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憶：未亡人的眼淚

　　“他沒有被確診為塵肺，卻最終患塵肺而亡。”

　　導語：湖南桑植，位于世界自然遺產(chǎn)張家界武陵源山腳下，既是革命老區(qū)、開國將領賀龍的故鄉(xiāng)，也是國家級貧困縣。這里還聚居著與云南大理白族同源的另一支白族同胞，可以說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qū)。90年代，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距桑植1000公里外的南部漁村深圳，這里的農(nóng)民也開始到那里打工——因為生活的貧困艱辛，來自這里的農(nóng)民工特別能吃苦，特別想掙錢，做的都是最累最臟的活：風鉆工。

　　風鉆工是建筑工工種里最基礎、最辛苦的一種，工人要在工地上直徑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崗巖層鉆炮眼，然后，裝上炸藥爆破，形成數(shù)十米深的樁孔。最后，灌注鋼筋水泥，成為一棟大樓的支柱。由于深圳地質以堅硬的輕度風化花崗巖為主，風鉆工在深圳的建筑行業(yè)就顯得尤為重要。

　　但這一工種卻伴隨著非常嚴重的職業(yè)病：塵肺病。風鉆產(chǎn)生的大量粉塵直接被工人吸入肺部，造成肺部碳化——一個鮮活的肺，變成了蜂窩、小孔狀的黑塊。這種病一旦得上，便不可復原，只能愈發(fā)嚴重：患者的呼吸越來越沉重，越來越困難，直至某一天，他們會因呼吸不得，或是因為其他的并發(fā)癥而去世。塵肺病一旦確診為三期，意味著患者已走在死亡邊緣。

　　在桑植，因做風鉆得了塵肺病的工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有數(shù)百人。通常是一整個村子一起去打工，一起得塵肺。一家兄弟一個接一個因塵肺死亡，留下一個個孤兒寡母，不知生活該走向何方。為此，塵肺工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到深圳維權，想要爭取自己的基本生活權利。直到今天，大規(guī)模的維權仍在發(fā)生。這篇文章介紹的，就是一個去世塵肺工人家庭的故事。

　　未亡人，指寡婦，同遺孀，意指丈夫已故的女子。錢鐘書《圍城》里，“未亡人”又引申為“亡國奴”。蘇青又講，“未亡人，只欠一死耳!”纏綿悱惻的道出其中的絕望。誰已亡而人未亡?何已亡而人未亡?

　　玉英的眼淚

　　這位未亡人叫做周玉英，是湖南張家界桑植縣的一位村民。若丈夫王祥輝還活著，他們認識該有十年了。2007年，通過表妹介紹，21歲的玉英與那個留著長頭發(fā)，會彈吉他會唱歌的“長毛老二”相識，2008年相知結婚，卻未能一直相守。2009年夏，深圳爆發(fā)了數(shù)百名湖南籍風鉆工職業(yè)病維權的“塵肺門”事件，王祥輝便是參與的工人之一，當年深圳職業(yè)病醫(yī)院給他的鑒定結果是：無塵肺。但即便被鑒定為無塵肺，王祥輝也再沒有接觸過風鉆這一行業(yè)。2011年，王祥輝感到胸口憋氣，就再沒從事過勞動。2013年病情惡化，開始四處求醫(yī);三年后，在2017年初，被病痛折磨三年的祥輝最終告別了這個世界。

　　左圖是初到深圳的王祥輝，右圖是去世前瘦骨如柴的王祥輝

　　從九二年鄧爺爺在中國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深圳就開始了它的飛速發(fā)展。“神話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正如歌里所唱，一棟棟摩天大樓在深圳拔地而起。然而由于深圳的多巖石的地質結構，要建高樓必須打碎堅硬的花崗巖才能打好地基，于是一種特殊的工種出現(xiàn)了——風鉆工。為了節(jié)省防護設備的投入，建造商們要求工人抬著八十斤的機器，毫無防御措施地下到三四十米的洞里，混到昏暗洶涌的塵埃里，一天接著一天，一年接著一年地建設。后來，地王大廈建起來了，會展中心建起來了，國貿(mào)大廈建起來了，工人們卻一個個倒下了。最開始做風鉆的湖南耒陽幾乎沒有什么年輕人了，死亡的接力棒又傳到了更窮的桑植。

