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點半，剛剛從工廠下班的王海軍騎著電動車穿行在蘇州的夜幕之中。前一秒還是寬闊平整的柏油大道，兩旁的工業區和產業園不停從視線中閃過。等他轉入沈巷村，擁擠的人潮、聒噪的音樂以及市井油煙的味道撲面而來。

　　沈巷村是蘇州市木瀆鎮的一個城中村，這里常年生活著2萬多人，其中1.9萬是外來務工者，王海軍也曾是其中一員。沿著沈巷唯一的商業街走上200米，再順著一道不起眼的狹窄樓梯上到二樓，王海軍回到了蘇州工友家園。這天全桂榮也回來了，作為家園的老朋友和創始人，他們開始說起從前。

　　水鄉、城中村、圖書室

　　“既是江南，又不是江南”，一位打工者形容沈巷。

　　在沈巷，盡管小橋不是拱形，流水也已靜止，但青石板路、白墻黑磚、斜檐小樓還是能讓人回想起書畫里的水鄉。

　　沈巷村的河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只是密布在沈巷村各個角落的中介門面、網吧、美發店、紋身館和小吃攤會把人拉回到現實。一條百米長的棚戶區里，塞滿了大排檔、水果攤、雜貨攤，從早到晚等待著從廠車大巴上下來的打工者們。

　　一位89歲的蘇州阿婆坐在路口，操著吳語說道，“他們都是出去賺票子的”。

　　在過去20年里，依托以引進發展為特點的蘇南模式，蘇州開始開發工業園區、引入外資制造業，同時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到2016年，蘇州的GDP位列江蘇第一，全國第七。

　　在這個過程中，外來人口大量涌入。公開資料顯示，到2016年末，外地人口比例占蘇州常住總人口的36%，位于江蘇之首。

　　全桂榮就是在這個時期來到蘇州。今年38歲的他來自廣西桂林的農村，二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一半的時間給了蘇州。

　　沈巷村一景 全桂榮 圖

　　回想起剛踏上打工之路時，他有過期待，“以為工人在打工之余，有時間去娛樂學習，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廣東普寧的一個家庭作坊里當織布工，不分日夜每天工作12小時，干活在車間，睡覺也在車間。床挨著機器，廁所挨著廚房。最后他發現，每天的生活除了干活就是睡覺。

　　除此以外他還要忍受糟糕的伙食，以及沒有安全感的治安環境。某天他下了工走在街上，一輛由廂式貨車改裝成的“豬玀車”停在了他的面前，他因為沒有辦理暫住證而被民警拘留了六個小時，直到老板把人贖出來。

　　生活沒有任何消遣，第一次發工資后全桂榮花十幾塊錢買了本《魯迅全集》，那是他第一次接觸文學。

　　全桂榮說，自己從小愛看書，但鄉下只能找到武俠和言情。當他讀到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人物，感觸很深。“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文學還可以這樣豐富和深刻地表達底層人民的生活。”

　　打工初期，苦悶和困惑一直伴隨著他，他總是在思考，“打工者的生活為何如此糟糕?”他甚至在2000年辭掉工作一路流浪到西藏，想在雪山上結束自己的生命。

　　等到了拉薩，他又猶豫了。全桂榮說，當時自己太幼稚。他問自己，會不會是因為自己視野太狹隘、知識太有限而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從拉薩回來之后，閱讀擠進了他的生活，打工、看書、睡覺成了新的三點一線。舍友看到他每天穿著褲衩在床上捧著書，床下也堆滿了書，笑他，“你神經啊天天看那么多書，能上天啊?”

　　2008年的全桂榮(右) 受訪者供圖

　　2008年，全桂榮來到蘇州打工，有個朋友聽了他的打工經歷后問道，“這么多年來，你可曾為這個群體做過什么?”

