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參考編者按：一個人一生有輝煌，也會有磨難，一個革命的階級更是如此。

　　中國工人階級在這70年里，前30年創造了輝煌，后40年遭受了磨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事實。

　　無論是輝煌還是磨難，這都是他們的歷史。但我們需要懂得，它為什么能夠取得一個偉大的成就，留給我們的遺產是什么?他們為什么又會遭遇磨難，都有哪些經驗教訓。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知道和懂得它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呢?

　　反正單純的知識分子是創造不了歷史的，甚至也是改變不了世界的。你要么在資本的統治下生活，要么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下生活。如果你在資本的統治下苦不堪言，希望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生活工作，并且還要有所作為，那么，你就要了解工人階級的歷史，進而你才能跟他們一道創造美好的未來。

　　工人階級有未來嗎?把握這一點很關鍵——讓我們聽一聽致力于中國當代工人運動研究與探索二十余年的嚴元章同志如何講述。

　　新中國70年中國工人階級的輝煌與苦難

　　嚴元章

一、當家做主的關鍵環節

　　一個人到了70歲是可以做總結了，但是對于一個成長中的階級來說，70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對于中國工人階級來說，這70年是既有輝煌，也有磨難。但也不是很難言說，我們可以用幾句話簡單而客觀地描述一下它的成長歷程。在他們當家做主人的時候，他們創造了輝煌;在他們成為雇傭勞動者的時候，他們必定遭受的是磨難!

　　如果我們把“工人階級的地位”以這個階級當家做主的程度來衡量(即掌握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的程度，決定著說話算數的程度)，那么七十年來他們的地位變遷過程就可以描述為：前三十年他們的地位是個不斷上升的過程，后四十年他們的地位是一個不斷下降的過程。鑒于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程度是與資本的力量呈現負相關的關系，那么，工人階級地位在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出現如此巨大反差的一個解釋就是：前三十年資本的力量和影響范圍是個逐漸變小的過程，后四十年資本的力量和影響范圍是個逐漸增大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前三十年是個社會主義化的過程，后四十年是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

　　由于工人階級的地位是個階級斗爭的產物，工人階級地位的下降和資本力量的增長不是永恒的，它是有周期的，它依賴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力量此消彼長的變化，會有轉折點和拐點的存在。

　　我們用同學們熟悉的數學概念進一步來說明。這70年中國工人階級地位的變遷就像一個三次函數的回歸式拋物線：前三十年曲線在上升，1978年出現拐點開始下行曲線，三十年后即2008年資本主義出現危機，以及通鋼事件和本田工人罷工標志著下行結束出現轉折點，曲線開始上揚至今。

通鋼事件

　　我這里是把“工人階級的地位”用他們當家做主的程度來衡量的。我認為，勞動者要能夠當家做主，必須滿足的前提條件是三位一體的：即必須同時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過程的管理者和勞動參與者三位一體，缺一不可。試想，勞動者如果不是所有者，那就是占有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家當家做主了;另一方面，如果勞動者如果不是生產過程的直接管理者，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角色就有可能被架空，而只是個法權概念上的所有者，就像今天國有企業的職工其實就只是個雇傭勞動者，當家做主的就是別人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直接管理者，生產的目的就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生產豐富多樣的保質保量的產品以滿足勞動者的各種真實的需要;就不會設計出致使勞動者人人自危、相互競爭的管理制度，就不會想法設法延長勞動時間、克扣工資，就不會絞盡腦汁壓縮成本、置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于不顧，就不會置勞動者的溫飽與死活而不顧，任由其下崗失業，流浪街頭。

　　為了強調這個三位一體與工人階級地位的密切聯系，以及與資本力量的負相關關系，我們假設這個變遷過程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三次函數y=ax3+bx2+cx+d來描繪(這里設a>≠0;b,c,d為常數，b≠<0，c,d>≠0)。我們假定函數y作為縱軸表示工人階級的地位，自變量x作為橫軸年份，ax3是勞動者參與管理的程度，bx2是資本的力量和影響程度，cx是生產資料所有權收益，d是某個常數，比如一定時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或者工人階級占總勞動比例等。

　　在實際上，能不能通過統計和數學計算，使得abcd分別取什么值可以得到一個接近事實的回歸式拋物線，還不得而知(我就此問題請教了清華大學一位老師和關注工人階級的兩位數學系高材生，他們的結論是，恐怕難以用數學模型來表現，關鍵是abcd難以取值。他們應該是對的。我30多年沒有接觸過數學了，同學們如果感興趣可以推演一下，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跟工人階級地位相關的一些重要因素)。而且還有很復雜的問題需要考慮。我們講工人階級地位變遷七十年，主要是以城市傳統工人，即所謂的老工人為對象的。他們的地位變化反差很大，符合我們說的由上升轉而下降的變化曲線。新工人主要是從改開后，起初是作為半工半農的農民工，逐漸演變為今天的較為穩定的新工人。由于他們一進入生產領域，就處于純粹的雇傭勞動者地位，因此他們的發展變化規律符合歷史上工人階級成長的軌跡，這些年由于階級意識的覺醒以及罷工斗爭的訓練，其地位變化軌跡像個倒立的二次函數。老工人和新工人就像兩股道上跑的車，在資本建立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老工人是從上向下跌落，新工人是由農民工向雇傭勞動者漸變，共同交匯到勞動力市場，形成今天統一的雇傭勞動大軍。

