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人全桂榮瘦瘦的，照相嚴肅，人前愛笑。37 年人生中，有 10 年在打工，10 年在經營打工者公益機構“星星家園”。他心里一直有兩個困惑：為什么打工者的生活是這樣?出路在哪?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答案。

　　這場打工之旅從 1999 年、全桂榮初中畢業兩年后開始，輾轉廣東、浙江、福建和江蘇。其中還穿插著一些小風波，比如陷入傳銷窩點，或因暫住證的問題蹲派出所。回想起來，全桂榮覺得自己可以說“什么樣的地方都住過，什么樣的工都打過”，不過大多時間不長，以技術含量較低的普工為主。這往往意味著每天 12 小時的工作時長，糟糕的工作環境，變化不大的薪水，以及無法穩定下來的生活。

　　他用一句話總結了這 10 年生活：“好像不管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多少年，這個地方都不會屬于你，你都只是一個外來的過客”。

　　2009 年，全桂榮在勞工機構的幫助下聯系上香港基金會樂施會，在蘇州市木瀆鎮沈巷村找到一間約 60 平米、年租金一萬多的房子，創立了“工友家園”。平日供住在附近的工人交流娛樂，同時也提供工傷、討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常駐員工除了全桂榮自己，還有“小葉”和“花姐”。“小葉”負責法律咨詢，“花姐”負責服務女工。2013 年，工友家園在蘇州市民政局正式注冊為“蘇州星星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

　　沈巷村流動性大，星星家園是屬于工人們的少有的公共空間。來的人都叫全桂榮“小全”，彼此稱呼也多是這個格式，在姓氏前加個“小”。這么一叫，即便互不相識，也愿意放下戒備，坐下來聊幾句。

　　房子的后部是乒乓球室，墻上掛著兩把吉他;前部則是圖書室，正中間擺了一張長木桌子，圍著幾個條凳。書有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也有些實用性較強的技術課程學習手冊。

星星家園

　　全桂榮在沈巷村“東西南北都住過”。對他來說，換住處變得更像某種考察，而文學是表達和記錄的主要途徑。

　　他分享給《好奇心日報》一組短詩，標題為《六平方的出租房》，其中第一首寫到：“240 元的房租/一元的電價/每月十元的水費/是六平方的身價/一張床、一張小桌、一扇小窗、一扇門/一盞白熾燈/一包衣服，幾個衣架/是我暫時所有的家當。”

　　文學對全桂榮可能也是一種開解。他聊起過去幾年一直在寫的一本小說。寫得多時，一天可以寫六千字，都是關于自己在深圳一家手機鍵盤工廠里打工的經歷，“我在那里從普通員工做到助理工程師，看到很多東西，感覺有比較完整的東西可以講”。比起發表的欲望，這更多是對心里的疑惑有個交待。

　　他還反復提到，想寫一部關于沈巷村前世今生的“民族志”，重點在工友狀況方面，但總覺得個人能力不夠，想找人請教，找人類學和民族志方面的書來讀。

　　公益機構的經營一直比較困難。2016 年 4 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 NGO 在國內開展活動必須向有關部門備案或注冊，資助公益機構的程序也更為繁瑣。在蘇州工業園區勝浦鎮經營“啟點社區服務中心”的羅長發告訴《好奇心日報》，從這以后找資金也變得更困難了。去年給啟點提供資金的是主要關注流動人口的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有 30 、40 個機構申請，最后通過了 8 個。

　　全桂榮也面臨類似的困境。提供項目資金支持的香港樂施會今年將資助下調了約 30%，全桂榮打算不再從星星家園領薪資，回到工廠打工。這背后的另一個考慮是，他的家庭最近也遇上一些變故：孩子剛滿一周歲，去年丈母娘因突發腦溢血去世，今年岳父則被查出腸癌，每月醫藥費至少一萬，另外需要月供 3800 元的房貸。

　　提到這個，全桂榮口氣平淡，“上有老下有小，是挺煩的。”

年輕的全桂榮(右)和室友

　　我們用口述的方式記錄下了和他的對話：

“感覺像回到舊社會一樣”

