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醫師報》編輯部收到貴州航天醫院三位醫生家屬發來的《求助信》,反映三位醫生從事塵肺病診斷工作,在正常履行醫生職責的情況下,被公安機關以塵肺病診斷中客觀存在的診斷讀片差異視為醫生“嚴重不負責任”而定罪,并以“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的罪名無辜羈押7個多月的情況。
《醫師報》記者隨即根據《求助信》所提供的線索對該事件進行調查,通過走訪當地醫院,采訪醫生家屬、同事、醫院領導以及遵義市衛生計生委和當事醫生辯護律師,獲取第一手資料,逐步揭開事件原委,并深入了解三位醫生的工作狀況。
5月28日,案件已經二次退偵回到檢察院,目前處于檢察院第三次審查起訴階段。
被稱為全國首例職業病醫生因診斷涉嫌刑事犯罪的背后,是家屬的心酸、醫生的恐懼。
貴州航天醫院是當地唯一實際開展職業病塵肺病診斷的醫院
核心提示
檢察院:案件還在偵查中,不方便接受采訪。
代理律師:醫生沒有收受患者的錢物及請托,他們是嚴格按國家診斷程序和診斷標準工作的,沒有嚴重不負責任和濫用職權的行為,就沒有失職行為和違法違規的行為。
醫生家屬:公安機關將塵肺病診斷和鑒定之間的差異認定為醫生嚴重不負責任,是不了解醫學不尊重科學的表現,指證醫生涉嫌犯罪的證據是篩選出來嚴重不公正的,把社保資金流失的罪名強加給醫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醫生同事:醫生僅僅因為診斷讀片差異率就被逮捕,對醫生群體是一個重大打擊。
醫院領導:相信司法公正,會給予該事件正確判斷。
遵義市衛計委:已終止貴州航天醫院職業病診斷和體檢業務。
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如果因為讀片差異率的存在,就認為是給國家造成了損失,這種主張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每一位塵肺病醫生都有可能被追溯為犯罪。
事件
三名醫生被公安帶走至今未歸
2017年11月2日,貴州航天醫院放射科余雷主任辦公室,接待了幾位特殊的“客人”。身著便衣的他們,拿出證件,告知余雷,要將張曉波帶走。余雷以為張曉波只是協助調查,會很快回來上班。沒想到這一去,至今再也未見著他。
在前一天,科里另外一名醫生黃亨平,也在家里被公安機關以“涉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帶走。
科里一下失去兩名骨干,讓余雷有些措手不及。
“他們平時兢兢業業,一心埋頭工作。怎么就失職了呢?”余雷難以置信。
張曉波和黃亨平是貴州航天醫院塵肺病診斷小組成員,他們被帶走的同時,公安機關也在醫院將另一名塵肺病診斷小組成員董有睿醫生帶走。
2016年,人社部門收到企業舉報,舉報貴州航天醫院塵肺病診斷醫生與工人存在“利益關系”,將“非塵肺病”勞動者診斷為“塵肺病”。之后,貴州省人社廳將此事向貴州省公安廳報案,隨及成立了專案組,2016年8月,公安機關對黃亨平和另一位羅姓醫生以涉嫌詐騙國家社保基金的經濟詐騙罪立案偵查。同年12月28日,貴州省人社廳、省衛生計生委、省公安廳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防范和打擊以虛假職業病詐騙社會保險基金犯罪行為的緊急通知》。2017年1月8日,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向媒體發布消息,稱有個別醫療機構醫務人員為謀取利益,出具虛假塵肺病診斷結論,相關人員以此診斷結論向人社部門辦理工傷認定并申請工傷保險待遇,造成社會保險基金的重大損失。
讓人費解的是,在這樣高調的定性后,公安機關偵查一年多,在未找到黃亨平等二位醫生“涉嫌社保資金詐騙案”的證據后,卻將案由變更為“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將醫院塵肺病診斷小組的張曉波、董有睿兩位醫生,加入到“失職罪”的辦案對象中。
三名醫生分別被羈押在貴州省遵義市第二看守所和遵義市播州區看守所,至今已經7個月有余。
黃亨平和張曉波所在放射影像科
調查
黃亨平、張曉波、董有睿三位醫生均具備塵肺病診斷資質,是貴州航天醫院塵肺病診斷小組成員。據貴州省遵義市衛生計生委雷鵬遠副主任介紹,遵義市只有2家醫院具備職業病診斷資質,一家未開展實際工作,另一家即是貴州航天醫院,是該地區唯一一家實際開展職業病塵肺病診斷的醫院。