　　勞動者當家做主的經濟組織形式大概有三種，家庭個體所有制經濟組織，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組織。這三種經濟組織形式都能滿足三位一體的條件，但它們當家做主的充分程度是很不一樣的。家庭個體勞動組織形式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存在，但深受它所存在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主體生產方式所擠壓，當家做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今天的個體農戶和個體工商業者就嚴重地受市場所擺布，即便個人家庭很努力，但破產卻是時常發生的;集體經濟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相互競爭的，甚至為一塊肥肉會大打出手的，是你死我活的，是會因競爭而解體的不穩定的(參見恩格斯《反杜林論》)。或者如南街村那樣在內部必須實行雇傭勞動制度方能求得生存。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國家限制其相互競爭，而是把它作為向全民所有制經濟的一種補充和過渡形式來對待，除了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而外，當家做主的程度還是比較高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毫無疑問，全民所有制經濟是迄今為止勞動者當家做主的最高級形式，與它相對應的政治形式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現在我們來看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的一個批注和談話，就能理解他為什么如此強調勞動者的管理權問題。否則，憲法上寫明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也是白搭。甚至于事實上工人階級做了漢獻帝，成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傀儡，受盡折磨和屈辱!

　　教科書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等等。毛澤東當時就有針對性地在這段文字旁邊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

　　他后來還在一次會議上談到：“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向來關注事物的本質，關心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落到實處!

二、七十年來的生動事例

　　前面我們概要地解釋了確立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三位一體條件，尤其強調了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管控(直接的而不是間接的)是其中的要害和關鍵。下面我們用一些具體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還要能夠健步行走，就必須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快速進行工業化，這也是新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所以到1953年，在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任務以后，很快就實施了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這正是中國工業化的開端。

　　今天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為，新中國的工人階級是隨著中國工業化的步伐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的地位是從工廠企業管理制度中得到體現的。所以，我們必須花點時間梳理和簡要介紹一下國營企業管理制度的形成歷史。

　　蘇聯是新中國學習的樣板，而蘇聯的國營企業管理制度實行的是類似于軍隊中的“首長制”，也叫“一長制”。加上東北首先獲得解放，地方經濟直接實行了軍事接管，企業管理上自然實行了“一長制”。1953年開始實施一五計劃，而一五計劃的工業建設又是以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工程項目為主干的。這樣，“一長制”就在工業企業中大面積地推行開來。

　　工業企業在執行“一長制”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主要是：由于監督機制不健全，輕視黨的政治思想領導作用和職工的民主管理，一些廠長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1956年春，毛澤東對這一制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甚至把主管工業的副總理薄一波和重工業各部部長稱為“一長制主義者”，這樣，在同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廠長負責制被否決，決定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廠長負責制。

　　八大決議并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貫徹。就在會議結束不久，新中國首次出現了工人罷工現象，而且有蔓延之勢。1957年3月，黨中央緊急發出《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指出：“在工廠方面，應該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的同時，實行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各地應該在企業中積極試行常任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作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行政的權力機關。”同年4月，中共中央《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規定，把企業中原來由工會主持的職工代表會議改為職工代表大會，并賦予職工代表大會很大的職權。從此，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這種“三權分立”式的企業管理制度就在國營集體企業中確立了下來。

　　我們前面提到，工人階級當家做主必須滿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過程的管理者和勞動參與者三位一體這個前提條件?，F在這項制度下，黨委作為工人階級先分隊組織在這里代行全民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角色;廠長只是分工管理職能，并不具有今天位高權重的經理人角色;而工人的職工代表大會卻成了“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行政的權力機關”。我們具體看一看職工代表大會都有哪些重要的職權：(1)聽取和討論廠長的工作報告，審查和討論企業的生產計劃、技術、財務和勞動工資計劃以及實現這些計劃的重要措施，定期檢查計劃的執行情況，并可以提出建議;(2)審查和討論企業獎勵基金、福利費、醫藥費、勞動保護撥款、工會經費以及其他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經費開支，在不違背上級機關的指示，命令的條件下，可以做出決議，交企業行政或其他有關方面執行;(3)在必要的時候，向上級管理機關建議撤換某些企業行政領導人員;(4)對上級管理機關的規定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建議。但是，如果上級機關經過研究仍堅持原有決定時，就必須貫徹執行。通知還規定工會委員會應負責準備和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并且監督行政對職工代表大會有關生產行政工作決議的執行。

　　大家知道，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以后，在1958年大躍進中，工人階級煥發出了沖天的勞動熱情，并創立了一套被毛澤東稱為“鞍鋼憲法”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這就是：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這應該說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創造的最具民主最先進的企業管理制度。

　　當然，這套制度在具體實施中被官僚嚴重地形式主義化了，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毛澤東發出的“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里”的感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經歷了一次政治上的大演練，它的地位不僅在企業中，而且在國家權力層面都達到了頂峰。有一句話最能表達這種狀況，這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領袖的逝世成了工人階級地位下滑的轉折點。華國鋒主政時期，便拋棄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主張，變成了“服從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勝利必不可少的條件”，而“黨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就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講述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中一步步被剝奪權利，最終變成雇傭勞動者的過程，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我們還是從一位國營企業職工到最后成為下崗工人的過程來做說明吧，這樣也具體一些。