　　我 1997 年初中畢業，在桂林老家農村呆了兩年，就去廣東普寧打工了。

　　普寧到處都是織布廠和制衣廠，家庭作坊居多，小的就一兩人，大的也才十幾人。去到廠里以后才發現，當普通工人還真不容易。原來覺得普通工人的定義就是，除工作外，還有自己的業余生活或者學習空間。但實際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以前的包身工一樣，除了工作、睡覺，就只有工作、睡覺，沒有什么時間學習或者娛樂，感覺像回到舊社會一樣。

　　我那時候先去做的織布工，每天 12 個小時，不分白天黑夜。做了一個禮拜，就不想干了。雖然那時候的工資其實還行，剛開始已經有四五百塊錢。同一個工廠的工友說，哎，你再忍一下，適應了就好。的確忍一忍就覺得沒那么苦了，但留下來之后還是非常壓抑。你會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啊，我們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為什么我們工人的狀況還這么糟糕?”會很納悶，覺得這樣工作和生活，自己就像工具一樣。

　　發了第一份工資——工資不是全發，老板大部分扣著，一個月就發一兩百塊錢，相當于生活費——我去買了一本書，《魯迅全集》。只花了十來塊錢，后來發現是盜版的。我以前就對文學很感興趣，魯迅寫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還有很多針砭時弊的散文，就想了解一下他為什么會這樣說，這樣寫，我經歷的可不可以也這樣寫，我們的這種狀況怎么辦。我還買了一些高中課文去學。就是迷茫和焦慮，以前沒有出來，真覺得工人的狀況應該還好。

　　有些老鄉在中山和東莞打工，比我還糟糕，有的人一個月工作下來才拿一百來塊錢。但回家種地更掙不到錢。90 年代在老家農村很難賺錢的，上初中的時候我交了一些筆友，我們家里窮到零花錢連買郵票寄信的錢都沒有。家庭負擔也很重，我記得那幾年，我哥哥結婚要花錢，蓋房子又要花錢。

廣東普寧，圖片來自南方論壇

　　普寧工廠老板一般都包吃包住。工人住宿比較典型的一種，車間和宿舍是一體的，用木板或膠合板隔開。那種一般很窄，上下鋪再加個小過道。另一種是住在老板家的空房，一般都是毛坯房。還有是和其它工廠的工人住在一起。

　　我在普寧換過五六個廠，住宿也跟著換，這三種都住過，最短的只幾個月，最長的有兩年。在這里住宿沒什么隱私和自由度可言，而且老板可以隨時叫你起來干活，半夜來了棉紗就把你從床上揪起來。

　　第一個廠條件尤其惡劣。床離機器不遠，車間大約有 100 平米，人住的地方只占 10 平米，旁邊廁所和廚房靠在一起。

　　在廚房里負責做飯的是老板的老爸，那個老頭很小氣。我們上夜班得吃夜宵，一般是煮晚飯時留一點剩飯剩菜給我們自己炒，但煮剩下的菜、肉、油，老頭會藏起來。我們一直知道，但不屑于翻出來。有次他把油藏到垃圾堆里面，第二天發現里面爬滿了螞蟻，他不倒掉，把油化掉、用紗布把螞蟻過濾掉，接著拿來炒菜給我們吃。一個江西工人很生氣，說“不吃了，我要倒掉”。我很餓，想想也沒有親眼看到，還是吃了。

車間和住宿一體的家庭作坊

　　1999 年到 2000 年間特別焦慮，在那個廠一年多我就忍受不下去了，覺得這個社會很黑暗。工人的狀況很糟糕，城市的治安狀況也很糟糕，經常有打架、槍戰的事情。有次離我們的廠不遠的地方，市政府出動了幾百號警力去抓販毒的人，結果一個都沒抓到。有些派出所的所長，聽說還是花錢買的。

　　我們晚上都不怎么敢出去。怕治安差，另外也是怕抓暫住證。

　　我被抓過兩次。有一天我上夜班，中午爬起來吃了個午飯，想出門散散步，就穿著拖鞋懶懶散散地在馬路上走。突然有輛貨車刷地在我面前斜插過來，停住，駕駛室的門嘩一下打開。我當時很奇怪為什么這車要攔住我，就繞過去繼續走。車上躥下個人一下抓住了我的肩，我使勁反手甩掉，問他“你干嘛?”“查暫住證的!”我一下就蔫了。

　　當時派出所都用廂式貨車改裝成“豬玀車”，后面的大貨箱開個小窗子用來透氣。后門打開一看，上面已經有一二十個人了，陸陸續續裝了有二十來號人，在貨廂里只能站著。有的人有暫住證，但被抓的時候被撕了;還有兩個是從廣東別的地方來看朋友的，被問”你來這里多久了”“三天了”“三天了，為什么不辦暫住證?上!”

