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打壓勞工組織也好，北京人口政策驅使也好，或是皮村村委想從新一輪土地升值中獲益也好，工友之家被驅逐，體現的是資本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漠視和踐踏。工友之家的創辦者從初踏北京，從二環到五環六環，雖被資本排斥得越來越遠，卻在創造勞動文化的路上越走越寬。被打壓的環境始終都存在，要開拓的路子繼續撥開。任職工友之家的呂途老師通過在勞工領域的長期觀察和實踐，梳理新工人的處境，追溯往昔集體經濟的利弊，探索勞動的可能形式，對城市、鄉村的合作經濟和文化寄予厚望。愿工友之家渡過資本的寒冬，迎來勞動者的春天。工友之家逼遷事件請點擊文末延伸閱讀。
正文
資本文化主導的年代：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成為受害者
根據國家統計局于2016年4月28日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全國打工者的數量為27747萬人。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也是一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群體：在這近3億打工者中，8600萬人從事著制造業，我們穿的、用的都是他/她們制造的;5800萬人從事建筑業，我們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鐵路都是他們建設的;2000萬人從事家政工，她們照顧著別人的孩子、別人的老人，卻見不到自己的親人。這是一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群體：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全國有農村流動兒童達3581萬，在農村他/她們見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們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權利。
打工群體的狀況不容樂觀，我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做了這樣的概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們的工作很不穩定，平均一到兩年換一次工作，換了工作之后發現天下烏鴉一般黑;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們在城市買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甚至借錢在老家的鎮上買了房子，或者在村里蓋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個回不去的“家”，因為必須在城市打工才能維持生活;打工者結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們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學校入學，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撫養照顧，有一些干脆長年學習和生活在寄宿學校里，城市和企業急功近利使用了廉價勞動力，但是拒絕支付社會成本，社會把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無償地轉嫁到留守老人的身上;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們在城市被稱為“流動兒童”，從名稱上看就好像他/她們要重復父母的命運。農業是人類的生命線，人活著要吃飯，而且不能吃有毒害的食品;農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萬物，包括人，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沒有了農業和農村的健康發展，任何城市的發展建設都是無根的、虛幻的繁華。但是，今天，中國的農村大地卻是被我們拋棄的地方，是被圈地運動剝奪的地方。
下面我用社保數據來說明一下打工者成為受害者的具體證據。閱讀《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時發現，報告中沒有關于農民工參加“五險一金“的比例的相關數據，而這個數據從2009年到2014年是有的，匪夷所思。2015年報告中繼續保留了“簽訂了勞動合同”的數據，而簽署勞動合同的打工者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
