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電視機里重復播放著香港回歸的畫面，整個中國社會也似乎都沉浸在期盼千禧年到來的喜悅中。
與此同時，一個叫做“下崗”的幽靈盤旋在這個寧靜、祥和的小縣城上空。
很快，這里的國企職工陸續收到“停薪待業”的通知。孫春，孫夏和孫秋是嫁到這個縣城里的三姐妹，也都是千千萬萬待業大軍中的一員。
原本安穩的日子，眼看著就過不下去了。這三姐妹的命運也被迫重新書寫。
下崗后，我一直被生活追趕
大姐春留著一頭利落的短發，今年56歲的她，頭發依然烏黑濃密，令人羨慕。在她看來，痛苦的不是失業，而是沒有人告訴她：你的工作一去不復返了。
對每一個被下崗的國企工人來說，這并不是一次短暫的劇烈陣痛，而是有人在不斷地向他們注射微量麻醉劑，直到最后，他們突然意識到：若再不掐醒自己，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死去。
大姐春就是在領了很長一段時間“餓不死又活不好”的每月100來塊的補貼后(下崗前她每月工資為300多元)，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春的丈夫是2003年，企業破產后失業，圖為春的丈夫失業后領的每月169元的失業救濟金
上圖為春下崗后，領的每月2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他(春的丈夫)剛下崗那會兒整個人都蔫兒了，成天在家悶悶不樂的，還對回到原來的崗位抱有期待，我就覺得不能再這樣干等著，我有手有腳，難不成還能把自己餓死?” 春說。
下崗后的她嘗試了各種謀生行當：
她曾推著架子車，在縣城街邊賣油米，什么好賣就賣什么，每天干勁十足。但是卻不得不躲避城管的追逐，她只得放棄了。
在反映國企職工下崗的電影如《鋼的琴》《耳朵大有?！分校浦≤囋诼愤呝u東西，或租個小亭子做個剪頭發或擦皮鞋生意的場景，非常常見。當集體瞬間崩塌，她們一下子被拆分成一個個個體，春就是這些個體中的一員。
她曾開過電話亭，靠收電話費和賣一些日常品生活維生，后來因為移動電話的普及，電話亭也干不下去了。
無奈之下她又去租了個鋪面，做起修補衣服縫拉鏈的小生意，不到幾年，鋪面要拆遷，她又一次失去了營生方式。
此時，已經45歲的她，無奈之下，只得和丈夫一起北上，去到北京的地下室做保潔，一直到50歲退休年齡才回到家鄉。
春作為家中的大姐，理性而強勢，失去穩定工作的她總能逼著自己學習新技能，找到謀生方式，卻又總是因為各種“不可抗因素”而失去生存來源。
在動蕩多舛的“職業生涯”中，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獨自一人經營縫紉鋪的時期。
那時候，一直在等待企業復工消息的丈夫終于意識到這份工作不會再回來了，于是他只身南下，去了東莞打工。
留下春在家里，面對柴米油鹽和還在上學的女兒。
于是春就用僅有的積蓄，弄來一臺縫紉機，又租來一間小門面，一邊照顧女兒，一邊做起了縫補衣服的生意。
巷子里的縫紉店
“那時候我并不懂縫紉，全是硬著頭皮上。” 春一直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她接的第一單生意時的情形：
當時有一個人拿來一件衣服，說要縫個拉鏈。春并不會，但是又怕露怯，于是跟顧客說：“我這活有點多，都是等著要的，你先回去忙你的，下午過來拿，我就縫好了。”
等那人走后，她趕緊自己摸索著，整整用了半天時間才趕在顧客來取衣服之前，縫好了這條拉鏈。
年近四十的她，硬是開掛般逼著自己學會了一項新技能。
那時候，為了能多接到生意，她的門面從早上6點開到晚上11點。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在門面上面租了50元/月的小房子，每天就帶著女兒在那里生活。
火鉗和煤爐：春在生活最艱難的時候，買不起煤，就收集煤炭渣生火
就這樣，門面里從開始只有一臺縫紉機，到后來進50塊的貨，再進100塊的貨，終于被她經營成了一家有模有樣的縫紉店。
“我一直到今天都不覺得下崗有什么，如果當時能早點通知我們失業了，我們就能早點出去打工，或許我們能更快地改善生活。”這是春對下崗的評價，她覺得自己手腳健全，腦袋靈光，又不怕吃苦，再怎么樣，也能把日子過好。
如今，女兒結了婚，帶了三年的外孫也上了幼兒園。春終于不用被生活追趕，過上了平凡安逸的退休生活。