　　派出所的臨時看守所里有個水泥通鋪，最里頭有個便池，二三十個人就在這二十來平方的地方等人來贖。我從下午兩三點蹲到晚上 10 點。下午五六點的時候獄卒就拿著一個鐵桶來敲敲打打，“開飯了開飯了”，稀飯，30 塊錢一餐，“你們吃也得花錢不吃也得花錢”，拿起一摞黃色搪瓷碗放在門口。當時好像沒一個人要吃。

　　有個人抓住不銹鋼門嚷“放我出去”，被抓出去一個多小時后再回來，就老實了。雙手手腕處紫了一圈，說是被用手銬銬住，吊了一個多小時。到晚上 10 點鐘，我們老板來贖我，花了 150 來塊錢，說是因為本地人所以打了半折。

　　我那時候很幼稚，也挺純真的吧，覺得我的心靈還是很純凈的，不想余生在這么黑暗骯臟的社會里面度過，所以想結束自己，去自殺。聽四川老鄉說，西藏的雪山很圣潔，我就想要去圣潔干凈的地方死。當時誰也沒告訴，覺得沒人會理解，就跟同廠的堂弟說，如果老家人問起，就說我去廣州了。

　　10 月左右，從廣州到昆明，再到拉薩。以前交通不方便，旅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到昆明之后，只能坐汽車，一段一段路地坐。那時候死都不怕了，就有點自虐。我在荒山野嶺睡過兩個晚上，想著凍死算了。有個晚上找了個灌木叢，把所有衣服穿上，還是在打哆嗦，凍到晚上兩點多還是沒死，一摸身上衣服都凍僵了，臉上只是有點濕。想著還是先起來走吧。

　　最開始我還能摸到路， 但路上有修路工的工棚，里面的狗叫得很兇，想到會不會是藏獒，被咬得不死不活就慘了，于是就從荒山野嶺上去。走到六七點鐘摸到一個鎮上，坐上一輛拖拉機往前走了一段，又接著徒步。在荒山上過夜，旁邊河水嘩啦啦響，我就想到看過的鬼故事，想到水葬;旁邊灌木叢里也窸窸窣窣的，不知是什么東西，一晚上迷迷糊糊沒睡好。

　　終于攔到一輛出租車，司機問我干嘛的，我說去昌都找哥哥，哥哥在做建筑工。我留了個心眼，身上還剩幾百，但跟司機說只有 50 元，他最后收了 30 塊錢，帶我走了 100 多公里。到昌都，又從昌都做中巴到拉薩，走了七八天，每天發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晚上所有人只能睡在車上，都抱著行李，擔心車匪路霸，這讓我想到莫泊桑寫的《羊脂球》。

　　到拉薩三四天，我又猶豫了。就在這里結束自己嗎?結束自己，外面的社會會改變嗎?會不會是因為視野太狹隘、知識太有限而不能解答我的疑惑?如果真想死，哪里黃土不埋人，何必專門跑去雪山?我就不想死了，坐火車去了西寧。

“天下烏鴉一般黑”

　　在西寧，我呆了一個多月。做過家政工、工藝廠雜工、中介。我和西寧一些鄉下小伙子去家政公司找工作，經理是湖北人，最后留下了我，可能覺得我比本地人好管理，讓我擦玻璃。不過做了十幾天這個家政公司就倒閉了。

　　這里不包吃，住是去蹭其它擦玻璃的人租的民房，在樓梯下面放著一張床，零下十幾度，只蓋一床毛毯。有次好久沒洗頭，熱水要花錢，我就用冷水洗了個頭。洗完沒走幾步，一摸頭都是硬的。可能也是年輕，感冒了幾天，沒吃藥就好了。