　　風鉆工的工作狀態(tài)

　　1981年出生的王祥輝，初中畢業(yè)后出外打工，2002年開始在深圳打風鉆。2009年，因一起打工的不少工人被確診為塵肺，并要求集體維權拿到了賠償，祥輝也借這個機會在深圳市職業(yè)病防治院做了體檢，但他和十幾名工友未被診斷為塵肺病。當時的檢查結果是：兩次檢查均見兩肺紋理增多，雙肺葉均未見典型塵肺樣影像學改變。深圳市職業(yè)病鑒定委員會由此認定：無塵肺。確診為塵肺的工友們都拿到了二十多萬的賠償，祥輝也為自己逃過一劫而慶幸，回到了家鄉(xiāng)。誰知隨后迅速惡化的病情甚至沒能讓他趕上八年之后的第二次維權。

　　玉英的第一次啜泣，是在講起他丈夫得病情狀的時候。“第一年的時候他還能走，第二年就不能走多遠了，只能走得慢一點，后來就不能走了。”“最后的時候他天天發(fā)病，有時候一天發(fā)幾次的病，他發(fā)病的時候就是掐著嗓子喘不上氣。他也知道家里借的錢都花完了。去世前一個星期，他只吃了七個餃子，還是分兩次才吃完。他原本有一百三十斤，走的時候只有七十五斤了。”她表情非常痛苦，斷斷續(xù)續(xù)的說下這些話。一旁的婆婆也在抽泣，扣著手指比劃著“我兒子走的時候，手腕腕只有這么細啊。”

　　左：健康人的手臂，右：塵肺工人的小腿

　　可再到后來已經(jīng)太遲。2017年中共中央十九大前后，張家界市為所有在深圳從事過風鉆爆破行業(yè)的風鉆工進行了職業(yè)病檢查，結果顯示所有的風鉆工都已罹患塵肺病。

　　今天，這一百多名工友到了深圳，回到這個自己奉獻出青春熱血，還獻出了鮮活的肺、健康的身體的城市，他們想問問，這個神話般的城市能不能給他們個交代，給他們的后半生一個依靠，無論是經(jīng)濟上，還是精神上。這個正義的拷問不出意外地異常艱辛。但王祥輝卻連承受這個艱辛的機會都沒有：他沒有被確診為塵肺，卻最終患塵肺而亡。

　　玉英的第二次抽泣，是在講起為丈夫治病付出的努力上。“我們都是在按醫(yī)生說的最好的治療方法治，但他一直沒有好轉”“第一年花了四五萬，第二年花了十幾萬，第三年去長沙看病花了二十幾萬。在長沙時，他住ICU住了十八天，一天八千塊。一下又發(fā)現(xiàn)他的心跳得好快，血壓又降下來了，醫(yī)生又給他打搶救的針，一針好幾千。一會又發(fā)病了，一會又發(fā)病了。”玉英的眼睛早就紅腫，抽泣讓她每講一個數(shù)字都要花很大力氣。家里幾代人攢的錢，包括祥輝先前打風鉆攢的錢，大概有二十幾萬。好心人幫忙輕松籌籌到了四萬，可這一治病花了四十多萬，現(xiàn)在這個入不敷出的家庭還欠有二十萬的債務。家里沒有社保，社會能夠幫上這個家庭的，真的不多。

　　玉英和祥輝有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三年級，一個八歲二年級，如今在鎮(zhèn)上上學，玉英就在鎮(zhèn)上一年花1200元租房子帶孩子。孩子去上學時，她就在家打棉鞋，一周一雙，一雙一百，賣出去。孩子一周的吃喝就得兩百，那一百就靠七十二歲的爺爺和六十四歲的奶奶在山里種地，種不夠時，孩子姑姑一個月也會接濟兩三百。

