷的醫院。醫生診斷是獲得工傷保險賠償的關鍵一步，診斷有病后方能進行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再據此向社保部門索賠。

　　2015 年6 月起，多名礦工先后拿到貴航醫院開出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除了顏登全、羅先發及顏登平分別被診斷為塵肺貳期和叁期，數十名礦工的診斷結論均為塵肺壹期。根據診斷書上的簽名，診斷醫生均為黃亨平、董有睿、張曉波，即前述被羈押超過七個月的醫生。

　　查出塵肺病后，根據以往的經驗，礦工們隨即按職業病的工傷賠償辦法進入了索賠程序，但接下來過程一波三折。

　　礦工陳仕平在福來煤礦礦井前看著X 光片上自己的胸部影像。2016年4月7日，他在貴州航天醫院被診斷為“煤工塵肺壹期”。

　　“塵肺病是中國職業病第一大病，塵肺病患者常年從事高粉塵工作，由吸入的生產性粉塵在肺內潴留而引發，肺部逐漸纖維化，患者通常感到胸悶、氣短、咳痰，繼而胸痛、呼吸困難、咯血，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嚴重者最終可能呼吸衰竭而死。”

　　2015 年10 月起，礦工們陸續要求福來煤礦按國家規定作出合理的經濟補償。當年11 月，福來煤礦派人出面，將工傷保險傷殘待遇、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個人信息錄入上報縣市人社局。遵義市人社局經審核后，將待遇數額下撥綏陽縣人社局，后者將錢打入福來煤礦的賬戶。據礦工們敘述，這筆款項共有約200 萬元，但他們并沒有拿到，而是被福來煤礦“扣下”。多名礦工向財新記者反映，“至今沒拿到一分錢”。

　　一場長達兩年的糾紛由此開啟。

　　在等待社保金發放的過程中，福來煤礦對這40 名礦工的診斷結果提出異議。2016 年6 月13 日，遵義市職業病鑒定委員會認定，37 名塵肺病壹期患者的鑒定結果均為“無塵肺”或因胸片質量差而無法診斷。2016 年7 月，綏陽縣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下稱仲裁委)停止對礦工申請賠償的仲裁，礦工們的賠償進程不得已中斷。之后，陸續有7 名礦工被指涉嫌詐騙社保基金被警方帶走，其中包括任云凱。醫生的厄運也由此降臨。

　　02

　　牢獄之災

　　針對新鑒定書反復上訪之后，一些礦工遭遇厄運。

　　由于前后兩次鑒定結果有出入，2016 年7 月13 日，綏陽縣仲裁委發布《案件中止審理通知書》。人社局也采信新的鑒定書，對尚未獲得賠償的礦工不予賠償。

　　任云凱“幸運”地在仲裁終止前拿到一筆社保金賠償。

　　2016 年6 月20 日，盡管當時距“推翻診斷”的鑒定書出現已經過去一周，但福來煤礦還是按照此前的《承諾書》內容向包括任云凱在內的19 名礦工下發了社保金賠償，任云凱拿到9萬元，其余18 人的社保金也多在10 萬元上下。

　　但很快，其中七名礦工被公安部門認定為“騙保”。2016 年7 月20 日，四名便衣警察驅車駛入枧壩鎮中塘村，帶走了任云凱。

　　任云凱之子任華均對記者轉述，任云凱向家人回憶說，警方不斷盤問他，是否在職業病鑒定書中作假，是否試圖賄賂醫生，是否涉嫌詐騙社保資金。在任云凱均予以否定時，被用手銬拼命按壓左手。“我是一個農民，農活那么忙，哪有時間去賄賂別人，再說我誰也不認識，怎么作假?”任云凱對家人說。

　　直到任云凱去世時，左手的手銬痕跡依舊清晰。“那只手已經完全沒有知覺，皮也脫掉了一層。”任華均告訴財新記者。

　　2016 年8 月11 日，在被關押一個月后，任云凱被放出。兩天后，公安局對任云凱重新進行了職業病鑒定，鑒定意見仍為職業性煤工塵肺壹期。此時的他精神已不大正常，異常沉默，不愿見生人，體重從120 斤下降到90 斤。

　　任云凱的弟弟任云慶也遭到關押。在等待社保金發放過程中，三名便衣警察將其從家中帶走。先后被帶走的七名礦工收到的賠償不盡相同，如任云凱被帶走時已拿到社保金賠償，其弟弟任云慶尚未收到任何社保金賠償，僅拿到煤礦的3.8 萬元賠償費，王正富則連企業賠償都沒有拿到。

　　6月5日，遵義桐梓縣，自建房過道內，48 歲的顏登全撫摸著一只小貓。他是被抓的七名礦工之一，如今跟年邁的父母住在一起，靠每月2680 元的補助金維持生活。

　　2013年，劉剛花了19萬在桐梓縣邊，蓋了兩層的房子。這筆錢是他挖煤的全部積蓄。時隔五年，他至今都沒能拿出錢裝修。

　　7月8日，貴州遵義綏陽縣，48 歲的王正富背起背簍準備去地里給煙草打煙腳葉。2016年8月，他因涉嫌詐騙罪被綏陽縣公安局拘留一個月。回憶起這段經歷，王正富說自己感到很冤枉，常會在深夜偷偷落下淚來。

　　7月份正是煙葉快要收獲的季節。礦工李光有種了1 萬株煙草。他需要弓著腰把每株煙草底部的爛葉打掉。因為塵肺病，他體力不好，每隔十幾分鐘就需要站直休息一下。

　　礦工收到賠償的時間有先后，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礦工進行診斷、工傷認定及勞動能力鑒定的進度不同;另一方面，也和煤礦選擇性付款有關。48 歲的福來煤礦主管礦長陳平告訴財新記者，是否上訴、上訪，也直接影響著他們收到賠償的時間。

