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不知所云，不知道“五加二白加黑”是個什么鬼，不過勞碌在大大小小資本體制內的工人階級對此并不會感到陌生：“五+二”就是五個工作日加上2個休息日，“白+黑”就是白天加上黑夜。這種工作方式在私有制企業里面，在股份制化了的國營企業里面，在“資本文化”化了的企事業里面，都非常普遍地存在著，很多還是當作一條寶貴經驗來提倡和踐行的，儼然正成為一種流行的“企業文化”，就是讓你不分節日和假期，不分白天和黑夜，象機器一樣地工作。

　　不是有八小時工作制嗎?不是有勞動法嗎?然而當過勞死象流行病一樣威脅著眾多職場人的生命時，這種疑問就顯得有些突兀了，就顯得對中國的國情了解的太少了似的。是啊，八小時工作制有啊，勞動法也有啊，在瘋狂的私有化面前，有，又怎么樣呢?據說中國每年過勞死六十萬人，又有人出來說這是造謠，根本沒有那么多過勞死，六十萬這個數字里面包括很多猝死。姑且是這樣吧，但過勞死的普遍存在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要是八小時工作制、勞動法有什么約束力，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過勞死呢?為什么還會出現明目仗膽的鼓噪什么“五加二白加黑”呢?我就說說我的一點經歷吧。我在一家金融企業就職，這家企業就很喜歡“五加二白加黑”。有一段時間，我感到特別特別疲乏，就有些撐不下去的感覺。也許日有所感，夜有所夢吧，有天夜里我就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一頭從椅子上栽下來死掉了。我沒死掉，可我鄰桌的一個女同事卻出事了。沒過幾天，這個女同事卻突然去世了，就是常見的那種猝死，但我一直認為這種猝死就是過勞死，假如不是那么多的“五加二白加黑”，她會這么輕易地失去生命嘛?她才28歲，有一個一周歲大的孩子，在出事的前一些日子，她正想買一輛汽車，問我買個什么牌子的好;那天下大雨，我順路送她回家，她還給我留下了一把傘。她那么開朗，那么年輕，那么青春活力，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她給父母按揭了房子把他們從農村接到城里來，她的去世一下子將未來毀滅了，她的父母因失去了按揭貸款的還款來源，不得不帶著失女的悲痛返回了農村。在時下的中國，一個人的死去是不會對體制有絲毫的觸動的，“五加二白加黑”依舊而且變本加厲地存在著，活著的自嘲為“金融民工”的人們依舊為了貪得無厭的金融資本奉獻著血和淚。我不知道別的行業怎么樣，我所在地區的一些金融機構經常爆出某某突然離世的新聞，包括一些我曾經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按理說，象“五加二白加黑”這樣反智且血腥的提法是不應該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因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諷刺和嘲笑，因為八小時工作制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和對人類的貢獻。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時期，為了掘取更高的利潤和價值，資本家會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來強化對工人的盤剝。當時一位資本家的監工狂妄地稱：“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伙子，在這里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不堪重壓的美國工人階級開始了爭取八小時工作權益的英勇斗爭，當時的美國工人流行一首“八小時之歌”，其中唱道：“我們要把世界變個樣，我們厭倦了白白的辛勞，光得到僅能糊口的工餉，從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我們要聞聞花香，我們要曬曬太陽，我們相信：上帝只允許八小時工作日。我們從船塢、車間和工場，召集了我們的隊伍，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歸自己!”一八八九年七月，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召集的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巴黎隆重開幕，這次大會把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斗爭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也一直把爭取八小時工作制作為斗爭爭取的目標，一九二八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的十大政綱之一，便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并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上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后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的發展，并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一九四○年一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主張進行了比較，指出二者不同的部分中包括“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靠著這些為人民謀民生幸福的政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獲得人民的空前支持，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并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八小時工作制也逐步落實給人民，履行了它莊嚴的承諾。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對這一制度進行了法律確立：“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一九五二年政務院頒布的《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中規定為保證職工健康，“應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堅持貫徹8小時至10小時工作制，一切較大的公私合營工礦交通運輸企業均應盡可能實行8小時工作。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均應受到嚴格的限制。”那個時候，八小時工作制是新中國的一種重要象征，工人階級為了保衛這一來之不易的權益，與任何有可能導致這一權益喪失的情狀進行自覺抗爭，長期在中國生活并參與和見證了中國革命歷史的美國人李敦白在他的著作《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中記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運動時期的一些片斷，他說那個時候的大部分老百姓對部分知識分子攻擊中共都持反對態度，“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李敦白的回憶錄從另一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八小時工作制是新中國區別于舊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那時的工人階級是比較普遍地享有這一制度福利的。那時的國家領導階層也非常看重工人的工作權與休息權的合理配置，如國家主席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反復強調“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他還說：“革命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于疲勞。現在要保證大家身體好，保證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干部都要身體好。”把身體好做為第一要務來強調，放在學習和工作的首位，體現了一個時代的人性關懷和社會主義本質的價值取向。

　　為什么如今會出現“五加二白加黑”這種社會現象呢?一方面說明中國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完全壓倒了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已經可以毫無顧忌地推行它的價值觀了，而目前中國的資本主義又處在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當初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歷史節點上，必然要靠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來滿足資本追逐高額利潤的欲望，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感到愈來愈困乏、愈來愈容易過勞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經過長期去社會主義化的思想清洗，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丟掉了自我解放的利器，失去了明辨方向的能力，完全淪為了資本的奴隸，在資本的逐步加壓之下再也挺不直腰桿，這進一步助長了資本剝削的力度和瘋狂。資本在中國的盤剝是最少受到阻力的，甚至會獲得某種支持，因此，無論什么赤裸裸的剝削損招出現，都會暢行無阻，富士康的工人寧愿選擇跳樓也不會進行抗爭，太多太多的工人寧愿過勞死也不會對不合理的工作制度說不，甚至于在未死之前還竭力地維護著這個制度，贊美著這個制度。這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社會現象啊!更可怕的，一些這樣的剝削措施竟然都是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以各級黨團的面目推行的，很多對歷史不甚了解的年輕人把自己的不滿都遷怒到社會主義那里去了。我經常在跟一些年輕人交流時，發現他們對“社會主義”這個詞表現得非常反感，當我試圖解釋時，我越來越發現我的努力常常變成一種徒勞，他們會氣沖沖地反問我：難道這一切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嗎?這真是個矛盾叢生的社會，你渾身長滿嘴有時也解釋不清那些錯綜復雜和糾結。每次聽到“五加二白加黑”這個鬼東西的時候，我都會想起小時候那個熟知的故事“半夜雞叫”，那個為了讓長工們早點下地干活不惜裝雞叫的周扒皮，比起現在“五加二白加黑”真是小兒科啦，周扒皮也沒有公然讓長工們半夜起來干活，而是想了個學雞叫的餿主意，而現在的資本就可以公然宣稱“五加二白加黑”，而且還腰桿兒繃直，腔調兒高昂，理直兒氣壯，把周扒皮能甩十條街。

　　八小時工作制是中國共產黨人奮斗的政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涵，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標志，它不僅要落在紙上，更重要的是要讓工人階級實實在在地享受到這種福祉，而所謂的“五加二白加黑”卻是對社會主義者奮斗初心的背叛和打臉，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拋棄和抹黑，工人階級覺醒的那一天，人們會象“半夜雞叫”里的長工痛打周扒皮一樣把它打得屁股開花。我們應該對“五加二白加黑”這個惡鬼當頭斷喝：揭開你的畫皮吧!你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你是資本的獠牙和利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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