　　周玉英流下了眼淚

　　玉英的第三次抽泣，是在談起爸爸媽媽的辛苦的時候。“我爸媽命苦，人家爸媽六十歲就享福了，我爸媽七十幾歲還沒享福，還要養(yǎng)孫子。”玉英顫抖地說。爺爺身體也不好，腿腳麻木沒有知覺。他之前在外面做工做的太多，扛東西壓出了腦病。家里種的稻谷、紅薯成熟了，又沒有車可以搭時，奶奶就扛著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給買家送去。奶奶也腿疼，她在講起她手腳越來越不麻利的時候露出驚恐絕望的眼神。

　　爺爺奶奶本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祥鴻二十一歲就因為工傷去世了，二兒子又因職業(yè)塵肺病而去世。奶奶的眼圈似乎永遠是紅的，掛在嘴邊的總是“我的兒子都不在了，老房子梁歪了墻塌了沒人管啊”“我的兒子都不在了，地只能我種了”“我的兒子都不在了，村里的人就不來家里了”“我的兒子都不在了，媳婦走了我也沒辦法啊。”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那是一種怎樣的人生中的孤獨與絕望。

　　村里有的男人的了塵肺病，女人就跑了或者改嫁了。這樣的生活壓力太大，世上沒有惡人，只有被逼無奈。玉英只有三十歲，婆婆也會擔心她離開，婆婆說，如果媳婦走了，倆孩子跟著一塊兒走，這個家就徹底完了。但當我們問起玉英將來的打算，她講到：“沒想那么多，先把孩子養(yǎng)大。”接著是她的第四次抽泣，“我和婆婆的關系很好，不吵不鬧。但是我心里壓力大。外面借了那么多錢要還，孩子現(xiàn)在又小也要花錢，你說我要是現(xiàn)在出去打工，要打多少年才還得完!”她越講越難過，流下絕望的淚水，為自己抽泣。“過完年我就出去找點活干，但不認識字的話也只能做苦力。”

　　玉英只上到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幫她堂哥帶孩子了，一個月給她一百塊錢，她全部交給她媽，送她弟上學。玉英心上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經(jīng)濟上再困難也不希望他們過早去打工。“ 要是他們讀書好的話，我希望他們上大學。要是實在讀不下去了，讀個職高也可以。那么早去打工別人寫的什么你也不認識，連寫個請假條都不會，在工廠上也被人家笑話。我現(xiàn)在一個人的話都不敢出去，去哪里也找不到地方，路也找不到。” “但是我過完年就出去，把他們安頓好了我就出去，出去掙點錢，可以還債，可以個他們搞一點生活費。”講這句話時，玉英仍在抽泣著，好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做一個撐起家庭的女人，好像有些抑制不住的委屈，因為過去，或因為未來。

　　周玉英在老房子里勞作

　　唯有提到兩個孩子時，玉英灰暗的眼神才映射出些許光亮。但當被問及孩子會不會想念父親時，她的眼淚又來了。“兒子想爸爸了就自己去下面爸爸的那個墳上去看。我不知道他在那干什么，每次都是他一個人去的。我問他干什么去了，他就說到爸爸那里去了。”從前祥輝在時，兩個兒子淘氣，祥輝本來就心情煩躁，被吵得更煩，就總說他們。但爸爸去世后，兩個兒子卻不說話了。“他們以前是很活潑的，之后好像就不說話了，見了人也不叫。”玉英說。

　　兩個兒子雖然都不到十歲，但都有著令人心疼的懂事的性格。我們進門時，他們倆和妹妹家的小孩正坐在爐火旁邊看電視，一見我們進屋，他倆飛也似地站起來跑了，坐在門檻上，其實是在給我們讓座。妹妹家的孩子依舊坐在爐火旁，被電視節(jié)目逗得大笑，而他們只是看著電視，一句話也不說。我抱著小兒子問他去找爸爸都和爸爸說什么，他什么也不講，只是嘴巴一張一合，叫著爸爸。

