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自2014年3月1日起開始實施，用工單位在該規定施行前使用派遣員工數量超過用工總量10%的，應當于該規定施行之日起2年內降至規定比例。
那我華安是不是可以在華府“轉正”，不用再受欺壓了！
這對受苦受難的勞務派遣工來說本是一件還算可以的事情，然而，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從來都不喜歡讓工人得到哪怕是一丁點的好處。為了規避相應的法律風險，繼續壓低用工成本，“假承包真派遣”的用工方式開始在全國泛濫。
2014年5-10月，全國總工會按照《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關于學習宣傳貫徹<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的通知》要求，對各地工會學習宣傳貫徹《暫行規定》工作進行了督查。督查發現，走訪的企業多數都在考慮或已經以“業務外包”方式降低勞務派遣用工比例。但此種外包并非規范意義上的業務對外承包，而是借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實。
2018年1月2日，廣州艾帕克汽車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艾帕克)部分“承包工”和勞務派遣工為爭取“同工同酬”進行了罷工。在他們的公眾號“艾帕克維權工人聯盟”中有文章提到，艾帕克自2016年2月開始不再招聘勞務派遣工改為招用承包工，這一行為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另辟蹊徑”使出來的詭計。
承包工跟以前的勞務派遣工相比，企業得到的灰色利益更加可觀。艾帕克將業務名義上承包給廣州新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力)，不管是艾帕克還是新力都沒有給承包工繳納住房公積金，并且承包工人在廣州工作，社保買的卻是外地的最低標準，年終獎也比其他員工少一萬多一年。當然，更讓工人在意的是，他們的底薪也少六七百一個月，由此而來的加班費自然也就跟著縮水，每個月到手的工資跟同一崗位其他員工的差距也就非常明顯了。
年輕人，你第一日上班就說要同工同酬？你哪個派遣公司來的？
其實我連派遣工都不是，不過實在是看不過工廠濫用派遣工，假外包真派遣的行為
什么假外包真外派，這叫派外派
這叫規避法律而外包
這叫外包而減輕成本
這叫枉顧工人利益來減輕成本
這叫公司利益提升了才能保障工人權益
那我們就去勞動局說，讓勞動局看看工廠究竟有沒有違法
看就看，我工廠在這里每年納稅數百萬，什么時候怕過勞動局！
而且我左青龍、右白虎、老牛在腰間、龍頭在心口，你真要在我工廠玩什么同工同酬，我一幫兄弟還能慢慢跟你玩！
長期被這樣不公平的對待，能夠心甘情愿接受這種現狀的員工我想應該是沒有的。只是大部分的員工慣于忍受，不爽了就用腳投票，跟工廠拜拜了事。而那些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走的人，就會像氣球一樣，氣裝多了就有爆炸的時候，所以艾帕克的承包工會走向維權之路一點都不奇怪，這就是傳說中“被逼的”!
然而，勞務派遣制度下的二等工人維權尚且困難，作為三等工人的承包工維權之艱難又可想而知!
勞務派遣：二等工人的維權黑洞
勞務派遣是相對于傳統的直接雇傭而言的就業形式，是一種招聘和用人相分離的勞動力經營模式：派遣公司雇用工人但不使用工人，企業不招聘工人但實際使用工人，雙方通過“勞務協議”確立派遣和用人關系。
作為一種僱傭或用工方式，勞務派遣起源于1920年代的美國。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外國企業以辦事處的形式進入中國，由于沒有工商注冊，它們不能直接僱用中國員工。它們的到來推動了勞務派遣行業在中國的發端和發展。
1980年代初，國有企業受到剛性的勞動計劃和編制的制約，為了增加勞動力，解決職工子弟就業問題，一些企業自主招聘了部分職工子弟作為臨時工或合同工。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這些企業通過設立勞務公司，由勞務公司與這些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然后再派往企業工作，這種運作方式實際上就是勞務派遣。
1990年代，勞務派遣又被用于國家設立的、為下崗工人安排再就業機構的名稱。直到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才被限定于“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人。該法雖然是對勞務派遣制度進行專門的規定，但它的出臺卻使勞務派遣產業飛速發展。
根據官方數字，國內勞務工的數量在2009 年已達到2700 萬人，到2010 年底，全國總工會調查發現國內勞務工已經達到6000 萬。由于很多企業存在虛報和瞞報的情況，實際數字應該比這個更高!