　　我這里把一個具有主人翁地位的國營職工，最后淪落為下崗工人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沒有獎金就沒有積極性的階段。這個階段，企業仿效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政策，實行的是廠長負責制，廠長負責利潤繳足上級的，留夠企業的，以獎金的形式分配給全體職工剩余的。以此調動所謂勞動積極性，也是就是以往批判的獎金掛帥，而不是政治思想掛帥。這個階段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金錢就像一朵玫瑰花，大家都喜歡。企業財務叫資金而不叫資本。資本還沒有露出它那猙獰的面目。

　　第二階段，沒有獎金只要能照發工資即可。這個階段大概是90年代初“砸三鐵”的階段，即所謂以鐵手腕、鐵面孔、鐵心腸去砸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廠長被賦予企業財產處置權和開除職工的生殺大權。形勢可謂是“法令誅罰，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有點關系和門路的職工，或者向上攀爬，或者調離單位，沒有關系的只能老老實實當班，拿到自己的一份工資養家糊口。

　　第三個階段，拖欠工資也干活。這個階段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企業開始破產倒閉的時期。工作崗位成了稀缺資源，保住工作崗位是重中之重，職工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地步。

　　第四個階段，“兩個置換”階段，其實就是讓你滾蛋的階段。這就是1997年開始的所謂“抓大放小”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改革階段。工廠改成了股份公司，甚至名為國有股份公司，其實已經是私有化給了一個或幾個個人，廠長也改成了總經理，這叫產權置換。另一個置換就是職工身份的置換。也就是解除勞動關系，由不便于解雇的國有職工身份，給少量經濟補償，置換(也叫買斷)為可以自由解雇的雇工。

　　時間上，大概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即20年，工人便由主人變成了奴隸。此后除了少數工人發揚艱苦奮斗生產自救，甚至巧取豪奪的精神在市場上打拼成功者外，大部分工人處境凄慘。目前就讀的一些大學生，大概就是在這場下崗運動中出生和成長的。參加大學進步社團的，這樣的“工二代”、“工三代”職工子弟不多見，據說是因為政治冷淡。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做個調查和研究。

三、自信與輕信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中國工人階級的遺產和應當汲取的教訓。

　　簡單地說，中國工人階級比較缺乏勞資對立斗爭中的歷史經驗積累，原因也很簡單，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過程。這短短三四十年來的勞資斗爭，還不足以形成符合中國階級斗爭實際的斗爭經驗。那么，中國工人階級有什么樣的獨特的歷史遺產呢?我認為答案就要在這前三十年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日子里去尋找。

　　在這三十年里，中國勞動人民創造并掌控的物質財富，可以跟歐洲資產階級數百年創造的財富相媲美;中國工人階級創造歷史的自信和能力，一點不遜色于美歐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而且更不是像資產階級那樣依靠血與火的掠奪壯大自己，而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克服千難萬險的條件下創造一個獨立運行的門類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

　　在中國歷史上，有哪個階級曾經創造過這樣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老愛幼互幫互助、人民安居樂業的美好社會?又有哪個階級能夠慷慨支助世界其他落后民族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就近現代來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能夠抵抗霸權還是能夠維護國家民族主權;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它卻把總統大權出讓給了軍閥，這是何等的軟弱;無能建立一個獨立的民族經濟，卻屈就跟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相勾結欺壓盤剝本國人民;善于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卻在帝國主義面前低頭哈腰;天天叫喊弘揚民族精神，自己卻是滿肚子的西方腐朽文化;在中國人民面前把自己裝扮成創造過輝煌歷史的階級，在亞非拉人民面前把自己偽裝成慷慨的中國工人階級卻去盤剝壓榨那里的人民，這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

　　有比較才有鑒別!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四個自信”，但他們卻有一個自信，這是從它創造的偉大業績中獲得的尊重和自信。他們自信，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可能的。有了這個自信，沒有鐵路橋梁可以架設，沒有機床飛機可以制造。不是電燈電話，而是電氣化自動化加社會主義。他們確信，一切勞動成果都是他們創造的。這就是前三十年中國工人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偉大的自信!

　　中國工人階級也不是完美無瑕的，他們也有缺點，這個缺點就是“輕信”！

　　這與中國工人階級尚處在幼年的成長階段有關。前面講過，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隨著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成長壯大起來的隊伍，這個隊伍的主要成員來自于農村，我們可以稱之為建國后的第一代“農民工”。他們身上既有農民階級的勤勞淳樸善良，同時也存在著因生產范圍的狹小教育程度較低而形成的“小農意識”的殘余。這就容易受統治階級的愚弄，輕信他們的謊言!

　　當然，即便是在馬列時代，面對工人階級屢次斗爭失敗的狀況，他們也常常有一種解釋，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失敗，是與這個階級當時的不成熟程度密切相關的。事實上，即便是今天成了世界統治者的資產階級，當初也是屢戰屢敗，反復多次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法蘭西資產階級不就經歷過五次共和嘛。

　　過去我們不是一再反復地講：資本主義一旦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嗎?但這在當時，理智上聽得有道理，感性上卻是自信勝于輕信。社會主義大廈如此堅固，何患幾只小螻蟻!從而可能為了一碗紅豆湯喪失了長子權!(圣經里的典故。是說家庭中長子具有遺產和財產的處置分配權，但次子足智多謀，企圖獲得這份長子權。一天長子砍柴回來又饑又渴，弟弟乘機提出，如果大哥愿意出讓長子權，這碗紅豆湯就歸他。長子認為都是兄弟之間，無需這種名頭。但卻不知弟弟早已預謀分家了)。

四、革命萬歲

　　工人階級還有前途嗎?資產階級相信他們已經打斷了工人的脊梁骨，工人自己還沒有從挫敗中恢復過來，即使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打內心相信工人階級能夠改天換地的也不多。因為，40年來工人階級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舉措!