那天，我真的去尋死了
今年50歲的二姐夏，拉直了頭發，將頭發染成淺褐色，紋著半永久式一字眉，留著齊劉海，穿著亮紅色外套和緊身牛仔褲，一副少女心十足的裝扮。
夏在還沒和丈夫結婚的時候就住在了丈夫家里，那時候她的丈夫還住在單位分的單身宿舍，她則和準小姑子擠一個床，那時她也不能進國企工作，只在一些飯店做洗碗工，打雜。
至今還有人在住的國企員工宿舍
一年多以后，她才和丈夫領證結婚，有了國企工人妻子的身份，才得以找到一個“鐵飯碗”。
然而安穩的日子并沒過幾年，1997年，夏和丈夫便雙雙下崗，一個家庭突然斷了經濟來源。
夏面臨的困境除了失業，還有突發腦血栓癱瘓在床的婆婆，因為巨大經濟壓力與夏惡語相向的丈夫，和剛滿6歲需要人看管的兒子。
在她還沒來得及意識到下崗意味著什么的時候，家里的一攤子事兒便向她涌來。
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日夜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婆婆，自然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謀取其他生路。
丈夫和幾位朋友一起在山里承包工程，很少在家。全家人一個月的總收入也就600塊錢。經濟拮據，夏需要一分錢當兩分用才能勉強平衡開支。
房改后，被改造的筒子樓
癱瘓在床的婆婆脾氣卻越發暴躁，兒子不在家，婆婆便沖著兒媳婦吼，夏有時候忍不住了，也會頂嘴。
每次頂嘴后，婆婆就會哭天搶地，把兒子喊回來，叫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女人”。
甚至連不明就里的小姑子也摻和進來，要找夏打架。
咒罵，吵架，摔東西，撕扯，動手打架，變成這個下崗職工家庭的日常。
在國企職工普遍下崗時期，巨大的經濟壓力導致家庭成員，尤其是夫妻間的爭吵、家暴、離婚甚至自殺的現象很常見。這座山城里的男人們普遍嗜酒，滿腔苦悶無處發泄的時候，這些男人開始酗酒，在酩酊大醉后將自己的拳頭伸向了身邊的女性。
夏便是無數被暴力對待的女性中的一員。
有一個下雨天，在丈夫的又一次家暴后，她沖出家門，一路沿街尋找賣老鼠藥的攤販。
“那一刻，我腦子里什么顧念都沒有，只覺得自己活不成了。” 夏至今提起，眼里依然泛著淚光。
原本街上有很多賣老鼠藥、蟑螂藥的，那天因為下雨，她尋了一路，都沒找到。后來她發現，她的丈夫竟然不知何時出現在她后面，還一路跟著她。
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
“他可能也知道我想尋死了，就在后面看著我。沒辦法，我只得又回到筒子樓下的公共廁所前哭泣。” 夏哽咽著說。
那場凄冷的雨，救了夏一命。
懸浮的廚房和衛生間：房改后，原本的辦公室賣給了職工做住房，公共廁所被拆除，人們在走廊上放一塊水泥板，懸在空中，在上面建起衛生間和廚房
“如果那時候我還有工作，那我可能不會遭受那么多的暴力。”夏感嘆，“這輩子，我明白一個道理，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經濟收入，這樣就不用依附他人。”
后來，夏的婆婆因病去世，她又做回了結婚前干的老本行，找到了一份在酒店里洗碗的工作。
這些年，夏輾轉于縣城不同的酒店和飯館，也適應了工作的不穩定。
如今，夏已經從廚房的洗碗工做到了酒店的領班。
“姐妹們有時候喜歡調侃我，管我叫孫經理，我就臊得不行。” 夏一直喜歡用姐妹們來稱呼工作中的同事，這是她在國企工作時養成的習慣。
說起現在的工作，她的臉上逐漸明朗起來。
夏做領班沒什么上下級的架子，洗廁所這種最臟的活都是她干，平時她負責傳菜，劃單，在生意好時，她也要上菜。
雖然夏現在工作的酒店和國企的性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但她總將“公司發展得好，我們才能工作得好”掛在嘴上，所以她干活特別賣力，經常替人頂班，每天到下班時間，她都是等同事都離開后，確認關好燈和門窗后最后一個回家。
夏以前上班的工廠，現在已經變成了倉庫。其他工廠已被拆除
雖然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是夏依然每天上班，因為她的養老金還沒著落。
夏在下崗時，工廠負責人“忽悠”她們先墊付養老保險金，等工廠破產進行財產清算后，幫她們補繳，然而，這一等就是20年。