　　全桂榮當時被問住了，“我只是一直在迷茫，沒有做過什么實際的事。”他覺得，中國工人群體的大規模流動是空前的，在書中找不到答案，只能自己去探索實踐。

　　在2008年底，全桂榮在沈巷村租了個臨街二樓，除夕夜也沒回去，留在屋里裝電線、打書柜、刷油漆，晚上打地鋪睡在里面。

　　等裝修完畢，他淘了一批書進來，2009年3月6日，這個位于江南水鄉城中村的工友圖書室正式開放，免費為工友提供圖書借閱。

　　當文藝照進打工生活

　　全桂榮清晰地記得，圖書室開放的前一天，有個江西小伙走上來，問他在干嘛。全桂榮告訴他這里即將要開一個公益圖書室，還問他明天要不要一起來發宣傳單。小伙答應了，全桂榮以為他只是客氣，沒想到第二天小伙真的來了，而且一身西裝，皮鞋锃亮。

　　王海軍正是通過宣傳單找到了圖書室。

　　2009年，大專畢業的他從老家山東臨沂提著行李來到蘇州租住在了沈巷村，每月房租120元，每天吃飯10塊都不到。

　　這個戴著眼鏡的青年說起話來斯斯文文，剛來沈巷時顯得和身邊的工友格格不入，“我感覺跟他們不是一類人，他們整天去KTV喝酒打牌，我不想惹事也不想拉幫結派。”

　　和全桂榮一樣，初入社會的王海軍懷揣著抱負，但他很快就發現生活是現實的——他希望找一份與專業相關的工作，但因為年紀小、經驗少等原因屢屢碰壁，最后他妥協了，他告訴中介公司，只要是能賺錢的工作，都愿意去。

　　后來，他進了一家外資企業，每天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做零件組裝，王海軍形容那時候自己的生活“只有黑白兩種顏色”。

　　白色是工廠車間的顏色。一個車間有十多條流水線，四五百號人，每個人都穿著白色的防塵服，戴著白色的口罩，彼此互不相識。頂棚上是一排排日光燈，車間里總是亮得刺眼。

　　在工廠上班的王海軍 受訪者供圖

　　黑色是夜晚的顏色。每天等到下工鈴響起，已經是晚八點之后，坐著廠車回到沈巷的王海軍會鉆進漆黑的網吧消磨上幾個小時，最后回到出租屋睡覺，等待又一個白晝的降臨。

　　為了省錢，王海軍和另一個工友在沈巷村租了間閣樓的屋子，5、6平米的空間里僅有一張床，站在床上一抬頭就能碰到屋頂。

　　全桂榮做過調查，沈巷村大概有270多座獨幢房子，每幢房子都被隔成小間出租，最少的有 28 間，最多的有 43間，租金每月從100—500元不等。

　　這些房子有個共同點，廁所和洗漱池都是共用的。“無法下腳無法呼吸”，用全桂榮的話說，“在沈巷上廁所是沒有尊嚴的”。

　　沈巷出租屋一覽 圖來自32期《工友通訊》

　　好在不久后，他的生活有了新的“顏色”。

　　2010年4月，王海軍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拿了張圖書室編撰的報紙《工友通訊》，他沒在意，回去后貼在墻上用來防塵。偶然間他翻身看到墻上的報紙，上面刊登著打工者寫的文章，字里行間記錄的都是工人的日常。第二天，他出于好奇走進了圖書室，看到里面有人在看書、彈吉他、打乒乓球。臨近五一，還有人正在排練節目。

　　王海軍的融入幾乎毫無障礙，當天他就在大家的鼓勵下加入了小品《誰是最偉大的人》的排練，從此每天下班后，他奔向的不再是網吧，而是圖書室，后來他又陸續參加了詩朗誦和大合唱。

　　王海軍找出了那年表演節目的照片，簡易的舞臺下人群聚集，那是他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展示自我。回想起那段日子，王海軍說，“感覺找到了自己向往的地方，枯燥的生活突然看到了希望。”

　　全桂榮說，有的工友初來時，特別內向，緊張得不敢說話。經常參加活動后，就能表演節目了。他自己也是如此，早年的打工經歷讓他顯得沉默寡言、不善交流，在公開場合說話總是語無倫次，面紅耳赤。而后在工友的建議下，大家自發形成了文學小組、文藝小組、姐妹小組、普法小組等，定期開展活動。

　　王海軍(左)和王治興(右)在表演小品 受訪者供圖

　　王海軍加入了文學小組，并成為《工友通訊》的志愿編輯，向社會工友征集投稿。此時的圖書室已經不僅是一個提供圖書借閱的去處，它承載了更多功能。

　　共青團蘇州市委曾在2011年做過主題為“蘇州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的調研，他們發現，在“業余時間里最希望參與的活動形式”選項中，不少調查對象把列出的項目全部選中，69.5%的人選擇了文藝和音樂學習，46.8%的人選擇讀書交流。