根據《求助信》中提供的資料和從醫院了解到的情況,從2012年至2016年,貴州航天醫院共進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檢查,進入到有塵肺病資質的專家診斷2274例,確診塵肺病患者1640例,確診無塵肺(含觀察對象)634例。公安機關調走其中1353例患者的高千伏胸片等病歷檔案。
2017年10月初,遵義市播州區公安局在傳喚問訊中,向醫生出具了一份鑒定意見通知書,這份鑒定意見通知書顯示:指派/聘請有關人員對三位醫生作的547人的塵肺病診斷進行了重新鑒定和新增鑒定,其中393人無塵肺病、111人胸片質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塵肺病僅為42人。——這意味著,診斷讀片差異率高達92.3%。
公安機關將上述鑒定和診斷之間的差異認定成是醫生過失造成的結果,并由此計算賠付,認為三位醫生造成了國家3000萬社保資金流失。
這樣的結果,令人震驚。
在醫院體檢中心資料室被保存完好的職業病診斷資料
“從10個里選5個,和從100個選5個,
差異率當然是不同的”
醫生的代理律師對差異率的計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曉波代理律師、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常錚律師認為,公安機關選取的547份病例是有選擇性的。他們經過初篩,把認為診斷有問題的片子篩選出來,然后在這些片子里進行重新鑒定。常錚認為,判斷片子是否存在問題,診斷是否存在錯誤,這是個專業問題,需要專業人士去判斷,不是法律人可以直接確定的,鑒定應以所有片子為基數進行鑒定,而不是人為地篩選過后再統計。
董有睿代理律師、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張世國律師同樣認為,“三位醫生診斷了很多患者,不能單獨摘出一部分有問題的鑒定就認為是有問題,要放在整體上把全部病例作為基數。塵肺病讀片差異率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對于樣本選擇非常重要。從10個里選5個,和從100個選5個,差異率當然是不同的。”
事實上,記者調查了解到,貴州省人社廳曾于2016年10月組織全省塵肺病專家對貴州航天醫院2012-2016年1352份病例進行篩查,確診無塵肺病的286例,有塵肺病但期別不同的15例(診斷讀片差異率為22.3%),另外217例為尚有爭議或無法定性或需進一步攝片確診。
存在讀片差異率,乃罪不可恕?
“塵肺病的診斷牽涉到高千伏胸部X片的讀片診斷問題,在醫學上,影像學診斷是客觀存在讀片差異率的。”余雷告訴記者。
《醫師報》2018年3月22日刊登的國家衛生計生委塵肺病診療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肺科醫院毛翎主任《塵肺病診斷中差異率客觀存在》一文指出,在塵肺病診斷中,讀片差異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只是差異大小的問題。即使是我國最權威的塵肺病專家,也會存在差異率的問題,越是位高權重的專家,越是會承認讀片差異率的存在。原因與醫生經驗、胸片質量、讀片條件相關。文章提到,“同一位醫生在不同的時間段讀同一個片子也會產生不同的看法,讀片者之間的專業水平差距越大,差異率也會越高,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記者在全國職業病醫師培訓考核指定教材《塵肺病》第五章第六節中找到一組數據:在一組專家的讀片中,發生讀片差異的范圍為18.8%~33.2%,若比較經驗不多和經驗最多的讀片者之間的讀片差異則可達75.6%。若比較經驗較多和經驗最多者之間的讀片差異則為30.2%。讀片者自身差異為6%~16%,平均12.5%。在評定塵肺有無進展時,如將胸片按日期排序連續讀片時的差異為14%,而將各片混合后單片讀片時的差異為29%。
正因為如此,《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中才要求塵肺病診斷需要3人以上單數醫生進行集體診斷和診斷機構審核制度,以及在出現爭議時的兩級鑒定制度,3人以上集體診斷,也是基于消除讀片差異的重要考慮。
常錚律師認為,讀片差異率是學術問題和水平問題的體現,不應構成犯罪。
每周,三位醫生約定好時間,就在這兒對照國家標準片閱片
診斷差異涉嫌失職犯罪?
