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近日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在過去9年的積累過程中筆者寫的“中國新工人”系列的第三本書。這本書記錄了34位女人的生命故事，附錄是筆者的生命故事，合起來就是35個女人的生命故事。這是一個契機，讓筆者回顧這三本書的歷程和宗旨，也是一個歷史時刻，社會狀況的驅使讓我們必須思考新工人群體何去何從。

從皮村開始：“新工人三部曲”的歷程

　　我和新工人一起奮斗是從皮村開始的。我認識北京工友之家并做打工者調研始于2003年，而正式成為機構的志愿者是在2008年1月份。入住皮村之后，我切身體會到了打工者聚居區生活的艱苦。打工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這里工作和生活，現狀如何?未來如何?或只是得過且過?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卷全國，一些工友懵懵懂懂地返鄉，風暴過后又背著行囊回到城市。作為為打工者服務的機構，當工友困惑的時候，我們就清晰嗎?正是基于上面各種疑惑，我開始了“打工者居住狀況與未來發展”的調研，這個調研是“中國新工人”系列的開端。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認清現實

　　調研中，我問皮村工友：“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辦?”152名受訪者中99人(65%)回答：“回老家”;我又問工友：“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其中143名工友中只有13人(9%)回答“回老家”，53%的人都打算繼續打工生活。

　　一方面，我在思考工友這種無奈選擇和主動選擇之間的斷裂;另一方面，我進一步思考，把“回老家”當作退路。但是，真需要走那一步的時候老家還回得去嗎?就這樣，我開啟了城鄉對應和對照的調研，匯總的發現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現實讓人不樂觀，但無論現實多么殘酷，如果不去面對就更無法改變。我發現，讓大家可以過下去的重要原因是“過客心態”，而支持這種心態的重要基礎是一種 “臆想”的退路。如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可以讓讀到的人打破臆想的退路，進而反思“過客心態”，才可能有開創未來的前提。

　　《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認識自己

　　工友們之所以可以在“過客心態”中生活的確是出于無奈，同時也是因為內化了被資本壓迫和剝削的邏輯。為了體會這一文化及其內化過程，我去工廠流水線做了女工，雖然時間短暫卻留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其中一個讓我非常沉痛的體會就是：本地工人對外地工人的歧視和欺凌;稍能立足的工人對新來的工人的壓迫傳遞。

　　在這本書中，我希望通過真實的故事來描述工友在工作、房子、婚戀、生育、消費和業余生活等方面的具體做法和想法，進而去分析工友是如何生活和選擇的，并和工友一起反思我們是如何被資本的邏輯牢牢拴住無法掙脫、甚至主動投降聽任資本文化的擺布。

　　如果我們對目前的境遇不滿，除了順應之外，有沒有想辦法去創造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我們是否認同了那些欺壓我們的人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尋找出路

　　書里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有出路嗎？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普通人大多沒有出路，那么社會只能畸形變態和惡性發展;如果普通人都找不到或者不認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出路，那么大多數人都只能受煎熬。當政策是為著普通老百姓著想的時候，社會更容易走向上下互動、健康發展的道路;當社會價值觀被資本邏輯所俘虜的時候，普通人只能通過自救來挽救自身和社會。

女工傳記：個體故事和社會歷史

　　“1951年出生的三嬸：曾經的主人翁”  我的親三嬸年輕的時候是遼寧省岫巖縣的國企工人，她經歷了一個小縣城國企的興衰，經歷了工人地位的起落。被命運裹挾，曾經在工廠車間平等的地位和歡聲笑語都落上了厚厚的塵埃。這個故事也許可以告訴我們，鮮活、接近真實的生命故事也許可以闡述折射接近真實的歷史，了解歷史才可以繼承和批判。

　　“1972年出生的麗英：這一輩子做了這一件重要的事情”  麗英在廣州S電子廠打工了10多年，2012年為了爭取社保和其他幾位女工成了維權帶頭人，經歷了各種里外沖突和內外交困。即便如此，麗英覺得，這一年讓她覺得這輩子沒有白活，起碼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新書發布會上有讀者評價，說我寫的女工都太正面了。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麗英很普通，普通無所謂正面或者負面。麗英的“不普通”只是因為她“遭遇”了維權經歷。其實每個普通人在被給予機會的時候生命都可以發光。

