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對于拾荒者群體并不了解。事實上，現實中生活在城市縫隙的大量垃圾清理工，并非同質化的群體，其內部早已形成了不同的分工與分層。數量眾多的拾荒者仍懷著逐漸積累、并向上流動的期望，然而社會流動的機會盡管存在，卻也十分脆弱，一場天災人禍，就足以使他們數十年的奮斗落回原點。

　　在河南中南部的一個村莊，我們反復聽聞村里、以及周邊地區大多數人都曾出去收過廢品，且有村民因收廢品而發家致富，遂請村干部介紹了一位拾荒時間久、對整個廢品收購行業都了解的村民。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方振業。65歲的方振業從80年代就開始拾荒，在廢品行業一直干到2010年，近30年的時間里，他一步步從拾荒、定點收廢品，走到辦廢品收購站，每一步都深深烙上城鄉關系變遷的印記。

　　（一）錯失發展良機，走上拾荒之路方振業個子瘦小，但眼神機敏，善言談，且表達清晰，邏輯性強，不乏文采，可知年少時讀書的功底十分扎實。

　　1970年他初中畢業，此后在家務農了一兩年，1972年下半年入伍，在成都當了4年兵。1975年，他成為部隊第一批入黨的黨員，并不久后成為班長。在部隊的第四年，他以優異的表現，進了干部教導隊。這意味著被重點培養，將來非常有可能留在部隊，前景廣闊，不過卻陰差陽錯地失去了機會。方振業的未婚妻當時不放心，怕他級別高了以后，就不要自己了，于是到了方振業家，沒想到剛好在那里生了病，家里發電報給他，部隊于是讓她來治病。方振業當時正在教導隊，被上級找去談話，部隊的意思是，方振業的愛人生病，將來是拖后腿的，所以不能再培養他了。他就此錯失了發展機會，退伍回到了家里。

　　1977年，方振業回家以后，繼續務農，直到1985年開始外出拾荒。他外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躲計劃生育的罰款。因為超生，他那年被罰款120元，由于農業收入有限，他無法交上罰款，只好想辦法躲出去。

　　最初，剛當兵回來的方振業無法拉下臉面來去收破爛。然而，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放下身段，走上這條不需太高成本的道路。他說，那時為了避免碰上熟人的尷尬，他每天一大早就拉著人力車出去，直到夜里看不見人了再回家。就這樣偷偷摸摸地拾荒，從1985年一直干到1992年。那時，拾荒的收入一天能有5塊錢，遠高于教師、村干部的工資，當地人的看法也逐漸發生了改變，到這一時期，村里50%的人都投入到拾荒行業。

　　（二）外出拾荒：遭遇收容遣送為了查看廢品市場行情，方振業在1992年到安陽的弟弟家住過十來天。他弟弟是大學生，弟媳是護士長。在弟弟家住的十來天，他覺得十分不自在，怕被弟弟尤其是弟媳看不起的自卑感，讓他最終放棄了安陽，并一氣之下跟著親戚去了洛陽。在洛陽待了3個月，一心一意地收廢品，方振業說，那時已經不覺得那么羞恥了。從洛陽回來后，他在家待了20多天，找了5、6個脾氣相合的親戚，一起去了大連。大連正是當地很多村民收廢品的一個主戰場，直到如今仍有一些村民在大連做廢品生意。

