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同情到自主抗爭，環衛工人的集體反抗看似是一場自身生存權的保衛戰，但從它與社會的互動中不難意識到，這是一場直面社會不公的戰斗。中國在高唱效率的發展路上走過了三十多年，被忽略的社會公平逐漸被主流話語重新拾起，底層工人的抗爭無疑是社會重構過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正能量。
—環衛工的力量 —
那些被拋棄的、沉默的人們，醞釀著改變一切的力量。——題記
為環衛工人送溫暖的行動越發的五花八門，尤其近段時間，“請環衛工人吃飯”的口號被多個城市的飯店打響，并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進入公眾視野，由此引發社會對環衛工人群體的關注，媒體借此或深或淺地挖掘與曝光環衛工人艱難的生活狀況與惡劣的工作條件。也能夠看到，一些記者深入送溫暖活動的現場，跟蹤報道環衛工人，進行深入觀察，揭露個別行動的虛假性，并指出這些環衛工人的處境并無法通過這些渠道獲得根本的改善。不論深淺，這些有關環衛工的報道都成功地博得了社會的同情與嘆息。
生活在城市化高速發展時代的人們，習慣了迅速擴寬的街道與整潔便民的公共設施，而環衛工人不體面的生活顯得與一切格格不入，他們的命運輕易地勾起城市的良心，商家、政府的公益口號打得響亮，仿佛幾次大張旗鼓的送溫暖活動就真正地溫暖了環衛工人的心，也成功地呼吁了社會對這個弱勢群體的關注。是的，這么多年來環衛工人就是這樣被塑造成默默付出、忍辱負重的形象，被動地接受著社會的同情與幫助。
然而，溫暖行動進行了這么多年，環衛工人還是環衛工人，他們既沒有變成老板奔小康，也沒有因為社會同情而過得更加輕松一些。忍受低廉的工資與過長的工時，難逃暴烈的太陽與嗆人的灰塵，他們即使只是想要一個歇腳的地方，休息站卻在物業公司與市政部門的拖延下遲遲建不起來。說到底，所謂的城市良心無非是發展受益者的意淫，而環衛工人仍然掙扎在城市生活的最低線。
那么，當我們討論環衛工人的生存處境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
*2012年7月，寧波鎮海19名環衛工由于工作13年沒簽合同保險、沒休息，集體將雇主告上法庭以維權。(2012年07月20日，《現代金報》報道)
*2013年1月，廣州荔灣環衛工由于月薪僅千元屢次發起抗議，并罷工上訪求加薪。同期，天河區、越秀區、番禺區環衛工均發起罷工。(2013年1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
*2013年12月，珠江新城200余名環衛工維權與公司達成協議。(2013年12月28日，《信息時報》報道)
*2014年4月，百名禪城環衛工罷工求漲薪1000元。(2014年4月22日，《南方都市報》報道)
*2014年8月，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為合同變更與就業安置問題發起有力而持續的半個多月罷工與五輪談判，在社會力量的幫助下維權獲得成功。
顯然，環衛工人早就知曉了自己的命運——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施善者編織到童話故事里，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識到社會同情的局限，要改變不公的處境，非自己不可靠。
環衛工的弱勢形象是被那些善良的他者塑造的，那么他們在新近新聞中出現的強勢形象無疑撞擊了公眾的認知，而這令人刮目相看的改變，來源于他們的自發組織力量。從這個過程同時可以窺見社會對環衛工人的態度產生的轉變。以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事件為典型，面對工人的自主訴求，社會各界從插手圍觀走向近距離支持，大學生、公益律師以及勞工機構對工人深度關注，并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援，加之上級工會以及相關行政部門的支持，最終推助工人維權一步步走向成功。
為何環衛工人的自發行動能夠獲得各界的行動支持?
環衛工人是被社會經濟發展拋棄的一群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中，國家與資本家媾和，社會精英階層迅速形成并制造了不平等的的機制，使得工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工人群體在經濟急速增長時卻無法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環衛工的困境便是如此形成。隨著社會力量失衡的加劇，環衛工人所受到的不公越發成為社會成員的共同體驗。如果說公眾對環衛工人的同情只是隔岸觀火，那么社會力量對工人行動的直接支援便意味著社會不公之火已經威脅著、或已經燒到了更多人的身上。
中國現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制造了不公的社會制度，面對資本的剝削，底層工人首當其沖。環衛工人的苦難激起了公眾對社會失衡的反思，而工人抗爭的勝利則意味著改變不平等現狀的可能性的存在，任何的工人群體都不應該放棄對自己應得權益的爭取。
從被同情到自主抗爭，環衛工人的集體反抗看似是一場自身生存權的保衛戰，但從它與社會的互動中不難意識到，這是一場直面社會不公的戰斗。中國在高唱效率的發展路上走過了三十多年，被忽略的社會公平逐漸被主流社會話語重新看見，底層環衛工人的抗爭無疑是社會重構過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正能量。這股行動的力量，同時也是環衛工人，以及其他工人改變自身命運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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