公安機關將塵肺病診斷中的讀片差異視為醫生嚴重不負責任而涉嫌失職犯罪,張世國律師表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構成失職,必須是嚴重不負責任,并且致使國家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第一是本身行為,第二是行為造成的后果。結合到本案中,要看三位醫生的診斷行為是否違反了相關規章制度?是否存在“嚴重不負責任”?
在這一點上,醫生的代理律師一致表示,從規章制度和程序上來說,醫生沒有違法違規,沒有與患者有任何經濟上的利益往來,也沒有請托行為,并不存在公安機關所認為的“嚴重不負責任”。“醫生通過集體讀片做出診斷結論,最后診斷書由醫院審核蓋章,該診斷結論能不能用、怎么用,這與醫生診斷水平、職業病診斷機制、各層級各單位把關監督流程有關。”張世國律師說,醫生的職責是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結合輔助檢查診斷什么疾病。作為取得國家診斷資質的執業醫師,正常履職、認真負責工作,嚴格按國家診斷程序和診斷標準工作,就沒有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更沒有失職行為和違法違規行為。
社保資金流失是醫生造成的?
兩位律師明確指出,醫生與社保資金賠付與否及賠付金額的多少之間并無直接關系。
首先,根據《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規定,職業病鑒定實行兩級鑒定制,當事人對職業病診斷機構作出的診斷結論有異議的,可以向市級衛生行政部門申請鑒定;如對市級鑒定仍存異議,可以向省級衛生行政部門申請再鑒定。以省級職業病鑒定結論為最終鑒定。張曉波的妻子董捷認為:“如果勞動者和企業對醫生的診斷有異議,可以申請上級鑒定,而職業病鑒定委員會的鑒定意見是為了解決勞動者對初次診斷結果存疑而進行的第二次鑒定甚至最終鑒定,但并不是公安機關用以判定醫生是否有罪的法律證據。而且那么多年都沒有申請鑒定,現在就將診斷錯誤的帽子全部扣在醫生頭上,并讓醫生承擔‘失職罪’的刑事責任,怎么能這樣?”
其次,社保資金的賠付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都要通過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還要通過資金管理部門的審核,層層把關才能讓塵肺病患者獲賠。“職業病工傷賠付流程很長,其中環節不僅有醫生診斷,還有社保局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在這個過程中,用人單位勞動能力鑒定結論有異議,也可以申請進入鑒定程序,不能因為醫生的診斷就由醫生來承擔責任。3000多萬的損失是三個醫生的診斷結果導致的嗎?這其中沒有直接的必然的因素。如果每個環節都嚴格按照規范執行,科學、監管到位,是可以有效避免損失的。”張世國律師說,醫生的診斷并不是一錘定音,診斷不是造成損失的“致使因素”。
再次,常錚律師表示,從診斷結果和補償關系上,醫生只是做診斷,診斷出來還要進行工傷評級,根據工傷評級確定補償標準。塵肺1期一般都被確認為傷殘7級,但本案中也出現了同樣被診斷為塵肺1期的,傷殘評級卻被確認為6級,最終獲得了較同是塵肺1期的其他人更多的賠付。從這一點上看,并不是醫生可以決定能賠給患者多少錢。
2018年2月8日,中國醫師協會指派法律事務部鄧利強主任前往遵義市播州區人民檢察院和貴州航天醫院了解情況,并轉達了中國醫師協會對醫生和案件的高度關注。鄧利強告訴醫師報記者,“塵肺病診斷有合理的讀片差異率的問題,應該被尊重,如果因為讀片差異率的存在,就認為是給國家造成了損失,這種主張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每一位塵肺病醫生都有可能被追溯為犯罪。如果醫生沒有違反執業規范,并且讀片差異率是在合理范圍,就應該尊重科學尊重執業權利。”
