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是伴隨著農村集體化的解體和城市產業的集中發展而產生的，他/她們從農村到城市謀生和生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將近3億的打工者卻面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的沒有出路的境地。現實生活的沒有出路，比人帶來精神文化的迷茫。同時，超長的工作時間和一盤散沙的生活也使得這個群體面臨業余文化生活匱乏的狀態。政府、社會和新工人自身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認清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提供日常文化服務兩個角度去著手。

　　1、新工人群體的整體狀況

　　2006年3月27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1]，該《意見》中對這個群體進行了定位，定義這個群體是“一支新型勞動大軍”， 并且“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從它所包含的群體來講，人們也稱之為“農民工”或者打工群體。在這里我們拒絕使用“農民工”稱呼，因為我們認為：從事農業就是農民，在城市工作生活就是工人或者市民，使用“農民工”隱含著一種身份歧視，并為剝奪打工者在城市的權利找到了借口。本文中，新工人、打工者和農民工是可以互換的概念。

　　使用“新工人”這個概念有下面幾層涵義：

　　首先，用于區分過去的老工人。今天我們新工人爭取的很多東西是過去老工人曾經得到過然后又正在失去的。 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李靜君(Ching Kwan Lee)寫了一本書在國外很有影響，書名是《違法/依法》(“Against the Law”)，書中對比了國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她稱呼老工業區為“生銹帶”(rustbelt),稱新興工業區為“陽光帶”(sunbelt)。她認為在生銹帶，老工人所擁有的是一種“社會契約”，當他們出現問題的時候找單位、政府和國家;而移民工所擁有的是一種“法律契約”，當他們出現問題的時候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我同意這樣一種觀察，不過我們不能忘了，法制并不是孤立的，現在保護工人的法律一一出臺而且正在完善，但是損害打工者權益的事件卻層出不窮，而且打工者維權也是步履艱難。可見新工人要依靠法制，但是社會的進步又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健全。我訪問過一位過去的紡織廠的老工人，她告訴我：“我們那個時候都特別聽領導的號召，領導只要下達任務，我們起早翻大門進廠趕任務，工資也不多拿，就是那樣一種熱情。后來廠子被承包了，廠長給我們這些固定工人放假，去雇傭那些從農村來的臨時工，一切都變了。”在這簡短的一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1)工人不是工廠的主人，因為工廠承包給私人沒有經過工人的同意;(2)工人當時的工作熱情不是靠收入調動起來的：(3)當時社會上還存在很大的社會差異，有固定工作的工人處于經濟、社會的優勢地位，而且有“世襲”的味道，正因為這樣的地位不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得來的，因此也就輕易被剝奪了。

　　第二，“工人”和“打工的”這兩個詞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工人這個詞從歷史上講還是被賦予了一定的主體性的含義，它代表了一種主人翁的社會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個被雇傭的勞動者。

　　第三，“新工人”是我們的一種訴求，它不僅包含我們對工人和所有勞動者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于2016年4月28日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數據，全國打工者的數量為27747萬人。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也是一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群體：在這近3億打工者中，8600萬人從事著制造業，我們穿的、用的都是他/她們制造的;5800萬人從事建筑業，我們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鐵路都是他們建設的;2000萬人從事家政工[3]，她們照顧著別人的孩子、別人的老人，卻見不到自己的親人。這是一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群體[4]：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全國有農村流動兒童達3581萬，在農村他/她們見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們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權利。

　　打工群體的狀況不容樂觀，我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做了這樣的概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們的工作很不穩定，平均一到兩年換一次工作，換了工作之后發現天下烏鴉一般黑;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們在城市買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甚至借錢在老家的鎮上買了房子，或者在村里蓋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個回不去的“家”，因為必須在城市打工才能維持生活;打工者結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們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學校入學，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撫養照顧，有一些干脆長年學習和生活在寄宿學校里，城市和企業急功近利使用了廉價勞動力，但是拒絕支付社會成本，社會把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無償地轉嫁到留守老人的身上;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們在城市被稱為“流動兒童”，從名稱上看就好像他/她們要重復父母的命運。

