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前兩日,編輯部接到了岳步笙同學的來稿,這是他們本次暑假赴湖南耒陽雙喜村考察塵肺病工人生活狀況的社會實踐成果之一。
塵肺病是一種典型的職業病,主要依次分布在煤炭、有色、機械、建材、輕工等工業行業中。標準的解釋是:「該病是由于在職業活動中長期吸入生產性粉塵(灰塵),并在肺內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組織彌漫性纖維化(瘢痕)為主的全身性疾病。」,簡單地講,就是因為吸入生產過程中的粉塵過多,導致了整個肺里充滿了多年積累的粉塵,慢慢地就會纖維化。肺纖維化,就是正常的肺泡組織被損壞后經過異常修復導致結構異常。這種異常會嚴重影響人體呼吸功能,表現為干咳、進行性呼吸困難(自覺氣不夠用),且隨著病情和肺部損傷的加重,患者呼吸功能不斷惡化。特發性肺纖維化發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診斷后的平均生存期僅2.8年,死亡率高于大多數腫瘤,被稱為一種「類腫瘤疾病」。
雖然是一種職業病,但由于目前勞資關系的極度不平衡,以及塵肺病本身的后發性和我國職業病保障體系長期發展不夠完善,有關塵肺病工人權益的保護,一直是一片荒原。(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百度「開胸驗肺」事件略作了解)
本文的實踐考察地點湖南耒陽雙喜村就生活著許多長年在深圳打工維權的塵肺病工人,特此鳴謝工友們對我們的工作所提供的無私幫助,也感謝岳步笙等同學對我們公眾號的支持。
在夏日燦爛的陽光中,我們來到了這片被稱為塵肺之鄉的土地。
初來乍到,這里全無預想中的陰郁,反而呈現出一片如畫的田園風光:碧藍的天空澄澈的使人恍惚,起伏的丘陵上列著整齊的杉樹,身形小巧的香豬在泥塘中滾得渾身黝黑,甜瓜與水稻在田野里任性地成長。
在這安靜祥和的氛圍中,只是看著白鷺在空中滑翔,就會感到內心的平靜。
然而,突然響起的村廣播把人從詩意的幻想中拉回現實。我們循聲看去,在一根微斜在路邊的電線桿上找到了刺耳的喇叭。
廣播中短暫的整點新聞結束后,村莊重歸寂靜。我們才想起這一路竟未見人影;才想起這個村莊所承受的傷痛;才重新想起此行的目的,向塵肺工人家中走去。
雙喜村共48戶人家,其中19戶的戶主因塵肺離世。塵肺病,這種沒有絲毫傳染性的職業病,卻像病毒一樣在雙喜村彌漫,甚至一家四兄弟先后死于塵肺病罕見狀況都不止一次地發生。「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活著的塵肺病人也都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坐在家里,度日如年。
「我們都是等死的人,在家里做不了事,是個負擔。」一位塵肺三期的工友這樣評價這個群體。他的肺泡被石灰粉堵塞,每說出一句話,都能聽到沉重的呼吸。每到夜晚,他就被緊緊地束縛在制氧機邊;而在白天,他又不得不帶著滿肺的石灰粉勉強進行維持生命最基本的活動。
因此在雙喜村,停電是件異常恐怖和悲傷的事情。停電意味著制氧機不能工作,在一片漆黑的夜色里,病情嚴重的患者的生命會因窒息而迅速走向盡頭。
而600公里外的另一邊,深圳的夜晚總是光彩照人,那里的燈火仿佛永遠都不會熄滅。
為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深圳在6月30日 - 7月5日舉辦了燈光展。人們在光艷眩目的燈光中迷醉,沉浸于燈紅酒綠的都市生活,驚嘆于深圳的發展奇跡,而飛速發展的代價卻無人提起。
90年代,當湖南耒陽的青年們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在深圳揮灑汗水時,深圳的天際線還比較平淡。沒有京基100,沒有深圳歌劇院,沒有平安金融中心。如今的深圳高樓林立,用上百億花費的燈光炫耀著它的成就,卻回避著塵肺病人的生活、醫療問題。沒有工人去鉆孔,去爆破,何來深圳的燈火輝煌?黑色的眼看不見凝固了厚厚粉塵的臉,粉塵籠罩中也尋不到幾米外的工友,即便如此,他們仍是愿意灑下自己所有年輕的汗水來澆灌這片年輕的土地。
這筆歷史的欠債,最后不得不由這些工人自己來承擔。
治病花光了許多家庭幾乎所有的積蓄。孩子去哪上學?沒有收入的家庭以后又如何生活?這些問題迫在眉睫。就在今年,耒陽市統一了中考城鄉分數線,去年耒陽重點高中620多的錄取分數線,今年漲到了717,讓鄉村孩子的教育之路更加坎坷。而如果選擇上私立高中,花費就至少要比公立貴上一倍。
這里的很多塵肺病人除了家人幾乎一無所有,沒有積蓄,喪失了勞動能力,生命也說不定哪天就要讓閻王帶走。他們唯一的寄托就只有家庭,他們希望在自己生前把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安排好,讓家人不要受到連累,盡量留給家人更好的生活。可連這一點希望在現實生活中都顯得如此遙不可及。
疾病使他們的生活陷入貧苦,他們也曾坐在家中終日唉聲嘆氣、以淚洗面,為生計和家庭發愁。湖南當地的救助政策和社會公益組織的捐助曾讓他們對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這些依然是杯水車薪,不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境,而他們也不想再通過「賣慘」來獲得更多的來自社會的籌款和「人文關懷」。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權益受到了侵害的工人,只有團結起來,走上維權的道路,才能改變自己、家人和病友們的命運。
雙喜村,雖然她遭受了這樣的苦難,但她的兒女只能擦去眼淚,戰勝悲傷。