　　23歲的甘肅小伙高港如今成了這里的常客，每天從工廠下班后他都會經過沈巷村，到圖書室里彈吉他、唱歌。“這里熱鬧，有說有笑的。”高港說，自己彈得并不好，但走哪都背著吉他，這是他的唯一愛好。

　　葉忠林(左)和高港(右)在工友家園門口合唱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從工友圖書室到工友家園

　　2018年4月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中在“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合情況”中提到兩個數據，一是進城農民工的社會活動仍比較單一，“業余時間主要是看電視、上網和休息;選擇參加學習培訓的比重只有1.9%。”二是進城農民工依靠政府和法律維權的意識在增強，比例較之2016年均有提升。

　　全桂榮也意識到，“文藝不是萬能的，無法滿足有些工友的現實需求，比如說維權。”

　　28歲的陜西人葉忠林從15歲就開始外出打工，2010年來到沈巷村，那時圖書室已經改叫工友家園。

　　全桂榮問他，要不要考慮來家園上班，這里還缺一個人負責法律維權。葉忠林說自己沒那個能耐，但還是抱著試試的心態開始接觸法律援助，這一做就是八年。

　　2013年，全桂榮和葉忠林等人向蘇州市民政局申請注冊民非企業。葉忠林說，“當時的社工機構要么叫藍天，要么叫白云，我們一想干脆叫星星，蘇州星星家園。”星星家園包括工友家園(社區活動和工傷工作)和愛心小屋。

　　工友家園一景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2013年6月的一天，53歲的四川人王治興出現在了工友家園門前。他左手吊著繃帶，右手拿著《工友通訊》，他根據上面的地址找了過來。兩個月前，他在工地上當木工，才做了15天，某天自己疏忽大意，左手小臂被圓盤鋸割傷，主神經斷裂。

　　隨后他被送往醫院，除了忍受傷口的疼痛，他的內心無助又煎熬。他擔心，自己是外地人，加上這傷是自己造成的，不能獲得賠償。

　　“我們一般都是在工地里跟包工頭后面干活，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社會保險，根本就沒有什么證明。”王治興說。

　　他在養傷期間把每天的見聞寫成了散文《病房七友》，生動記錄了病房里受工傷的工友故事，以及跟包工頭斡旋的經過。

　　等來到工友家園后，葉忠林指導他進行維權，最后從老板那拿回了10萬元協議補償。但王治興覺得這錢情愿不要，也不希望付出健康的代價。他的兩根手指至今不靈活，手上的東西掉了都沒知覺。他在一首詩里寫道：“一雙健全的雙手，是何等靈活矯健;一個健康的身體，是我革命的本錢。而今受到工傷的摧殘，咋就像變了個人?工作雖全力以赴，難掩力不從心之囧態。”

　　葉忠林介紹，去年有3000多人次來家園咨詢關于工傷賠償、加班費、用工關系等法律問題，維權累計金額有上千萬。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不少打工者對法律尤其是勞動法幾乎一無所知，根本不知道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比如社保。王治興說，工地上就沒有交社保公積金的。“去工地打工的時候，哪里會想到這個?”

　　王海軍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以前認為沒有必要交社保、公積金，直到當我親眼看到同事看病買藥可以報銷，看到我的同事買房子也用上了公積金，我認識到這是好事情。”但很多打工者不愿繳納，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擔心到時候人走了錢卻取不出。

　　為了更好地向身邊的工友宣傳，志愿者經常把工人權益和維權常識刊登在《工友通訊》上，分發到工傷治療機構。

　　另一方面，志愿者們也鼓勵工友們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

　　王治興形容自己的生活，“吃飯睡覺干活三點一線，掙錢也沒掙到多少錢，哎喲，越打越窮，越打越沒辦法。”

　　而當他看書寫文章的時候，又是另一種世界，“拿起筆的時候，心里滿是糾結，很多情緒一下子涌上來。想用語言去表達，但又不知如何表達。等慢慢寫出來一點后，感覺這件事能慢慢放下了。”

　　最后的歸宿

　　王治興離開沈巷村后，很少再寫東西了，一是沒那個氛圍，二是年紀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在他隨著攜帶的塑料袋里，裝著一件雨披和一本筆記本，里面記錄了一個他很掛念的人——老賈。