鄧利強希望,遵義市播州區檢察機關能夠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不僅僅要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證據,還要搜集無罪證據,還社會以公道。
案件發生后,醫院職業病診斷和體檢業務被終止
職業病體檢停了,患者不知怎么辦
此事件發生后,2016年11月,貴州航天醫院被終止了職業病診斷業務,2018年1月終止職業病體檢。
醫師報記者在醫院體檢中心找到姚龍芳護士長。據姚龍芳介紹,該院是貴州省遵義市唯一開展職業性塵肺病診斷的醫院,且只有該院可以接受外地勞動者體檢。從2011年開設職業病診斷業務開始,以前每天300~500人,所有醫護人員加班加點。
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從事職業病危害項目的勞動者定期參加職業健康檢查。在貴州航天醫院,勞動者來體檢必須持本人身份證、單位證明或勞動合同等,并要求錄入指紋,進行規定項目檢查,一旦發現疑似塵肺病,醫護人員會通知本人,要求其半年內拍攝第二次胸片。兩次胸片基礎上,醫生認為可以明確診斷的可進入診斷程序,如果仍不能明確的,則建議拍攝胸部CT片,排除其他肺部疾病,可進行塵肺病診斷。體檢中心告知勞動者需提供的材料清單,要求患者提供單位職業病診斷委托書、勞動者職業病危害因素接觸史證明、填寫職業病診斷就診登記表等材料,詢問并記錄勞動者職業史、既往診斷史等情況。由于勞動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口音辨識等,溝通過程較長,往往要花費30~60分鐘。之后護士將所有材料裝訂,進入診斷討論環節。
從醫院體檢中心進入,穿過空蕩的大廳,靠左手邊的走廊,走到盡頭倒數第二個門,就是三位醫生平時工作的職業病診室。
每周,董有睿、黃亨平和張曉波約定好時間,就在這兒閱片。大家對照國家標準片,各看各的,然后討論,做《職業性塵肺病診斷過程記錄》并寫下結論、簽字。閱片的時候還有2名護士協助整理資料和登記。最后出具《職業性塵肺病診斷證明書》,單位審核、蓋章后,送達勞動者。
“那些勞動者,一個個都是家庭條件差,文化水平不高,看起來忠厚老實的人。后來陸續有人過來要做職業病診斷,我們說不能做了。他們就不知怎么辦,看著真的很可憐。”姚龍芳說。
300余醫務人員聯名呼吁:
尊重醫學,保護醫生合法權益
2018年2月9日,貴州航天醫院300余名職工聯名在《呼吁信》上簽字按手印為醫生證明和呼吁:尊重科學、尊重醫學,實事求是,依法保護醫生的合法權益。
《呼吁信》中提到:三位醫生從醫均有25年以上時間,接診患者人數萬人,他們參與職業病塵肺病的診斷工作,是在履行一個醫生的職業使命,是在履行醫生職業賦予他們的權利和職責。
曾經與董有睿一同接受過住院醫師培訓的、貴州航天醫院急診科主任羅柱文告訴醫師報記者,“以前不知道還有失職罪,當醫生這么容易就擔上這個罪名;以前以為為患者解決了問題就好,原來塵肺病醫生不一樣,患者得了賠付,醫生卻有罪。如果讓我選擇是做一名塵肺病醫生,還是急診科醫生,我一定選擇當急診科醫生。假如董有睿還是呼吸科醫生,現在不就沒事嗎?!”
耳鼻喉科主任陳維信說:“三位醫生僅僅因為讀片差異率就被逮捕,這是不尊重醫學、不尊重科學的表現。醫學是醫生經驗教訓的總結,誰都不敢說自己沒有犯過錯誤。如果有經濟問題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沒有,僅僅因為所掌握的知識不同、經歷不同,醫生就要被治罪嗎?呼吁政府加強法治建設,如此草率判定,醫務人員太冤,對我們這個群體而言是一大打擊!”
