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阿永
“我們老家有農保，一年交兩百，交滿15年份，聽他們說到了60歲，每個月能領90塊錢左右。我之前沒有交，家里經濟各方面，沒有這個能力。”
51歲的蓮姐在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她想在家鄉給自己買一份農保，但還沒有拿定主意。這筆看似不高的費用，讓她從多年前就躊躇不定。
“一個女人有多大的能力?家里孩子上學，各項開支。種地年景好就有收入，年景不好就沒有。掙這么一點工資，省吃儉用，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哪里顧得上給自己買什么保險呀。”
蓮姐在一家塑料廠做著三班倒的工作，夜班要從晚上11點半上到早晨7點半。法定退休年齡和她并沒有關系，只要能干得動，她就會繼續干下去。
在蓮姐所在的工業區，還有許多像她一樣的大齡女工。她們幾乎有著同一張面孔：她們是家庭里的頂梁柱，也是家庭里的犧牲者。上有老，下有小，經濟壓力使得她們終日在城市奔忙，做著辛苦卻又報酬微薄的工作。
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男人養家”的印象不同，這些大齡女工是家里重要的收入來源。很多時候，她們才是那個真正的養家之人。
勞無所得
苗姐和蓮姐同齡，在同一家塑料廠工作，今年是第7個年頭。到了退休年齡后，又和工廠續簽了一年合同。她對目前工資的評價是“一般般”，通常一個月能賺三千多塊，趕上沒事做的時候，就只能拿到一千多。
苗姐的丈夫在保安公司，工資穩定在兩千左右，夫妻倆一個月的總收入最高也只有五千。“沒辦法啊，年紀大了。”
塑料廠是22天制，底薪1510，平時除了法定節日之外都不放假，周末也沒有休息，不管是因為個人原因請假，還是工廠沒活干停工，都要按三倍工資扣錢——1天扣150。唯一的福利是做滿一年以上有帶薪年假。
如果停工超過4天，工廠也會給適當的補貼，通常是一天幾十塊錢。蓮姐解釋說：“他們也怕工資太低，員工跑掉嘛。”
即使是這樣不合理的規定，員工們也只能接受。蓮姐不喜歡經常換工作，每一份工都會盡可能做久一點，因為每換一個廠都要先適應環境，剛開始的時候，工資待遇也都會很低。
蓮姐出來工作十多年，做過零工，待過私人小作坊，待過玩具廠、傘廠，現在在塑料廠做廣告膜、打包裝，基本都是計件制。一個月三千多的工資，全靠她“拼死拼活地做”。
錢來之不易，因此她花錢能省就省，就連用在伙食上的錢，都要考慮是不是“吃得太多了”，省下來可以做些別的事情。“現在這個社會，你沒錢人家就歧視你，所以盡量能省就省，吃好吃壞也沒人管你，是不是?”
同處一個工業區的女工大姐們，如今都在面臨相似的處境。52歲的容姐就正在為日漸降低的工資發愁。
容姐一直后悔自己沒有早一點出來打工。她91年進城，當時25歲，請老鄉幫忙介紹工作，結果人家說：“你們25歲都是大姐了，哪個廠要你們!”
正規的工廠只收18~23歲的年輕女工。最后她進了一家小廠，在臨時搭建的簡陋鐵皮房里工作，晚上睡覺男女混住一間，宿舍的洗澡水都是冰冷的。她做了半個月就跑了，不但工資沒到手，連身份證都被押在廠里。
回想起來，容姐有點遺憾。“我不算第一批出來的，要是當初知道第一批出來打工，這輩子就沒這樣命苦了。”
現在容姐已經成了當之無愧的“老大姐”。她工作的手袋廠，員工平均年齡在40歲，大部分是已婚婦女。這是一份年輕人不會干的活：辛苦，工資低，待遇差。
杜姐和容姐是上下樓的同事，她對工廠的薪資制度頗有微詞。杜姐2011年進廠，第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400塊左右，第二個月是1200多塊，現在漲到1510，7年過去，一直在東莞最低工資標準線上徘徊。不包吃不包住，一個月大概能拿兩三千。
一位手袋廠女工的工資單。這是加班比較多的月份，容姐說按照今年的加班情況，這個月可能拿不到2000。
工資到底怎么結算，很多員工都搞不清楚。杜姐的崗位是個人計件制，加工一個像拉鏈這樣的小部件，完成三道工序，單價約是1角。單價時高時低，從沒有個準數，“我感覺他(廠方)是看見員工的工資高了，就把單價降低一點，看見我們工資低了，就又加一點上去。”
容姐的情況更復雜一點，她所在的部門，工資又算計件又算計時，而且經常被以“沒達到效益”為由克扣獎金。
她作為工作多年的老員工，到現在還是一頭霧水。“十二月我們上了250多個鐘，元月份上了270多個鐘，工資還比十二月少一百多塊錢，那是在上什么班?”她懷疑少的工資是被“當官的”給吞了。
她們也曾向廠方抗議：單價一會加一會減，菜錢和房價一直在漲，工資還是這么多，讓人拿什么錢去吃住?