同樣匪夷所思的是，看2009年這一欄，42.8%的打工者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是只有7.6%的人有養老保險，只有21.8%的人有工傷保險，我們不僅要質疑，這勞動合同里面到底寫了啥啊?在這個事情上我有點兒發言權，當初為了撰寫《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中“工廠文化”的章節，我去工廠打工體驗。通過勞務派遣公司被派遣到蘇州一家臺資廠之前，勞務派遣公司和我簽了勞動合同，叫“實習協議書”。填寫的時候是在廠子大食堂的餐桌上，派遣公司的橫眉立目的工作人員吆喝著，指示我們什么地方填什么，然后讓我們簽字上交，整個過程的時間很短很短，我們不可能有時間閱讀完協議書內容，閱讀完也不一定理解，當然更談不上是否同意里面的內容了。但是，我們必須填寫并且上交，而且，我們只填一份，上交了之后我們手里是沒有備份的。我當時跟著大家做著同樣的事情，無論一個人懂不懂法律，在那樣的沒有地位和話語權的資本霸權氣氛之下，任人擺布。我想，我的這個親身經歷應該可以解釋上面的質疑了，我的確簽了勞動合同，但是，這個勞動合同和我的權益沒有任何關系，其實還用來損害我的權益，因為我清晰地記得協議的最有一條：“如果工作不滿一年將扣除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一個工人是否有勞動合同和是否進入國家社保體系不是一回兒事情。但是，這些是不會有人給工人解釋的，也不屑于給工人解釋，而且工人也沒有任何地位和資格去詢問任何問題。現在打工者和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的意義只是用來證明了勞動關系。工人對勞動合同的內容是沒有發言權的，其實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雇傭勞動合同這一個過程有兩個層次的含義：(1)工人從憲法中的領導階級變成了被雇傭的勞動力;(2)由于工人實際上失去了政治地位，因此，在做勞動力的過程中也是沒有發言權的，工人在接受了做為被雇傭的勞動力的這個現實的情況下無力影響合同中的內容，甚至無力維護合同中規定的有限的權利。
上面表格里面的2014年數字的第三行，打工者中參加了工傷保險的人數只有26.2%，也就是說，對于大多數工友來說，如果受了工傷，手指頭被切掉了，因為沒有工傷保險，他的治療和賠償都得不到保障。下面的這段記錄是北京皮村一位家具廠木工的真實記錄：
“2016年4月15日那天，在木工車間，老周在打線，老周的侄子抱著手跑過來，他的手指被立刨打掉了。我們立刻去立刨那里找手指，但是手指被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連渣都找不到了，只能看到他走過的路上的一滴滴的血跡。老周的手指也少了一節，那是他20多歲的時候被機器打掉的。老周是湖北人，2010年帶著兒子、侄子和外甥在這家家具廠包下了下料這個工序。第二天上班后，各種機器已經轉動，工友們各自干著自己的話，老周正在用他那9根手指做著示范動作，手把手的教兒子怎樣操作那臺只停了半天的每年都會切掉至少一根手指的立刨機。下了班我問老周的兒子：‘你爸的手指掉了，你堂哥的手指也掉了，你不怕嗎?’，他硬聲聲的回了句：‘活著干，死了算，有什么好怕的。’他堂弟那根打得粉碎的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他將會和木屑一起做成板材，做成高檔別墅里的一個漂亮的柜子。一周后，老周兒子在用平刨刨很小的木料時碰到了手，還有一半指甲在，醫院里還是給截了一節，說是不好縫合。我有點自責，同樣是木工的我不該問他‘你怕不怕’這些不吉利的話，真的出事了，真的不怕嗎?真的死了算嗎?我沒有敢去看他。”在皮村，工友上社保的比例幾乎為0，老周承包了那個工序，老板可以很理直氣壯地說這和他沒有關系，如果想要到賠償只能通過打官司。這個悲慘的故事中，有很多悲慘的環節，在我看來，最悲慘的地方是資本文化的內化，勞動者內化了讓他們深受其害的文化本身：勞動的價值是低廉的，勞動者付出的身體代價要由勞動者自己承擔。
在工廠里，工人的數量占大多數，無論資本家和管理人員如何地貶低工人，他/她們必須依靠工人的勞動。他/她們對工人的領導權不是通過“消滅”工人，而是通過獲得工人的“同意”。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壓迫的傳遞者和被壓迫者似乎都認同這樣一個道理：老板花錢雇人，那么受雇傭者就必須接受一切。受雇傭者不受尊重，因為能用錢買到的就只是“東西”。工人受到了壓迫，但是可能不僅不與壓迫者做斗爭，反而去壓迫其他工人，弗萊雷這樣解釋這種情況，被壓迫者受到壓迫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一定是反抗，而是“幾乎總是想讓自己成為壓迫者，或‘次壓迫者’……被壓迫者采取了‘依附’壓迫者的態度。……這并不意味著被壓迫者不知道他們被踐踏……(只是這個時候)被壓迫者渴望的不是解放，而是認同壓迫者一方。”內化壓迫文化是對被壓迫者最深重的傷害和壓迫，這也是資本/工廠文化蓄意實現的目標，工人在這種文化下被程序化了，遵循壓迫者的旨意行事。