　　但是，還記得列寧那句話嗎：死亡不屬于工人階級！

　　1848年法國工人階級六月起義失敗，馬克思后來在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文中寫出了他那句名言：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革命導師，對待工人階級的失敗，他們并不悲觀;對待工人階級的最終勝利，他們充滿信心!在通向勝利的道路上，他們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的。正如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又寫道的：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無非是當事人所處的時代，和當事人所具有的打敗對手的優勢!

　　100年前，十月革命勝利的時代背景和國內客觀條件是什么呢?

　　70年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時代背景和國內客觀條件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20世紀上半葉，是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指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

　　列寧依據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新特征，運用矛盾發展不平衡原理，發現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結果，勢必使帝國主義的力量相互消弱，從而在帝國主義鏈條上造成薄弱環節，進而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或幾個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主張。在國內，由于沙皇俄國在戰爭中的失利和被戰爭所削弱，布爾什維克領導被戰爭武裝起來的工農，借助無產階級力量瞬間大于統治階級力量的時空條件，適時地把帝國主義戰爭(表現為俄德之間的民族矛盾)轉化為國內階級斗爭，即列寧所講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在俄國這個薄弱環節尋找到了突破口，一舉開創了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以及攻占大城市的戰略受挫后，中國共產黨被迫上了井岡山，并依托其開展了地方武裝割據的政權建設。但是，主張“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一些黨的干部和紅軍指戰員，卻普遍地對走這種“山溝里的革命道路”悲觀失望。為此，毛澤東根據對當時的國際國內時局的分析，提出了一套關于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即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積聚力量，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這一結論之所以能站住腳，首先在于他敏銳地洞見到，中國是一個多個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從而導致中國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的軍閥混戰，進而為弱小的紅色政權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外在的時空條件。這就是反映到中國的時代背景的特殊性。

　　他進一步論證到：第一，這種條件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存在，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存在，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存在。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而是在1926和1927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一句話，具有革命斗爭傳統的地方。這種地方經過第一次大革命影響和鍛煉的工農兵士，為建立革命軍隊和紅色政權準備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并最終充當了取得革命勝利的火種。第三，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這就為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客觀依據。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確，是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關鍵條件。

　　十年后抗日戰爭以及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上述第三條有了新的更顯著的變化。這個時期，陜北革命根據地成了進行抗日戰爭的紅色政權所在地。但是，問題又來了!一種具有妥協傾向的“亡國論”出現了，與此同時出現的是一種產生輕敵傾向的“速勝論”。毛澤東批駁了這兩種錯誤的觀點。他通過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主張。即初始力量上敵強我弱，但空間上敵小我大，戰爭性質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決定了戰爭的勝利是我們的，但卻只能是持久的一場戰爭。據說，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閱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以后，把抗日戰爭的戰略總結為兩句話：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時期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經典之作，它為中華人民取得抗戰勝利增加了無比的信心。

　　但是，只有信心是不夠的，甚至只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不夠的。打跑了日本侵略者還有蔣介石反動集團。這就不能不說一說中國共產黨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巨大意義。

　　根據地建設是任何弱小的政治力量得到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方式。遠的有中國的農民起義，如元末朱元璋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都是首先進行根據地建設，稱王再稱霸。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也沒有例外。為配合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軍事戰略戰術上采取了敵后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這既保存了力量又得到了發展壯大，先后完成了抗戰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階段，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但軍事只是手段，關鍵在于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這為日本投降后中共能夠迅速占據大量地盤，獲得敵后根據地人民的廣泛支持，為其后進軍東北和對蔣介石集團進行戰略反攻的三年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前進陣地”的作用。這里的一個亮點是政權建設中的“三三制”原則，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統一戰線的政權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大體占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它廣泛團結了抗日力量，避免了關門主義。由此可見，毛澤東把“統一戰線”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法寶之一，是有著充分事實依據的。

　　我們是不是偏離了主題呢?不是的。費這么多筆墨也是為后面將要分析的當前狀況做鋪墊，同時也是為了用上述革命成功的事例，來說明毛澤東的兩句名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以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思想路線就是用什么樣的思想理論體系觀察和分析社會現實，這就要求弄通而不是教條地一知半解地對待馬列毛主義。政治路線就是實現政治目的的路徑或者說政治路線圖。例如列寧的尋找薄弱環節，變“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毛澤東的尋找薄弱環節，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等等。后一句話運用廣泛，比如在處理與同盟者或友軍的關系上，即堅持原則又講求靈活性。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實行最廣泛的團結是共產黨用血的教訓換來的，等等。

　　那么，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將怎樣創造自己的歷史呢?他們都有哪些既定的又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呢?

