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世界工人階級的崛起》有感
芝加哥工人大罷工推動8小時工作制
工人運動是有革命潛能的社會斗爭，是工人和社會活動家的大學，是工人群眾成為自覺的階級的重要一步。資本主義社會里面兩個基本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有自己的規律存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表現在能夠說明這種斗爭的社會基礎，也能夠指出勞動者勝利的歷史條件。
這里說的歷史條件當然首先包括物質條件，尤其是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工人階級，也包括理論和組織條件。我們都很清楚，在20世紀，沒有列寧的思想和先鋒隊組織，俄國人民獲得勝利就會增加很多困難;而沒有毛主席的思想，連那個反毛的頭號人物也不得不承認要在黑暗里摸索很長時間。
在毛主席去世之后這幾十年里，世界范圍的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兩點。一個是，全世界范圍內資產階級都進行了反攻倒算，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運動大幅度的衰退，工會的政治力量遠不如前，而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普遍走了私有化市場化的道路，到處都是一小撮人暴富，大多數人遭殃。第二個是，資本主義工業大量的轉移到了東方和南方，隨之而來的便是第三世界的工人階級迅速擴大，已經占據了世界工人階級的主要部分，這部分工人階級，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行動，在整個全球工人運動當中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可以說，第三世界龐大的新興的工人階級，已經為下一步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堅固的物質基礎。在2010年左右，中國也的確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斗爭，有2009年通鋼老工人反私有化的奪廠，也有2014年裕元鞋廠幾萬新工人為爭取退休金而展開的罷工。但是，在過去三年多時間里，類似的大的斗爭不怎么冒出來了，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斗爭了，但是整體上局面的確有一種膠著的感覺。工人活動家和進步知識分子一邊在尋找突破口，一邊也在討論未來工人斗爭應該怎么走。
中國全國總工會大樓夜景(2017年6月)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里面經常被說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工人的組織問題。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并不積極維護工人利益，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工會只有一個，沒有競爭，或者說中國的工會是依靠執政黨的，沒有獨立性。由此，這些人就說中國工人運動的方向就是建立大大小小的獨立工會。建立了獨立工會之后，要做什么呢?自然就是要學習西方的工會經驗，要搞集體談判，要爭取各種勞工組織和罷工合法化。
這些觀點有不少擁護者，但是其論證似是而非。事實上，經驗最豐富，理論上最徹底的以嚴元章同志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工人活動家，就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嚴元章同志就明確的說走西方工會道路是倒退。那么誰是正確的?好在工人的斗爭是一種貫穿資本主義始終的世界性的運動，我們能通過觀察不同國家的情況來把握整個世界工人斗爭的整體趨勢。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的判斷，某個主張是在走在歷史的前列，還是在開倒車。
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伊曼紐爾·奈斯(Immanuel Ness)的著作《南方暴動——世界工人階級的崛起》提供了一份非常及時又內容豐富的材料。奈斯是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政治系的教授，他長期研究全球工人問題，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如南非等地的工人斗爭。大家知道，在很多西方學者，甚至是進步人士眼里，工人階級已經過時了，他們覺得現在是跑步進入后工業時代，工人階級逐漸消亡，也沒有力量了，建設社會主義已經靠不上他/她們了(這種觀點在中國也有不少追隨者)。但是奈斯的觀點恰恰相反，他運用大量的證據指出，工人階級在第三世界越來越龐大，而且其斗爭性愈發展現出來，這些工人將會是反帝反資的根本力量。
《南方暴動——世界工人階級的崛起》(Southern Insurgency: The Coming of the Global Working Class) 圖片來源：Amazon
這本書不僅有理論分析，也對印度，南非，中國三個國家的近些年的工人斗爭實踐進行了細致的案例剖析。我冒著以偏概全的風險，說幾個我覺得對理解世界工人運動總體趨勢有意義的地方。
“獨立”工會從來就不獨立
實際上這個對于馬列主義者來說應該是個常識。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工會傳統，基本就是19世紀在各種政治運動影響下產生的，這里面當然有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較深的歐洲大陸的各個老牌工會，也有其他地方的不太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工會，還包括那些以工賊面目出現的黃色工會。
非常明顯的是，不管你是紅色的，還是黃色的，你總得有個色彩。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較深的工會就是19世紀歐洲各個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基礎(那個時候社民黨還是要搞社會主義的)，而美國如今最大的工會美國勞聯-產聯中間的勞聯一直是給老板服務的著名黃色工會。再比如，在當代美國，主要的工會基本都支持民主黨，他們每年也都會拿出工人的血汗錢(會費)去孝敬民主黨，巴望著能夠得到一點關照。就在特朗普和希拉里這一次競選，美國全國的工會就拿出了超過一點五億美元的巨資，這對于大資產階級來說，還是不太夠看，但是規矩就是這樣，不給的話以后還怎么乞求高級干部辦事?