　　2、新工人群體文化生活的現狀　　

　　2.1 迷失是新工人的整體精神狀態

　　新工人群體現在最突出的文化狀態是“迷失”。新工人最大的迷失是，明明農村和鄉鎮是回不去的，因為農業生產根本無法維持生計，而且鄉鎮也少有就業機會，但是很多打工者花掉自己畢生的心血、甚至預支自己未來的收入在田間地頭蓋起了小樓、在鎮上買了公寓房。2010年9月3日我在四川省鄰水縣斑竹村進行調研，當我在稻田邊一座四層小樓里訪談一位81歲的孤獨老婆婆，同時看到外面墻上“新農村建設”的標語的時候，我腦海里浮現出一個滑稽的概念：建設的是“新農村養老院”。再往下想，如果這些房子將來能夠成為養老院還好，但是我不認為在外打工20年、30年以后打工者會回到幾十年以前在田間地頭建設的房子里。也就是說這“養老院”也只是一種臆想。這種把“不可能”做為未來和寄托，把“臆想”當成現實的現狀是讓人非常痛心和悲哀的，這也是我說的“迷失”的表現。這種迷失狀態讓我們不能擁有現在，更不能創造未來。　　

　　2.2 打工者的“過客心態”

　　“過客心態”是打工群體迷失的最顯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廠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區，生活條件都非常差，但是，因為大家都以為打工生活只是暫時的，所以就可以將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過客心態，會讓我們不去爭取很多的現實需求，比如：對居住權的要求，對居住條件和環境的要求，對子女在城市義務教育權的要求。在工作中的過客心態，會讓我們不去爭取工人應得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過客心態讓打工群體沒有任何抗爭的動力和談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種勢力和利益群體牽著鼻子走。事實上，從居住地的穩定性來說，打工者傾向于在一個地方落腳的趨勢是明顯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調查就發現，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數，很多在深圳和廣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經在那里“暫住”10多年，甚至20多年了。打工者的“過客心態”看似是一種無奈選擇，其實卻正是資本霸權的勝利，資本本來就是“過客”，它的目標永遠指向最廉價的勞動力，而打工者的過客心態完全符合資本的邏輯，迎合和支持了資本的擴張和逃離。

　　2.3 沒有業余時間

　　很多工友上班時間長、加班多，所以幾乎沒有業余活動的時間。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5]，打工者月從業時間平均為25.2天，日從業時間平均為8.7個小時。日從業時間超過8小時的占39.1%，周從業時間超過44小時的農民工占85%。2009年的監測報告[6]中，還有下列統計數字：制造業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58.2小時，建筑業59.4小時，服務業58.5小時，住宿餐飲業61.3小時，批發零售業59.6小時。

　　下面是2009年筆者主持的《打工者居住狀況與未來發展調查報告》的調研結果：

　　· 在北京城鄉結合部居住的打工者的情況是這樣的：在北京皮村，很多工友自己開店，為了多些收入，每天工作12到18個小時，而且沒有休息日;一些工友打零工，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都不固定;還有一些工友在廠子里上班，皮村一般都是幾十人的小廠，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比打零工相對固定，但是工作時間也很長，每天平均工作時間是9.6小時，每個月平均休息兩天半。

　　· 從每天的工作時間上來說，住家家政工平均每天工作的時間是最長的，平均15.2小時。大多數都是每周休息一天，也有根據需要而定的，也有個別的沒有休息日的。

　　·在蘇州和深圳的打工者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差不多。蘇州工作狀況是每天平均工作時間為9.8小時，每月平均休息的天數是4.9天。深圳的工作情況是每天平均工作時間為9.4 小時，每月休息的天數是5天。

　　上文詳細描述了打工者幾乎沒有業余生活的工作和生活狀態。由于對絕大多數打工者來講，打工是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不打工就無法謀生，打工者在工作中所從事的事情往往不是自己主動喜歡做的事情，也就是說，打工者不僅在經濟上貧窮，而且在幸福感上也很貧窮。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擁有最多財富的人，而是擁有最多可以由自己來支配的時間的人。當一個人可以擁有很多時間來做自己喜歡和愿意做的事情，這個人一定是很幸福的人。還有，也是更重要的，“沒有時間” 也意味著一個人失去了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力，因為沒有時間思考也沒有時間和機會進行選擇。