《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曾被諸多資本家抵制，但是從它的實際操作上來看，某種程度上卻是一部保護資本家的法律。它其中關于勞務派遣的相關規定，實際效果是借助派遣中介公司把企業本身置于勞動法律保護適用范圍之外，使企業成為“只用工、不用人”的單位，不必負擔對其工人的法定義務。由此而來的法律真空和法律漏洞，使得勞務派遣制度被普遍濫用。
2009年全總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工會法執法檢查報告中就指出，我國勞務派遣用工亟待規范，很多用工單位將勞務派遣工安排在一線長期性崗位，部分企業中存在勞務派遣工與本企業職工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一些勞務派遣單位利用異地派遣少繳社會保險費，侵害勞務派遣工的合法權益，勞務派遣工參保率也普遍偏低。
由于用人單位和用工單位的分離，勞動者權益受損時，維權之艱難可想而知！
著名學者黃宗智通過對57宗與勞務派遣有關的訴訟檔案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在舊型的勞動關系之中，用人的企業既是與工人簽訂合同的單位，也是管理工人的單位。在新型的勞務派遣關系中，兩者則是分開的，與工人簽訂合同的是中介性的勞務派遣公司，而實際上管理工人的則是企業本身。結果是在法理和司法實踐中留下了一個管理實施不受法律約束的“黑洞”(黃宗智，《中國的勞務派遣：從訴訟檔案出發的研究》，《開放時代》2017年第3期、第4期。)。
這個黑洞的存在，給企業非法濫用工人提供了舒適的溫床。比如上文提到的社保和同工同酬問題。在艾帕克所在的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最普遍的就是不給勞務派遣工繳納住房公積金和長期在主營業務崗位上使用勞務派遣工的問題。其他的如：用工單位退回勞動者不受法律“約束”、不能加入工作單位的工會、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被簽訂短期合同輪換勞務派遣公司、合同中被納入防御性的條款、正常工作時間之外的“值班”沒法算錢，等等。
對勞務派遣工來說，要爭取《勞動合同法》中的相關權利，往往比登天還難。盡管如此，最高法院的裁判文書數據庫顯示，近年來涉及勞務派遣的勞動爭議案件一直在快速增加：2007年只有3件，2008年6件，2009年13件，2010年10件，2011年22件，2012年59件，2013年248件，2014年1255件，2015年1119件。
2013年《勞動合同法(修訂)》，2014年《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的出臺，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對規范勞務派遣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勞務派遣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卻并沒有因為它們的出現而得到根本解決。只要“用工”與“用人”相分離這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想僅憑“合同”對派遣公司的約束來處理實際管理中的工作關系，是不大可能見效的。身份的分離就像懸在勞務派遣工人頭上的一把劍，稍有不慎就可能工作不保，并且維權都找不到主體。
以前資本家認為工人只要和它建立了勞動關系，就像工人給它簽訂了賣身契一樣，工人什么都要聽它的；而現在資本家既要求工人什么都要聽它的，但一旦發生了什么事，它就立馬踢開工人，什么都不管
2017年，一位在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臺資企業上班的工人，因與領導關系不融洽，被莫名其妙的從用工單位退回了用人單位。他想要找個說法，用工單位說他已經被退回，不是公司員工不能再踏進公司半步。而用人單位說這事跟我們沒關系，我們又沒有與你解除勞動合同，你找我們麻煩也沒用。無奈之下他跑去勞動部門仲裁，他想告用工單位非法退回，勞動仲裁那邊說他沒有跟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不受理案件;于是他又去告用人單位不作為，不盡職盡責保護派遣工權益，這時勞動部門說他與用人單位沒有解除勞動合同，也不受理，最后他兩個企業一起告，結果也是一樣!這就是資本家號稱保護工人的法律給工人帶來的便利。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用工成本與企業利潤之間成反比的事實，使得工人與資本家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休戰。雖然如此，資本家其實更應該認識到，被善待而具有高積極性的工人，常會帶來高于工資成本的勞動生產率和收益。但事實上，很少資本家會如此考慮問題，當資本家可以用強權和壓制達到目的時，他們絕不會用“糖衣炮彈”。而在權利懸殊的情況下用所謂“對等”的法律來保護工人權益，本質上也是一種虛偽。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家對工人的絕對優勢，導致他們非法濫用工人，工人權益受損卻維權困難已經是被普遍證明的事實。
