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聽到那良心的鼓聲在響？

　　——評呂途《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

　　山河

　　社會生態有問題，你我都是受害者

　　回望2017年，我覺得這一年很不尋常。我不知道將來人們會怎樣回憶它，但我覺得它值得被記住。一些隱含的休戚與共，在今年得以顯現。一些虛假的溫柔面紗，在今年被刺破。因為一場大火，流動人口在寒冷的冬天遭到緊急“疏解”。的確，工人們首當其沖，他們賴以生存的工廠被關停，他們居住的公寓被拆除。可沒過幾天，住在鏈家自如公寓里的白領們，也倍感倉惶。干凈、整潔、便利的單間，也因為隔斷被定義為“違章建筑”，也在被整改之列。從根本處境上說，藍領和白領都沒有獲得完整的公民身份。“新窮人”與“新工人”在工作枯燥程度和收入狀況上也相差不大。兩者只有程度差異，沒有本質區別。藍領和白領是社會結構中的基座，占據社會人口的大多數。但在這個充滿噪音的時代，他們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沒錯，我們生活在“小時代”里，咀嚼著一己悲歡，守護著星星點點“小確幸”。我們小資或中產生活劇中稍作喘息，想象一下將來的美好生活，而后繼續掏空身體工作、生活。這似乎挑不出任何毛病。然而，未來的所謂美好生活，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切的?北京一家高端的幼兒園發生了虐童事件，讓中產階層也如坐針氈。他們最在意的孩子教育，居然如此不堪。當整個社會生態都有問題的時候，你我都是受害者。這與霧霾無異，當空氣不再干凈，無論你是誰，呼吸都不會暢快。這一年，對我個人而言，也值得牢記。我似乎感受到了魯迅所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而我的改變正是與閱讀“新工人三部曲”有關。

　　女工不是網紅、惡魔，她們到底是誰

　　如果藍領、白領是所謂沉默的大多數，那么女工就是沉默中的沉默者。她們從來都處于被講述、被代言的境地。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分析文章《輿論場中的保姆形象分析》指出：2012年關于“問題保姆”的報道數量從不足百篇，以后幾年逐年遞增，2017年達到400余篇。負面報道聚焦在偷竊、虐待和縱火等方面。2017年6月22日，杭州家政工莫煥晶蓄意縱火，致雇主家女主人和三個孩子殞命。這讓家政工頭頂上日益污名化的“帽子”，更加沉重。當然，正面的報道也有。2017年4月26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朋友圈。家政工范雨素開始走入公眾視野。從她的自傳文章中，我們讀到了一種自尊和自信。而范雨素紅了，并未讓人們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女工群體。說到底，女工不是惡魔、也不是網紅，他們是誰?我們還是要去傾聽她們自己的聲音。呂途的《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以下簡稱“《女工傳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她一直希望寫作一本工人們能讀懂并且愿意去讀的書。因此，她幾乎放棄了學術語言，選擇用樸素、直白的語言，去敘述女工的一個個故事。她試圖為每一位女工立傳。

　　平凡的女工與不凡的女工

　　《女工傳記》的發布會上，三聯書店安排了作者呂途、范雨素和張慧瑜三人對談。范雨素說：“這本書里講述的人物太優秀了，有很多女工的境況比書中的女工差得多。”她似乎更推崇張彤禾的非虛構作品《打工女孩》。

　　我仔細梳理了書中的34位主人公的教育情況、工作類型和收入狀況。發現她們真算不上優秀。先看她們的工作：14位工廠女工或清潔工、4位老國企工人、3位家庭婦女、10位公益機構從業人員、1位醫生、1位速記員、1位機關圖書管理員。她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具備大中專學歷的只有5位，其余基本上是中、小學學歷。她們的月收入，只有2人超過5000元。為何范雨素會認為她們優秀呢?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女工傳記》并不是一部描寫苦難的書。即便困難或苦痛作為一種底色難以回避。女工的生活本身是多樣的，豐富的。呂途在前言中開宗明義，她寫作本書，一是為了記錄女工的故事，二是為了探尋希望。她也不回避，采訪和寫作中的主觀挑選。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誰人不是在書寫或只能書寫自己所能認知、理解或觀察到的東西?在這個基礎上，女工們的優秀與不凡，并不是通過常規意義上的指標表現反饋出來的，而是從她們故事本身讓人感知到的。我閱讀完34個故事之后，也能感覺到女工身上閃爍著的光芒。菊蘭知恩圖報，看重信諾，照料死去二嫂的兒子讀大學。阿芬有正義感，面對企業分化外地人與本地人的策略，大聲責罵簽名復工的伙伴們。甘肅平涼出生的彩云，扎根河北正定一家社區服務中心，周一到周五，從早忙到晚。拿著1600元工資，她說：“精明的人都去掙錢了，只有傻子才能為大家做點事”。女工是普通的、平凡的，她們也是優秀的，不凡的。