　　臨走的時候爺爺拉著我們，說感謝我們來看望，還說希望共產(chǎn)黨能照顧一下他們家的情況。我望著爺爺佝僂的脊背，摸著他干枯的手，不知何言。

　　王祥輝的父母、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個因塵肺重創(chuàng)的家庭

　　祥輝的家庭既可以說是意外，又可以說是中國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貧苦人民抵御風險能力差的必然。同時，這也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桑植縣已有二十多位工友病逝于塵肺。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王祥輝走后留下的孤兒寡母，沒有太美好的生活需要，只要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還有一個基本的公道。同時，還有那一百多位患病工友，現(xiàn)在正在深圳為他們永遠被傷害的肺討要一個說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奉獻了生命建設起華麗的現(xiàn)代都市，與他們病患交加、貧困艱難的生活之間的不平衡，就是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最大的矛盾。中國600萬塵肺工人的身后，是數(shù)百萬像玉英這樣的女人，和數(shù)百萬個貧困的家庭。

　　風鉆行業(yè)本應該被機器取代，但資本總是傾向去選擇更為廉價的人工勞動力。如今的風鉆行業(yè)，又在向更加貧窮的地方轉移。

　　誰已亡而誰未亡?何已亡而何未亡?痛定思痛，長歌當哭，只希望大眾熱心能溫暖悲劇冰涼，法律裁決能帶來希望之光。

　　注：

　　2009年湖南數(shù)百名建筑工地的風鉆工人因患塵肺集體維權，如今，耒陽風鉆工人已有超過2/3的人離世。而張家界桑植縣籍風鉆工人，在2009年繼耒陽工人之后，要求深圳職業(yè)病防治院對其身體進行檢查。但不知是檢查結果有誤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深圳職業(yè)病防治院并未給絕大部分桑植工人檢查出塵肺病。如今，8年時間過去了，自2009年離開風鉆行業(yè)的桑植工人陸續(xù)塵肺發(fā)病，當年未檢查出塵肺病的工人也陸續(xù)因塵肺病而離世。2017年10月，桑植縣疾控中心為桑植縣工人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2009年未檢查出塵肺病的百余名工人全部罹患塵肺病。最近工人準備赴深圳再次維權，一是要求深圳市正視桑植縣疾控中心的檢查結果，組織工人重新進行身體檢查;二是在檢查的基礎上，根據(jù)職業(yè)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進行工傷認定與賠償。此外，參與過2009年塵肺維權的工人此后在深圳乃至整個廣東，個別維權代表在臨近的福建等省份都沒有辦法獲得正常就業(yè)的機會，他們上了就業(yè)黑名單，只得打零工為生，工人也要求深圳市政府對此作出解釋。

　　更多故事：

　　王祥輝和工友在深圳的留影。

　　王翠蘭老人的五個兒子已經(jīng)有四個死于塵肺病，其中最小兒子病故的時候才25歲。如今，唯一健在的老四也被查出塵肺病。2014年2月，王翠蘭老人離開了這個悲苦的世界。

　　塵肺三期的徐作斌，肺部穿孔的傷口一直未愈合，醫(yī)院說治不了，就在家里等著吧，坐在床上的他呼吸困難得說不了一句完整的話，肺部的穿孔不時發(fā)出刺耳的氣流聲音。他兒子13歲，女兒8歲。2013年農(nóng)歷大年初一，徐作斌呼吸衰竭，離開了這個世界。(照片拍攝于2012年夏)

　　徐作清，徐作斌的哥哥，于弟弟去世半年后呼吸衰竭死亡，終年44歲。92年去深圳做風鉆工人，08年開始發(fā)病，到現(xiàn)在寸步難行，每天趴在床邊使用制氧機(甚至趴著睡覺，因為躺著氣難上來)。醫(yī)生形容，他的肺像是煮熟了，全是硬的，和他一起的工友都走得差不多了。他現(xiàn)在特別舍不得68歲的母親和上學的孩子(拍攝于201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