利用法律黑洞非法用工，勞務派遣是一種形式，而承包(外包)在“非法”這條路上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承包/外包：披著羊皮的狼
承包工是艾帕克、新力和他們的員工對艾帕克三等員工(從工資福利上進行的劃分)的稱呼。關于承包工的定義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而關于承包卻是有明確定義的——“承包”準確的說應是“承包經營管理”，是指企業與承包者間訂立承包經營合同，將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全部或部分在一定期限內交給承包者，由承包者對企業進行經營管理，并承擔經營風險及獲取企業收益的行為。
而與承包相近的一個概念是勞務外包——勞務外包是指發包企業根據自身的經營需要，把某一項或者多項總做任務或業務外包給承包企業，由承包企業組織人員按照發包企業的標準生產或提供服務的行為。
從艾帕克和新力的實際操作來看，工人口中的承包工應該就是外包工。
艾帕克的承包工說自己的工作崗位與其他正式工和勞務工并無差異，都是在生產線上干活打件，一條十來個人的生產線上，一般也就一兩個承包工，大家在同一個管理體系下被管理，有相同的班長、組長和科長，用相同的評級方式。從這個描述上看，艾帕克對承包工的使用絕對存在問題，名義上雖說是承包，實際上承包工卻是跟其他工人一樣，被發包方管理，這跟勞務派遣工或者說正式員工確實沒啥兩樣。(據說工人罷工后，艾帕克和新力在承包工的管理形式上進行了調整)
由此看來，艾帕克和新力在承包工這個問題上確實需要有關部門嚴查!
2016年1月5日，《工人日報》報道，廣東省許多企業擬用“假外包、真派遣”的手段蒙混10%的勞務派遣用工紅線——“10%的勞務派遣用工紅線”，是指2014年3月1日起實施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要求“用工單位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10%”，要求用工單位降至這一比例的時間定為2016年2月底之前。大限將至，一些用工單位卻動起了“歪腦筋”，有的打算直接辭退勞動者。
華安，我們工廠要面臨自動化升級了，你那個車間我們打算外包出去了。雖然車間外包了，但我們想你可以繼續在那里工作
我們知道你和一些管理不和，到時候車間外包出去了，那你就不用受那些人管了，自由多啦
老板，先不要說什么同工同酬的問題了
就算到時候那些管理一樣來欺壓我們，雖然我們車間工友名義上是外包的，但還不一樣吹你不漲，拉你不長
哼，我還想如果你們要是答應去那個外包公司，我就可以想辦法幫你們買本地的社保、公積金，現在看不用啦
你不要說謊啊！我現在就去那個承包公司，你現在就給我們買本地社保、公積金！
來人！華安剛剛已經向我辭職，他已經不是我們工廠的工人了，把他趕出去！
老板，你！
1月8日，人民網轉載并點評了《工人日報》的文章：規避勞務派遣用工紅線，有可能讓一個好制度名存實亡。任何放任用工單位動勞務派遣“歪腦筋”、玩“貓膩”、搞“變通”的做法，都是需要高度警覺的，更是需要監管部門迅速出擊防范和治理的。
這里暫且不談勞務派遣制度是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僅就用工紅線這一點，兩家媒體都道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一事實。然而，“光說不做假把式”，隨著2016年2月的臨近，假派遣之名的非法用工并沒有因為它們的警告而銷聲匿跡，同時“假承包真派遣”卻已經成為各大企業追逐的潮流。
事實上，在巨大的制度與法律漏洞面前，企業樂于“另辟蹊徑”，而相關部門也愿意“裝聾作啞”，這是在改革開放這幾十年里，資本和地方政府部門長期合作所達成的默契。而上級部門雷聲大雨點小的一貫作風，讓他們變得更加囂張，有恃無恐！
艾帕克從2016年2月份開始使用承包工，如果他們有看到過《工人日報》和《人民網》那樣的文章，那他們的行為正好就是傳說中的“頂風作案”。然而，這一行為存在了快兩年的時間，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限制。
從2017年年初開始，艾帕克的承包工曾多次去市總工會、市人社局、區勞動部門反映“假承包真派遣”、“同工不同酬”和“未繳納公積金”的問題，然而他們得到的卻是“踢皮球”和“拖”。相關部門的不作為、懶政和怠政很多時候都是激化勞資糾紛的催化劑。
在員工投訴之前，艾帕克的承包工買的是深圳的社保，這一點就已經明顯非法。同時艾帕克的承包工和勞務派遣工一樣長期沒有購買公積金，勞動部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說他們不知道只是打太極的托詞而已，因為后面就算知道了，他們也說這是個普遍現象，不好處理。這些領導道出了真相，這確實是個很普遍的問題，但普遍不是拒絕解決問題的借口，而更應該成為解決問題的動力。而工會部門回應工人說他們只管生產不管勞資糾紛，更是滑稽可笑!如此看來，相關部門如果不是不作為，那就是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真心太低，連最基本的法律法規都沒有搞清楚!