在第三世界，工會的傳統要更加自來紅一點。這些工會最早都是在民族救亡的烽火當中成立的，追隨的要么是共產黨，要么是各色民族資產階級政黨，起碼是要反帝國主義反殖民，這一點就已經高過了一大半的西方工會。
比如，印度最早的工會也叫全總(印度全國總工會，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AITUC)，也是印度共產黨領導的，到現在還是最大的工會之一。而南非如今最大的工會叫南非總工會(Con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這個是從種族隔離時代就跟隨南非國大黨的，白人政權時期最有影響的工會也叫南非總工會(英語略有不同，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這個是共產黨領導的，后來被鎮壓了。中國不用說了，全國唯一的工會全總就是中共直接創立的，早期領袖是鄧中夏和蘇兆征這樣著名的共產主義工人活動家。
印度全國總工會(AITUC)與其他工會成員的維權游行 圖片來源：epw.in
簡要地說，沒有政治，純粹進行某種事務性集體談判的工會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根本不存在。而一旦有政治，也就談不上獨立與否，如果走共產主義路線，那就肯定要受共產黨或者其他革命力量的指導;如果走資本主義路線，那就肯定要選擇一個資產階級派別賣身投靠。
傳統工會模式已經普遍的陷入了危機
有的評論者說起中國的工會覺得是橡皮圖章，說起外國的工會就覺得好，覺得比我們發展的高一等級。這個和右派說西方民主就是好一樣，屬于外國的月亮圓那種。
不管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會，還是第三世界的工會，如果真能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話，也不至于在毛主席去世這些年里被反攻倒算，且戰且退，有些地方的工會已經褲子都不剩了。比如說美國在60，70年代，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會會員，如今不到十分之一了。
在印度南非這樣的國家，情況也很不樂觀。比如之前說了，印度的傳統工會都是跟著議會政黨轉，而90年代以來，印度開始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把之前那一丁點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的影子都給甩掉了，全心全意擁護國際資本，對工人進行赤裸的鎮壓。不僅僅是傳統的偏左的黨派紛紛右轉，而且左翼黨派在選舉中也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也才有了如今右翼的人民黨上臺。南非更是明顯，在種族隔離結束前，南非國大黨算是有進步的姿態，團結領導了一系列的主要工會，而種族隔離結束之后，自曼德拉上臺到現在，南非一直在推行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工人只能作為紙面上的主人公存在，前兩年更是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針對馬里卡納罷工礦工的大屠殺。
馬里卡納礦工罷工時，警察射殺工人 圖片來源：City Press-News24
正如奈斯在其書中總結的，整個世界上的傳統工會都陷入了衰退。這里面的原因很多，每個國家都有其自己的情況。但是如果要拿出一個理由，那就是把自己捆綁在了資產階級國家身上，寄希望于議會民主搞改良能夠給工人帶來什么好處。在西方發達國家，這種改良主義曾經一度有過成效，也就是二戰后的所謂福利國家，但是一旦條件變化(比如社會主義陣營消失)，資產階級翻臉比翻書還快，馬上就不認賬了。在第三世界，這種改良主義甚至都沒有成功的可能，一直都處于畫餅的階段，現在連這個餅都不畫了。
而中國的全總，在整個世界的大退潮背景下，并沒有顯得特別的差。奈斯還特別強調了要辯證的看待全總的作用：一方面，工人無法合法的組織其他的工會，但是另一方面說，在中國，所有工人都是工會會員，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接受同樣的法律和規章的制約，這樣一個全國性的大工會得來不易，這是革命的遺產。在所謂西方模式里，資產階級總是可以挑選那些跟老板穿一條褲子的黃色工會，但是全總這樣的全國工會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工人階級在再造工會