　　后來我想了下，覺得西寧的打工環境差，還不如回普寧，環境更熟悉，相對穩定，工資也更高。但那時候已經身無分文了，有段時間三天只花了 10 塊錢，還是問人家借的。我去西藏之前給家里匯了 1000 元，為了從西寧回普寧又找家里要回了 700 元。想起來很愧疚，出來 20 來年沒怎么給家里匯錢，匯了次 1000 元還要了那么多回來。

　　回普寧以后，我一直想其他地方會不會有更好的收入、環境，讓打工者更有尊嚴一點，但是一直沒有發現。深圳、中山、陽江、惠州都去過，每去一個地方就覺得心又被傷了一次，雖然一直想穩定。我二哥批評我，說天下烏鴉一般黑，說我不到黃河心不死。

　　在廣東呆了好幾年之后，我就覺得好像不管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多少年，這個地方都不會屬于你，你都只是一個外來的過客。

　　2004 年左右，我跟我二哥、族弟聊到回家做種養殖，包了個魚塘養鴨養魚。我們幾個也很拼命，但做著做著又覺得很迷茫。我和家里的思想觀念有點不一樣了，之前讓我能夠付出生命去行動的疑惑也沒有解決——為什么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呢?打工者的狀況和舊社會有什么區別?我呆了三四個月，有天拿個塑料袋，帶了幾件衣服和幾百塊錢，又出來了。感覺很決絕、很悲壯。

　　出來就直接去廈門了，當時想廈門也是經濟特區之一，會不會情況會好一點。在那里呆了一兩個月，打了好幾份工。印象最深的是機場附近的一個家具廠。廠里有一兩百號人，我做雜工。工作強度很大，操作的機器也很危險。家具廠很多切割機，直接拿原材料去鋸，沒有防護措施。很多工人被拖欠了兩年多工資，就陷在這里。如果去告，老板可能就跑路了，即使拍賣機器也不會有多少錢。

　　我覺得這里沒有出路，對身體也很不好。掃完地，漫天的灰塵，前 10 口痰都是黑的。干了一周就走了，沒要工錢，感覺去勞動局告不一定有結果，為了這么一點小錢不值得。但心里很郁悶，站在員工宿舍里盯著窗戶看了好久，一拳過去把窗戶打裂，手磕破了，但也算是發泄了。

　　中間我還被騙了兩次去做傳銷。第一次是去陽江那邊，說工作環境好、工資也可以，去的時候就發現是做傳銷的，呆了一個禮拜，逃出來了。第二次是 2005 年，有個初中同學在惠州博羅縣，說廠里在招工，我過去一看發現又是傳銷。在那里呆了一兩天，想把初中同學也帶出來，沒想到他完全被洗腦了，硬說這不是傳銷，是新型營銷。我們大吵了一架，他們把我關在房間里，讓“講師”輪流給我“上課”，從上午九、十點上到下午三、四點，覺得說不通，在鬧市區也不敢怎么樣，就把我放出來了。

　　那五六年的感覺像一直在個圈子里，繞不出來。

　　在普寧又做了一段時間，2005 年下半年回桂林學了半年電腦。我之前經歷的都是家庭小作坊、小企業，深圳、東莞的大企業、工廠接觸不多，在大工業化生產下的工人狀況是怎樣的呢?2006 年 4 月，就想去東莞、深圳的大企業體驗一下。

　　先是在東莞一家幾千人的文具廠打工，工資也是六七百，給文件夾的金屬配件部分鍍鉻。廠里用的化學制劑有鹽酸、硫酸、硝酸、氰化鉀，很多工人得皮膚病。我是負責”跑缸“，拿做好的產品放到六個清水缸里挨個漂洗。這家工廠最夸張的是 24 小時兩班工作制，即工作 6 小時、休息 6 小時，循環往復。很要命，你永遠睡不飽。

　　后來去深圳，我到一家玩具廠做了半年，做噴油工。一個月八九百工資，一天按噴槍要按兩三千次，早上起來手都伸不開。后來還做過移印工，說是廠里最好的工作，其實就是坐在那里印東西。有個小青年最開始產量是每天五六千，他八小時就干完休息了;主管加到七千，他八小時又干完了，主管接著加。總之就是逼著你加班。