　　“不上訪的、不打官司的先賠，能私自協商的也先賠。要打官司的就經過法院，法院判多少，我們就給多少。要上訪那就天天去上訪吧。”陳平說。

　　被抓前，七名礦工都曾經上訪。任華均認為，其父任云凱、二叔任云慶被抓，都是因為上訪，被“槍打出頭鳥”。“2016年7 月過了幾天，二叔就跑到省政府信訪辦上書，過了一兩天

　　就被抓了。7 月份，家里面兩個人都進去了。”任華均說。

　　這位多年在井下工作的老礦工任云凱沒有等到給自己診病的醫生被放出來的這一天。2018 年5 月17 日晚上9 點，綏陽縣枧壩鎮中塘村永莊組下了一場暴雨，52 歲的任云凱在家中病故。

　　任華均撫摸著父親任云凱的遺像，他說父親死前都沒有洗刷罪名，含冤而死，希望事實真相能夠早日水落石出，還父親清白。

　　任華均和家人在一起吃飯，家里的房子還是上世紀80 年代用石頭砌成的，年久失修。他本來已經走出大山去打工，但父親去世以后，他回到家人身邊，負擔一家老小的生計。

　　任華均在廢棄的烤煙房邊圍起了羊圈，養了60 多只山羊。每天下午1 點，他要把羊趕到離家不遠的山坡上，天黑前再把羊趕回。

　　03

　　誰是罪人

　　在任云凱被運往縣城火化的路上，110 多位村民頭纏白布前來送行。對于他生前被卷入“詐騙社保金”的風波，多位村民認為他受了冤。“在礦上的時候，他是生產線的班長，沒有多拿過工人們一分錢，怎么會詐騙呢?”礦工鄧光榮說。

　　他們那時還不知道，最早為他們診斷的貴航醫院的醫生也卷入此案。對此，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表示，辦案要以證據為重。

　　據礦工們回憶，在羈押期間，他們都被警方盤問，是否向貴航醫院醫生行賄，是否存在塵肺病診斷書造假，是否詐騙國家社保金?七名礦工均予以否認。

　　顏登全稱，當時警方打印了四名醫生的照片讓其辨認，并質問他曾向哪名醫生行賄;任云慶告訴財新記者，一名自稱遵義市刑偵大隊的工作人員曾經逼問他，是否與貴航醫院聯合造假、找的哪個醫生行賄。任云慶屢次否認。

　　舒永霞則告訴財新記者，黃亨平在看守所時，公安人員“用吼、哄、騙，讓他趕緊認罪，說認罪了可以重新出發”，但黃醫生知道自己沒有罪，也沒有認過罪。

　　2017 年2 月，貴州省社會保險事業局向貴航醫院下發通知，暫停其工傷醫療服務等協議。據財新記者實地了解，貴航醫院職業病門診目前已停診，相關醫務人員已悉數離職，放射科等相關科室也有多人離職。

　　截至財新記者發稿，遵義市尚無新的塵肺病診斷機構獲批，當地患者要進行診斷，只能自費前往100 多公里外的貴陽。

　　2018年7月1日，17名礦工來到了福來煤礦，他們手里拿著的是貴州航天醫院出具的“職業性塵肺病診斷證明書”。

　　一個令人不解的例子，是礦工社保金被扣。據財新記者了解，早在2014 年，貴州省人社廳就明文要求各地的工傷保險一次性待遇直接支付給職工。而在兩年后的2016 年，為何綏陽縣人社局仍將有關賠償金全部匯入企業賬戶?

　　陳平對財新記者確認，在2016 年之前，社保金的確是“打給煤礦，一起處理”，并表示當時因為這一流程，“有些煤礦不耿直，假設社保局打我12 萬，我只打了8 萬給工人，工人不就吃虧了嗎?”但他沒有正面回答福來煤礦是否存在“不耿直”現象。

　　貴州省人社廳一工作人員告訴財新記者，2014 年，貴州省就已發文要求“工傷保險待遇支付應直接給個人，凡是保險類待遇都要發放到享受人手里，所有經辦機構都知道這一點”。

　　據財新記者了解，2016 年恰是福來煤礦被并購后的“主體公司”恒隆源財務幾近斷流的節點。財新記者查到恒隆源陷入債務違約的多起訴訟，原告多是重慶當地不同的銀行。該企業也已被最高法院納入失信名單。

　　7 月16 日，財新記者來到恒隆源辦公室，找到了一名高管。這位高管解釋，收購多家小煤窯的采礦權令恒隆源債臺高筑。整合過程中過于倉促，被合并的煤礦很多細節沒有考察，“后來出事，打官司的時候債主都找主體公司”。福來煤礦的塵肺糾紛遭遇訴訟后，“主體公司”于情于理難以承擔責任，矛盾仍交由原福來礦主楊磊自行化解，而恒隆源也曾參與了福來煤礦與人社局等方面的協調。

　　這名高管認為，該賠的已經賠償。他透露，“官司打了以后，假的就不賠了”，債務也就“沒有那么多了”，司法機關介入后，公司“還緩了一口氣”。楊磊則向財新記者表示，問題已經解決，礦工“愛怎么告就怎么告”。

　　至此，這場曠日持久糾紛的癥結更加清晰。人社局的付款決定如何作出?推翻貴航醫院診斷的鑒定書是從何而來?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的執法依據又是如何認定?糾紛的真正責任人是誰?迷霧有待撥開。

　　礦工和醫生究竟有沒有罪?他們都在等待答案。醫生的律師常錚擔心，一旦被取保了，案件就常常不了了之，但對于公正的判決，“我們不希望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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