　　我們首先來嘗試分析一下當前的時代背景。

　　毫無疑問，今天是一個帝國主義時代，但卻不是一個列寧和毛澤東時期那樣的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世界是個矛盾體，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因此，我們進行分析的理論基礎依然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重點是借助毛澤東所強調的矛盾分析法，即對立統一法則。

　　今天的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以美國獨大的帝國主義體系正在走向衰敗，資本主義已經窮途末路，但還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將通過一場世界大戰加速自己的死亡。歐美或將成為最后的帝國主義形態。

　　這里的根本原因還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激化所致。與此相伴隨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激化。

　　上世紀，由于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有力地遏制了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不斷調整生產關系，實際地改善了本國無產階級的生活工作狀況，大大地緩解了階級矛盾。隨著蘇聯內部變修，中國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指導下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統一戰線的形成，出現了中蘇美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到上世紀后期，隨著中國加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加速了蘇聯東歐的崩潰，從而形成了今天以國際分工劃分的核心，半外圍和外圍三個層級的世界體系。

　　關于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層級和運行機理，毛經天在他的《世界體系理論的豐富內涵是什么?》一文中有簡明扼要的說明。

　　“歷史上出現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由多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以資本積累為動力的分工體系。處于這一分工體系的國家可以劃分為核心、半外圍和外圍。在世界市場上，核心國家的生產活動主要由處于科技前沿的、能夠獲得壟斷利潤的部門構成，外圍國家的生產活動主要由競爭性的、科技含量低的部門構成，而半外圍國家的生產活動則兼有這兩種類型的部門。因此，剩余價值從外圍國家轉移到核心和半外圍國家，也從半外圍國家轉移到核心國家。享有超額剩余價值的核心國家能夠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來吸引核心資本（即處于科技前沿的資本），提升產業結構；因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而淘汰下來的產業則轉移到半外圍國家、外圍國家。這一機制有助于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相對穩定性。而剩余價值從外圍、半外圍向核心的轉移，正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所以為體系的關鍵。”

　　上世紀前半葉的世界體系中同樣存在著多重矛盾，其中主要有三大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矛盾的核心是壟斷資本為了超額利潤，圍繞著殖民地和半殖民的爭奪展開的。但主要矛盾在各個區域和國家表現是不一樣的。歐美無產階級主要政黨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俄國布爾什維克是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為俄國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是利用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開展國內階級斗爭。帝國主義之間暴力爭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內部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即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是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特征。

　　今天我們借助世界體系理論分析當前的多重矛盾，無非是一些排列組合：核心國家與核心國家、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半外圍國家與半外圍國家、半外圍與外圍、外圍國家與外圍國家，以及核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外圍國家本國內部的階級矛盾。鑒于剩余價值的轉移方向，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半外圍與外圍、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是國與國之間的三大矛盾，外加一個本國內部的階級矛盾，這就是四大類矛盾了。

　　我們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個半外圍國家，它既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本國內部的階級矛盾，那么，它今天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同核心國家美國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本國階級矛盾，根據主要矛盾的解決，次要矛盾將會迎刃而解的原理，中國進入核心國家，從而獲取超額利潤可以用于安撫中國四萬萬工人階級，階級矛盾就可以暫時得到緩和。但是，中國顯然不具備進入核心國家的條件，況且美帝國也不會允許其造成競爭的威脅。

　　“中帝論”者認為，中國已經或即將成為帝國主義國家，而且是個要同美帝爭霸的帝國主義國家，從而認為可以滿足列寧時代俄國的革命條件。另一種觀點恰好相反，認為中國即將成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國，已經到了要救亡圖存的階段。但是這兩種觀點的共同點是，均把民族矛盾作為主要矛盾。這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中國統治階級把維持和鞏固半外圍國家地位作為既定方針，那么，國內階級矛盾就會是主要矛盾，這應該是接近事實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中美貿易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中國要保，美國要拆!

　　世界體系是個發展不平衡的體系，中國當前也是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這主要是東西部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

　　前三十年，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為了平衡歷史上東西部區域兩極分化，采取了東北和沿海支援內地建設的戰略，后期作為國防戰略大后方的“三件建設”最具代表性。后四十年為了參與國際分工和構建市場經濟，采取相反的措施，導致今天東西部區域兩極分化急速加大。

　　人們驚呼，東北在淪陷(最近淪陷了的是私有化了的東北疫苗生產企業)!當年共和國的長子東三省，近年來經濟增長在全國墊底。事實上，除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東部的經濟發達區域，其他內地省份都需要中央轉移支付才能維持地方財政平衡。

　　如果中國的半外圍國家地位不保，中央向東北和西部轉移支付的能力就會消弱，東三省和西部如何實現地方財政平衡就是個問題。

　　去年秋季，受吉林省政府委托，林毅夫團隊出了個報告：《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已公布就遭到新自由主義市場教的猛烈抨擊，譴責說這是要回到計劃經濟。其實，林毅夫還算不書呆子氣，應該知道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摧毀了東北經濟，而“吉林報告”也就是強調了一下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措施罷了。

　　實際上，只有計劃經濟才能拯救東北經濟。也只有計劃經濟才能拯救西部的衰落。尤其是三線建設地帶，這里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這里集中著遭受市場經濟之苦的國企老工人，這里是中國的資源能源儲藏地，這里也是新工人的老家、勞動力的供應地。這里有建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區的一切良好條件。

　　今日中國面臨的問題多而復雜，單從現象上來說，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廣大勞動群眾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基層政權癱瘓、黑社會泛濫，一般勞動者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申。雖然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比以往確實提高了，但是環境已經崩潰，數以億計的人民經常與毒空氣、毒水、毒食品打交道。癌癥村遍及全國;普通群眾不僅喝不上一口干凈的水，連呼吸一口干凈的空氣也已經成為奢望!

　　雖然經濟目前仍在增長，其基礎卻是很不牢固的，其內在的矛盾在日益積累，物極必反，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一旦經濟崩潰或者僅僅是經濟增長大幅度下滑，各種矛盾集中爆發，是可以預期的。

　　所有這些現象，雖然錯綜復雜，但是歸根結底，其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個，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已經變色、經濟已經變質，從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變質為私有制主導的、以少數人發財致富為目的的市場經濟。

　　毛澤東說：“綱舉目張”。在經濟上，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綱”，其它都是“目”。

　　那么，怎樣解決這些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呢?