　　方振業對大連的記憶并不好，他說，“大連人和河南人性格不一樣，性子暴烈，特別是對撿破爛的看不起。”在大連期間，他經常被打傷，同去的幾個人皆是如此。在大連堅持了半年左右，與他同去的5、6個人陸續回來了，方振業自己也回來了。在大連的半年，方振業被收容了3次。一般是派出所插手管理的，到了派出所，先揍一頓再說，最多過一夜就送到收容遣送站，送去之前，要表態再也不收廢品了，再也不到這兒來了，才會被放走。然后收容遣送站會用被遣送人員的錢買好火車票，把他們送到火車上，直到火車啟動，負責遣送的人才會離開。方振業有2次在收容站逃了，有1次被遣送回家，住了5天又去了大連。之所以要逃，是因為他們被逮到派出所，再從派出所直接送往收容遣送站的期間，都無法去住處拿自己的行李、證件。前2次出來，是因為有人出錢來保釋，一般需要500-600元才能保釋出來;而那時收廢品的收入也不過一個月200-300元，“要是出來一兩個月又被逮進去，那就完蛋了。”第3次被遣送卻因為大連要清理外來人口，一律遣返。方振業說，他的身份證、退伍證都在這次丟了，錢、衣服就更不用說。因為丟了退伍證，方振業十分惱火，因為退伍證無法補辦，后來領退伍補貼的時候，他沒有退伍證，不被承認。因被遣返，無奈之下，方振業只能回到老家。

　　方振業提到，那時村里也有人外出打工，每年春節回來，人們都聚在一起議論做什么能賺錢。他說，“(那時候)當官的一個月100多塊錢，村干部、小學教師一個月幾塊錢，撿破爛的一個月能賺500塊，比縣長都賺錢。”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一商議，還是覺得收廢品比較可靠。“(從大連)回來以后，受錢的誘惑，又想去，又怕。”這時方振業的愛人與丈夫商量說，她去大連收廢品，丈夫在家帶孩子、種地，她認為，“一個女人在外，人家多少會有些同情，至少不至于挨打。”就這樣，他愛人去了大連，并在大連收廢品將近1年時間，直到方振業通過另一個親戚介紹到北京。1994年，方振業和愛人帶著17歲的大兒子一起去了北京，自此，從1994年直到2011年，方振業一家人都在北京收廢品。盡管艱難，靠自己的勤勞、運氣和聰慧，方振業在北京打開了局面，也歷經了諸多波折。

　　（三）拾荒者的黃金時代：“能撿3年破爛，給個縣長也不干”剛到北京的時候，找個安穩的地方待下來就是件困難的事情。那時候居委會為了安全，不讓收廢品的進去。方振業想辦法找了個小區，免費幫小區清理衛生、看管自行車。他們每天凌晨3點開始清掃衛生，到早上7點吃早飯前，一天的清潔工作已經做完了，白天他們去收廢品，不耽誤時間。從1994年到1995年，方振業一家經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才逐漸被社區認可，從1995年開始基本固定下來。

　　方振業一家剛到這個小區的時候，處處小心，也花了很多心思跟小區居民搞好關系。1994年麥收季節，方振業沒讓大兒子跟他一起回老家收割，讓他留在那個小區繼續工作，并特意囑咐兒子，不要光顧著收廢品，得給人家把活干好。大兒子也懂事，工作做得很好，加上長得討人喜歡，居委會的老太太喜歡這個孩子，就讓方振業一家住在了小區里，廢品也直接送給他們。為了方振業一家一個住處，居委會把原來放垃圾車的小房子清理出來，另建了一個棚存放垃圾車。于是這個8平米左右的小房子就成了方振業一家的住處，他們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方振業說，“我的三個兒子全部是在那小區里成長起來的。”

　　方振業告訴兒子，一定要跟人搞好關系，“我們是最底層的，人家是上等上的，在人家面前站著，人都嫌臟，怎么跟人有接觸?只能給人幫忙。”方振業所在的小區是市委家屬樓，他說，“各個單位的頭都在那，這主任那主任，這經理那經理的。當官的有個特點，愿意出錢，不愿意出力。買的花盆、米，上幾斤的東西，他不拿，讓我們拿。我們送的(次數)多了，等他從樓上再下來，就有廢品帶下來，或者吃的。如果我們不在，他們就直接把吃的放在我們攤位上。”方振業說，那時候，他們家一半的吃食都是居民送的。對他來說，這解決了他們的大問題，幾個兒子都是大小伙子，不會做飯，他們住的地方也沒法做飯。