而且當時單位通知她們待業時，沒有給她們買斷工齡的錢，沒有經濟補償，更不見養老保險金的蹤影。
2008年，距離失業已經十年過去，工廠當初的承諾眼看就要變成空頭支票，夏和工廠里的姐妹們一起到信訪辦、縣政府、市政府門口要求補繳社保，都被一紙冠冕堂皇的書面答復堵了回來，她們沒辦法，只得堵到廠門口，但最終以一位姐妹被捕入獄結束。
夏以前工作的國企廠房
又一個十年過去，夏把當年的申訴材料保存得整整齊齊，希望有朝一日能拿回屬于她的賠償，但是當她再拿起自己當年親手寫的材料時，卻因為老花眼，怎么也看不清楚具體內容了。
與此同時，她也只能默默地一年接著一年自費全額補繳養老保險。
在激烈的反抗和掙扎都被蓋章為無效后，從此面對無奈的生活現實，夏都習慣了把生活的苦往心里咽。
積攢在內心的情緒無處宣泄，她喜歡上了看悲情女主角的電視劇和小說，常常看到痛哭流涕;她還用手機下載K歌APP，盡情歡唱，直至喉嚨沙啞。
或許，無奈的現實逼得她只能在一些電視劇里尋找共鳴和慰藉，因為在這些電視劇里，受盡苦難的女主最后都會收獲溫馨和圓滿。
生活太苦，得學會放松
“掛擋，打方向盤，踩油門，剎車，空擋，再拉起手閘……”三妹秋熟練地一頓操作，順利將一輛貨車倒進倉庫內，然后下車和倉庫里的工人講完要搬哪些貨后，自己也麻利地爬到車廂里清點貨物，干練專業。
工作結束后的秋化著淡妝，將染成深橘色的頭發高高扎起。她面色紅潤，說話時總是不自覺地淺笑，清爽中帶著一絲羞澀。若不是親眼所見，我很難將她與在貨堆以及卡車間穿梭的女性聯系起來。
在三姐妹中，秋是對“下崗”感受最淺的一位。
秋的丈夫原本就是在國企里開車，下崗后，因為有開車的技能，他便在一家商業公司找到一份送貨的工作。
所以秋并沒有經歷很大的“下崗危機”，那時因為女兒還小，她就在家一邊帶孩子，照顧老人，有空才去鹽廠里包鹽，賺點外快。
后來孩子長大了，她就也去送貨，丈夫開大貨車，她騎小三輪車，車里都裝滿了酒，夫妻倆各自穿梭在縣城的街道和小巷里。
2008年，秋也去學了駕照，夫妻倆也開始想著自己創業。
先賣掉一輛舊車，三萬五千塊錢，再把房產證拿去銀行抵押了五萬，這八萬五就是全部的籌碼，如果失敗，他們以后的生活將不堪設想。
做生意十分講究人際資源，雖然他們在送貨的幾年間認識了不少客戶，但是品牌商并不信任他們，不愿意給他們貨。
“我永遠記得2008年6月份，當時我們只剩下120塊錢，我們全家就靠這點錢熬過了一個星期。” 秋一直到現在都覺得做生意太累，不僅是身體累，精神壓力也很大。
因為是中間商，他們需要在品牌商給貨時全額付款，然后，他們再把這些貨送到各個超市或門面，但超市和門面都是要在商品賣完后才給錢他們，于是在這期間，他們就需要向親戚朋友借大量的錢來周轉。
秋和丈夫的工作也有分工，即丈夫在外面負責談生意，拓展客戶，而她就在倉庫負責搬貨，運貨，送貨，當然還有做家務。
有意思的是，秋將這種分工形容為“男主外，女主內”，在她看來，能出去和人談生意，拉訂單是“外”，在家送貨干體力活就是“內”。
她總覺得丈夫的作用更大，而自己還“上不了臺面”。
“在國企上班時，沒有經濟壓力，也沒有精神壓力，現在做生意了，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都大。有一天，我在外面搬了一天貨回到家后，看著搬貨時被磕掉的指甲，實在受不了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丈夫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只是問“怎么了”，秋不想解釋，還是一個勁兒地哭，哭完后，擦擦眼淚，又像沒什么事發生一樣，繼續做家務，帶孩子，照顧老人。
在國企工作，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很全
秋以前很內向，不愛說話，在做生意后，才慢慢學會和人打交道。現在因為丈夫酒喝多了，傷了身體，不能再多喝酒了，她便開始上桌喝酒談生意。
對于自己的成長，秋頗為自豪：現在我也能主“外”了，也能泰然自若地與別人談生意了。
如今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經是兩個飲品品牌在縣城里的唯一代理商，他們注冊了公司，雇了包括業務員、駕駛員、會計、倉管、文員、導購員等十幾個工作人員，已然是一間中小型企業了。