工人是勞動的創造者，理應公平享受勞動成果并且獲得應得的尊嚴，但是今天，工人卻成為受害者。使勞動者創造者成為受害者的途徑是兩個：第一個是硬功夫，通過強制手段讓工人服從;第二個是軟功夫，就是讓工人內化使其受壓迫的資本文化和強權文化。
公有制經濟下的工人文化：美好的追憶和歷史的包袱
曾經有過那么一段歷史時期，就是中國建國初期，國企工人被稱之為老大哥和國家的主人，而現在，這些老工人成了下崗工人和退休工人。不僅老工人的輝煌不在，而且，有人用各種說法通過否定公有制和集體經濟來抹殺老工人曾經擁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曾經擁有”是有很大分量的;如果“曾經擁有”，但是今天卻失去了，我們才可以追述失去的原因和過程;如果“曾經擁有”都被抹殺了，那么那種“存在過”的力量就沒有了。
在《女工傳記》中，我訪談了幾位國企女工，我這里摘取片段，從中我們可以追憶過去工人文化中積極的方面和消極的方面。
薛姐的故事
薛姐1955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的農村。高中畢業，做過10年村小的民辦教師，后來去哈爾濱市的大集體和國企做工會的領導干部。下面是訪談薛姐的部分訪談故事：
1984年到2001年，薛姐在哈爾濱一家火柴廠工作，屬于民政系統的企業，有將近300職工，其中有100多名殘疾人，大多數是聾啞人。啞巴雖然不能說話，但是參與勞動沒有問題，開會的時候有個會啞語的做翻譯就可以交流了。
80年代的時候，女工比男工多，90年代以后引進機械設備，男工比原來多了一些。男女工資沒區別，健康人和聾啞人的工資也都是一樣的。薛姐一直做管理工作，各個科室都干過，工資是50多塊錢。火柴廠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按事業單位的工資走。每年漲工資，一年漲幾塊錢，工人評級，升一級好像漲七塊多。廠長也按照級別逐漸往上漲。那個時候的廠長絕對有范兒、有魄力，一廠之主，像一家之主一樣的。
薛姐記得她們的大廠長好像是學包裝裝璜的，函授學校畢業的;副廠長挺年輕的，好像是學經濟管理的。廠長有專車，是一個小破吉普，有的時候是小貨車，前面拉領導后面拉貨。廠長會議多，經常出去開會，廠長一回來大家都靜悄悄的，爬那里趕緊好好干活。遇到任務緊急的時候，車間人手不夠，管理人員全下去參加勞動，廠長也下去;如果晚上加班一宿，廠長和管理人員也跟著加班一宿。那個時候的廠長真有范兒，拿的薪水不多，付出的勞動不少。工人之間講感情，很團結，你這塊活兒多，他那邊干完了就去幫你干點兒。大家對公共財務和設備也比較愛惜。真是挺好的。
管理很正規。每天工作8小時，早上8點上班， 11點半到12點半休息1個小時;下午上班到5點半。各部門都有考勤，遲到和早退都是要扣工資的。勞動部門來廠里組織《勞動法》學習，學習完了之后要求干部和職工按照法律要求辦事。
管理都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上面開個會說現在有什么什么精神，回來廠長找辦公室主任把它形成一個文件，在工會上宣讀一下，大家提提建議，完了回頭就基本落地了，就按照這個執行了。比方說，醫療費報銷標準，住院的按75%報銷，在什么樣的醫院按75%報銷，哪些藥費包括在內等等，上面有一個大概的框框，然后到了企業層次通過工會來討論和明確一下，然后就執行。
各項職工福利和活動都是廠里組織和安排的。廠里有托兒所、食堂和職工衛生所。托兒所是免費的，辦得很不錯，有幾十個孩子，有個小活動場地，滑梯什么的都有，那個時候所有的企業都有這樣的配套服務，國家有要求的。體育運動會和文藝演出也都有，還都要參加比賽的。工會定期組織各種活動，還發電影票。乒乓球臺、籃球架都有。
后來，出現很多問題，貨源問題、三角債問題，企業越來越困難。最后職工工資都不能按時支付。一到開支之前，廠長必須得召開一個銷售會議，抓緊清賬，好開支。因為欠貸款，你得去銀行看著，否則很可能一筆貨款通過法院直接給你截走了。
1998年，企業開始醞釀改制。2000年，私人老板一分錢不用給，零價買斷火柴廠，直接接手了。當時拖欠職工的賬目都經過公證處公正了，但是那個私人老板也沒給。后來，找老板都找不到了，換了幾個老板，沒人管你了，賬目可能都沒有了。
薛姐說：“不愿意回顧這些事情，往事不堪回首。我是一個認真的人，領導指到哪兒，我就干到哪兒。改制完了，火柴廠變成一個私人企業了，換牌了，翻牌了。托兒所和衛生所不是在改制以后沒的，在企業90年代的‘升華’的過程中就自滅了，不知道原因就沒了。我都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托兒所的那些小床，衛生所那些玻璃的裝藥的小柜子不知道怎么就都沒了。籃球架哪兒去了?乒乓球案子哪兒去了?都不知道了，就都沒有了。”
針對國企的改制，我和薛姐有這樣一段對話：
呂途：“聽你的描述，企業開始運轉得挺好的啊，怎么就運轉不下去了哪?”
