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Charles C. Ebbets

　　摘要：“不穩定無產者”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嗎?中國的農民工在面臨更不穩定的工作狀況時，是逐漸個體化、變得軟弱無力，還是擁有了更強烈的權利意識、反抗資本壓迫的意識呢?

　　Precariat是近十年里在勞工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但也極有爭議的概念。Precariat概念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是英國學者Guy Standing。正如我們的讀者所知，Precariat這個詞(“不穩定無產者”，或譯“流眾”)來自于precarious(不穩定的)和proletariat(無產階級)兩個詞的組合，指處于不穩定雇傭關系中的無產者。Standing(2011)的著作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不穩定無產者：新的危險階級》)生動地描繪了全球化時代處于不穩定雇傭中的勞工們的新處境。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書封 圖片來源：Goodreads

　　在中國，遭受不穩定雇傭損害最深的precariat代表，是超過2億人的農民工(peasant migrant worker)。他們面臨的是來自于戶籍與城鄉分割、國家與資本聯合、失去土地與被城市排斥的多重困境。中國勞工研究領域的兩位知名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靜君(C. K. Lee)和香港大學的潘毅(Pun Ngai)在precariat概念在中國的應用卻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爭辯的焦點并不在于中國農民工(特別是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是否遭遇了更多的不穩定雇傭：毫無疑問，工作確實充滿不穩定性。農民工參與城市經濟活動越多，卻越發現自己難以融入城市。爭辯的關鍵在于，precariat這個概念本身，在不穩定雇傭之外，蘊含著的更深入的內涵：如何判斷現實世界中的勞工狀況（他們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嗎？）如何理解他們的抵抗運動（activism)?我們是否看到了變革資本與勞工關系（capital-labor relation）的可能性？

　　Standing： precariat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農民工是precariat

　　勞工處境的不穩定趨勢起源于1970s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神話，在這個神話里，勞動力市場應該建立完全的彈性(flexibility)，這樣企業才能隨時增加或減少員工，提高效率、適應國際競爭。但是很顯然，這種所謂的彈性只是將市場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從企業轉嫁到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庭上。依靠這種彈性，在市場條件變化時，企業可以隨時擺脫工人而不負任何責任。

　　彈性可以有很多含義：數量上的彈性，企業可以隨意解雇工人、雇傭臨時工人等;功能上的彈性，企業隨意改變工人的職位和內部分工;工資彈性，企業隨時和工人重新談判工資，工資沒有保障。在所有這些彈性中，勞工們都遭受了某種形式的不穩定性的危害。

　　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市場原則已經將一切都商品化了。勞動力的相對價格指引資本流動的方向。不只是工人，其實企業本身也商品化了。在全球資本主義活動中，企業可以被隨意拆分、重組、交易。于是對于資本來說，擺脫工人更加容易了：賣掉整個企業就可以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新的precariat class產生了。Precariat有三個本質特征：不穩定的工作，不穩定的收入，缺乏一個工作為基礎的認同感。這三個特征，用更為理論化的表述，即是處于特殊的生產關系（distinctiv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特殊的分配關系（distinctive 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特殊的以地位挫敗為基礎的意識（a distinctive consciousness: status frustration）之中。

　　不穩定工作，正是前面提到的勞動力市場完全彈性的必然結果。市場越來越獨立于社會生活(理論化的表述叫“脫嵌”，disembedded)，工人與企業和國家建立了新的關系，一種最低限度的關系。過去的國家與企業福利正在消逝，勞工們只剩下了工資收入。中國的典型例子就是傳統的國有企業的消逝，下崗工人再也找不到過去國企的工作了。因為向工人提供各種生活福利和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的企業現在不存在了。不穩定雇傭的工人，必然地面對不穩定的收入。

　　企業既不提供穩定的工作，也不提供保障與福利，于是，工人以工作為基礎的認同也消失了。在我們父母一代，城市人最重要的身份大概就是“哪個單位的”。有好單位、效益不好的單位，單位決定了個人的生活質量、自豪感和生活圈子。現在，precariat沒有了單位歸屬感，流動性大大提高了。我們不應該美化這種流動性，因為這不是選擇工作的自由，而是沒有穩定的、可預期的收入的危機感。

　　因為這樣的處境，precariat在日常生活中也產生了一種不穩定的精神(precariatised mind)。他們形成了一種短視的思維習慣(short-termism)，因為他們沒有穩定的收入支持長期生活規劃，也看不到長遠的職業生涯規劃。他們形成了一種多任務的思維方式(multi-tasking)，因為他們需要應對很多兼職工作、家務勞動、照料工作、甚至是應付政府的各種要求。淹沒于多任務的日常生活中，precariat感覺到自己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

　　在Standing看來，precariat是denizen，這個詞是de-(表示否定的前綴)與citizen(公民)的組合，意思是“在企業或國家中，一種或多種傳統的公民權受到限制的人”。在關于中國的不穩定無產者的一篇文章中(見文末參考文獻[3])，Standing進一步提出，precarious的詞源是“乞討者的請求”(beg by prayer)，precariat根本上意味著一種缺乏權利(lack of rights)的乞討狀態，依賴著國家的“施舍”。