　　如果老賈還活著，6月11日他剛滿49周歲。老賈是江蘇泗陽人，34年前來到蘇州打工，干過磚窯廠、撿過垃圾、賣過老鼠藥，最多的還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在蘇州打工期間，他睡過橋洞，到了工地上后就住在工棚搭的簡易宿舍，工程到哪他就住哪，他還沒有固定的工程隊，哪里的工地上需要干苦力的工人，他就到哪去。長的一兩年，短的一兩個月。他連在很多人看來很廉價的出租屋也沒有住過。

　　2011年，老賈所在工地離沈巷很近，那時候志愿者們做宣傳，他知道了家園的存在。2012年夏天開始，他開始經常往家園跑。

　　參加工友家園活動的老賈 受訪者供圖

　　王海軍說，一開始和老賈沒什么接觸，只覺得他話多，有只眼睛殘疾。但認識久了，他發現老賈是個極熱心的人。“不管天氣如何，不管距離遠近，只要家園有活動他就會來。每天帶兩個饅頭算自己的晚飯，但會買零食和水果分給大家吃。”

　　全桂榮記得，那時候家園在沈巷做宣傳，老賈一點也不害羞拘謹，拿著話筒就喊，“九龍的香港的澳門的，走過路過不要錯過。”這是他早年賣老鼠藥時編的順口溜，濃重的蘇北口音里時不時夾雜著幾句普通話。

　　老賈曾說，工友家園是自己第二個故鄉，他在這里獲得了認同。

　　來到工友家園后，老賈加入了文學小組，盡管只有小學文化，但他非常癡迷寫作。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春林統計過，自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老賈用手機在QQ空間寫了9萬多字。

　　郭春林說，老賈一個人在陌生的城市開始了完全不同于鄉村的生活，他需要面對一種始終處于流動中的社會關系，也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個能夠他情感需要的社會關系。

　　在家園保存的照片上，只要老賈出現，他總是面帶笑容，顯得特別高興。他也學著年輕人比劃“V”，但其中一張照片上他比劃反了。

　　老賈參加文學小組活動 受訪者供圖

　　每當老賈和工友們提起他的家庭，他都說自己有老婆，孩子上高中了，某年暑假還去他的工地上干過一段時間。其實全桂榮去過老賈的老家，知道他結過婚，但老婆精神有問題不能生育就離婚了，后來老賈眼睛受傷了也沒再組建家庭。

　　老賈寫過一篇題為《小偷》的文章，內容講的是他因為常年不回老家，某次回家時打不開門只能愣在門口，親戚們都不認得他把他當小偷，直到老婆回來后才化解這場尷尬。在家園的留言薄上，他寫道，“兒子考上大學了，打工的老爸該怎么辦?”

　　工友們覺得老賈愛面子，或是一種憧憬，他把自己想象中的圖景通過文字進行表達。

　　在郭春林看來，流動性、不穩定性、沒有安全感，以及高強度勞動和糟糕的生活環境會對人的心理和情感產生不利影響，老賈需要自己不被當作另類，于是“虛構”了一個家庭的故事，以擺脫流俗的偏見和歧視。

　　“所謂文學，不就是要在直面現實的時候還具備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并將此能力和內容賦予其形式的存在嗎?”郭春林覺得，這個秘密也是支撐老賈在蘇州待下去的力量。

　　不幸的是，工友家園成了老賈最后的歸宿。

　　2016年4月的一天，老賈暈倒在工地，隨即被送到醫院。由于住院費昂貴，他選擇回到老家進行治療，最后診斷結果是“再生性障礙貧血”。

　　6月3日，全桂榮去到老賈的老家看望他，那時他已經站不起來了，到了晚上昏迷了過去。家人甚至想過用土辦法——喝生豬血來救他，但這顯然無濟于事。

　　病入膏肓的老賈，臉上失去了曾經的笑容。 受訪者供圖

　　其間老賈去醫院輸過一次血，人又精神了起來，他對全桂榮說，“等我好了我們再去蘇州搞活動。”然而根治老賈的辦法只有進行骨髓移植，他的家庭負擔不起。

　　6月19日凌晨，老賈離開了人世。下葬的時候，家人把他的骨灰盒和喜歡看的書放在了一起。

　　全桂榮在整理老賈在蘇州工地宿舍里的遺物時，發現了他床頭有九本牛皮封面的筆記本，里面寫滿了歪歪扭扭的文字。全桂榮把這些筆記本交給了他的家人作為紀念。

　　老賈最后一次在QQ空間寫打油詩是2016年5月29日，“惜看村人來回走，家中田莊互相忙。要不貧血做書生，早就掙錢把家養?，F在無力去做事，只能和老一起玩。”