　　我們主張，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搞起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區。

　　根據當前中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不僅可以設立深圳、上海浦東新區這樣的市場經濟特區，以及更多的資本自由進出的自由貿易區，還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即實行“一國兩制”。那么，在中國境內也就能夠設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區。它將是消除兩極分化的、解決勞動人民各種具體困難的有效途徑。

　　那么，選擇一個什么樣的區域來搞社會主義特區呢?

　　原則也很簡單，就是選擇一個多種條件有利于某事物由弱變強的地方。理論上講，就是由于在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存在一處己強彼弱有利于自己成長的環節，這個環節也叫薄弱環節。掌握了這個規律，人們就可以促使矛盾的次要方面向著主要方面轉化，從而在局部改變事物的性質，進而對其他地方或方面產生示范作用，再由量變的積累到質變，最后達到質的飛躍。

　　俄國十月革命就是這樣，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爆發并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的武裝割據、建立中央蘇區、陜甘寧邊區等，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也是這樣，先從毛澤東時代的“軟肚皮”農村掀起，然后又在資本主義影響最強大、社會主義較容易動搖的一些地方，設立深圳特區、上海浦東新區，進而向全國擴展。

　　那么，在今天，東北地區和三線地區就是個建設計劃經濟特區的好地方。關于這一動議實現的政治條件這里暫且不談，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是否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

　　我們以三線地區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三線地區，首先是一個國防戰備概念。“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就是這個時期的響亮口號。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在現代武器向戰略武器發展的時代，有了戰略大后方，何須花大價錢在海洋上擺排場。所以，依其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和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近代歷史上帝國主義多從東南沿海侵入)，劃三道線形成三個地區。一線地區就是位于沿海和邊疆的前線地區;三線地區就是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后方地區(京廣線以西)，共13個省區;二線地區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其中川、貴、云和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一、二線的腹地俗稱小三線。軍事上劃分的三線地區是：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這一地區位于我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山脈作天然屏障，成為我國理想的戰略大后方。從行政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的中國中西部內地。

　　三線建設，是在遭遇美帝蘇修戰爭威脅的情況下，同時為消除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三線地區進行的一場規?？涨暗墓I建設和國防建設。從1964年至1978年歷時14年中，共建設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形成了一個門類齊全的科技工業體系，國防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布局。

　　然而，改革開放后，實施了引進外資發展沿海的戰略，三線建設中止。同時，在國防工業民用化，基礎工業市場化的主導下，這些依照靠山、分散、隱蔽選址三原則建設的工礦企業因為轉型困難而相繼衰敗。今天還能給人們留下三線建設記憶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鋼鐵冶金基地，長城、水城等大型鋼廠，成昆、襄渝、川黔、陽安、青藏(西格段)等鐵路干線，葛洲壩、劉家峽等水電站，酒泉、西昌航天衛星發射中心，六盤水、渭北煤炭基地，貴州、漢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業基地，長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漢、長慶、中原等油氣田，重慶、豫西、鄂西、湘西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湖北中國第二汽車廠、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制造基地，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

　　不能把三線建設項目單純看作是國防戰備的需要。在戰爭威脅成為主要矛盾之前，解決歷史上東西部發展失衡問題，是建國初期經濟建設布局的主要方針。

　　“一五”計劃時期是新中國進行的第一次西部大開發。在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工程中(實際是150項;后贛南電站改為成都電站，陜西422廠統計重復，另4個項目因地質問題沒能施工)，除去43個軍事工業項目(其中有16個在陜西)，107個民用工業項目中有48個在中西部地區(三線建設時期以京廣線劃分東西部)。其中陜西以西安為主有8項，河南以洛陽為主有8項，甘肅以蘭州為主有7項，山西以太原為主7項，云南4項，內蒙古3項，湖南3項，湖北3項，四川2項，河北2項，新疆1項。“二五”計劃時期，西部仍然是工業建設重點。以陜西為例，從1953年到1962年，在陜西建成了中國航空工業基地、電子工業基地、兵器工業基地、紡織工業基地，同時寶成鐵路建成，并開發了銅川礦區。建國前陜西僅有四所大學，這期間建成17所高等院校，使西安成為僅次于北京、上海的高等教育中心。

　　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0年，西部七省區(川貴云陜甘寧青)社會總產值增加了3.38倍，工農業總產值增加了7.49倍。農業總產值與工業總產值相比，由1949年的78%比22%，變為1960年的36%比64%，西部地區工業產值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產值。

　　改革開放后，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逐年擴大，出現了兩極分化。據測算，1998年，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79%和66%。所以本世紀初，我國又進行了第二次西部大開發。這次所謂的大開發，不僅沒有縮小差距，反而加速了東西部的兩極分化。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和南水北調是這次西部大開發中的四大標志性項目，從中可以看出，這種所謂大開發實際就是在攫取西部的能源和資源。我國少數民族主要集聚在西部，這種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必然埋下區域民族矛盾的隱患。

　　這種以西部(一下“西部”這個概念也包含東北三省)的衰落為代價，利用西部的人力物力、能源和資源為世界市場提供商品的生產方式必須改變。

　　在三線地區設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區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