　　這個小區的住戶一共1000戶左右。方振業當時收去賣的廢品從紙張、紙盒、易拉罐，到廢塑料、廢銅爛鐵等。那時他們一個月能輕松獲得兩三百元的純收入，如果運氣好，一個月的純收入能有五六百元。所以1990年代中期，河南曾流行一句話，“能撿3年破爛，給個縣長也不干。”整個廢品收購行業的最高峰，大約就是在1994年到2000年前。90年代早期，收廢品的收入是每個月200-300元，90年代中期每個月的收入達到400-500元，而同期一個鄉黨委書記的月工資也只有100多元，教師月工資更只有幾塊錢。

　　從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的十年左右，收廢品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不固定點的，俗稱“扒垃圾堆的”，這些人拿個棍背個袋，串大街走小巷。這類人在收廢品群眾中占大多數。另一種是固定點收廢品的，這一類就必須得到居委會和居民的認可，人數很少，方振業就屬于這一類。

　　方振業解釋說，盡管他從1995年開始，在小區里固定下來收購，但完全占領這個小區是在1997年以后。1997年下半年，方振業回老家蓋房子，1998年再回北京時，已經不再是開放式小區，各小區都用柵欄封閉起來。這一時期，由于收廢品容易賺錢，各行業的人都去收，“收的人一多，東西還是那么多東西，收入就少了。年輕有腦子的有開始走歪門邪道，去偷。”方振業說，建封閉式小區是北京市統一規劃的，他所在的小區，治安室的房子還是他們父子去蓋的。從建起封閉式小區開始，一個小區的廢品收購被一兩個承包下來完成成為可能，于是逐漸演變成后來的一種廢品收購類型——“包小區”收廢品。

　　對方振業來說，盡管1997年他所在的小區也封閉起來，但那時他仍以免費給小區打掃衛生的方式作為交換，不用交承包費。然而，到2000年左右，居民開始意識到，收廢品的都是有錢的，有居民提出來，“別看是收破爛的，他們有錢，他們得‘出血’。”方振業說，“剛開始居民把收廢品的看作是要飯的，夜里被(我們清理衛生)吵醒了，把窗子關關;后來發現收廢品的不簡單，(對我們)賣廢品也有意見了，不讓夜里收衛生，(凌晨)5點之前不能收衛生。”也從這時起，如方振業這類固定點收廢品的人開始需要向小區居委會交一定的承包費。

　　拾荒者地位的變遷，其實也隱匿在社會分層所帶來的城市人焦慮中。拾荒者本是生存在城市的縫隙，被城市人所同情，然而，1990年代城市的變革，加上拾荒者收入的不斷上漲，他們開始成為地位日益不穩定、前途日益不明朗的城市中間階層的威脅。

　　（四）國企改制、工人下崗與拾荒者的被驅逐2000年以后，收廢品行業還發生了另一個更重要的轉變，因為這時候國企改制導致的城市工人大量下崗，使城市保潔成為“4050人員”就業安置的一個重要渠道，原先生存在城市縫隙中的拾荒者此時必須讓出位置。對方振業來說，轉變是從居委會換屆開始的。從2001年開始，大學生開始進入居委會工作，而原先在居委會工作的老太太，但凡年齡在55歲以上的，都要退休。剛從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在街道辦事處培訓半年以后，就到居委會工作。2004年前后，與方振業打交道多年的居委會主任、副主任都換掉了。不到3個月，事情就變了。