　　老賈留下的九本筆記本 受訪者供圖

　　“家”在哪里？

　　在老賈生命的最后時間，他需要通過換血來維持生命，每次要花費2000多元，這是他大半個月的工資。對于老賈的離去，工友們既無奈又傷感。

　　一位工友說，老賈在蘇州打了30多年工，沒有醫保也沒有任何支持，當他遇到疾病的時候，仍然要回到破敗的農村去尋找希望，這是一個悲劇。

　　雖然老賈從2016年4月開始學習《勞動法》，但為時已晚。他曾為工友家園譜曲的一首歌作詞：

　　“我的時間哪里去?原來被人利用去。我想只做一條魚，自由自在水中游。

　　我的時間哪里去?如此無情又無義。原來被人利用去，不得似魚水中游。”

　　老賈曾在QQ空間里分享學習心得

　　王治興能體會到老賈的處境，他說，自己可能過幾年干不動了就回家，回家也不知道做什么，他只想著現在。“現在的生活就是打工賺錢養家，不打工就賺不到錢。”

　　王治興看著照片里的老賈，他說老賈像個將軍。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早在2011年11月，全桂榮在工友家園組織了一次主題為“家在哪里”的工友獨白，他邀請了一些工友在DV前，講述自己的故事。

　　王海軍那個時候還留著長發，劉海遮住了右眼。他說道，“(在蘇州)沒有家的感覺，讓我回老家的話也不太現實，種地也不會種，也沒有這么多工作，還是得到外面。但是在大城市生存很困難，我也不知道，我的家究竟在哪里”。

　　7年過去了，王海軍在工友家園遇到了現在的妻子，生了一個孩子。2014年，他在蘇州購置了一套40平左右的商住兩用的公寓房。

　　說起買房的原因，他說一是確定自己不會回老家，二是在蘇州有工友家園，有了歸屬感，不想去其他地方。

　　他不確定自己算不算是蘇州人，“算吧，但又有隔閡，沒有這種根系去維持，還覺得自己是外來者。”

　　全桂榮和他的孩子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而全桂榮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蘇州人，即使他想說自己是，但他也能深刻感到王海軍所說那種“隔閡”，比如戶口。

　　王海軍說，自己是不是蘇州戶口無所謂，但希望至少自己孩子的戶口能落在蘇州。

　　在2015年8月，工友家園曾舉辦過主題為“教育公平”的座談會，一位工友說，“希望我們的孩子都能沒有障礙地去上公辦學校。”

　　在當時，要想孩子被學校接收，需要滿足“三穩”條件——穩定的工作(勞動合同)、穩定的住所(居住證，辦理前提是有住房合同)、穩定的收入(社保繳納清單)。

　　據全桂榮了解，沈巷這樣的城中村只有宅基地證，一套房子5年內只提供一個孩子上學的名額。

　　王海軍狠下心來買了房子，但仍然不符合買房入戶條件。根據2016年出臺的《蘇州市戶籍準入管理辦法》，購買市區成套商品住房75平方米以上才可向公安機關申請戶口遷入。

　　“在五六年前的蘇州，我們夫妻倆咬咬牙積累個十年八年，也能勉強買一套商品房。但自從2015年蘇州房價上漲之后，這條路(買房落戶)對我們打工者來說就斷了。”王海軍說，目前他寄希望于積分落戶，“未來幾年還是很有希望的”。

　　如今，全桂榮把家安在了吳江，在家帶孩子，不再方便天天往家園跑。這天他抱著孩子回到家園，在接受采訪間隙一邊喂孩子一邊聽高港彈吉他。

　　入夜，王海軍和高港一起唱了首《單身情歌》，他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第一個寫上序言：人的行動取決于人的思想，當我們都能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并打算為更好的生活去爭取努力的時候，我們就離更好的生活不再遙遠!

　　王海軍和高港在唱歌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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