現在她不必再像以前一樣需要自己搬貨運貨，但是招聘人員，公司的管理，貨物短缺，人手不足……她反而有愁不完的事兒。
隨著年齡漸長，以前巨大的體力勞損也開始體現在身體上，她的頸椎，膽囊都出現了問題。
“女人這輩子真的太辛苦了，得學會讓自己放松。我現在不忙的時候，就找朋友聚聚會，逛逛街，還會每周定期去美容院做一個全身美容，緩解身體的疼痛，這些套餐并不便宜，但是值得。”現在的秋開始重視自己的身體，注重保養。
年近50的她，時刻都在想什么時候能退休不干了，但是面對面前的一攤子事兒，她又咬咬牙繼續了，退休成了很遙遠的事……
被歷史遺忘的人
三姐妹當初都是“靠著男人”進入了國企。大姐春是先和丈夫領了證，才進了丈夫所在的國企，三妹通過大姐的介紹進了同一家國企，二姐也是和丈夫領了證，才找到一份國企的工作。
國企的職位是可以從父親傳給孩子，但當然是優先傳給兒子。女性只能通過和男性結婚，才能獲得在國企工作的資格。
工廠里的福利制度也是以男性為中心。比如單身男人住單間宿舍，結了婚的男人可以分到一套住房，這些對女性是不適用的。如果女性結了婚，她就搬去和丈夫住一套房子，自己原本的單身宿舍隨之消失。
單位分的房子面積小，在走廊煮飯，但是不用花錢
大姐春說：“那個時候，我基本上沒聽說過有女工要求離婚，如果女性要離婚，就算孩子是女性撫養，女性也只剩半間房。”
在下崗潮來臨時，工人得到的待業理由通常都是：工廠效益不好。有一些工廠考慮到夫妻雙方都下崗太殘酷，通常都是讓妻子先回家，而丈夫可以一直做到工廠宣布破產。
在這些“想當然”的制度和決策下，男性總顯得比女性要“有用”。
我們看到的反映下崗職工的影視作品中，下崗后的女性形象或歇斯底里，控訴丈夫無用;或冷漠無情，跟隨下海做生意的男人遠走高飛……卻極少能看見在男人垂頭喪氣、酗酒打架、家暴時，獨自一人默默撐起家庭的女性角色。
電影《鋼的琴》中，下崗男工的老婆和一個賣假藥的商人好了，要和丈夫離婚
現實生活中，她們理解丈夫內心的苦悶，支持丈夫到外面做的各種嘗試，同時，她們要獨自應對家里老人和小孩迫切的眼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
這些女性中有像孫春一樣敢作敢為，有像孫夏一樣堅強隱忍，也有像孫秋一樣大哭一場后繼續擼起袖子干……
因為有了她們，無數家庭在天塌了之后，依然生存了下來。
這座當年城區人口不過10萬的小縣城，80年代還蓬勃發展的國企和鄉鎮企業，在1997年到2003年短短6年間陸續停工破產，下崗職工高達數萬人。
據2000年、200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記載，1995-1997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變化不大，分別為10955萬人、10949萬人，10766萬人。但從1998年開始，人數就開始暴跌：1998年，8809萬人;1999年，8336萬人;到2002年，這項數據已經滑落至6924萬人。 6年間，國有單位職工減少將近4000萬，其中大部分是因為下崗潮。
與此同時，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從1995年的3076萬人變為2002年的1071萬人，減少2000萬。
這座縣城的遭遇也是全中國被下崗潮清洗的城市縮影。
當年的筒子樓被改造成現在的居民樓
如今走在這座小縣城的街頭巷尾，已經很難找到國企時期的痕跡。人們似乎急于忘記這段歷史，慌張地掩蓋過去。
城市掌權者更是打算永遠忘記這筆歷史債，已經大張旗鼓地宣揚要將這座環境僻靜優雅的的縣城規劃成旅游基地，致力于將這座城市打造為東部一線城市的后花園。縣城通往高鐵站的穿山公路修了一條，馬上又將修成第二條，臨近主街道的房子被統一刷白，城市中心建成了高大上的廣場和人民公園，河道上的大橋建起一座又一座，昔日的工廠被拆建成了高級酒樓和高檔住宅區……
我站在縣城中心的人民公園中央，滿目青蔥，然而腦海里卻揮之不去三姐妹居住的筒子樓的畫面：陰暗潮濕的走廊，懸浮在空中的廚房，和搖搖欲墜的電線水管;還有夜深人靜的時候，隔壁傳來的夫妻爭吵摔東西的聲音……
注：本文名字均為化名，部分數據來自該縣縣志及《中國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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