　　有一天，新上任的大學生主任來找方振業談話，談小區的新政策。聊到這里，方振業苦思冥想了好一會兒，才想到當時那個讓他十分頭疼的詞：“規范”。他說，“我都不能聽見這個詞，聽見我就頭大。”居委會主任來表達了兩個意思，第一，小區工作現在要“規范”，對收廢品的要收攤位費;清理衛生要成立專門的保潔公司，每天要在白天的固定時間段內清理。“就算早上7點前清理干凈了，白天一刮風，樹葉又下來了。要讓居民看到保潔員在清理。要是夜里收衛生，居民只看到你們在收廢品。”第二，如果本小區有無業人員找不到工作，要撤換原來的清潔人員，優先給本小區的無業人員安排工作。方振業說，“社區大學生給解釋的，‘保潔員’，‘保潔’，就是要隨時保證清潔。你看人家這解釋，所以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很快，新的規定就開始實施。方振業說，“作為安排失業人員的理由，把我們清理了出來。但突然把我們清出來，我怎么辦?”他去找幾個老太太說情，但幾人都說不行，必須“規范”。正在方振業犯愁的時候，新安排來接手他工作的居民來找他。“我說你該干啥干啥，我不耽誤你。我找到地方就走。他說他不會干(清潔工作)。我聽他這話我就明白了，我問，‘(這個工作)你賣不賣?’最后我們商量好，我給他錢，我還繼續做我原來的事情。”沒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天，居委會的人突然狠狠訓了方振業一通，強行讓他離開。方振業說，“當時大學生兇得很，說發火就發火，說捯飭你就捯飭你!”無奈之下，方振業只能另謀出路。

　　（五）從拾荒者到“廢品回收員”：交錢“包小區”從2004年到2008年，方振業父子三人應聘到另一個小區物業的保潔部門，負責清理垃圾，每人工資是700元/月。方振業向物業部門提出，他不要工資，只要讓他收衛生的同時把廢品清走就可以。那時，他們一個月賣廢品的毛收入能達到5000元，交給物業1000元。

　　方振業說，清理垃圾是件需要經驗的工作，并不是誰都能干得好。他當時所在的小區，每棟樓28層，每層一個垃圾間，每層12戶人家的垃圾都放在垃圾間里。早上8點開始，保潔員工用垃圾桶的套袋將垃圾運出，一層一層往下收。由于從垃圾間到電梯有一段距離，而垃圾袋里往往有醬油瓶、醋瓶、剩飯等，缺乏經驗的員工常常因為垃圾漏出而耽誤時間，也讓居民不滿。物業部門規定，學習階段的保潔員需要在2小時內收完一棟樓。成熟員工可以80分鐘收下來，技術高的50分鐘可以收下來。方振業一般是在1小時內下來，所以盡管物業中間換過其他人來收，卻因居民投訴，最后不得不仍將方振業一家招回來。

　　從方振業的角度，選擇進什么樣的社區，有幾條原則。第一是看小區內商品樓多還是家屬樓多，商品樓比家屬樓的收購員收入要多一倍，因為商品樓住的都是富人。第二是看這個小區開幾個門，門越多越不劃算，因為門越多，外來混進來收廢品的人就越多。第三是看住戶的多少。方振業和同鄉曾議論出一個大致的規律，收購廢品的人每天從每戶居民處平均可以賺1塊錢。

　　自小區封閉化和廢品收購“規范化”以來，小區的“廢品回收員”歸物業部門管理，并向物業交承包費。隨著廢品收購的競爭日益激烈，物業把承包費不斷上抬。方振業說，按現在的行情，一個1萬人左右的小區，廢品回收員一年要向物業交7萬元。

　　（六）經濟危機下的短暫轉機：承租廢品收購站2008年奧運會結束后，下半年突然出現了經濟危機。方振業說，當時有的廢品收購站一下子賠了幾十萬。一個廢品收購站通常需要上百萬的成本，收購站通常會存到一定量的廢品后才去銷售，突然到來的經濟危機，讓這些存了幾十萬貨的收購站一時之間大量虧損。有人是貸款經營的收購站，看不到希望，又被催債，僅僅在方振業所在的片區，就有3個辦收購站的人自殺了，都是河南固始縣人。

　　多年的行業經驗，方振業對信息的把握和分析能力極為敏銳。經濟危機后，廢品價格在2008年下半年降到了谷底，此時，看準了形勢的方振業將本錢都砸上，又借了一些錢，湊了30萬左右，和3個兒子一起租了個收購站，做廢銅廢鋁的生意。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廢品價格已經不可能再往下降了，一定會回升。結果不出所料，2008年年底后，廢品價格果然開始回升。方振業當時承包的收購站租金是4000元/月，如果經營得好，一個月純收入能有6000多元;經營一般，純收入只有2000多元。