五、組織起來，建設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三線

　　毛澤東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按照這一精神，我們的思想路線，今天可以表述為，把馬列毛主義普遍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政治路線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在三線地區恢復計劃經濟，重建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建設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特區，進而引導其他地區回歸社會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建設，為我們今天的三線特區建設提供了極好的素材。這些素材中既有成功有效的經驗，也有應當避免的教訓。只要路線正確，當年能夠取得三線建設的輝煌成就，今天也就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的三線特區。

　　本來，在人力、技術和自然資源上，西部地區有著獨特的優勢。但是近幾十年來，三線地區的廠礦企業卻是在走向衰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型困難，這是人所共知的。這些實際情況說明，私有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不適合中國的廣大西部地區。要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后面貌，只能靠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于中央而言，三線特區只要政策，不要投資。三線地區人民將會利用這里的一切有利條件，發揚三線建設的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恢復經濟，保障就業，消除兩極分化，搞好民族團結，建設好中國的戰略大后方。

　　當然，要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回歸社會主義，并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須要經過長期艱苦的斗爭。所以，我們設想，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在全國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在沿海各省區，將繼續實行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制度。此外，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中國還必然要參加并且服從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與跨國資本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只要這些條件仍然存在，社會主義的三線特區，就不可避免地要處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以及全國范圍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包圍之中。

　　另一方面，無論是中國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還是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制度，都面臨著深刻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們即將面臨更大的、前所未有的危機。無論是中國和外國的勞動人民都在經常進行著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斗爭，打擊著各個地方的資本家和貪官污吏。這些條件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存在和發展;但是也決定了，這樣的社會主義特區，其所實行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在一個時期內，還不可能是完全社會主義的，而只能是半社會主義的;其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在鞏固和發展地方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基礎上，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穩步地發展地方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消除私有制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一些最突出、最惡劣的弊端，從而擴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并總結經驗教訓，為在全國范圍回歸社會主義奠定鞏固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中有這樣一條樸素的經驗，即干部靠教育，群眾靠示范。結合社會主義建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領導的原則，特區建設工作可以先從現有的地級城市入手。因為在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過程中，省會城市均向消費型城市轉化，產業工人被邊緣化;而在人民公社解體以后，絕大部分農村地區的集體組織都已經瓦解，出現了嚴重的“空心化”、“老齡化”。相比之下，地級城市多為傳統的工業城市，轉型困難，私有制市場經濟比較薄弱，而工人階級卻比較集中。以地級城市為支點，有利于發動和組織當地的工人階級，并通過其下轄的各農業縣，建立起廣泛的工農聯盟。

　　下面，提出一些社會主義三線特區的初步建設方案：

　　（一）政治制度

　　一個屬于勞動人民的政權是一切有利于勞動人民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的根本前提。沒有勞動人民的政權，就沒有勞動人民的一切。

　　在社會主義的三線特區，應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對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實行民主，對貪官污吏、不法資本家以及與他們勾結的黑社會實行專政。

　　應以工廠、商店、公司、農場、合作社等勞動場所為單位由勞動群眾選舉產生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并由基層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再選舉產生市一級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并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特區范圍內的一切政治權力，選舉產生并且監督各級工農民主政府。

　　（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成立社會主義三線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統一領導特區范圍內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三線特區國民經濟經濟管理委員會由特區范圍內所有地級市的勞動人民代表大會聯席會議任命，負責制定并監督執行特區范圍內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決定消費和積累之間的重大比例關系，直接掌握一部分積累基金，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逐步擴大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保障勞動人民的就業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并逐步消除私有制市場經濟遺留下來的一切痼疾。

　　（三）特區財政

　　特區內各級工農民主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的財政制度。

　　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全民所有制企業上繳的利稅;其次是沒收境內貪官污吏以及不法資本家的非法所得，并適當提高對資本家個人以及私營企業的征稅。

　　財政支出的主要用途，一是發展地方的全民所有制經濟，二是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發展地方的公共教育和醫療，并解決人民的住房問題。

　　對舊政府的留用人員，一般應實行原職原薪的政策，但是同時，必須堅決地打擊貪污和浪費，做到勤儉節約。

　　要在實際斗爭中發現和提拔一大批來自勞動群眾(特別是來自工人階級)的新干部，用以充實和改造工農民主政府的各級部門。在工農干部中，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則，廢除一切特權，實行低薪與義務勞動相結合的工作制度，在干部中杜絕發財致富的思想。

　　各級勞動人民代表大會要對各級工農民主政府實行經常和有效的監督，對不稱職的干部隨時予以撤換;對于腐化墮落分子，則給與嚴懲。

　　（四）全民所有制經濟

　　地方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營經濟)將是未來特區國民經濟的基礎和領導部門。

　　特區地方國營經濟由下面幾個部分組成：

　　第一，在經過歷次私有化沖擊后仍然殘存下來的地方“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對于這些原國有企業，應該實行民主化改造，建立新的企業民主管理委員會;企業民主管理委員會應由地方勞動群眾代表、三線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代表和企業職工代表組成，負責經過改造的國營企業的日常管理。

　　第二，凡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歷次私有化進程中被貪官污吏和不法資本家非法侵吞的全民所有財產，工農民主政府應當予以沒收，并在此基礎上或者恢復、或者新建一批地方國營企業。

　　第三，由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和特區境內各級工農民主政府運用財政收入或銀行貸款新建的地方國營企業。

　　第四，由特區境內各級工農民主政府根據特區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或其它政策向私人資本家贖買而形成的地方國營企業。