　　我還去深圳送過牛奶、送過快遞。印象比較深的是送牛奶。騎單車，三天兩頭爆胎，爆了胎得要花雙倍力氣才踩得動，早上五六點鐘沒有修理鋪，只能硬著頭皮踩。

“打工群體可以有什么樣的出路？”

　　2007 年，我進入深圳一家做手機按鍵的公司，這算是遇到過的最好的一份工作。五六百人的工廠，我最開始做品檢，后來成為助理工程師、實驗室主管，也算是中層干部了。那時普通員工的工資 1000 元左右，我每個月除吃住外，工資近 2000 塊，五天工作八小時，比較輕松。在廠里也有個比較中意的女孩子。

　　這時候有個公益機構的人跟我提到一個實習計劃，每月 800 元補貼，可以到一些勞工機構學習，學成后可能還是回工廠。我當時猶豫了好幾天，最后還是想再給自己一次機會，看打工群體可以有什么樣的出路，所以花了半年時間在全國各地的勞工機構實習。

　　那段時間其實也很迷茫，比如我經常會想，全國打工者有近 3 億，一個機構只能服務一個片區，這種幫助對我們群體能有多大。

　　2008 年，我聽說蘇州的工廠待遇不錯，于是到蘇州來打工觀察。最初在一個噴涂廠，給電視機外框噴漆，也是 12 小時工作制，做了幾個月，勞動強度很大。一個月八九百塊。

　　蘇州的公司很少包住，要自己找房子。在噴涂廠時，我在集宿樓住過一兩個月。住的地方叫“新市民服務中心”，當時看到還覺得很好奇，“還有這么好的地方?又是新市民，又是服務中心。”

新市民服務中心

　　去了以后才發現和東莞、深圳那邊的員工宿舍很類似，記得有五層，全部住滿的話將近 7000 人。集宿樓模式都差不多，最少的有四人間，四個上下鋪架子床，最多的是 10 - 11 個人住，我后來看建設標準是每間 32 平方米，帶一個小陽臺、一個衛生間，有的可能有單獨的淋浴間，每個床位一個月一百塊。

　　我看到媒體報道，說這“提升了農民工的居住尊嚴”，很納悶。這怎么就提升了，就是一般的員工宿舍。

　　集宿樓有個很不好的方面，我當時住的房間，8 張床位上住得了 7 個人，都是不同公司的員工，有個是網吧網管，有個在華碩工作。大家的上下班時間都不一樣，好像總是有人進進出出，有人洗漱、有人睡覺、有人上班。

　　有個人和我對床，總是半夜 12 點回來，早上 6 點就起來上班了，而我是早八點對晚八點，所以我們很少見面說上話。那個網管是中午 12 點到晚上 12 點，華碩那個是早七點到晚七點，但離得遠，所以五點就得起來，晚上九點才回。我睡得不太沉，老覺得被吵醒。

全桂榮在新市民服務中心的宿舍

　　后來換到另一個小電子廠工作，我就搬到了萬楓家園，是那種三室一廳的回遷房小區，衛生條件比民房稍好些，但比不上普通的商品房小區。300 左右一個月，不過住得不久。

　　2008 年底，我想結合自己對文學的興趣辦一個工友圖書室，就到沈巷村找了個地方，二樓臨街，一年才一萬多，除夕那天自己在這里屁顛屁顛地安裝電線、書柜什么的，晚上就住在圖書室里，打個地鋪。中午 12 點半開到晚上 9 點半。來的人越來越多，才到附近租房住。

　　沈巷村的東西南北我都住過，也是想體驗一下這里民房的住房狀況。最好的、也是住得比較久的一個有三年，在西邊一個后院的三樓，一層有 6 間房，我的房間 10 平米左右，320 元一個月，有窗，采光不錯，破床、破桌還有個破柜子。

　　整棟樓只有兩個廁所，在前院，要先從后院下樓，再去前院的陽臺。 陽臺里有淋浴間，房東當時吹牛說“整個沈巷只有兩三家有淋浴間”。這兩個廁所給我印象深刻，不管你去哪一個，回來身上肯定都有一股臭氣，半小時之后才散得掉。