　　辦收購站2年多以后，再次出現了經濟危機。方振業說，他看到石油價格不斷下跌，就趕緊撤出了。以他多年的經驗，石油價格漲，則物價漲;石油價格下跌，物價也會下降，廢品生意也會走弱。在這樣的敏銳判斷力和分析能力下，方振業在廢品收購上并未吃過大虧，避過了大的價格波動。直到回到老家，方振業也一直關注著廢品行業的行情，只是這幾年行情一直不好，所以一直沒有再次出手。他估計自己將來也不會再做廢品生意了。

　　（七）風雨驟來：癌癥耗盡多年積蓄2010年下半年，方振業的老伴胃疼，查出來是十二指腸癌，在北京一家醫院住了二十多天，花了4萬多，但醫院研究了3、4個星期也沒研究出結果來。最后讓方振業拿活體標本去腫瘤醫院化驗，化驗的結果是癌變的可能性大，于是醫院讓他們趕緊轉院。

　　2010年春節，方振業帶著老伴回家過年，年后又返回到北京治療。他花了幾萬元，通過各種關系，轉到了一個有老鄉在那里當副院長的醫院。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不動手術，老伴最多還有3年壽命;如果動手術，有可能在手術臺上過世，但也可能能活下來，再活二三十年，醫生有75%的把握。老伴的意思是，如果只要1萬元，就動手術，如果超過1萬，就不做了。幾個兒子無法做決定，最后方振業作了決定，做手術。前后一共花了近20萬，總算是挺過來了。方振業說，本來老伴生病前，他手上有十多萬，當時已經籌劃著在北京市郊給兒子買房子，結果老伴的病，幾乎花完了原來的積蓄。

　　方振業夫婦從廢品行業撤出，回到老家后，幾個兒子仍然在外謀生，只是不再做廢品生意。大兒子買了個大貨車，運渣土，干了1年多了。二兒子和兒媳婦一起，承包了一個飯店的衛生。三兒子在大連辦了個雜貨店，因為剛開始去開店，關系不熟，進到過假貨，還被騙過，2年多下來，賠了5、6萬，今年剛開始有所回轉。

　　阿涅斯·瓦爾達《拾穗者》中的一幕(圖文無關)

　　方振業的故事，僅僅是河南無數拾荒者人生悲歡的一角，卻也清晰地烙印上了收容遣送制度、國企改革等重大社會變革的印記，城鄉關系的變遷形塑了拾荒者人生的重大轉折。自我定位于“社會最底層”的方振業，事實上無論智商還是情商都極高，在廢品收購市場上打拼多年，能準確地把握形勢，分析行情，適時出手。他所缺的，只是一點運氣。在河南這個人口眾多、資源稀缺的地區，這樣隱匿于眾人之中，實則能力出眾者大有人在，他們只是缺乏機會。偶爾有少數運氣好的，也能實現社會流動，脫離“底層”標簽。

　　在方振業所在的這個近4000人的村莊，如今年收入100萬以上的10戶(占村莊全部戶數的1%左右)中，有3戶是從廢品收購起家，如今自己辦廢品收購市場;年收入50-100萬的30多戶(占村莊全部戶數的3%左右)中，約有10戶從事與廢品收購相關的工作，主要做廢品加工或二手貨品生意，其中一部分是后來從其他行業轉向廢品行業。也就是說，在全村收入最高的5%的近50戶農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從事廢品相關工作，在全村約占到1%，且其中有一些并非從廢品行業起家，是將其他行業的積累投入進來。相較于當年全村近90%的人都投入收廢品行列，卻僅有不到1%徹底改變了命運，拾荒者的社會流動實為艱難。

　　即便高智商、高情商如方振業，挺過了下崗潮的擠壓，避開了經濟危機的沖擊，卻依然因為家人的一場大病而退回原點。三個兒子盡管都在城市小區長大，卻依然難以留在城市，代際流動的希望仍然未知。

　　(文中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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