　　“1976年出生的老趙：二十年”  老趙在廣州S電子廠打工20年。我問她，在同一家工廠，在同一個地方工作生活20年，這20年有啥變化?她很堅決地說，沒有變化!后來，我們兩個分析之后認為，周圍其實發生了很多變化，只不過這些變化和她沒有關系。

　　“1978年出生的艷霞：離婚的代價”  一個女人離婚以后，沒有了家、沒有了房、見不到女兒，但是，為了某種尊嚴，艷霞對離婚并不后悔。

　　“1976年出生的晨玉：自由與安全 ”、“1986年出生的鳳霞：說不清的性與愛”和“1987年出生的玉雯：糊里糊涂到現在”  這幾個故事中有關于性的對話，訪談情感與性的動因源于阿慧的情感經歷(“1968年出生的阿慧：人生的一場場苦戀”)對我的震動。性與愛是永恒的主題，真情、傷害、無知、懵懂、欺騙、寬容，等等交織成最觸目驚心的故事。

　　“1988年出生的珠珠：奇女子在人間”  珠珠是留守兒童，上到小學三年級輟學，2002年14歲開始外出打工，四處游蕩，在一個地方打工逗留的時間越來越短，她離開和選擇的原因和工資沒有關系，她要去尋找一種東西，雖然她并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么。2009年珠珠參加工人大學，然后在工友之家工作了4年，她說她終于找到了自己一直追尋的東西。帶著收獲、知識和技能，2014年珠珠返鄉創辦鄉村圖書室，最直接的希望就是，家鄉的孩子們不要像自己小時候那樣早早輟學。

　　也許有人會問，講了這一大堆的故事，出路在哪里？回答是：出路在每個人身上。我覺得我寫這幾本書的最重要的一個收獲是，我改變了我自己。一個人最難改變的是自己，如果自己改變了，世界也許就改變了。如何改變自己，進而去改變世界呢?認清現實、認識自己、從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體驗中學習歷史和把握未來。這個世界沒有一條統一的道路，但是，有著可以溝通的信仰、思想和精神。

從皮村出發：都市折疊下的新工人

　　我很少讀小說，但是，《北京折疊》讓我陷入沉痛的思考。若將來人工智能時代來臨，別人不再需要我們的勞動力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如同垃圾一樣需要被清理，該怎么辦?每次，當一個新事物和新問題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會要求我自己回歸本源去思考。這個信息和人工智能的時代的確改變了很多，但是，改變不了的是植物生長需要太陽和土壤;改變不了生命的周期，一年生的作物必須通過一年才能生根、長葉、開花、結果;改變不了的是人類的幸福需要情感。

　　新書發布會上，有讀者問我為啥扎根在皮村?我說，這是我對出路的認同。在我看來，普通人有出路，社會才有出路。如果人們通過剝奪底層人而爬上去，而底層因為被剝奪而沒有了根基，那么爬得再高再輝煌也會倒塌。出路在于普通人和所有人可以過上健康和可持續的生活。勞動創造了人，勞動者應該去創造一個有主體性的生活方式和勞動方式。

　　如果說，“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是重大的問題，那么出路就是“待得下的城市、回得去的鄉村”。在廣東東莞，我看到我們的學員在打工者聚居區開辦兒童圖書室和工友公寓，希望創造一個為打工者服務和互助學習的空間，讓大家有一個安全和溫馨的住處。在江西宜春，我看到返鄉青年姚慧峰扎根家鄉7年種植生態稻米。他說：如果一個人連吃的東西都是不安全的，那活著還有什么意思?!現在，他們的合作社有60多戶農民，1000多畝生態稻米。

　　住上房子、吃上安心的食品都是最“簡單的”生存需要，但是，在今天卻難以實現。障礙不在于我們沒有錢，也不在于我們沒有技術，而是，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出了些問題，而是不少人都屈從了對自己和所有人都不利的那些價值觀，甚至內化了這些價值觀。新工人是城市和鄉村的支柱和橋梁，新的時代需要走入生態文明和城鄉互助。我們看到，從皮村出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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