去年三四月份，容姐參與了集體罷工，之后工廠把她們的工資提升了一點。結果過了幾個月又低了，平均工資還是兩千多塊。
即使如此，她們也沒有考慮離職。對已經到達退休年齡的她們來說，合適的工作機會少之又少。工廠通常不會主動辭退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女工，但一旦她們離開后，再找別的工作又是一件難題。
年齡越大，可供選擇的工作就越少。但同時，工作也是她們唯一的選擇。
老無所養
“真的，我做人真的好失敗。”
談到自己的兒子，蓮姐連連嘆氣。因為常年在外打工，顧不上家鄉的孩子，導致孩子到現在都對她沒什么感情，蓮姐給兒子打個電話，他也是待理不理的，動不動就不接電話。
蓮姐想起這件事就心酸，有什么辦法?都是為了錢。
眼下除了兒子，她還有一大堆的事要操心。老家建房子欠了一筆債，要靠打工慢慢還上;丈夫習慣了在家種地的生活，吃不了苦，不肯外出打工，在家鄉的發電站領著每月一千多的固定工資;家里還有八十歲的婆婆，不能走動，有老年癡呆，也要人照顧。
雖然丈夫就在老家，但蓮姐依然對自己無法回去一事感到愧疚：“講道理，我作為兒媳，是應該留在家里照顧她。但是又沒有錢用，欠人家的錢也要去還，沒辦法。”
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的事壓在她身上，壓空了她的積蓄，把她的個人需求壓縮為零。對她來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工作賺錢，養老?想這個也沒什么用處。“面前的絆腳石都沒搞開，哪里想得到以后。”
同齡女工姐妹的處境大抵都是如此。退休退休，不要說“休”，她們離“退”還遠得很。
杜姐和容姐工作的手袋廠正在面臨遷移，整個廠都會搬去東南亞。搬廠的時間還沒確定，但工廠規模已經在不斷縮小，大量的機器被搬走，職工也從五六千人銳減到七八百人。
年輕一點的工人，眼看沒活干，都早早離職走了。剩下她們這些做了六七年的老員工，還在等廠方給個說法。
“現在工廠沒有明確的答復，就說想辭工的就走，但是人家都做了這么多年，也不想這樣白白地走?，F在大家都在議論紛紛，根本沒心思干活了，一天上八個鐘，沒班加，大家都知道沒錢的，就是在這里耗，多少也要賠償一點我們才走。”
根據勞動法，經濟補償金應該按勞動者在公司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1個月工資，月工資按照近12個月的平均工資來計算。但杜姐和容姐心里沒底，她們不熟悉勞動法，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賠償，也不知道賠償多少。
不過杜姐自有主意：“老板如果要找我去談判，問我要多少，我就說按勞動法。我也不要他三五千，也不要多少，就算勞動法上算我一千，我也認了。”
不管最后能不能拿到補償金，她們也都要考慮另謀生路。
杜姐想著無論如何在城里找一份工作，“打零工也可以，或者找到一些廠，愿意收我們這些年紀大的，在那里做一做也可以了。什么事情都要考慮一下。”
容姐還沒想好之后要做什么，留在城里，工作不好找;回老家，農村幾乎已經沒什么人了，地都荒在那里，再說回家也弄不出錢來。家里的老房子要倒了，沒法住人，蓋好的新房還一點沒裝修。之后兒子又要娶親，彩禮加酒席，少說十來萬，樣樣事都等著用錢。“出來打工也不好，待在家里也不好，反正是難。”
她們工作期間都沒有購買社保，這在大齡女工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不規范的年代，她們錯過了交社保的最佳時期，等到強制執行的時候，她們已經面臨退休。男工還可以交到60歲，她們只能到50歲。繳納不滿15年，此時買社保也失去了意義。
容姐一提到買保險的事就來氣，她當年進廠簽合同的時候，工廠明明白白地說了會給每個員工買保險，結果進來之后一次都沒買過。去年廠里給一些四十多歲的同事買上了保險， 而她因為年齡太大失去了機會。
而苗姐所在的塑料廠，只有個別從事體力活、風險高的崗位的工人，和辦公室職員能享受繳納全額社保這項“福利”，普工都只繳納了醫保。
去年廠里突然說要統一買保險，苗姐跑到人事部質問了一通：“保險到底保什么的?買要買多久?是不是把以前的一起補上?為什么工作好幾年都沒買保險，現在我們都要退休了，突然說要買?我五十歲之后，要簽合同也只能簽一年，就算你不辭退我，我還能干多久?我不買。”
她們在老家給自己交了農保。每月幾十塊錢的養老金是杯水車薪，但總好過沒有。
雖說不知道還能在工廠待多久，苗姐還是打算“做到自己不能做為止”，畢竟年齡大了，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只能種田。至于那之后，她想回家借筆錢，把家里的木房子重修一下。兒女都生活在城市，丈夫也在城里當保安，家里一個人也不剩，至少得把房子修得能住人才行。
蓮姐也做了決定——農保還是得交。“不交60歲之后怎么辦?想著還是要交一點，(不工作之后)在家里錢從哪里來?現在在外面(掙錢)，能交就交一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國農民工總量在2016年達到28171萬人，男性占65.5%，女性占34.5%，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9.2%。計算下來，50歲以上的女性農民工約為1742萬人。
4位“退而無休”的女工大姐，背后是1742萬到達退休年齡，卻迫于生活壓力繼續忍受長時間、低報酬勞作的女工，她們將青春和健康消耗在城市，在工作崗位上、在家庭中耗盡了心力，如今到了應該“退”而“休息”的年紀，卻發現無論是留在城市還是回到家鄉，“養老”于她們都只是奢望。
我們贊美她們的堅強和勇敢，然而也要問：誰來為她們的付出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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