　　英國學者Guy Standing 圖片來源：guystanding.com

　　在所有可以稱為precariat的群體中，我們都成找到缺失的公民或勞工權利。女性是典型的precariat，因為她們常常從事缺乏勞動保護的非正式工作，又承擔著無償的家務勞動。很多老年人因為缺乏社會保障，也被迫重新去做臨時工養活自己。

　　年輕人也更可能變成precariat，等待他們的是precariat的陷阱。教育的商品化就是一個陷阱：不念大學就沒有好工作，但念大學就要貸款，償還助學貸款的壓力會讓畢業生失去自由選擇職業的機會，必須從事那些臨時性的、沒有前途的工作;但是如果拒絕這些工作，卻又會被標簽為懶惰、失去社會信用。

　　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也是precariat的一員，同移民工人一樣(migrants)，他們從事著本地居民嫌棄工資太低而拒絕的工作，卻在工作的國家缺乏基本的公民權利，成為了不受勞動法保護的非法工人。他們的處境也因此更加不穩定，既受到雇主的剝削，也遭到國家(state)的迫害與排斥。

　　Standing也討論過中國的precariat。他認為中國的precariat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他們是中國城市中的次等公民，是同一個國家內的denizen。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們被剝奪了城市的教育、醫療、低保、養老等社會權利。中國的precariat也是那些被迫從國企下崗、失去了鐵飯碗的工人，他們也失去了國企提供的福利與保障。中國的precariat還包括剛剛進入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是被迫到富士康的工廠“實習”的職業學校學生，是大學畢業后在城市里艱難生活的蟻族。

　　李靜君：農民工正在變成precariat，但precariat并不是new dangerous class

　　Precariat形成的過程，或者說中國工人們的雇傭狀態變得更加不穩定的過程，可以用precariat的動詞化形式來表示“不穩定無產化”(precariatisation)。中國勞工研究的知名學者李靜君就是從這個角度來使用這個概念的。

　　中國工人的狀況變得更加“非正式”了：工人與企業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比例很低;就業穩定性也很低，新生代農民工在同一崗位的持續工作時間甚至只有1-2年或幾個月;勞動保護也非常脆弱，各種調查數據中，享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或失業救濟的農民工都遠遠不到50%。

　　這種不穩定、無保障的狀態，起因于國家與資本的合謀(collusion)。1995年中國第一部《勞動法》實施以來，中國的勞動保護法律一直是選擇性執行的，法律幾乎成為了國家實現經濟與政治目標的工具。政府執法的任意性很強，勞動法在保護工人方面是失敗的。與其說中國的勞動法規的實施與進步是工人行動的結果，倒不如說這是國家自上而下的“維穩”需求的產物。因此，李靜君將中國工人的處境稱為“威權體制下的不穩定化”(Authoritarian Precariatisatio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李靜君(Ching Kwan Lee)圖片來源：Ucla Sociology

　　在城市的雇傭條件如此險惡的情況下，農民工卻很難回到家鄉。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他們還在失去最后的生活保障：耕地。一項2010年的研究顯示，從1987年到2000年，中國增加了5200萬失地農民。在剝奪農民耕地的活動中，政府與資本再次合謀。農村土地直接被政府大面積征用，再出讓給企業，或者被政府鼓勵大面積出租，長期出租給國內或國外的農業企業。

　　國家的所謂“新型城鎮化”戰略，也是在鼓勵農民離開土地。理論上，土地被征用的農民應該獲得低保、醫保等社會保障，實際上，失去土地的農民能享受的社會保障微乎其微。到2014年，中國農村的養老保險最低只有每個月55元，荒謬的是，這甚至比農村的貧困線(月收入82元)還要低。

　　在失去土地和缺乏勞動法保護的雙重壓力下，用precariat來描繪中國的農民工可以說是非常恰當的。然而，在李靜君的觀點中，precariat概念還有更深刻的內涵。正如Standing所說，precariat意味著缺乏權利的“乞討者”，他們什么也沒有，只能依靠國家和資本的“施舍”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在這里，李靜君不僅要描繪工人的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她還要反駁近期很多中國勞工研究描繪的工人的“working class”認同，反對那些強調工人行動與自我賦權(empowerment)的“盲目樂觀主義”(false optimism)。

　　雖然中國目前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但是不能就因此認為，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了更多的議價權力(bargaining power)。工人與國家-資本的力量對比，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事實上，因為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高度的流動性(一項2013年的調查發現，80后在每份工作的平均停留時間是2.68年，90后只有0.93年)，形成團結與集體行動幾乎不太可能。