傳統工會-社會民主黨模式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是這種模式是以保存資本主義為前提的，所以傳統工會是受到資本主義整體矛盾制約的。在資本主義還有歷史進步性的時候，工會作為一種推動資本主義改良的力量就能夠發揮出其進步性;而在資本主義整體在腐朽走下坡的時候，工會也就只能最終跟著走下坡。
但是這并不是說工人就沒法組織起來，恰恰相反，工人可以，而且正在運用當今的條件繼續進行斗爭，這種斗爭會促成新的組織方法的形成，可以叫工會再造吧。
奈斯在書里分析了中國，印度和南非的例子，這些例子里面，官方的，傳統的工會都是沒有斗爭性的，而工人需要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罷工斗爭，而且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在印度，這樣的方式可以是設立(非法)新工會展開斗爭，在中國，這可以是奪廠和直接罷工(而不是搞新工會)，在南非可以是進步工會跟政府決裂。但是不管是什么形式，工人的斗爭都在進行，就像毛主席說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具體工人斗爭采取的形式，還是要跟未來社會革命的形式結合起來，而沒有一個給定好的答案，更不要說回過頭去照抄上一個革命年代的模式了。
本書作者伊曼紐爾·奈斯(Immanuel Ness) 圖片來源：PM Press
嚴元章同志曾經經常舉老工人斗爭的經驗，說老工人斗爭沒有工會，也不是搞工會，而是用職工代表的形式。在形勢緊張的時候，職工代表是單數，就是一個領頭的，要抓就抓了;在形勢允許的時候，職工代表成了復數，可以廣泛的做工作發動群眾。在通鋼事件里面，原來的職工代表保守了，落到了工人后面，工人馬上推舉出了新的代表。這樣的職工代表制度，就是一種在新條件下工人進行斗爭的創造。
總的來說，工人斗爭的具體形式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是要跟著什么西方模板去套。在中國，老工人和新工人的斗爭就很不一樣，未來老工人和新工人結合，會產生什么樣的斗爭方式?這恐怕要求我們要有一種創造者的歷史自信，同時從不斷實踐中總結學習。
早在2014年，紅色中國網上就發表了幾篇很有分量的關于勞工問題的討論(其中說的勞工三權：即罷工，集體談判，組織工會)。我在這里摘抄幾段，作為這篇簡短書評的結尾：
“資產階級自由派則奢望當局會恩賞“勞工三權”給工人，并通過“勞工三權”來限制工人的斗爭(如只進行經濟性罷工，反對政治罷工)，強調建立在規則上的勞資和諧和共利的局面，并以此為資本主義發展服務。這自然是我們要反對的。”(赤旗)
“工人階級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這種上層的妥協，也不是資產階級對中國工人崛起的一種無奈的承認，而是真正當家做主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既無法靠罷工來實現，也無法靠罷工自由的恢復來保障。”(玉表)
“且不說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斗爭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絕不是什么和平、合法的斗爭，僅就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實際來說，不可能出現那樣一個穩定的、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可以允許工人運動穩步發展，而又不危害中國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大的危險是，中國的新工人對于自己的歷史使命缺乏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準備，在革命高潮來臨的時候，不能夠給與老工人以及工人階級中較有覺悟部分以必要的支持。這樣，不僅會使革命失敗，新工人也會失去“勞工三權”以及其它一切東西。”(遠航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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