　　那時候我和現在的妻子、當時的女朋友在圖書室認識不久。她是志愿者，常州人。我們一起去北京出差，她聊起父親原來也是普通打工者，我們從那以后開始慢慢熟悉起來。她偶爾來這里住，就很抗拒上廁所。

全桂榮住了三年的房間，也是他在沈巷村住過條件最好的一個

　　我還住過一個四面沒有窗戶的房子，在二樓，只有四到五個平方，除了一張床就沒什么空間了，一個月 260 元。白天不開燈也伸手不見五指，隔板房也特別不隔音，彼此的動靜都聽得很清楚。冬天取暖就是用體溫暖被窩，“小太陽”用處不太大，很干燥而且很費電;夏天空調也費電，就只有熬，席子是燙的，一晚上擦幾遍，但水很快就蒸發了。有個搞笑的說法，是得在床的四角放盆水，把四肢浸進去，才能解暑。

　　后來我找到一個一層的房間，靠著巷口，后面還有一小塊空地，看上去挺愜意。住進去才知道，沒想到那么潮濕，從四五月住到八九月，書如果十天不翻就發霉了。下午曬好被子，晚上回去想聞太陽的香味，但是一摸感覺都是濕的。衣服如果不拿出去曬，就會長毛。

沈巷村潮濕的一樓房間

　　住到 2016 年底，我妻子快生產了，我才離開沈巷村的出租屋。吳江區前幾年房價還沒有被炒起來，我們的房子購于 2014 年，將近 7000 元/平方，實際使用面積約 80 來平方，首付 20 來萬吧，月供 3800 多元。以我的收入來說月供都難搞定，都是我老婆在供吧。

星星家園這幾年

　　2012 年底，有個工友觸動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流動兒童活動室。

　　那年冬天我還住在三層的那個出租屋里，有天回家洗漱完快十點半了，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我，第一話就說“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她是安徽人，老公河南的，孩子從小在蘇州長大。因為父母打工，孩子經常換學校和住處，老公對孩子還有家暴傾向，夫妻倆當時因為情感問題到要離婚的狀態。這個孩子在家里得不到什么關愛，也沒有固定的朋友，性格就比較孤僻。

　　這個在打工子女中很普遍。每一次分別對小孩子來說是很難受的，所以干脆就不交朋友。

　　這個孩子當時才 15 歲左右吧，在社區里碰到一些小混混，就跟他們混在一起，經常去偷去搶，三天兩頭被警察抓到。警察就找這個安徽女人談話。這個女人找過社區，也找過婦聯、工會，但一個是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每個方面都涵蓋到，另外她是外地人，從戶籍制度來說，你不是本地人，你的事情可能就不歸我管。她就只能病急亂投醫，來找我。

　　我們當時沒開始做兒童工作，只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后來她好像也沒有帶孩子來過，但這個案子讓我們覺得 2013 年必須要開一個兒童活動室。

　　那年過完年，我就在沈巷村里到處轉找地方，后來找到現在的“愛心小屋”。我們底子很薄，我本身也是工友出身，資金來源很緊張，感覺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到網上求助，在微博上到處@——當時還沒有朋友圈，我是 2013 年 7 月份才有的微信。后來聯系到蘇州電視臺的一個記者，他們當時正好關注流動兒童，就來我們這里做報道，也連接一些資源。

　　轉讓費和房租找到了一些資金支持，但人員工資還沒解決，所以我們后來又找到上海聯勸基金會。蘇州電視臺做了很多宣傳，我們就在離這里二三十里的地方又辦了個“愛心小屋”，那個是村委會免費提供的，現在還在。

　　沈巷村這個“愛心小屋”剛搬到圖書室旁邊，因為原來的位置房租漲了，而且地方比較小，45 平米。最開始轉讓費大概是兩萬二，一年房租只要一萬四，去年漲到一萬八。

　　我想明年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從 10 年前就動筆了，一直寫寫停停，現在寫了 10 萬字……關于我在深圳工廠的經歷，蠻有代表性的……一直拖著，想明年寫出來。我們在社區里希望通過文學或者文藝真實地記錄工友的生存狀況，讓大家思考群體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通過作品向社會發出聲音。

　　作圖：林玉堯

　　配圖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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