　　國家與資本控制工人又有新策略。在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中國上千萬的職業學校學生正在成為新的勞動力后備軍。大量的職校學生在企業和老師的雙重監管下，去參與那些與自己的專業毫無關系的實習，實際上變成了工廠工人。但是他們又不被勞動法規承認和保護。第二代農民工并沒有獲得更多的權利意識和class意識，他們迅速被消費主義俘虜，與上一代農民工最大的不同只有消費習慣。

　　所以，中國的工人賦權和工人抗爭更加成熟了嗎?李靜君回答道，沒有。“順法抵抗”(指工人們盡力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向工廠和政府表達異議)還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模式。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況改變了：回不去農村、融不入城市。但是他們并沒有成為一支“working class”力量。相反，他們就像是Standing所描繪的那樣，只能表達一種迷失、不確定、被異化、生活沒有意義的負面情緒。他們既想要消費，又在消費主義面前感到挫折，成為了個體化的、軟弱的precariat。

　　潘毅：precariat是個假概念，中國正在經歷“working class再形成”

　　潘毅如此總結Standing和李靜君的觀點：Standing通過雇傭狀態(employment situation)定義了class，這個階級概念里沒有勞動者與資本的對立，反而是不同雇傭狀態的工人間的分化。而李靜君的分析的核心是，這個概念強調了工人的軟弱，他們是沒有權利、沒有working class認同、也沒有集體行動能力的乞討者。

　　然而，毫無疑問，precariat是一個虛假的階級概念。Standing說，只要一個工人是被臨時雇傭的，他就屬于precariat。這樣的概念遭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批評，這里我們強調一個最荒謬的地方。在他的分析里，決定階級的是雇傭狀態(employment situation)，于是工人只要改變了合同類型，就改變了class position。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從臨時雇傭轉換到長期合同，通常只是人力資源的管理策略，在當今的勞動力市場中，幾乎所有勞工都經歷了不穩定的實習期/試用期。

　　讓我們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class不是由雇傭狀態、認同感、法律權利來決定的，class必須被置于勞動生產的領域，而且絕不是所謂的教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class是一個主觀與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過程。class既是擁有生產資料（資本所有者）和無產者（只能成為雇傭工人）的對立，也是工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為之行動的主觀意識。所以，class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Class formation is “an active process”)。最重要的是，我們更應該把class看作關系性的概念，置于資本-勞動的對立關系之中，特別是在民工愈加受害于不穩定雇傭、備受資本剝削的今天。農民工受害于“不穩定”(precariousness)，但他們不是一個precariart“class”。

　　而李靜君所描繪的“在國家與資本的控制下軟弱無力的、因為雇傭條件不同而日益分裂的”成為precariat的農民工，并不是歷史的真相。所謂的不穩定雇傭在中國并不是新鮮事物。事實上，在1980到1990年代，中國農民工的雇傭更加混亂。到了21世紀，因為勞動法的實施，農民工的雇傭其實更規范了，但是中國的工人反抗也增加了。另一個常見的錯誤是過度強調中國的特殊性，例如強調戶口制度的隔離對農民工的束縛。但是這樣的特殊性并沒有把中國隔離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外。中國的工人，是“世界工廠”里的工人，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資本所奴役的working class。

　　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沒有完成無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unfinished proletarianisation)。國家用戶籍、用城鄉分割、用“農民工”的名字拒絕承認他們是工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不會成為工人階級。恰恰相反，更惡劣的處境，將會生產出更強的class consciousness。中國并不是資本主義的例外。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分割：這產生了數以億計的候鳥般遷徙的農民工。但這不能改變工人與資本的對立。

　　高溫下勞作的工人 圖片來源：大渝網

　　或許，農民工的這種“半個”工人的身份，會影響他們形成class consciousness的過程。但是我們正在觀察到，第二代農民工們(80后、90后農民工)擁有了更強烈的權利意識、反抗資本壓迫的意識。工人們用自己的身體反抗剝削，他們的集體抗爭形式包括靜坐、罷工、甚至是自殺。

　　Precariousness用來描繪工人們所面臨的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或許是個非常有益的概念，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化的背景之下。但是precariat并不是“the new dangerous class”，恰恰相反，precariat是才個危險的概念(a dangerous concept)。因為在這個概念背后，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條件、缺乏公民權的工人(denizen)變成了軟弱無力的乞討者，變成了沒有工人class consciousness、也不會抗爭的原子化的人。我們應該記住，資本總是嘗試分化工人。但是沿著class路線的勞工反抗，會團結所有工人，無所謂長期雇傭還是臨時工。與李靜君的分析恰恰相反，中國的農民工在面臨更不穩定的工作狀況時，展現了更強的反抗力量。

　　參考文獻

　　[1]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 Standing, Guy. 2014. "Under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rough Labour and Wor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5):963-80.

　　[3] Standing, Guy. 2017. “The Precariat in China: A Comment on Conceptual Confusion”. Rural China 14(1): 165-170.

　　[4] Lee, C. K. 2016.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2):317-33.

　　[5] Smith, Chris and Pun Ngai. 2018. “Class and Precarity—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To be published.

　　作者：李傻圓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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