薛姐：“等到后來我也確實發現了，就像現在說的似的，干的就不如看的，看的都不如搗亂的。風氣有點不太正了。”
呂途：“那這種風氣的轉變你覺得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原來大家都挺好的，風氣怎么就變得不好了哪?”
薛姐：“我也覺得好像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隨著技術和設備的進步，人們的思維可能就復雜了。”
呂途：“技術進步了，我們的風氣反而不好了?按理說，技術進步了，我們可以生產出更多更好的東西，那我們的財富就會積累得更多，那我們的生活應該變得更好，結果反而變得不好了。會不會是因為整個大的社會風氣的影響?比如說，當社會上存在少干多得的時候，這個風氣就會帶到我們廠里。”
薛姐：“我覺得有直接關系。過去大家都是在一個起跑線上，等到后來，八幾年到九幾年以后全變了。”
呂途：“比如說，如果廠長還像以前一樣，跟大家一起來到生產線干，干不完了跟大家一起加班，我就不相信那些耍滑的他們會得逞。”
薛姐：“對。另外吧，一個企業在運作的時候，有很多關系戶的，一點一點的這事情就復雜了。廠長需要拉關系啊，銷售人員開始拿回扣啊，就變化了。”
呂途：“企業出現困境，為什么非要改制呢?為什么一定要變成私營的呀?
薛姐：“虧損。當時就說，誰有能力使這個企業扭虧為盈，誰有資金使這個企業復活起來，誰就來管理這個企業，逐漸的就走到現在了。我不知道受什么影響，肯定受了什么影響，所有的企業稀里嘩啦全下來了。不過，大家也都看到了，企業的領導，特別是企業的一把手肥透了。那個時候搞更新改造，今天整一個項目改改，明天整一個項目改改，上項目啊，越上項目企業越不行了，你越上項目貸款越多，貸款越多企業就虧損，入不敷出了。我親眼看到企業從挺發達、到沒落、到最后停產、到破產、到翻盤成了私企。職工都有感嘆，和共產黨的干法不一樣了，在私人企業里，你有技術有能力的確實能掙點錢，但是你辛苦得多、付出得多很多。就跟給你喝了麻醉藥一樣，按照人家的安排一步一步走了過來，就像當時跳忠字舞沒想到會荒廢學業，現在改制你也沒考慮到企業職工的生存情況。最感觸醫療這塊啊，職工在單位看病、吃藥多好，又能報銷、醫藥費也不高;現在這醫藥費升得這么高。那些人先了解和掌握情況的，該做的都做了，利用這個機會可以發一個財，吃虧的都是老百姓，現在有多少老百姓能買得起房子的啊。”
歷史已經過去，追述不是為了回到過去，也回不到過去。我的這段片段式的簡短追述的目的是：(1)在集體主義之下，工人可以獲得公平的經濟待遇和勞動者的尊嚴，沒有必要聽到“集體”就產生排斥;(2)集體主義如果完全通過自上而下來貫徹，必然產生官僚主義和遏制工人民主;(3)當工人只拘泥于獲得和享受工人的優越待遇，并且由于主、客觀原因沒有產生主體性，那么被賦予的東西也可以被輕易剝奪。
合作文化與合作經濟：受害者成為開拓者
工友之家創辦的工人大學，學員合影。
提到合作和集體，現在有很多負面的歷史包袱，會聯想到建國頭三十年的國企和人民公社。國企在90年代紛紛解體，占霸權地位的話語是說，國企工人吃大鍋飯、效率低、企業虧損，所以解體;人民公社也以包產到戶的形式給解散了，同樣的邏輯，說農民集體勞動、平均分配，導致沒有生產積極性。從城市到鄉村，不僅國有和集體經濟被瓦解了，更為嚴重的是，對集體勞動和合作經濟的負面宣傳，使得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對“合作”和“集體”這兩個詞產生了條件反射一樣的反感。一提“集體”就會想到“專制”，一提“合作”就會想到“大鍋飯”，這就是文化的強大威力，無論你是否經歷過，把那種思想認識灌輸到你頭腦里面以后，就會產生影響。其實，“集體”有可能是專制的，也有可能是民主的;而真正的“合作”一定是民主的。所以，這篇文章希望通過對現實的描述來提示大家，資本霸權把底層人打成一盤散沙之后，打工者成為了受害者，所以，現實證明了不合作的惡果。也許有人說，不是不合作的惡果，是不民主的惡果，對這個問題的探討超出了本文的范疇，我簡短來回應的話就是，這樣質疑的人如果用美國式的民主做為民主的典范的話，我的反饋是：美國人中間七分之一的人靠救濟生活、六分之一的人沒有醫療保險、十四分之一的人在監獄里。