　　心中有希望，用腳去踩實

　　何勇在歌曲《垃圾場》中嘶吼：有人減肥，有人餓死沒糧!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希望!聽起來有一種徹骨的悲觀。如果歌曲里指涉的困境是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對于女工而言，還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女性的性別處境。呂途試圖通過采訪和寫作去來尋找希望。希望她得償所愿。作為讀者，我從書中只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書中有三個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是曉靈。她生在一個相對富足的家庭，為了反對家里逼婚，陰差陽錯地嫁給了“男友扮演者”。婚后生活難稱幸福。她被困在家庭里，依附著丈夫生活。忍受著丈夫在花費上的嚴苛要求。但她最終并沒有選擇離婚，隨母親而去。她在一家公益機構開的超市工作，進而慢慢學習并參加機構的其它工作，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感，并使夫妻關系逐漸和睦。從曉靈的故事中，我看到了自主的力量。我認為曉靈沒有跟隨母親回家，堅定地外出工作，是因為她看到了依附別人的生活，并不是出路。而只有自己主導的生活，才有可能幸福。另一個是小貝。她是一名大學畢業生。在蘇州一家公益機構工作。她對這份工作并非一直都那么專注和用心。在公益組織工作，也是在做一份工作，一樣會遇到困難和不順。她中途辭職去西藏，做了一家客棧的服務員。大量的閑暇時間，悠閑的生活，并沒有讓小貝覺得幸福。反而有些無聊，讓她懷念起了蘇州的工作，并最終重新回到那家公益機構。這份工作讓小貝得以接觸到不少孩子媽媽，她由此發現了女性在家庭、工作中的大量付出和種種無奈之處。加之，觀察到身邊的同事在成家之后，生活難以自主。就堅定了獨身的想法。我覺得小貝很有自知之明。“我了解自己的特點和想要什么，所以我選擇了這樣一群人，這樣一份工作。”還有珠珠的故事，她的那種不懈地尋找，讓人似曾相識。我們似乎都有經過這樣稀里糊涂地尋找什么的階段，而珠珠更加執著，并最終修成正果。她創辦覽表村圖書室，自覺地踐行自己認同的理念和向往的生活。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自主、自知、自覺。這似乎是漫長的改變征途上的一個個站點。“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工們先到達一個目力所及的站點，然后再去下一個。或許這就是抵達希望的路徑吧。

　　多余的話，或許也不多余

　　說起關于女工的著作，我們常常提起潘毅的《中國女工》和張彤禾的《打工女孩》。它們一本是學術著作，一本是非虛構文學作品。但呂途的這本《女工傳記》很難被界定。你說它是學術著作吧?書里又有那么多感情色彩。你說它是文學作品吧?它在敘事上又那么樸素，結構上那么整肅。或許這樣的體例孕育著一些創新性，但還是很讓人憂心。

　　以我的閱讀觀感，潘毅和呂途的著作都在呼喚女工的主體意識。這是在清晰地認識到女工處境基礎上做出的回應。有一種顛覆現有狀況的意涵。而張彤禾的作品更加溫和，她似乎更看重對女工工作和生活現狀的細粒度、多角度刻畫。她相信打工女孩，憑借自己的力量可以跳脫困境。無論有意無意，都默許了一些問題的存在。

　　《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被張彤禾視為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她的“成功”過程里充滿了成功學的色彩。雖然伍春明也表達過賺錢不是她的生命意義的全部。但她卻曾經為了錢，陷入傳銷，不惜欺騙自己的工友。2011年張彤禾重回東莞，發現伍春明再次陷入傳銷。這讓我們很難如張彤禾那般積極樂觀。

　　呂途在對《打工女孩》一書的評論中提到：“社會是一個共同體，當這個社會在積累財富時，絕不是哪個人和哪一個群體的貢獻，是參與其中的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社會中人與人本來就是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關系。”

　　說到底，難道我們只能靠互相傷害，通過坑別人讓自己過上好生活么?文章開篇提及的事件，讓我們意識到：原本看上去折疊在不同時空里的人們其實是休戚與共的一群人。他們之間的關聯性彰顯出來了。難道我們還要繼續遮蔽雙眼，讓這種零和游戲繼續下去?是的，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但，我們難道不應該吐槽完，哭泣完之后，去嘗試做些什么?畢竟只有行動才能帶來改變。實踐是很難的，但是《女工傳記》里好多女工們卻已經在勇敢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了。而你我也似乎再沒有退路可退，沒有借口可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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