呼吸科主任廖江榮也是醫院具備職業病診斷資質的醫生之一。“醫生的診斷只是憑自己的職業水平對病情做出判斷。既然這些醫生經過培訓、通過嚴格考核,國家賦予了他們職業病診斷資質,那么他們集體所做出的診斷,就應當被認可和采納。作為職業病診斷醫生,其診斷是可以有差異的,如果因為塵肺病診斷的差異性,就要承擔刑事責任,那這職業病診斷醫生誰也不敢當了,誰也不愿意參與職業病診斷工作了。”
三位醫生在院領導眼里都是“骨干”,據朱往文副院長介紹,每年醫院對醫生都要進行業務能力考核,三位醫生的表現均是“稱職”。而醫院還參與起草了《貴州職業病診斷鑒定規范》。他相信司法公正,會給予該事件正確判斷。
目前醫院還給三位醫生正常發放基本工資。
記述
黃亨平:反復接受調查,身心疲憊
從2016年8月29日開始,貴州航天醫院放射科黃亨平醫生已經反復接受公安局調查多次,先是以“涉嫌社保資金詐騙案”刑事拘留,被取保候審。
黃亨平第一次被帶走的時候還在醫院工作崗位上,起初他極不愿意:“為什么要帶走我啊?”同事勸說“去吧,只是協助調查”。
沒想到這一查,查了一年多。
正當他和家里人認為“沒事了”的時候,卻在2017年11月1日被公安人員以“失職罪”被逮捕。
7個月來,舒永霞為黃亨平的事到處奔波,“身心疲憊”。她始終不能接受社保資金流失與黃亨平有關系的說法,她在接受醫師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公安機關辦案應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公平公正辦案。可是本案公安機關抓住客觀存在差異率做文章,對鑒定樣本范圍選擇不公平不公正,其鑒定結論不但未能準確、真實反映診斷小組的診斷質量,反而人為地擴大診斷差異率,造成醫生嚴重不負責任的假象。誤導了辦案走向,也誤導領導的決策。”
舒永霞質疑:“查了一年多經濟詐騙罪沒有證據后,又變更罪名為失職罪逮捕醫生。因為社保資金流失及消費增長速度過快的事實,就以影像診斷的讀片差異率指控醫生,進入辦案程序,讓醫生飽受著牢役苦。醫生,家屬及知情人都接受不了這種辦案方式。”
董有睿:他們是不是搞錯了?
“我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他們是不是搞錯了?” 這是2017年10月12日董有睿醫生被以失職罪傳喚取保候審出來后,對她家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在此之前,她多次獲得醫院“貢獻獎”,是貴州省塵肺病診斷專家庫成員,還因為“正直、善良、業務能力強”被醫院全體員工投票選舉為遵義市匯川區第三屆人大代表。
董有睿近80歲的老父親說,當初讓小女兒選擇學醫,就是想讓她救死扶傷、治病救人,要求她做一名對工作、對患者負責任的醫生。從醫25年,小女兒沒有讓他失望過。汶川大地震波及到遵義,她不顧危險指揮科室人員將患者轉移到安全地點,如今身陷冤假錯案,讓人難以相信和接受。
“我女兒沒有收受患者一分錢,未謀取任何非法利益;沒有醫患勾結,也無主觀故意,更無其他違法行為。她是按國家有關規定在負責任地正常執業和履行醫生的職責。”這位老父親希望這些醫生能夠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希望相關部門還事實以公道,還醫生以尊嚴。
董有睿被帶走后,體檢中心相繼有3位醫生離職,姚龍芳告訴醫師報記者,他們給出理由是“沒想到在體檢中心工作也有這么大風險”“覺得很恐怖”“心理有陰影,不知什么時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張曉波:公安不是只抓壞人嗎?