思想認識來源于哪里?一個是被灌輸和吸收的二手信息，還有一個是眼見為實的現實。今天的社會環境之中，合作經濟的實踐少之又少，文化認識就失去了基礎。這就是這篇文章在倡導合作經濟的時候用“開拓”的原因。
如果我們想要有出路，我們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為工人，卻認為只有成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沒有出路。我這樣說不是不希望大家創業當老板，是因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其次，這樣的邏輯下，不僅不會去爭取做工人的應得權益，甚至會認同老板對工人的剝奪。第二，自謀職業表面上的確自由了很多，但是，從勞動時間上看，很多時候是比在工廠更加嚴重的自我剝奪，比如說，一個打字復印店可能開門的時候超過15個小時;做淘寶店的可能隨時掛在網上，一天都不敢休息。第三，當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為了“養家糊口”的時候，可能大家都過不上好日子;第四，當所有人都抱著“過客心態”的時候，我們不擁有現在，也沒有未來。
現在來看，改善打工者的現狀和未來，有兩個現實的可能性：一個在企業內部，通過集體談判協調勞資關系，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一個在企業外部，創造合作型的勞動關系，為窮人謀求一條集體發展的道路。創辦新工人的合作經濟/團結經濟/社會經濟，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農村，涉及的領域可以包括：社區服務、住房、育兒、教育、生態農業、資金互助等等。而無論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前提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是誰”和“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決定著個體的選擇，而“做什么樣的人”不僅決定了個體的命運，也決定著社會的命運。如果打工者認同自己是“農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命運，如果爭取做“新工人”，就成為成為了主動爭取自身和群體權益的一員。“做什么樣的人”是一個人的文化本質，而文化決定方向和命運。
我們應該“在斗爭中求團結”，在建設中找出路。如果我們只是熱衷于去反對和反抗，但是卻不能給出我們提倡什么，不能給出我們反抗后建設什么，那么也是不負責任的。讓人欣慰的是，經過10多年的探索，城市和鄉村都開始涌現一些給窮人以出路的實踐。在城市是：社會企業;在農村是：合作社。
延伸閱讀
1.皮村工友之家“飄搖” 或因集體土地之爭，
http://data.tsci.com.cn/News/HTM/20161222/1001387124.htm
2.《告急：讓“工友之家”的歌聲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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