而國家法律法規的模糊表述，也給此類勞資糾紛的審理增加了難度。《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七條，以及《勞動合同法》第九十二條，對企業非法使用承包工進行了明確說明。但是到底什么情況會被定義為“假承包真派遣”法律沒有明確說明，這其實又是一個黑洞。勞務派遣工維權難，承包/外包勞動者維權難上加難。
艾帕克的維權工人曾經提過，新力和艾帕克一致認為自己沒有違法，相關部門的領導也一直強調跟工人簽合同的是新力，不是艾帕克，所有新力在艾帕克上班的員工，都是按照新力同一套工資體系發工資的。領導借此暗指艾帕克承包工所提出的同工同酬并沒有依據。
新力和艾帕克更是非常囂張的說工人是無理取鬧。在工人與艾帕克和新力談判的過程中，艾帕克整個就是一副你不爽我你告我的態度，根本沒有任何談判的誠意，權力關系顯而易見。艾帕克要把工人退回，揚言工人覺得企業違法了就去告，但你工人現在就是不能待在廠里上班了!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在現行法律體系下正在被不斷鞏固，所以現在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都極力勸說工人走法律程序。而大量工人法律維權的案例表明，在維權期間，工人往往是沒有工作的，而企業往往是繼續生產的。這給企業不妥協、并利用法律為難工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保障!
結語：團結斗爭是唯一出路
勞務派遣和外包制度泛濫的今天，相關法律對于工人來說已經非?？尚?，如果按照相關法律的程序走下去，工人要向艾帕克討個說法，將非常困難，躲在派遣和承包者兩層外衣之下，它的丑惡不斷被復制!
如此看來，維護工人的權益和尊嚴，團結斗爭是唯一出路。
最近幾年炒得比較火熱的集體談判，被認為是工人團結斗爭的有效手段，很多人認為是工人維護權益和保證尊嚴的法寶。然而，就廣東省2014年出臺的《廣東省集體合同條例》為例，它的出臺對工人而言的保障微乎其微。它中間關于集體談判的條款賦予了工會大量的權利，而它們忽略了現在大部分的工會被企業控制的現實，在這種現狀下，工人幾乎無法使用這一權力，并且其中規定的不停工談判，閹割了工人對企業最有力的談判籌碼!
艾帕克的員工維權經歷了兩年的時間，在這兩年里，艾帕克的工會從來就沒有任何的出面。據員工透露，1月2日，當40名員工向艾帕克討要說法時，他們第一次聽到艾帕克的工會主席跟他們說，你們有什么訴求我來幫你們談，而此時的工人早已經不買賬，質問他們早去哪里了。繼而在談判過程中，工會領導又出來扮演了資本走狗的角色，一名并沒有參加談判的工會副主席，在談判陷入僵持時，竟然跑到談判桌邊對工人談判代表進行訓話，大概意思就是公司愿意跟你們談就已經是對你們的尊重了，你們還不答應，簡直就是不識好歹!更可笑的是第二天，有部分工人被非法介入勞資糾紛的警察帶走后，一承包工與工會主席打招呼，他非常傲慢的回答，“誰是你們的工會主席了”!滑稽可笑躍然紙上，此等嘴臉，正是目前大部分企業工會的真實寫照。而2018年，艾帕克的工會主席竟然還出庭給資方作證，證明艾帕克無故雇員工的合理性!工會已經變成企業的傀儡，維護工人合法權益不受損害只能靠工人自己的團結。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名著中指出，“工人除了為改善自己的狀況而進行反抗，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這種反抗中顯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
工人的權利和尊嚴，如果沒有團結斗爭的保駕護航，就只是天方夜譚。而推動法律黑洞的完善，更需要工人團結斗爭的力量。
在慘淡的現實面前，作為工人必須認識到團結的重要性!
只有團結，才有機會獲得尊嚴!
只有團結，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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