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高考結(jié)束后，又一批孩子畢業(yè)了。他們開始面臨新的選擇，不同的城市、學校、專業(yè)，或者直接闖入社會，有的甚至早已進入社會。我們想象中的選擇似乎有無窮多個，但真正落到每個人的身上，機會常常又是如此渺小。有的人站在命運的岔口，有的人卻一直在唯一的道路上前進，道路又是那樣曲折。

　　學者熊易寒出生于農(nóng)村，當他走出農(nóng)村，再一次回身去做農(nóng)民工子女身份的研究時，也看到了命運的身影。他說：“如果說個體的命運帶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那么，群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設定的。”

　　2.47億流動人口，受影響的孩子有1.03億，這些孩子留守在農(nóng)村，或是流動到城鎮(zhèn)，面臨著比其他同齡人更多的挑戰(zhàn)。他們都留守在何處?或者流向了哪里?為什么隨父母離鄉(xiāng)后又要被迫返鄉(xiāng)?是什么因素真正影響了他們的命運?有沒有什么辦法可以移去他們面前的重重阻礙?

　　魏佳羽來自公益組織“新公民計劃”，一直關(guān)注并服務城市流動兒童，他追蹤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規(guī)模變化和去向，他熟悉影響著這1.03億孩子的各種因素，看見了他們內(nèi)部的差異，也看到了對比其他孩子而言更大的差異及原因——

　　其實不管從全球來講，還是單從中國來講，我們都是在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中，即使我們自己不是流動人口，流動群體離我們也特別近，其規(guī)模數(shù)量非常龐大。比如在北京，小學在校生中有87萬，其中流動兒童(非本市戶籍學生)有33萬。但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來說，流動兒童的問題嵌入到整個社會結(jié)構(gòu)之中，我們通常看到的都是一些片段，難以找到其中的關(guān)鍵點。

　　大概是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巨大變化的發(fā)展階段，一開始，絕大多數(shù)人還生活在農(nóng)村，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過半數(shù)的國民在城市里生活了。中國在2015年的城市化率是56%，但其中有2.47億人的戶籍與居住地分離，成了流動人口。在當下的中國，大概有1/6的人是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則差不多1/3的人是流動人口。

　　2.47億流動人口，受影響的兒童數(shù)量是1.03億。這些流動人口的孩子里，有的是流動兒童，有的是留守兒童，他們其實是一個群體。在所有兒童中，這些孩子大約占38%，8個孩子里大約有3個是流動或留守狀態(tài)。在這1.03億流動留守兒童中，其中流動兒童有3426萬，留守兒童有6877萬，留守兒童中城鎮(zhèn)留守兒童有2826萬，農(nóng)村留守兒童有4051萬。

　　流動兒童中的絕大部分在東部沿海地區(qū)，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等。四川、河南等地的留守兒童最多。

　　對于這一億多個孩子來說，他們的父母大都生活在城市里，有的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有的則是和父母分開的，不管在城鎮(zhèn)還是鄉(xiāng)村。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毫疑問是應該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果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他們成年之后相比于由父母親自撫養(yǎng)的孩子，可能在安全感、社會性發(fā)展和習慣養(yǎng)成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問題。

　　從1978年至2015年，越來越多的人口從農(nóng)村進入城市，從中小城市來到大城市，但是因為外部或者家庭自身的原因，他們的孩子卻沒能跟他們在一起。

　　如果這么龐大的一個群體都在沒有父母陪伴的情況下長大，就可能出現(xiàn)各種問題。不能為6877萬留守兒童解決父母陪伴這一根本問題，其他的努力都是不過是在緩解疼痛而已。

　　在我看來，城市的教育政策對于這些孩子能否跟孩子在一起，影響是最大的，不同的政策會決定他們是否有機會在城市進入公辦學校，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然后有機會在父母的身邊長大。但是他們在城市的成長過程中，從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個節(jié)點都可能成為阻礙。

　　前段時間北京的一個CEO，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yè)家，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讀書，但他的孩子因為沒有學籍，也遭遇到入學難的問題。其實很多中產(chǎn)家庭的孩子會被卡在中考和高考上，例如北京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非本地戶籍人口開放高考。

　　還有一部分孩子，他們在城市里無法入讀公辦學校，但是父母也不希望讓他們成為留守兒童，只能選擇自己承擔學費，去低收費的民辦學校(我們一般稱為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就讀，這里面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學校也主要分布在城中村或者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

　　這些學校，首先在投入方面與城市公辦學校有著巨大的差距，以北京為例，公辦小學生均成本超過25000元/年，但是對于這些民辦學校來說，學生每年的學費一般只有6000元-8000元/年，最終能夠用在學生身上的可能不到5000元/年。

　　從我們過去十年與這些學打交道的經(jīng)驗來看，教育的事情確實沒有捷徑可走，一分投入、一分收獲，一節(jié)課也只能解決一節(jié)課的問題，哪怕我們花了再多的信息，做了再巧妙地設計。

　　▲ 2016年6月25日，NBA球星林書豪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圖為林書豪在地圖上畫自己的“流動軌跡”。 © 新公民計劃

　　另一方面，從教育的需求來看，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流動兒童，其實都是普通兒童，盡管城市和農(nóng)村之間的教育可能在細節(jié)上有差異，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好的教育產(chǎn)品，對于普通兒童是教育產(chǎn)品，對于流動、留守兒童也是一樣，重要的是我們?nèi)绾螌ふ业礁嗟馁Y源，把這些好的教育帶給這些孩子。

　　流動人口的子女中，在義務教育階段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的大概有32%，至少在這個階段，他們的教育是有保障的。還有8%的孩子沒有辦法進入城市公辦學校，但還是留在了城市里，去了所謂的打工子弟學校。全國有3000-4000所打工子弟學校，吸收了200多萬學生。還有將近60%的孩子生活在農(nóng)村，沒能和父母在一起，只能成為留守兒童。

　　過去十年，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遷移路徑差不多是從三環(huán)到四環(huán)、再到五環(huán)、六環(huán)，一層層往外挪動。大概三月份的時候，“新公民計劃”對這些學校做過一個小調(diào)查，目前北京大約還剩了107所打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人數(shù)還有約5萬人。看起來流動兒童是減少了，其實這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大多都回農(nóng)村，成了留守兒童。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qū)的孩子，他們的戶籍和居住地不一樣，他們的未來在哪里?我出生在東北的四平，戶籍上，我是四平人，但我在北京工作。我的女兒在北京出生和長大，她算是北京人嗎?對一個家庭來說，特別是對農(nóng)村人口來說，要從一個區(qū)域流向另一個區(qū)域的時候，會面臨非常非常多的挑戰(zhàn)，工作居住環(huán)境、學校社區(qū)等公共服務……相對城市居民來說，還有很大的差距。

　　最大的一點就是政策層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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