“如果他當初不考這個證(塵肺病診斷資格證),現在也不至于碰到這樣的事。”張曉波的妻子董捷告訴記者,至今,張曉波被逮捕的消息還不敢告訴家里兩位年近8旬的老人和還未成年的孩子。
張曉波的父母是教師,從小,他和弟弟妹妹們都被教育“要做一個誠實、善良、正直的人,要做對社會有用的人”。工作以后,他業余時間最大的愛好就是宅在家里看專業書、查資料,專研業務。2009年,醫院計劃開展職業病診斷業務,院領導找到他,他一口答應下來,并順利考取職業病診斷資質。成為醫院里最早考取塵肺病診斷資格證的成員之一,也同樣是貴州省塵肺病診斷專家庫成員之一。
張曉波從業近30年來一直從事的都是放射影像專業,經他診斷過的CT片、胸片、CR片數十萬計。2012年醫院開始職業病診斷業務,他成為主力之一。
“常常半夜醒來,想不通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我們以前教育小孩都說公安抓的是壞人,他爸爸明明沒犯錯,只是因為正常的工作就被公安抓了起來,而且可能還會被定罪判刑。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說。12歲的他能明白嗎?就怕影響他今后的價值觀……”董捷說。
2018年5月,張曉波和董有睿的家屬,與醫院段永華書記和朱往文副院長一起到檢察院,再次請求取保候審三位醫生。檢察院拒絕了。
5月29日,醫師報記者聯系遵義市播州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院以“案件還在偵查中”為由拒絕了采訪。
三位醫生平時工作的職業病診室
律師觀察
一次不公正審判,超過十次犯罪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 張世國
本案案發的原因是社保基金流失,但社保資金流失能直接與醫生診斷劃等號嗎?我們認為這其中沒有直接、必然的因素。社保資金的賠付需要層層把關,這其中涉及醫生、社保局、工傷管理部門、用人單位等,不能因為醫生的診斷就由醫生來承擔責任。
假如醫生違規操作,并有證據證明收受患者好處,形成利益鏈,那么醫生應該受到相應法律處罰。但如果一名醫生的執業行為遵守了規章制度和程序,僅僅是因為學術水平和經驗問題,做出了可探討的診斷結果,就要因此被認為是犯罪,這將給整個醫生群體帶來極大的壓力,并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狀況。而一旦醫生“人人自危”,采取自我保護的方式行醫,那么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
具體到職業病診斷醫生而言,如果因為正常的診斷導致醫生被追究刑事責任,勢必對從事職業病診斷的整個醫生群體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勢必影響職業病診斷醫生對患者病情的客觀、公正的判斷,很容易導致醫生基于自我保護,對本來患有塵肺病的患者而診斷為“無塵肺病”,從一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并將可能面臨全國沒有人愿意從事職業病診斷工作的局面,最終損害的是全國高達600萬人塵肺病患者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不要再讓張海超“開胸驗肺”的事件重演!這是社會的悲哀!
不要再讓工人失去合法保護、監管機關因失信于民而被社會所詬病這種“兩敗俱傷”的局面出現!是時候完善我們的制度建設了!
一抓了之,是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本案看起來是針對三名醫生,實際是在針對整個塵肺病患者群體、整個監督機制,如何建立合理合法有效運行的職業病防治體系,加強勞動者保護和制度建設,切實保障勞動者職業健康權益,值得整個社會思考。
一個好的判決可以扭轉社會風氣。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
作為司法機關,要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普通刑事案件那么簡單,它影響著600萬醫務工作者對職業和醫患權益保護的思考,影響著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職業、社會關系的判斷。希望當地司法機構在尊重醫學、尊重科學的基礎上,還原事實,公正處理,讓每一名醫生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每一名患者在今后的診療中能夠得到公正的治療。
鏈接
案件的主要過程
(一)2016年8月,遵義市綏陽縣公安局以經濟詐騙罪對羅勁松和黃亨平醫生立案調查。先后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2017年8月11日解除取保候審。
(二)2016年10月19日,公安機關調走醫院2012年到2016年診斷為塵肺病病人的檔案資料1353份。
(三)2017年6月29日,黃亨平醫生被遵義市播州區公安局以涉嫌詐騙罪刑事拘留,7月6日取保候審,11月1日以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執行逮捕。
(四)2017年10月12日,張曉波、董有睿兩位醫生被遵義市播州區公安局以涉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傳喚,10月13日取保候審,11月2日變更強制措施為刑事拘留,11月24日以涉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執行逮捕。
(五)2017年12月底,遵義市播州區公安局偵查結束并移送播州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院已進行過二次退偵,目前檢察院正在進行第三次審查起訴。家屬和律師多次申請取保候審,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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