中午時分,村子里一戶人家突然熱鬧了起來。原來是很多人從或遠或近的地方趕來,他們在此聚餐,觥籌交錯。討論就在杯光盞影間熱烈地展開。大家在商量著,接下來要怎么樣行動,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2013年9月,新京報的《湖南塵肺鄉調查》曾寫道,耒陽工人最早的維權行動,發生在2009年,當時深圳市政府給了確診塵肺病的工人7萬到13萬不等的「人文關懷金」。然而,塵肺病是一種特殊的職業病,它的潛伏期很長,而且病情會不斷發展。09年檢查時未患塵肺病的工人現在有很多已經確診為塵肺病;而09年確診為一期、二期的患者基本上都發展到了三期;甚至,不少人已經撒手人寰。
15年被確診為三期、如今已無法離開制氧機的徐師傅告訴我們,自18年初以來,工人們發起了第二輪維權。因為很多他們當年所在的企業已經無從追尋,所以他們要求深圳市政府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按照工傷職業病的標準進行賠償。這次維權的人數有200多人,比09年時多了一倍。
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深圳市政府并沒有拿出足夠的誠意。政府堅持要求工人先做勞動關系認定才能進入到職業病診斷和工傷認定的程序。但是,自90年代初就開始來深圳工作的耒陽工人,由于當年的勞動法落實不到位和監管的疏忽,大多根本沒有機會簽訂勞動合同、繳納工傷保險。這些過錯并不是他們造成的,現在卻要由他們來解決。塵肺病友們形象地比喻道:「診斷塵肺病所需的勞動關系證明,猶如高墻大院的兩扇大門,將勞動者死死關在門外。」
讓他們更為心寒的是,5月份去深圳上訪時,深圳市政府以直接的威脅和打壓來對付他們。同為塵肺三期的賀師傅向我們講述了當晚的場景。5月8日下午,在深圳市的信訪局,面對堅持自己要求的工人,警方指名道姓要求帶走其中的一位比較積極的工人以「協助調查」。
工人們見此情形紛紛圍攏上來,要求與警方評評理。在此期間,雙方發生了推搡。賀師傅說:「由于我是塵肺三期,平時稍微運動就會大喘氣,但是我必須沖在前面,寧愿我受傷害,也不能讓警察把我們的代表帶走。但是沒過多久,我體力就跟不上了,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只能退到一邊休息。結果,他們就趁機兩個架一個把我拉進了警車。」
當晚警方一共帶走了六名工人,更有好幾位工人因為這次沖突當場發病住院,其中三位至今依然在生命的邊緣徘徊,一直未能出院。眼見自己的同伴被帶走,剩下的工人們聚集在信訪大廳,他們拒絕吃晚飯,聲明只要被帶走的人不回來,他們就不吃飯、不離開。最后,所有被帶走的工人在當晚12點都被釋放,警方還為此次沖突向工人們道歉。工人們的團結與堅持獲得了局部的勝利。
面對這一次次的打壓,工人們沒有氣餒,他們堅信自己的主張是合理合法的,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今年以來,工人們分別在1月、4月、5月三次來到深圳提出自己的訴求,可是有關方面總是在拖延或者回避賠償問題。
在今年三下深圳仍沒有很大進展之后,一位工人勸另一位參加過09年維權的王師傅重新站出來組織大伙,他說:「我們之前都是帶班的,好多工人都是跟著我們出去做風鉆,現在維權遇到很大阻力,還得要我們這些人站出來帶大家一起做,堅定大家的信心。」王師傅雖然也是塵肺三期,但因為之前交過社保,所以賠償問題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
在外面接了一些工程的他,回來組織維權肯定會影響自己的工作。盡管如此,王師傅再三思考,還是決定暫時放一放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維權中。和王師傅一樣,在維權受阻的情況下,更多的工人們從外地趕回家鄉,一起出謀劃策,他們有的是年齡較小、病情稍輕,有的是社會經驗豐富、能說會道。不過,共同的是,他們放不下跟他們一同工作一同飽受疾病折磨的親戚、鄰居、朋友們。他們愿意挺身而出,為了大家的利益而斗爭。
應當說,全體耒陽的塵肺工人都具有一種這樣無私的精神:雖然他們的賠償還沒有著落,但他們正打算舉行一場全國性的義務宣傳活動,首站就定在深圳,為的是向更多的人普及塵肺病的危害,告誡從事高發病率工種的工人們不要在防護措施不到位的情況下工作。他們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得更多的人,更多家庭及時避免塵肺病的悲劇。
他們是為了大家利益而獻身的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同伴而挺身而出的人。他們雖然是病人,但在他們身上,有著堅強、樂觀、無私的品質,他們的精神是完整的、健全的。他們需要的不是我們的眼淚和同情,而是我們的關注、聲援和支持。他們是大寫的人,值得我們的尊敬。
我們離開雙喜村時已是深夜。農歷六月初二的夜空中沒有月亮的身影,群星成為了深邃夜幕中的主角,竹林在晚風里微微搖曳,像是一聲聲輕喃。
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僅用40年時間就完成了從一個小漁村到國際化大都市的蛻變,而遠在600公里之外的雙喜村則似乎沒有趕上發展的高速列車,只有指向深圳的航跡云,能帶給它一絲現代的氣息。
改革開放使我國走上了飛速發展之路,但在深圳「先富起來」的同時,它的建設者卻致病致貧。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不能忘記作為改開另一面的他們的貢獻和他們正在經歷的苦難與抗爭。面對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塵肺病人,必須有人來給他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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