　　2.4 業余生活單調

　　即使工友有了一些業余時間，也會由于各種因素的限制而沒有豐富的業余生活，這些限制因素包括：(1)沒有合適的業余活動的場所;(2)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承擔娛樂消費;(3)休息時間不固定，就算有了業余時間也不知道該如何打發。

　　一份貴州省的打工者業余生活調查[7]顯示，在工友的業余生活內容中，“看電視”排第一，“睡覺”排第二。在2012年“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座談會上，共青團貴州省委發布了對該省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的結果。數據顯示[8]，逾七成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的業余生活內容“不太豐富”或“很單調”。其中79.12%的受訪者在工作之余選擇看電視或睡大 覺，而“業余時間學習或參加培訓”的只有17%，去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或紀念館的不到5%，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打撲克、上網等簡單的娛樂活動上，主動參與學習型活動的較少。

　　3、新工人積極文化的展望

　　打工者的工作體驗是做為勞動者的體驗，打工者的生活體驗是做為低層民眾的體驗，這些體驗是這個群體文化形成的物質基礎。那么，代表勞動者的基于勞動者生活和工作體驗的積極文化是我所說的“新工人文化”。下面我給大家講一下工友小葉的思想意識。小葉1990年出生，是陜西省安康市漢濱區人。他2006年初中畢業后出來打工。在東莞打工了5年。2010年來蘇州打工。2011年6月1日我訪談了在蘇州打工的小葉，我們討論對“自由”這個概念的理解。他給我講了他的工作現狀和認識：“我現在每天工作12個小時，然后上班、下班、洗漱、吃飯，時間就沒有了，然后就是睡覺。我不上班的時間都是在為上班做準備。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時間。我沒有自己的時間就等于不擁有自己的生命，生命都不屬于自己，我哪里談得上自由。”小葉通過自己的工作體驗和認識很好地詮釋了對生命和自由的最樸素的理解。這就是我說的新工人文化的基本元素。

　　用打工者聚居區北京皮村的案例來說明新工人文化建設的可能性。北京工友之家從2005年來到皮村，長期開展社區活動，探索社區工作和工人文化的方向和意義。皮村是一個典型的城邊村，本地人口大約1000多人，外地人口2萬人左右。下面這個列表簡單總結了我們在皮村所開展的活動。這些活動充分反應了我們的文化狀態和文化訴求。

　　新工人個體和群體的思想和認識決定了自身和群體的命運，也決定著中國的未來。這樣說的思想基礎是：一個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最后必然像美國一樣走向霸權、戰爭和貧富兩極分化。一個充滿希望和生機的社會、一個追求正義和公平的社會必須是一個以勞動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具備勞動者的意識，但是新工人應該在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下，主動承擔起發展和壯大勞動文化的責任，否則，我們就看不到這樣一個文化形成的可能性。

　　[1] 《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資料來源于中央政府門戶網站，載http://www.gov.cn/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訪問日期：2012年3月31日

　　[2] 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28940738.htm

　　[3] 中國家政服務企業近50萬家 從業人員達2000萬人，http://news.china.com.cn/2015-02/28/content_34912979.htm

　　[4] 全國婦聯發布《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5/10/t20130510_24368366.shtml

　　[5] 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6/04-28/7851608.shtml

　　[6] “國家統計局(2009年)監測報告稱9成農民工勞動時間超標”， 載http://acftu.workercn.cn/c/2012/05/03/120503163217734425271.html

　　[7] “調查稱七成農民工業余生活單調看電視消磨時光” 2012年01月16日   來源：工人日報   李豐;趙福中, 載http://www.ce.cn/xwzx/shgj/gdxw/201201/16/t20120116_23003363.shtml

　　[8] “調查稱七成農民工業余生活單調看電視消磨時光” 2012年01月16日   來源：工人日報   李豐;趙福中, 載http://www.ce.cn/xwzx/shgj/gdxw/201201/16/t20120116_23003363.shtml

　　訪問日期：2014年2月20日

　　發表于《企業文明》雜志第8期 http://www.enpctn.com.cn/Item/160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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