　　所有特區境內的地方國營企業，都必須服從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所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其它的統籌管理政策。

　　（五）全民所有制經濟的范圍

　　特區經濟發展的總的方針，是穩步地擴大地方全民所有制經濟在特區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直至其占絕對優勢。

　　在特區經濟建設的初期，應力爭盡快實現全民所有制經濟對以下各部門的壟斷：

　　一，采礦業。通過煤炭、有色金屬等的采掘而形成的壟斷利潤應歸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所有，以作為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的可靠的財政收入。對該行業的國有化，有利于改善采礦業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待遇、保護礦產資源、優化當地生態環境。

　　二，大中型商業。特區境內的一切大中型商業應歸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所有，以利于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獲得所有由流通環節產生的利潤，作為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的可靠的財政收入。對該行業主要部分的國有化，有利于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監督并控制城鄉貿易和省內外貿易，鞏固工農聯盟，并減少境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挫敗資產階級通過經濟手段實行顛覆的陰謀。

　　三，建筑業。特區境內的一切為了盈利或非盈利目的的建筑業務應由地方國營建筑業企業進行。這有利于改善特區境內勞動群眾的居住條件并有利于地方工農民主政府限制、調節私人資本的發展。

　　四，房地產業。特區境內的一切住房和商業辦公樓的銷售、租賃業務應由地方國營的房地產管理部門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根除房地產投機及其對廣大勞動群眾造成的深重危害。

　　五，金融保險業。由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建立全特區范圍內統一的國營地方發展銀行，致力于特區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除中央直屬的銀行和其它金融保險業企業以外，特區境內的其它一切銀行或金融保險機構，如外資銀行、“民營”銀行或特區外地方政府所屬銀行，均應由特區國民經濟管理委員會接管并合并入特區國營地方發展銀行。各級工農民主政府并且應號召特區人民將所有儲蓄存入特區國營地方發展銀行，以作為各級工農政府財政收入的有效補充，為特區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充足的積累基金。

　　六，其它一些關系到勞動群眾切身利益而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又有能力加以改造的部門，如食品制造業、藥品和醫療器械制造業、勞務派遣業等。

　　特區境內的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應對在上述各部門中營業的一切企業(中央直屬企業除外)實行國有化和民主化改造。

　　除了確為貪官污吏或不法資本家所擁有的非法財產應由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沒收以外，國有化改造一般應采取贖買的辦法。即由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對有關資產進行評估，并按照其評估價值發給原資產所有人與評估價值等值的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債券;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承諾按照債券所規定的時間還本付息。

　　（六）教育、醫療、文化事業

　　特區境內的教育、醫療和文化事業(如圖書、電影、音樂、戲劇等)應全部經過民主化改造，由特區境內各級工農民主政府接管并按照“為人民服務”的原則從事經營和管理。

　　一切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目的，都不是盈利，而是要使廣大勞動群眾成為有知識、有文化、有覺悟的勞動者，建設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

　　一切醫療衛生事業的目的，都不是盈利，而是為了確實改善廣大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為廣大勞動群眾體力和智力的自由和充分發展奠定最可靠的基礎。

　　（七）住房

　　凡屬貪官污吏和不法資本家非法占有的住房，應由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沒收，并用于勞動群眾居住。

　　在對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實行國有化、民主化改造以后，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可以建設一批公有住房，廉價出租給勞動群眾，解決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居住問題。

　　對于確有嚴重生活困難、無力支付房租的最低收入勞動群眾，可以由地方工農政府提供一批救濟性質的簡易住房，臨時解決其迫切的居住問題。

　　對于超過合理居住標準的私有住房，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應向其征收房產稅。

　　（八）資本家和個體戶

　　對于一般私營企業和個體企業，地方工農民主政府保障其合法私人財產和經營權益。

　　所有私營企業和個體企業都必須遵守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的各項法律和政策，保障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并依法納稅。

　　對于高收入的資本家和個體戶，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將征收累進所得稅。

　　（九）中央直屬企業

　　在外部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前提下，特區境內的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應注意不要觸動境內各中央直屬企業的利益。

　　但是，特區各級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可以要求境內的中央直屬企業遵守地方工農民主政府的各項法律和政策，維護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并鼓勵中央直屬企業的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等形式參加所在企業的民主管理。

　　（十）農村

　　在特區境內的農村地區，凡是在有條件和群眾自愿的地方，應鼓勵農村勞動群眾逐步恢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式的集體所有制經濟。

　　在農村的其它地方，應由各級地方工農民主政府派出工作組，通過征購，將農村地區的土地所有權由名義上的基層村社所有轉變為地方全民所有;并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國營農場。

　　（十一）環境保護

　　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內私有制市場經濟包圍的大環境下，特區境內的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尚不可能進行全面的環境保護改造并進而實現生態可持續性。

　　但是，各級地方工農民主政府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一些最嚴重、最惡劣的環境污染問題，消滅癌癥村，并在若干社會主義國營農場中進行生態農業的實驗。

　　毛主席曾經指出，中國人民以往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中外反動派的壓迫，其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民沒有組織起來。只要組織起來了，中國人民就不僅可以站起來，而且還是惹不得，惹翻了，將是反動派們所受不了的。

　　今天，廣大的勞動人民，又陷入了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但是假以時日，總歸還是要組織起來的。只要組織起來，就沒有什么困難不可以克服，沒有什么艱難險阻不可以戰勝。

　　只要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就不僅能夠建設好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三線，或遲或早，還要建設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2018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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