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土耳其突發的軍事政變，簡直是和平年代的驚雷。軍隊或政府，對待工人哪家強?眾說紛紜，但實際上，在土耳其數年來歷次的政變中，工人的斗爭可謂在夾縫中生存，空間愈來愈小，腳步卻未停止過堅定。政治危機若沒有和經濟危機走到一起，必然會給工人運動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但只要經濟斗爭還有一絲火苗的堅持，就會給無聊的權力爭斗帶來不一樣的新鮮空氣與新的希望。
土耳其，作為一個長期對工人懷有敵意的國家，現在已有效地禁止了工人的罷工運動。
2014年5月，301名煤礦工人死于土耳其西部城市索瑪的一起煤礦爆炸事件。土耳其工人的困境由此引起了國際關注。
國際關注的焦點很快轉變。盡管土耳其政府最終批準了一項關于煤礦安全的國際協議，但重大改革勞動政策的希望還是由于權威的鎮壓而破滅了。事實上，在國家的援助下，對工人的資本攻擊加劇了。
土耳其對于工人來說確實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二年，12686名工人由于工作事故失去了生命。僅去年一年，就有1886名工人死于工作事故。在工業事故之后，礦工和建筑工人的抗議卻受到了國家安全部隊的催淚瓦斯和高壓水炮的鎮壓。
土耳其政府正侵犯工人的勞動權，阻止其使用其最有力的武器——罷工。在1月14日，土耳其聯合金屬工人工會(聯合金屬工人工會)，在與土耳其金屬雇主聯合會(MESS)的談判失敗后，在四十個工作地宣布罷工。在土耳其金屬雇主聯合會拒絕工會提高工人工資水平和均等的需求之后，大約有一萬五千名金屬工人準備參加1月29日和2月19日的大規模停工運動。
在1月30日，參與此次行動的雇主呼吁政府中止罷工運動，并引用了一條法律，如果罷工被視為“危害公共健康和國家安全”的運動，部長理事會可能會停止這一為期60天的罷工運動。
“推遲”罷工本身的能力同樣重要，法律規定，如果在六十天期限結束之前未達成任何協議，高級仲裁委員會可以根據任何一方的要求解決爭議。如果仍未達成任何協議，“工人工會的罷工將是無效的。”法律的反勞動偏見幾乎再清楚不過了。
土耳其金屬雇主聯合會呼吁國家支持企業主的行動并非沒有先例。自1980年的軍事政變以來，尤其是在過去的十五年，政府經常以國家安全法令限制工人。在2000年5月至2015年1月期間的十大罷工運動，由于公共健康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而被中止了。在暫時擱置金屬工人的罷工運動之前，在去年夏天，政府在土耳其最大的玻璃生產商?i?ecam的十間工廠中，制止了水晶業務工會(土耳其玻璃、水泥、陶瓷和土壤產業工會)中5,800工人的罷工運動。
事實上，在土耳其，罷工已經被禁止很長一段時間了。國家對用人單位的干預加劇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權力的嚴重失衡，給全國工人帶來了可怕的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一個能夠抵抗國家資本聯盟的左翼力量，但像金屬工人這樣的斗爭卻可以繼續擴大，并能把一場風氣松散的反對運動變成一場統一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工人們發起了一場又一場強大，而且越來越激進的工人運動。城市工人階級興起，與此同時，工會工人的數量大大增加，罷工運動急劇增加，工人們工作的環境改進得到了。雖然右翼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增長使右翼勢力和左翼勢力之間的斗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但是左翼思想在知識分子和大學校園中不斷受到推崇。
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土耳其悄然發生了。隨著1980年軍事政變的發生，對左翼勢力的又一打擊來臨了：在1982年由政變軍隊制定的憲法嚴重剝奪了工人和工會的權利，這一憲法在更大層面上來說，扼殺了公民的自由權和意見權。此后，對勞工組織的鎮壓促生了資本主義秩序混亂。
政變后另一個瓦解左翼勢力的戰略是土耳其-伊斯蘭合成的政府推廣，這是一種鼓勵土耳其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文化融合的思想。
隨著伊斯蘭民粹主義的興起——伊斯蘭主義福利黨（RP）挪用了左翼勢力的戰略與話語權，土耳其聯盟和左翼勢力由此失去了應有的權力。在20世紀80年代，工會的數量從七百多個減少至不到一百個，罷工運動也相應地下降了。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急劇增加。
只有當伊斯蘭主義福利黨(RP)的繼任者，土耳其當前執政黨和正義與發展黨(AKP)在2000年初上臺執政時，對罷工運動的襲擊才會加劇。在2001至2012年間，全國工會的密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盡管在最近幾十年內，工會化率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之間有所下降;土耳其國家的反罷工戰略，即使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標準，也是相當嚴格的，甚至受到了全球貿易勞工聯盟和歐洲工會聯合會的譴責。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土耳其目前在資本主義俱樂部中的工會密度最低，僅為百分之四點五。
但是盡管正義與發展黨反對工會組織，對其統治的第一次大規模挑戰并非是由土耳其的工會挑起的。相反地，在2013年的夏天，在伊斯坦布爾發生的加濟公園示威活動，發展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反對運動。最終，估計有250萬人將參加全國各地的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勞工聯合會最終支持了這些抗議活動，但是工人階級(以及傳統的左翼勢力庫爾德)組織，基本未參與這些抗議活動。
在索馬煤礦爆炸后的次年，全國各地掀起了工人抗議和示威游行的浪潮。然而，與加濟公園示威活動不同的是，在這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大規模的動亂。從根本意義上說，盡管加濟公園示威活動是對下議院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抗議活動，但是活動的參與者卻無法與建立與工會，在更廣泛意義上，更大的無組織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系。
就政治方面的因素而言，反對黨并沒有提供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因此無法嚴重威脅到正義與發展黨的霸權。在那一刻，盡管在2012年一個有發展希望的人民民主黨(HDP)的左翼勢力誕生了，正義與發展黨似乎在六月的議會選舉中仍將保持其在政治上的優勢。
和其他地方一樣，在土耳其，挑戰資本主義霸權的左翼勢力的復興必須形成一種植根于廣大勞動人民生活經驗的運動文化。但土耳其極其復雜的政治景觀展示了其在團結廣大土耳其左翼勢力時也有其自身的一些困難。
對于一股希望從1980年以來的沉睡中雄起的土耳其左翼勢力來說，緊緊抓住金屬工人的罷工運動——包含在侵犯公民自由權內的勞動權，婦女的社會權利，宗教和少數民族，記者，等等其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完全否定選舉政治的話,抓住這些力量至少需要在地方一級基層組織的優先次序——更準確地說是伊斯蘭主義福利黨和正義與發展黨在最近幾十年所采取的行動。共同行動起來以改善工人物質生活條件的權利，對于無論是加入工會的還是沒有加入工會的來說,應該是所有參與罷工運動的工人的戰斗口號。
土耳其聯合金屬工人工會工人們未來的美好生活畫面不久將會變得逐漸清晰起來。土耳其聯合金屬工人工會，土耳其進步工會聯合會(D?SK)成員之一，是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組織;在該法令頒布之前，工會領導人阿德南說：“這個聯盟中的斗爭將會從權利斗爭轉化為階級斗爭。”
罷工停息期的尾聲臨近了，金屬工人工會無疑會仔細權衡其有限的選擇權。在2014年的罷工暫停期間，玻璃廠工會控訴了政府和國際勞工組織，與此同時工人和他們的支持者舉行了抗議土耳其國務院的親政府的裁決的示威游行。結果，工會350名被解雇員工復職了,2003年和2004年的補發工資增加了,?i?ecam玻璃廠贏得了崇高的殊榮。但罷工禁令隨著談判而變得隱約可見了。
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受到長達數十年攻擊的大背景中，在限制工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的背景下，金屬工人的斗爭應該被視為整個土耳其工人的斗爭。他們的斗爭在扭轉國家工人運動的命運和重建土耳其左翼勢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載于雅格賓，破土編譯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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